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在创建社会批判理论之初,以对科学、宗教、艺术和大众文化等的具体反思和批判,展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主旨,这些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这些社会现象在其反思理论上的经典表述,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对当代科学危机的反思
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对科学危机作了反思。霍克海默认为,在当代,科学日益危机,科学危机并不是指科学停滞和不再发展了,而是指科学越来越受到实用性的驱动,越来越丧失掉自身的独立性和进步的特性。一方面,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产生了卓有作为的实用性成效。科学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可以作为生产的方法建构起生产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科学被看做人类的生产力之一,科学也的确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科学却日益被纳入实用性追求中,现在却成为科学发展的目标和内在驱动力,科学内在的自我进步性质丧失掉了。科学具有它自身独具的特性,即朝向真理的意志,科学以其对真理的客观态度和执著方式,表达人类寻求进步的超越精神。在历史上,科学以描述事实和建立事实之间的联系,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教会压制人类进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着解放的维度和进步的性质。因而,“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有所贡献这一事实,绝没有证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就是合理的。……即便科学受历史的内在演进的限制,它也不可能丧失它自身独具的特性,不会用功利的目的去曲解这种特性。”[1]（1-2）然而,科学在当代由于实用性成效的驱动,日益丧失了其独立性和进步性。科学“使它自己表现为把科学活动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概括上……科学的成果,至少在一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然而,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1]（3）
霍克海默不仅指示了科学的危机,而且进一步剖析了科学危机的社会根源。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功用的科学。科学的危机并不是由于对科学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根源于加在科学上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就是来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这种在启蒙运动中仍占主导地位的东西)让位于去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遂浸入科学中。”[1]（3）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科学是简单记录那些正在出现的事件,并对其做出机械的、非变动的解释的模式。这与人类的真实需求和真正效力于人类境况的改善,已经是极不适应的。这样,形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导致科学的抽象化;而另一方面,科学的抽象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的忽略,影响科学自身诸种原理的实际运用。科学在现实中以技术的形式在不断扩大,而科学本身却逐渐萎缩为一套暧昧的、僵固的、拜物的概念。正是由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限制,科学陷入危机,科学危机也在逐步加重。
霍克海默认为,形而上学并不能解救科学的危机,原因在于形而上学不能触动科学危机的真正根源,即深层的社会根源。由此,霍克海默提出,破解科学危机,只能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置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中。
二、对宗教的当代反思
在《对宗教的思考》一文中,霍克海默对宗教进行了当代的反思。宗教起自于对尘世命运的不满,通过对完美的正义的想象,与尘世拉开间距,并以相信天国审判而表现出来对尘世的批判。因而,宗教承载了人类表达理想的功能,这是宗教的本义。正义与上帝同在,上帝是不可能在尘世中找到超验的存在,正义也不可能以相同方式在尘世中找到,但是,它们却使人们相信,除了尘世(包括自然和社会)中所表现的准则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更高尚的准则,宗教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这种超验的理想和希望。所以“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希冀、欲望、起诉的记录。”[1]（125）但是,在当代,宗教日益与尘世相协调,失去了对尘世的反抗和表达理想的功能。霍克海默说,基督教使上帝的法则与尘世的事件协调一致,宗教的本义被曲解;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上帝看做尘世秩序的创造者;新教把世界的进程直接归属于上帝的意志。这样,“不仅任何时候尘世的现状都在神圣正义的普照下金光闪闪,而且神圣的正义本身也被拉回到作为尘世生活标志的腐败关系的水平上。”[1]（125）对完美正义的想象蜕变为空洞的自我满足。宗教在当代已经丧失了其创立时反抗现世奴役和专制的、对人类的救赎和解放功能。
究其根源在于,宗教已经变成了极权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转轮”,成为国家的“同伙”,这是宗教根本变质的深层社会原因。因而,试图通过当代教会中的教义及思想争论,使宗教回复其反叛本义和理想功能,都是一种幻想。而霍克海默认为,对完美正义的想象不能取消,所以,即使宗教被取消,宗教的表达理想的功能永远都不能取消。因为,完美的正义绝不可能在社会历史中成为现实,终结人类一切苦难和不幸的完美正义永远都是一种想象和向往,这种完美的正义不仅仅是人的心灵之构想,而且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真实的永恒力量。霍克海默由此倡导,善良意志、与劳苦大众团结一心以及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斗争的这些理想,应该抛弃它们的宗教外套,去除它们的限制性的宗教形式,由保持活力的宗教冲动和欲求,转变成合理的社会生活而斗争的形式,在社会实践中成为创造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即便那些支离破碎的幻象的非现代化特征也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形式,因而被真正改变了。在一种真正的自由思考中,无限的概念被保存在对人类生命之有限的领悟中,保留在对人的不可改变的孤独性的领悟中,它使社会不要沉溺在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之中,它使社会不要让对它自身的认识膨胀为一种新宗教。”[1]（127）
三、对艺术的反思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和大众文化》是霍克海默发表的关于艺术和大众文化反思的长篇评论,这篇评论是由莫蒂默·J.阿德勒的《艺术与谨慎》(1937年纽约和多伦多版)一书引起的。阿德勒在关于美学问题的末尾,给伟大艺术作品的外在特征作了界定:“它们在任何一个时代或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明显的大众特点,即具有满足最广泛的不同审美情趣需要的能力。”[2]（581）阿德勒称赞沃尔特·迪斯尼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因为他在所从事的领域中,使儿童和无知者都得到快乐,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阿德勒力图寻求超出时代的艺术观点,使艺术超越历史并纯粹化。“拉斐尔的蓝色地平线长期以来已正当地成为迪斯尼风景画的一部分,在那里,欢乐的小爱神比他们在西斯廷圣母的脚下有更多的自由。太阳光期望能有像一块肥皂或一支牙膏的名字来装饰自己,除了作为这类广告的背景以外它们毫无意义。迪斯尼和他的鉴赏者,还有阿德勒,坚持不懈地代表着蓝色地平线的纯洁。”[1]（266）霍克海默认为,这是将艺术大众文化化,根本背离了艺术的自由和超越本质。
艺术是人类构造出的不同于其生存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艺术创作和判断中的真正要素是个性,它以个体经验为基础,保留由宗教中升华出来的乌托邦,因而是自律的。例如,纯粹的美感是主体的个人反应,美是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快存在。在艺术活动中,人可以摆脱其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可以在不顾及社会价值中表现自己的特色,甚至往往通过锐利而坚定地展示单一个体与残暴社会之间差别的作品表现出来。因此,人类可以自由地在艺术作品中实现自己,以特有的风格和奇特的构想,抵制并超越社会普遍标准,反抗的要素就存在于超然的艺术中。“不论莎士比亚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狂怒和忧郁,还是歌德诗歌所展现出来的与世无争的人道主义,甚至普罗斯特虔诚地沉湎于尘世生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这些都唤醒着对自由的回忆,这种自由使得当下流行的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1]（260）但是,在当代艺术被日益大众化,如阿德勒及他所推崇的迪斯尼乐园等,与艺术相关的个人王国不断地受到威胁,艺术的自由取向和超越维度日益被社会取缔。
霍克海默认为,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社会根源———当代社会的现行制度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整形外科手术”,把所有的人雕刻成一个屈从于当下社会流行标准的模型。其一,在民主的国家中,最终的决定取决于商业经济和消遣工业。“今天,各个阶层的儿童都同经济生活息息相关。他不一定期望将来成为富翁,但是生计要求他打算从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职业中去挣钱。他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坚强和精明。现代社会的结构保证使孩提时代的乌托邦幻想在青年的早期就黯淡失色,而受到高度颂扬的‘调节’取代了名声不佳的俄狄浦斯情结。”[1]（262）商业经济直接导致了以获利为根本目的的消遣工业。消遣工业即文化工业,是指通过大众传媒的批量化、规格化生产的文化,文化产品按照精心设计的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和生产机制而标准化,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却是同一种编制出来的、无个性的产物,从而社会比以前更有效地使个人生活服从于商业。
个人内心精神生活的艺术空间和艺术追求,被那些驾轻就熟的乐趣取而代之,这些乐趣就是棒球场、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等。艺术和电影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由好莱坞所雇佣的人造成的,毋宁说是经济环境的结果。所谓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工业所刺激和操纵的。其二,在极权的国家中,最终的决定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宣传工作的管理者,即使他们频繁地重复着谎言,对真理不闻不问。公认的语言是宣传性的语言,一个独裁者说的弥天大谎越多,他们越能深刻地打动大众的内心。所以,直接承载这种宣传功能的收音机和电影,绝不亚于飞机和枪炮的作用。自由市场上艺术家的竞争成为供当权者取乐的竞赛,其结果还要受秘密警察的影响。不论是在民主的国家,还是在极权的国家中,将艺术大众文化化的社会根源,实质就是使无论“精英”还是民众都服从于现时给定的社会标准和现实,将他们都框入只能做出一种单一的肯定性反应的社会机制。在此,霍克海默也明确批判了阿德勒将艺术大众文化化的根本前提立场———对普遍流行的社会标准的忠诚和屈从。阿德勒说:“犯罪不过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不遵奉既定风俗习惯的任何行为在根本上都是同一意义上的反社会行为……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不论是犯罪还是反对普遍流行的风俗习惯,都是同一意义上的道德败坏。”[2]（165）霍克海默说,阿德勒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很久以前由莱维—布留尔和一些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道德是由风俗习惯所具有的确定内容所决定的,道德存在于被流行的社会秩序所公认的原则和赞同之中。然而,霍克海默举例说,最早的基督教徒非难“普遍流行的风俗习惯”被人们依照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和道德观念加以迫害,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在“道德上堕落”,恰恰相反,他们是撕毁罗马世界腐败面具的人。因为真理与流行的风俗习惯毫无联系,真理在流行的风俗习惯中找不到任何指导性的线索。因此,在政治迫害的时代,反对公众精神将成为道德[1]（268-269）。
拯救艺术的大众文化,不能通过非批判地回归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方式,而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方式。“阿德勒认为,只有形而上学能为人类提供它已失去的原则,形而上学使真正的共同体成为可能。”[1]（269）的确,宗教和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复古式的回归避难所,显得非常迷人,但它们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方式的实质是对现实的逃避,艺术借以反抗现实而表达出来的自由和超越本性的基础丧失了。对此,霍克海默非常赞赏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1937年4月25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空军“秃鹰军团”在毕尔巴鄂进攻战役中,对一个名叫格尔尼卡的小城镇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连续大规模空中轰炸,格尔尼卡遭到毁灭性破坏, 7 000余居民死伤2 543名,毕加索愤而将这幕惨景搬上画布,创作了不朽的《格尔尼卡》。在毕加索的这部画作中,无论如何体验不到快感和娱乐,作品中表现出来悲伤和恐怖,使被践踏的人们在强烈意识到自己绝望的同时,还能感到义愤填膺的自由,这就是在狂乱者忧郁的脸上仍然保留着的希望标记。因此,拯救艺术的大众文化,就必须使艺术进入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境地,戳穿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的虚伪形式,识别被毁灭的人性的特征,恢复艺术作为人类展示自由的方式和超越维度。
【参考文献】
[1]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2] 杜威约.作为经验的世界[M].纽约:纽约出版社,1934.
〔责任编辑:常少荣〕
原文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