近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在追踪研究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一些研究者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和哲学话语系统之内，而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之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其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被看作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被看作是一股反市场经济、反科技的“后现代”思潮，也导致了把一些本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谱系中的后现代思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主题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和理论宗旨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就突显出重新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性。

一、加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利于弄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与理论宗旨

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当代意义首先在于，只有通过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我们才能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什么性质的理论思潮，进而决定我们应当把它置于何种理论谱系之内进行研究。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1]应该说，佩里·安德森的这段论述是符合实际的。“一战”后，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西欧国家，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继失败。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西欧，革命却最终失败，现实的巨大落差引发了人们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思考一方面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引发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争论；另一方面出现了对流行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科学论的实证主义解读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并由此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的转换。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以及如何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行动的指南和方法，还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已有结论，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公式。对此，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2]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不在于死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如何正确地运用其辨证方法。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科尔施、葛兰西的支持。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而葛兰西则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非是某种决定论式的公式，而是一种历史方法论。“问题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遍的’因果律，而是要弄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挥相对经常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3]根据以上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当时共产国际在西方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反对在西方革命中教条式地照抄和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主张根据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他们看来，同俄国社会相比，西方的资本主义较为发达，西方资产阶级不仅利用其暴力机关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而且还利用其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向无产阶级输灌其思想道德文化观念，使无产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因此，对西方革命而言，革命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成熟与否，革命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采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时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革命精神的匮乏，它是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这就突现出意识形态斗争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批判功能的重要性。但是当时流行的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基础的知识论哲学，无法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性与现代性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真正关怀。由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阐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于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由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不同，因此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和理论模式，均不同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苏俄模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理论争论。这些理论争论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支配，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起就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其理论家或者作自我批评而留在西方共产党内，或者被开除出党，他们也被看作是“修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仿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突破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那么即便其理论可能存在着内在缺失，我们也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予以考察，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可以说这是我们正确研究、认识和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理论问题

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当代意义还在于，他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和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必将从根本上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认识。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应当从现代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他们指出，相对于近代哲学，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基本原则、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形态的根本转换。如果说近代哲学是以理性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并从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出发，把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并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将哲学的任务和功能看作是把握整个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则是以人类实践和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把纳入到人类实践范围内的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实现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可以说，近代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则是一种现代哲学形态的实践论哲学，只有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才能真正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哲学的这一原则区分，而是把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模式，从而钝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无法对抗商品经济的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导致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匮乏。针对这一现象，卢卡奇强调只有“总体性的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用孤立、静止和无批判的立场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不同，“总体性的辩证法”则坚持从全面和历史性的立场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从而把握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价值向度。同时，“总体性辩证法”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也决定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人类社会历史”；而科尔施和葛兰西则从哲学研究对象转换的角度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理解。科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明确肯定，外部自然虽然具有优先性，但它并非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外部自然只有纳入到人类实践领域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只能是作为社会范畴的自然。葛兰西则强调哲学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物质的物理、化学属性，它主要考察物质是如何被纳入到人类实践活动中，而成为人类生产力要素的。因此，决不能立足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根据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反映论都当作实证主义思想加以批判。在他看来，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4]而卢卡奇则把列宁的反映论看作是一种非辨证的思维方式，并必然导致思维与存在的僵硬对立；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强调立足于知识论模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回到已经被马克思所超越了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的近代哲学上了；葛兰西则是通过评论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来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证论的理论解说，指出由于布哈林脱离辩证法和实践，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建立马克思的政治和历史理论，那就只能导致形而上学或机械庸俗的唯物主义的错误。葛兰西还特别批评布哈林把自然科学方法直接引入到历史和哲学研究中，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取代历史辩证法的错误，指出这种企图把历史中的每一事件都归结为某种单一最后或极终原因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旧式的形而上学，忽略了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区别。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批判，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1）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还是现代哲学。与此相联系，作为近代哲学和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应该是怎样的。立足于近代哲学的视野，必然会形成知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必然会形成实践论哲学形态或价值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的这一理论问题依然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它关系到我们会用怎样的方式和哲学原则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个问题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是紧密相联的。知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的，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而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包罗万象的哲学，“自然”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正因为如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性特征。（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到底应该是作为辩证法的方法论还是一种体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到我们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应该是其批判价值性功能还是科学认识功能，这就突现出应当如何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认真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以上理论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

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当代意义还在于：它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的侧重点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他们也存在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从根本上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规定了其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认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或者是对他们的理论提出批评或者进行回应，在此基础上展开技术理性批判、社会批判和哲学文化批判，因此弄清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对于正确评判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一种现代哲学，他们是在两个层面展开这一规定的。一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他们通过批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实证论的解读模式，重新确立了实践论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之道为己任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或实践哲学本体论，他们的以上观点规定了“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二是强调上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必然要落实到社会和文化道德价值层面以及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实现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就是通过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的价值上升，人的价值被贬损并屈从于物这一异化现象；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则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强调日常生活批判、文化道德价值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对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讲的文化心理革命主要包括技术理性批判、文化价值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找寻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之路。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和社会文化批判又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光大。

首先，我们探讨“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前所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一种近代意义的实证科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向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回应，这种回应既有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有批评和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均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均把研究的问题域指向了社会历史领域，这一点在阿尔都塞、弗洛姆、萨特身上最具代表性。阿尔都塞从“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论”这一理论总问题出发，通过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历史观关系的考察，强调马克思对于近代哲学的断裂性以及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革命意义，强调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新大陆为历史科学；弗洛姆则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做法，结合精神分析学找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中介环节；萨特则通过对“人学辩证法”和“历史人学”的论述，进一步突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向度。从批评和理论研究重点转向的角度看，阿尔都塞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工具，具有其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是并不能由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理论的重点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内涵以及与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与阿尔都塞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则是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以保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清晰性与严密性。因此，他们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向度和价值性不同，他们则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向度，这种理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看作是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反拔、对话与回应。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二战”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进一步朝着高生产、高消费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为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制造和人的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这种需求并不是人们的自主需要，而是一种被控制的需要，这使得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把商品消费作为幸福本身来体验，这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心灵世界已经处于被支配的境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总体化、一体化的现象。面对个体被社会总体所吞没这一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结合现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哲学理性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从哲学理性批判看，他们主要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并把实证主义哲学等同于技术理性，通过这一批判力图建立以否定性为特征的辨证理性；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他们主要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总体异化特征和单向度性；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看，他们通过对文化工业、以消费为目的的大众文化的批判，力图使人们从这种异化的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人的自主需要和爱欲，建构一种新的生产性社会性格和社会文化心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进一步拓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空间的拓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侧重点和不同的理论属性。从理论侧重点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因此他们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则是在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发展趋势下的个体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因此他们较为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理论的重点主要在于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从理论的归宿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是西方工人党的领袖或者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即便他们的理论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他们都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思想来源还是从构成人员来看，都是非常庞杂的，除了他们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认同和发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确立的批判主题之外，他们在政治立场、理论归宿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因人而异，不宜用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来裁减或评判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本质上是用被他们“西方化”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揭示当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最终建立一种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将批判的视阈指向了生态自然领域，将人的自由解放与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将技术理性批判具体化为对“控制自然”观念历史演变及其生态效应的考察；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集中于对异化消费的揭示以及对建立新的需要观的探讨；他们对人的文化心理的重构体现在他们批判了将“劳动和闲暇”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的幸福观，要求建立一种劳动一元论的幸福观；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建构体现在他们对于“稳态经济”、“分散化”技术和“非官僚化”劳动管理过程的论述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主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突出了制度的正义性对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后果的决定性影响。

总之，无论是从“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看，还是从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看，他们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存在着理论上的渊源，这种理论上的渊源既体现在他们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主题的继承和发展上，也体现在他们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和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上，这也决定了只有深入研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传统和理论谱系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才能真正科学地评判其理论得失。

四、我国学术界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重大意义，决定了我们需要重新研究和审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这是由我国学术界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所决定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系统研究开始于1982年，虽然经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进行了改革开放，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在当时被看作是唯一的正统，同时教条主义思想还具有相当的市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被看作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思想的发展史，因此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哲学思想是不容质疑的；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盛行，不是联系哲学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来分析他们所提出理论命题的原因与意义，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单的对照，进而对他们的理论作出主观判定，这决定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不可能得到深入、科学的分析与探讨。因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哲学基本理论上批判的重点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模式，并且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反映论提出批评意见，因此从他们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后，就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或异端予以研究和评判。虽然后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多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个性化的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曾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争论，这些研究和争论推进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但是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观念在学术界得以流行，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意，是按照西方哲学或现代西方哲学某种流派的精神曲解、肢解、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股思潮。不仅如此，我国学术界主要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范式来评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得失，这必然导致了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是是而非的论断，具体而言：

首先，从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评价看，国内学术界认为他们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或者唯实践主义的哲学。如认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通过论述“总体性辩证法”，来阐发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又将它限定于社会历史领域之内，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因此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走向了第二国际的反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向歪曲，他的“总体性辩证法”所阐发的实践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对于这一点，张一兵教授也指出：“在相当一部分论者笔下，卢卡奇被设想为一个同一对象，他们将他不同时期的著述指认为一系列同质性的文本。并且，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屹立着一位永远正确的马克思。准确地说，那无疑只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僵化的教条原则。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卢卡奇成了十分容易解读的对象：总体性总是和系统的整体席相关联。再加上他自己屡次的自我批评，对错之宣一目了然”。[5]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实践哲学，为了说明实践哲学的性质和内涵，他批判了立足于传统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指出实践哲学是超越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一元论”哲学。国内学术界由此指出葛兰西是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是一种遵循黑格尔唯心主义路线的唯实践主义哲学；而由于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对列宁以及苏联模式的哲学提出批判意见，认为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把马克思的哲学错误地归结为一种近代知识论哲学。学术界由此认为科尔施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也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和革命理论看，国内学术界认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或者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解释模式，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或者提出了一种主观革命论，夸大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如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科尔施的总体革命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等，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显然，上述观点都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立场，脱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哲学文化环境和时代主题的一种非常现象化、表层化的评判，根本没有触及到他们理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是在西方哲学文化、西方社会发展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一大的背景中展开的，其突出特点就是反思、批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以及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确立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哲学思维方式，这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如何促进各自国家的社会和哲学文化从前近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这一时代主题是完全不同的，这决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必然有别于包括苏俄、中国在内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为什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批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批判近代理性主义价值体系，要求从现代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深层原因。这也说明，重新研究和反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和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既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同时随着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这也是可能的。而对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我们既不能满足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简单的引进、评介的水平上，也不能将脱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的立场，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或者将本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思想流派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

五、正确看待和评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和意义

要正确地认识和看待东、西方这两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破除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树立一种辨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我们不能以某种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标准，来判断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发展的实际历程看，伴随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其结合过程中，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特点，进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文化选择。具体而言，从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差异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处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西方的近代理性主义文化开始逐渐暴露其内在的缺失，西方社会面临着从近代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问题，由此导致了对近代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西方社会出现了各种哲学运动和哲学转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则正处于中国从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主题，造就了两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其理论得失的评判只能立足于其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是否正确地提出并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那么，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理论语境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探索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何价值和意义呢？

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理论语境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社会转型相对于西方近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转型更加复杂，具体体现在：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包括从前近代向近代、从近代向现代转型，这一社会转型包括诸多矛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具体社会体制转型看，它既要处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矛盾，也要处理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所引发的矛盾；既面临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也面临着批判市场经济的问题。从文化形态的转型看，既面临着近代理性主义发展得不够，批判封建主义的文化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的批判问题。其次，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不仅是一种同质文化的进化过程，而且是在整个世界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最先进行的。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从文化上看则既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一种异质文化的中国化问题，而且是在全球化背景中展开的。它决定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既要解决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也要解决文化从前近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问题。而由于全球化和先发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示范效应，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传入中国，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并存的格局。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既要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又要解决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进行的。人们立足于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重点，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不同解释模式，出现了“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读懂马克思”等多种口号，出现了所谓“以马解马”、“以西解马”、“以苏解马”等多种解读方法，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人学”等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都反映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主题的不同理解和把握。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追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的纬度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这个时刻，除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研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外，研究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他们展开理论对话意义是重大的。

其次，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1）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其方式并不在于哲学研究工作者进行单纯的逻辑推演或理论思辨，只有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并不在于建构某种严密的体系哲学，固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有着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并非是建构某种严密的体系哲学，更不是语言游戏，而是要通过改变世界，实现人的价值和自由；（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除了面对中国问题，面向现实生活之外，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的思想运动、社会运动中来解读它的真谛，和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对话，在哲学的互动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銛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3]《葛兰西文选》，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1页。

[5]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