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注重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追踪研究，而相对忽视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潮流。对新流派的追踪研究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引进新思潮、新人物、新概念，而不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那么这种追踪研究最终也只能停留于资料评介的水平上，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还是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地位的重要性看，重新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前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途径。

一

我国学术界对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虽然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早已熟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握和认识了他们的理论实质，提炼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较为薄弱，存在着重新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性。这是因为：

首先，长期以来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我们不可能真实地认识其理论的实质和意义。纵观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方式，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所肯定和认同的方面有所不同。具体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学术界主要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读、评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前学术界又认为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走形变样”和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述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问题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看作是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过程，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伴随着这一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必然会呈现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格局。在这种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最终形成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三种有代表性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了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说，因而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停留于简单对比他们同恩格斯、列宁，特别是苏俄马克思主义之间具体理论观点的差别，然后对他们展开批判。这种研究方式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它在本质上只能被归结为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批判。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高度评价卢卡奇、葛兰西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为此就必须把他们同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区别开来。[1]更极端的是认为葛兰西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不能把葛兰西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2]这些论者的原意是要求科学审视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但是他们这一主张却蕴涵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前提。在这种认识支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这也意味着在如何从总体上评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上必然会陷入到思想混乱中，当然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评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第三种观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体现为一种学术话语；而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种政治话语，由此出现了“以西解马”的现象，其结果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割裂开来。[3]可以看出，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我们既不可能科学看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能科学研究和评价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得出若干是是而非的结论。

其次，脱离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哲学运动和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时代问题，当然也就无法理解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从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从现代西方哲学运动看，由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导致了对近代启蒙理性的质疑，并由此出现了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西方哲学由此出现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体现为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主义的扬弃，这就决定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能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模式来解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看，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使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进步对于维系阶级统治所取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社会由此出现了政治意识日益淡漠的现象，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如阶级意识与左派力量的分化组合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决定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势必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教条主义、政治实用主义、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也成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的重要内容。还应该看到的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和建构无不受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结果是形成了多形态、多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格局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必然结局，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巨大发展和生命力，但是由于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简单化为革命领袖、革命导师正确思想的发展史的同时，又脱离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哲学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拘泥于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同自恩格斯、列宁以来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的具体理论观点作简单的对比，以此作为评判其理论得失的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当然无法真正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也无法真正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法融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中。

最后，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发展过程缺乏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其理论得失。事实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其思想来源复杂，而且其理论发展过程往往呈现出非同质性的特点。从其思想来源的视角看，卢卡奇受到了黑格尔现象学方法、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深受西方历史主义哲学以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阿尔都塞受到了巴士拉的科学认识论、西方唯理论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特别是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至于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来源则更加复杂。我们对这些理论家的思想来源缺乏必要的清理和探讨，很难做到准确把握其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特质。从其理论发展过程的视角看，无论是卢卡奇、阿尔都塞、萨特，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其思想发展过程都存在不同的阶段性，而这些不同的阶段性之间的思想并非是同质的，如早期作为立足于浪漫反资本主义立场的小说理论家的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和《社会存在本体论》时期的卢卡奇，无论是其理论立场，还是其理论旨趣都存在较大差异；阿尔都塞的思想发展过程至少也存在作为天主教徒—正统黑格尔时期、《保卫马克思》时期以及晚年政治哲学转向时期三个不同阶段。[4]而我们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性质缺乏必要的清理，或者把思想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对立起来，如《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和《社会存在本体论》时期的卢卡奇，或者把思想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看作是同质的，其结果当然是无法从总体上准确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却始终只能停留于对其理论观点的资料评介上，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其理论特质，提炼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当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待深化之时，学术界却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追踪研究。上述研究现状说明，重新研究和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经途径。

二

重新研究和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必要和重要，不仅是由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现状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决定的，具体而言：

首先，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对国外以各种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形成的不同思想流派的总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既存在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存在着通过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力图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解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存在着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思想存在着较弱联系的思潮流派。与上述各种思潮流派不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突出体现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其个人遭遇如何，他们始终认同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总是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而展开其理论探索，他们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其次，他们所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既包括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应和解答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坚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向度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其研究的理论向度看，他们不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性质、功能、理论体系等这些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还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具体理论问题。通过对上述理论问题的探讨，他们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归结为近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在于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生成过程，因此“辩证法”和“历史”就成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区别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关键。由此他们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理论功能都有不同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这种不同体现在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理论功能在于认识和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体现为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社会”，它着力研究的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功能在于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解放。无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是否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问题都关系到我们应如何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都关系到我们应该以何种坐标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予以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从其研究的现实向度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研究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遭遇的“现代性问题”，集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探讨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并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升到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同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政治实用主义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集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意识形态职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任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上述现实问题的探讨为我们正确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

最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学术传统，只有深入研究和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缘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正是在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探索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以及西方进步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苏俄模式的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关注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认同马克思的哲学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并且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把理论研究的重点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文化价值批判，而这一转向开始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而使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展现为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发展进程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变化的突出特点是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被总体控制的社会，人们的政治意识呈现出日益淡漠的趋势，并将兴奋点主要转向了消费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的目的正在于要消除异化和总体控制，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形成革命主体；另一方面，和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抽象文化价值批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底蕴，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理论旨趣的，它内在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到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那里又重新复归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而这一学术传统正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奠定的。我们只有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络，才能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潮和流派的理论特质。

三

如果说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其理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这种重新审视和研究应该采取何种方法论呢？对此，笔者认为应该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摈弃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理论视野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沦为一种自说自话既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而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在哲学形态、理论主题、理论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中在东、西方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的必然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内在组成部分。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时代主题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这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多流派发展的必然格局。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理论视野，才有可能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差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揭示这种差异是必要的，但揭示差异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在两极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搞清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从而一方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机理，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理论参考系，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内核的共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归于西方语境中展开研究，弄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含义。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拘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已有理解，在研究过程中脱离了其产生和发展的西方语境，难以真正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含义。回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出的西方语境，具体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回归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加强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源流的研究，提炼当代西方社会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时代问题，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个性；其二是要回归到当代西方社会运动，包括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探索的影响；其三是回归到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运动中，考察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现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通过上述立体式研究，使我们能够同情地理解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弄清其理论的原初含义。

最后，变革资料评介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把哲学史研究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观点的评介和资料的引进工作上，这种资料评介和引进工作对于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停留于这种研究方式，必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沦为一种类似西方哲学史式的学院化研究，既使研究无法在理论上得到深化，同时又无法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应当瞄准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资料评介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同基本理论研究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史论结合的研究，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水平，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起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当然，我们强调应当重新审视和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否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的追踪研究和资料引进的重要性，而是主张应当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至于如何实现这二者的有机结合，笔者将另文论述。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参见张翼星：《卢卡奇、葛兰西同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4期。

[2]参见田时纲：《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吗？》，《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

[3]参见拙作：《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4]参见张一兵：《问题式、征候阅读法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