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当代西方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这就意味着解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前提性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缺乏对生态维度的关注，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矛盾，可以通过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维度；另一种类型以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英国的戴维·佩珀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思维方式，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科学地评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建构，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基本特点，而且对于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范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现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1]但是，奥康纳认为并不能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潜在地包含着生态学思想，只有把这种潜在的生态学思想挖掘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才能得以彰现。因此，奥康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因为，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因素。”[2]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将内涵向内延伸，因为，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调节和建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产生影响。”[3]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领域延伸，这是由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

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作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4]它反对将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某种理念或精神，而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看作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双向运动所决定的。其中，生产力被看作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技术关系，生产关系则是由技术关系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奥康纳指出，这种拘泥于从技术维度来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技术决定论”的偏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两大理论缺陷：其一是它只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技术维度，没有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本质上离不开特定的文化价值规范；其二是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是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的统一。也就是说，建立在技术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模式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或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是经得起辩论的）。因此，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就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5]基于以上认识，奥康纳侧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人类生产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

首先，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奥康纳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仅仅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考察在不同文化和权力关系下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因此，“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什么文化与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6]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维度，而且还具有文化等主观维度。这体现在：从生产力方面看，生产力不仅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构成的，而且它在包括总体上活的劳动之外，其生产力的不同组合方式和协作方式还受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同样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生产关系虽然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关系基础上的，但是生产关系所内涵的财富范畴不仅具有文化的意蕴，而且生产关系所建构的剥削方式也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可以说，“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它社会关系都起干预的作用。再进一步，政治与文化的实践活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中。”[7]奥康纳最后得出结论，“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8]这也意味着在相同的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人们之间建立何种协作模式事实上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会对人们之间的协作模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只有把握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偏差。

其次，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是生态科学的研究主题，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生态时代之前，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的确被相对地轻视了。”[9]这就导致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者至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也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不可否认，自然系统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但是，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的过程又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作的，它们必然会以其内在属性和规律影响着人类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采矿业、农业、渔业等产业的发展就直接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建筑和交通业的发展直接受制于自然系统中空间的制约。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其他任何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10]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会极大地影响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例如，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既同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其拥有发达的内陆和沿海输水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商机会相关；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商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起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要求人们不能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生态关系。

最后，奥康纳论述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奥康纳强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辨证的关系，从社会劳动和文化的关系看，一方面，“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11]在人类劳动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地方。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制约和调节着人类劳动。反过来，人类劳动又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不断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并创造出“第二自然”。因此，在社会劳动中，“文化和自然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12]奥康纳强调，由于文化和自然维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劳动过程越来越复杂化，劳动的结果越来越难以把握，从而决定了劳动关系和协作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也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

总的看，奥康纳通过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技术决定论偏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

和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潜在地存在着生态学思想这一观点不同，福斯特则断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对近代唯物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批判反思的结果。因此，如何完整系统地阐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特点就成为福斯特着力解决的问题。

福斯特批评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是一个支持技术进步的反生态论者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混同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不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的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3]与那种把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相反，福斯特指出，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现，唯物主义不仅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且也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唯物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一起导致了目的论的终结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产生。其中，唯物主义对生态学的突出影响体现在巴里·康芒纳的四条生态学法则上，即“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14]因此，福斯特指出，唯物主义不仅和生态学相矛盾，恰恰相反，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的深刻见解正是来源于他对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研究的结果。[15]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四部著作中。在《1844年经济学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展示了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致性”[16]；第二，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了自然的社会历史特征；第三，马克思强调解决异化不能停留在纯哲学领域，指出异化问题的解决只能建立在对人类和世界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并通过人类实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异化问题的方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方面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要求唯物主义应当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并使唯物主义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人类历史。但是，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一方面是建立在肯定自然的优先地位的基础上，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要求唯物主义的关注点转向人类历史，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对自然的研究，只是他强调应当着力研究进入人类历史中的“自然”，即重点研究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变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自然和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同时，批评了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并且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来谈论自然，造成了自然、实践和历史的分离。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夺了无产阶级的空气、清洁和真正的物质谋生手段，造成了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提出了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异化和生态矛盾，建立一个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和论述，福斯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看作是以“实践”为基础，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他通过考察马克思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进一步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具体内涵。

在福斯特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和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而言，达尔文的进化论肯定物种是可变的，并把自然选择看作是物种进化的根源，给神学目的论以致命打击，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进化理论，指出“劳动”不仅是人的类特性，而且正是通过劳动人类实现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并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生态位置。摩尔根的人类学不仅促使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原则的同时，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马克思明确意识到通过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转变所表现出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强调要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矛盾，就必须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学习和了解更多的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知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提出“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李比希在《农业化学》一书中指出，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对植物生长具有决定作用，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制度和城市污染所造成的城乡分离，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地收集并返回农业，是造成土壤贫瘠的两大根源。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所谓“物质变换断裂”是指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从而使人类社会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真正的、普遍和自然的需要服务，而是为了通过实现交换价值追求来追求资本的利润，它把土地看作是自然对资本的馈赠，必然忽视自然对使用价值和财富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建立在城乡对立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遵循科学的生态原则进行农业生产，而只会通过掠夺性地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最终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福斯特指出，“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不仅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集中表达，同时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可持续性追求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三

如果说奥康纳和福斯特是侧重于从总体上重构或阐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的话，佩珀则是通过重点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和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来说明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佩珀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如下两种观点：一是生态中心论者批评马克思“没有授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和在生产过程的描述与评价中完全忽略了能量平衡。……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考虑一种建立在利用（所谓的）可耗竭资源基础上的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可能会耗尽生产资料。”[17]而且，“在决定我们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分强调了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生产）。尽管这很重要，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生物和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再生产的进程——也是同等重要的。”[18]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含蓄的方式包含着生态学的观点，体现在马克思虽然支持技术进步乐观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社会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19]对此，佩珀的观点是马克思不是生态中心论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这种有益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中心论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这恰恰是生态中心论者较为漠视的地方。第二，马克思主义为生态中心论者提供了观察生态问题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要求在观察和解决生态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考察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认识，佩珀侧重于从如下四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方法的生态意蕴。佩珀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仅仅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的历史进步观，把社会物质生活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坚持经济动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且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于社会生产方式。针对部分绿色理论家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佩珀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它是在坚持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可分离与相互作用，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佩珀认为，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所蕴涵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生产方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生态中心论者那样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以及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寻求不仅在人们的思想中——他们的见解或哲学观即他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在他们的物质与经济生活中的改变。”[20]其二，要解决生态问题，不能像生态中心论者那样仅仅偏好价值观的变革，而必须同时变革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运动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告诉我们，“直到人们在物质上提供充分保障时，人们才会创造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21]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佩珀指出，和绿色理论把环境的破坏仅仅归结为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强调：“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看作是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保护自然资源和控制污染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往往并不考虑开采资源对未来的影响，而是往往把环境成本转嫁给未来，让后代人承受环境破坏的代价。因此，环境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与贫困是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通过海外扩张，向贫困地区输出环境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因而，它新发现的‘绿色’将能通过使不太具有特权地区成为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地而实现。”[23]

第三，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方法。佩珀认为，马克思既反对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具体说，一方面，人和自然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不可能排斥另一方而得到规定；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社会生产过程不仅改变自然的同时，而且影响着我们对自然的看法。“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2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以商品的形式被客体化。同时，自然又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不得不受生态规律的制约。基于以上看法，佩珀驳斥了那种把马克思看作是笛卡儿主义或机械论者的观点，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有机论者和一元论者，因为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强调社会和自然的不可分离及其相互作用，这种辩证法是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科学方法。

第四，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而且还阐发了一种生态自然观和道德观。佩珀指出，马克思既反对技术中心论单纯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自然，也反对生态中心论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社会范畴，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阐释和看待自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城乡对立以及城市对乡村的资源掠夺，而且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这就决定了克服异化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异化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所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生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反对所谓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赞成自然具有工具价值，但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可以任意支配自然，人类只能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利用’自然的意愿将大量地包含道德、精神和审美价值——但是它们是人类的价值，而不是从具有它自己神秘而不可接近的目的的一种外在的、崇拜自然中解放出来的想象的‘内在’价值。”[25]其二，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但是，这种自由和解放并非是不受制约的和绝对的，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社会承认自然的界限，强调不能违背物理规律来改造物质世界。其三，共产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但是马克思强调这种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要求建立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人类关系的基础上。这种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的新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其核心是“克服阶级社会的梳离：与自身、与其他人，与精神的、艺术的以及自然的梳离。……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道德将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潜在创造力、理性、创造性、基于个人愿望的选择能力、感知的培育以及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26]

通过以上分析，佩珀指出，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生态学的观点，突出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换的论述，体现在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与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转变的论述上。佩珀所主张的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以他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四

本·阿格尔主要是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的。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建危机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阿格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包括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理论和由内在矛盾引起的危机模式三个部分构成。所谓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和人的本质与自由的丧失。由于马克思把异化与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消除异化就意味着对私有制的批判和超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将解放人的感觉，根本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使人的本质的目的和意图外化。”[27]所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同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所谓危机模式是指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阿格尔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具体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必然”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逻辑上的“必然”转化为一种事实，就必须使异化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就没有基础。……没有这种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机制的现在的干扰而建立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28]阿格尔把马克思这种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无产阶级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

阿格尔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要么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理解成像万有定理那样的科学规律，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必然”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必然转变为现实，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类似科学规律的历史决定论，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么脱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危机，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一种非决定论式的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等。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来回摇摆，“在那些内在矛盾尖锐并导致严重危机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采取一种较科学的、决定论的立场；而当矛盾出现缓和、危机没有发生因此发生的时候，就出现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29]阿格尔强调，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和新问题，来修改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进入了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克服了其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危机，只不过是其危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具体说，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阿格尔由此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的异化观和人的解放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是非常深刻并具有永恒价值的。但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需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完善，因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30]也就是说，时代条件的变化需要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并最终呼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阿格尔由此批评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单纯拘泥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规律，不注重对工人阶级主观意识的培育；或者脱离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片面强调个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代替阶级的斗争，最终不免陷入悲观主义中。事实上，“如果不与争取集体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充满生气的自愿斗争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不会收到效果。”[31]基于以上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并分析这一内在矛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求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32]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利用生态危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呢？对此，阿格尔的看法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主要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生态领域，前者表现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和米利班德对此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国家越来越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其结果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导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它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分析。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则形成了以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使之必然不断扩张生产和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二，受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广告对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的操纵以及为了逃避异化劳动，人们从感情上依附于异化消费，进一步强化了环境问题。阿格尔强调，应当把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使之不断走向“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受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制约，其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形成“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通过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和个体价值观的重塑，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五

如何认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开启的价值与意义，如何认识和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生态思潮的区别及其理论特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生态思想资源，本文力图从如下三个层面分析和思考上述问题。

首先，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逻辑看，他们为什么要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是要把当代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其他生态政治思潮或者以生态中心主义，或者以无政府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包含着生态视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解决了这个前提性问题，才有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但是当时西方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并斥之为机械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态学对立起来。福斯特曾经描绘当时的情形时指出：“尽管生态学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得到了重新发现，但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劳动的异化对于自然的异化）却几乎没有被提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所设置起来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自身内仍然保持着霸权，在这个方向上所有创造性的探索似乎都在作梗。”[33]因此，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其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生态思潮相比有何理论特质。环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是西方生态思潮的三种主要形式。环境主义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人口增长和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因此，他们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34]认为只要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控制人口增长并把市场原则引入到对生态资源的运用，生态危机就自然可以得到解决。环境主义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其目的在于维系资本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调在现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话语模式下，人们对生态的责任伦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它坚持生态优先论和生态整体论，主张只有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通过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主观价值论来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生态自治主义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它反对仅仅拘泥于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制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统治意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式统治和生态危机，他们在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基础上反对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主张通过生态社区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渐进性变革，建立一个以超越民族国家、分散化、地方自治为主要特征，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一致绿色社会。可以看出，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都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找寻生态危机及其解决办法，其理论基础是“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他们强调的是地方性行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变革的重要性，其理论带有后现代性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建立在这一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不应仅仅拘泥于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应该把工人阶级纳入到生态运动中来，改变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把制度变革和道德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一部分。

最后，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的意义。对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既没有给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的价值，也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可能被耗尽的问题，是一种追求生产力无限增长的技术决定论。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上述论点可以看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开启，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应当承认，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矛盾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哲学。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各执一端的偏颇，不可能辩证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一套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但是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对于环境的剥削以及人类和自然物质交换、新陈代谢等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都作过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如何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挖掘、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的生态思想资源，建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范式，既是我们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1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5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60—6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7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14]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5] 福斯特对马克思创立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具体论证过程，可参见拙作：《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12期。

[16]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17]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9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9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9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0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1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3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4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5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6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80—18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7]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28]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12—13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29]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30]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86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31]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16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32]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0页，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

[33]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34] 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