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继承自拉布里奥拉以来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总结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同时又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创立了实践哲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倾向，科学认识和评价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一、实践哲学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现代哲学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在他看来，实践哲学是一种超越了近代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现代哲学。他认为，应当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出发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是以格言和实践标准的形式产生的，这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其它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即一种哲学”。[1]葛兰西强调，这种哲学的特点是既反对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是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现代哲学。“不可把实践哲学同其它一切哲学等量齐观或降低它们的水平上。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到尾焕然一新”。[2]葛兰西是通过批判传统唯物主义的缺陷来说明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的。

葛兰西指出，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将实践哲学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这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布哈林在该书中脱离辩证法，机械地把实践哲学分为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是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建构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其结果导致布哈林所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缺乏有机的联系。造成上述理论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布哈林脱离辩证法、脱离实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脱离历史和实践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葛兰西由此以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论述为例，来说明为什么必须联系历史和人类实践来理解实践哲学。

他首先批评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脱离辩证法和人的实践，用“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的常识辩论来反对主观主义的做法，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宗教情感上，民众也根本不会想到这一问题。他指出，要是这样提出问题，民众肯定会“笑痛肚皮”、甚至引起“嘲笑”，因为民众把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当作一种常识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来源于宗教。过去宗教一直宣传上帝创造了世界、自然、宇宙万物，然后才创造了人，因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对民众来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信念。民众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可笑，主要原因是处于高级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脱离了民众的生活，以及哲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已经变成了一套行话。那么哲学上这种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为什么会在知识分子中流行呢？葛兰西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认识的角度看，人们总是力图客观地认识实在，但是人总是某一社会集团中的个人，这就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主观主义的思想形式就是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使人民群众的认识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维护其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哲学上的虚构的产物。

为了确切地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性”的问题，葛兰西以“东”、“西”两个概念为例，指出这两个概念既反映了客观的空间位置和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产物。他针对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说法提出异议。罗素这段话的大意是：“如果地球上没有人存在，我们就不能设想伦敦和爱丁堡会存在，不过我们可以设想空间中两点的存在，一北一南，即今伦敦和爱丁堡之所在”。葛兰西指出，既然不存在人，也就无法想象“思维”，根本不可能设想任何事实和关系，因为它们只有人存在才会存在。如果没有人，还有什么“南北”和“东西”可言？它们既是实在的关系，但如果没有人和文明的发展，它们也会不存在。因为东、西是约定俗成的，脱离了历史和人，地球上的任何点都既是东，也可以是西。他进一步根据欧洲人称日本为“远东”，称埃及为“近东”这个事实，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欧洲称霸世界，他们的这些词句也由此被其他人所接受。因此，葛兰西认为，如果像布哈林那样，把客观现实和认识看成是脱离人的存在，那就会陷入神秘主义。

葛兰西还批判了布哈林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到历史和哲学研究中，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以及对规律性、规范性和一致性的探索取代历史辩证法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企图把每一件事情都归结为某种单一最后或极终原因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旧式的形而上学，忽略了自然科学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区别。在葛兰西看来，如果说自然科学可以预见各种自然过程的具体演变的话，那么在历史领域，“我们所能‘科学地’预见的只是斗争，而不是斗争的具体阶段。因为这种具体阶段乃是对立力量不断运动的结果，决不可分解为固定的量，因为在每个阶段内，量都是不断地变成质。我们只能‘预见’到自己的行动，在为创造‘已预见到的’结果而自觉努力，作出具体贡献。因此，预见并不是科学的认识行为的表现，而是对创造某种集体意志所付出的实践努力的抽象反映”。[3]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也为他科学地阐述实践哲学的内涵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对于近代哲学的超越，他以如何对待“物质”为例指出：“对实践哲学来说，‘物质’既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机械学等）的概念去理解，也不能按照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概念去理解。应该理解为各种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等）物质属性加在一起构成物质本身（除非你要回到康德的本体论去），但这只是就它们成为一种生产的‘经济要素’而言的。因此，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研究的课题，而是要研究怎样社会地和历史地把物质组织起来投入生产，同时相应地把自然科学看作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4]在这里，葛兰西实际上是力图通过区分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和哲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从而把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属性，而哲学研究的则是这些物质是如何被纳入到物质生产力的之中，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的。也就是说，实践哲学不是仅从自然科学的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角度来研究物质，而是要求从主体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物质。他进一步以“电”为例说明这一点。“电”在没有被纳入到生产力之前，它作为一种自然力存在，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当它成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后，它的属性就同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相联，反映的是一种人类关系。可以看出，葛兰西实际上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脱离人的实践及其历史，来对世界的物质本原问题作经院哲学式的探讨，认为这样只能使哲学陷入到神秘主义方向。在葛兰西看来，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相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变。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如何求得“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作为哲学的目的和任务。而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实践哲学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却是“人类社会”，哲学的主题则是如何求得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因此，葛兰西强调，“拿一个极普通的词[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重音应该放在头一个词——‘历史’上，而不是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词上，这一点一直被人所遗忘”。[5]可以看出，葛兰西眼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关于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现代哲学。

二、实践哲学的生成与理论功能

葛兰西认为，作为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践哲学是一种独创性的哲学。那么，这种独创性的哲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实践哲学的生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以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因此，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的哲学，这种“绝对历史主义”既体现在实践哲学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体现在它总是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葛兰西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上。

他首先反对流行的把哲学看作是哲学家逻辑建构的结果，认为人人都是“哲学家”。“必须打破一种传布得很广的成见：哲学是一门很难的学问，据说因为这是这样一种智力工作，能从事这种工作的只有一定范围内的学者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只有经常在这方面工作的职业哲学家。” [6]葛兰西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这种哲学存在于人们的语言、日常常识和民间宗教中。当然这种哲学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高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人对于自己的世界观进行这种批判改造，是从他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开始的，也就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整个以往历史过程的产物开始”。[7]而哲学家的哲学虽则是一种系统的、批判的哲学，却离不开对这种日常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因此，葛兰西指出：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因为“创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特创的’发现。它也意味着——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批判地传布已经发现的真理，即把他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的要素。……它比某一位哲学家‘天才’发现新的真理更有意义，更为‘独创’，因为这种真理只能成为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财富”。[8]可以看出：葛兰西强调的是哲学的生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批判。

葛兰西指出，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三种答案：一是哲学是一种单纯的“感受的”活动，即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不变的、在庸俗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二是哲学是一种“整理性”的活动。“整理性”一词的意识类似于“感受的”，虽然它意味着一种思维活动，但这种活动是有限的和狭隘的；这两种哲学都是一种机械论哲学。第一种哲学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假定外部世界有一个现成的、永远不变的抽象世界的形而上学唯物论；第二种哲学虽然承认思想的能动性，但是依然不能摆脱机械决定论；三是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谓“创造性的”活动就是指“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这种观点显然可能会陷入“唯我论”。葛兰西认为，为了摆脱唯我论，同时又避免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和整理性的机械论观点，“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意志’（归根结底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是这种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意志，而不是任意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意志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正在逐步实现中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它才能够得到实现” [9]可见，“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哲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的行动的和创造性的哲学，它既不是哲学家的纯思辨的产物，也决非那种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既然如此，实践哲学当然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活动，它必然要进一步转化到政治实践活动中。“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于世代承传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和哲学不可分割”。[10]可见，在葛兰西的眼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系统的哲学世界观，它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但这种思想创造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展现为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从而构成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

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生成与基本特征的论述，和他当时所处的意大利革命实践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当时意大利革命的思想阻碍主要来自“自发论”和“宿命论”，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葛兰西尤其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主体作用，以及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在他看来，不能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理解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对于那种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次波动都可以当作基础的直接反映来加以描述和说明，并把这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11]的观点，应当当作一种原始的幼稚病从理论上加以驳斥。在论述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概念时，他强调：“问题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遍的’因果律，而是要弄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发性发挥相对经常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12]

可以看出，在葛兰西那里，由于他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哲学，是一种人的行动和创造性的哲学，它既不是哲学家的纯思辨的产物，也决非那种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既然如此，实践哲学当然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活动，它必然要进一步转化到政治实践活动中。“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于世代承传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和哲学不可分割”，因此，“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他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13]由此，葛兰西尤其强调实践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批判价值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斗争，以便夺取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三、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性质与意义

如何理解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性质，对于我们正确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性质，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评判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性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和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也有的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唯实践主义”哲学。[14]为什么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评判存在着如此各异的评价。原因大致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去寻找。

首先，葛兰西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特征和内涵时，的确有过实践哲学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唯物主义的表述。葛兰西把实践哲学称为“实践一元论”。“‘一元论’这个术语的含义是什么？它当然不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动中对立面的统一性，也就是同某种组织化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同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具体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面的统一性”。[15]此外，葛兰西也的确注重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分析。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唯心主义性质呢？这需要分析葛兰西上述思想的真实含义。

的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批评过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哲学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现代哲学。葛兰西同时也明确指出，实践哲学在当前“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是说，它已经被纳入双重哲学的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已或明或暗地为许多唯心主义思潮所吸收（指出克罗齐、金蒂雷、索列尔、与柏格森一致者实用主义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一心想要找到一种哲学，能够按照他们及其狭隘的观点看来是全面而不是‘简单地’解释历史，因此，他们自命为正统的，就是把实践哲学与传统唯物主义基本等同起来”。[16]因此“应该特别注意批判地审查思辨性质的历史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写一部新的《反杜林论》，并且大可称之为《反克罗齐论》”。[17]葛兰西同时也批判了近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他之所以批判唯物主义，针对的并不是唯物主义本身，而是针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其目的在于突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因此，他在论述“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时候，他始终坚持把实践哲学同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划清界限，同时也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论述应“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应“如何看待物质”等问题，力图划清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避免对实践哲学作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解读，强调实践哲学研究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像科学那样去探寻自然的属性与本质。

此外，葛兰西也的确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陷入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错误。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因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主观方面，而走向唯心主义，体现在：首先，对于什么是人这个问题，葛兰西强调：“‘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综合’这一答案是最满意的，因为他包含着生成的观念：人在形成，他不断地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着，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他否定‘一般的人’”。[18]他反对把人规定为某种先天的感性或理性本质，而是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予以考察；其次，如何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葛兰西认为这是实践哲学提出的最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无法解决。他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个命题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两个命题是：1、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葛兰西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消灭一切机械论和迷信式的‘奇迹’的种种痕迹，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积极政治集团的构成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19]对于如何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指出，“（1）确定意识形态同基础的区别，并肯定不是意识形态改变基础，而正相反；（2）肯定（预定改变基础的可能性的）一定的政治决定，是‘意识形态的’，换句话说，是不足以改变基础的。肯定这种决定没有好处，愚蠢等等”。[20]可以看出，葛兰西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因此，“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联合’。换句话说，复杂的、矛盾的、不一样的上层建筑的综合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反映”。[21]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看作是“历史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的看法是缺乏足够的论据的。

其次，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评判。如前所述，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这种现代哲学不是脱离人类实践对世界的物质本原作经院式的追问，而是以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追问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自由和价值问题。这和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价值评判，这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实际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追问着的理论问题。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对这一理论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进而形成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看作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自然界（包括自在自然和纳入到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的规律，也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规律，这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特点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这种哲学理论模式注重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本质，体现为知识论模式的哲学，它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以及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点。显然，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的。因为，葛兰西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其根本特点就是反对近代哲学物质和精神、本体和现象的哲学二元论，要求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哲学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因此，葛兰西所讲的“反对唯物主义”，反对的就是近代“旧唯物主义”，特别反对站在近代唯物主义的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上述东、西方两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中的产物，不应立足于其中任何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二者应展开平等的理论对话，探寻二者形成的内在机理，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葛兰西强调要在和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因此他要求首先应厘清哲学和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通过确立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解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为基本内容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生成”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哲学的生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强调“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理论功能”时，他尤其强调实践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强调实践哲学在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的首要前提是通过总结哲学思维方式的演变，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面向实践、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实现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真实关怀。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501页。

[2]《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3]《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4]《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

[5]《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

[6]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7]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8]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9]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0]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11]《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12]《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13]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14]参阅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15]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1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

[17]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8]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19]《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20]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21]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