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霍克海默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不满和批判为起点,倡导建立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开创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他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并非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理论样态,而是传统理论的普遍化表现。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西方正统理性理论,它的实质就是非反思的科学化的知识性理论。这种传统理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真正理论背景和根源。与之相对,霍克海默力图构建一种立足于社会历史全面性基础上的反思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主导理论方向是: (1)通过回复社会历史的视域,确立社会历史整体的理论视角; (2)通过自觉到社会历史现实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确立被沦丧的人的主体地位。这样,社会批判理论就成为以社会历史整体为视角的人的自身解放的社会历史性反思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告别传统理论的气魄是可敬的,但是,本文认为它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批判维度。这种批判存在着根本的困境:一方面,道义上的伦理批判必须首先悬设某种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然而另一方面,这种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又不能通过理性检审的方式以传统的理论方式构建起来,因为这种建构有悖于批判理论的主旨和精神。这一根本困境决定了霍克海默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缺乏基本的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纯粹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谴责和不满,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良知的声音,被纳入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和自我维护的轨道。
一、人道主义伦理批判的实质
强调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霍克海默在其一生中不断重复指出,从根本上说,理性是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哲学就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的不倦的方法论尝试。但他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哲学。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于与传统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的斗争中,其基本点就是人人都具有理性的天赋权利,用理性作为权利和真理的合法源泉来取代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确立理性的至上性。笛卡尔作为第一个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创始人,无疑是以理性反抗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的先锋;伏尔泰的自然神论的实质并非抨击上帝存在这个断言,而是用理性去抨击把上帝作为绝对权威来接受的现实存在。把哲学引入启蒙运动的洛克说:“天启必须由理性来判断……理性应是我们最高的法官。”(转引自霍克海默,第70页)在康德看来,“道德表达的不过是纯粹的自律、实践的理性,即自由。”(转引自霍克海默,第71页)费希特把理性界定为在根本上与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势不两立的东西:“文明大众的特征即绝对自由和思想的独立性。它的观点是由这种信念构成:不屈从任何权威,在所有事物上依赖自己的反省思考,并同时毫无保留地拒斥任何与此不相符合的东西”(同上,第72页)。
理性哲学在推倒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引领资产阶级革命方面,无疑功勋卓著。但是,理性与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结果,却是把权威赋予了理性。应该说,这一结果早已植根于这场斗争的起源中。因为资产阶级理性批判哲学反封建权威和神学权威的首要前提,就是理性的天赋性和至上性。理性不仅是不容质疑的个体的天赋能力,而且是不容侵犯的终级原则。理性是最可靠的知识源泉,是衡量一切现实事物的真正标准,合乎理性即是永恒正义。如果说中世纪是把尘世秩序与上帝的意旨联系起来,那么资产阶级的理性哲学就是把现实与理性秩序联系起来:任何现实或权威除非受到理性的检验,否则便不被承认。这种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下的生活,尽管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是艰难的、压抑人的。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拒斥传统理性哲学的现代哲学,其批判指向也正是理性所带来的艰难的、压抑人的后果。因此,霍克海默所强调的理性仅仅是指理性的反思功能和批判精神,他所开创的理论并不是以理性为终极原则的。
社会批判理论的终极原则和批判前提是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自由的意义主要在于内在性的自主: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不受外在化的、异化的压抑和束缚。平等是指基于自主之上,人与人之间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和平等的被毁灭,主要并不表现为庄园主要人侍候他的那种命令形式,而是表现为所有现实状况都是只要求人们接受下来的合理性的严酷事实。
一方面,整个社会日益受制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自由被剥夺。“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霍克海默,第80页)这种经济必然性像一个无名的上帝,无情无义地驱动人、奴役人,使人们的生存只能屈从于现状,而没有任何办法同现状作对。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必须竭力借经济必然性谋利,而不是对它进行整体改造。这里潜藏着原先不可避免而现在变为倒退屈从的自由,潜藏着对偶然性盲目力量的接受,潜藏着一种早已失去信义的权威关系。
另一方面,个体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寡头,平等只能是幻影。在现代,时代特征已不像从前是无数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大型垄断行业之间的竞争。个体通过计算和推想对市场作正确预想的能力,已经被整个国家为应付剧烈冲突所发起的总体动员所取代。小生产者假如想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继续活下去而不致破产的话,他就必须寄希望于“权威”。“权威”就是为不平等的权力和压榨提供的合法头街。这种权威在当代已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个人权威,而是国家权威即独裁国家,它使所有社会集团和民众屈从于其权威,听凭其决定。
霍克海默创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对这种自由被剥夺、平等成为幻影的社会现实的抗拒。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是对社会历史现实作为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产物的一种自觉;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方式是作社会历史性的追问和反思,怀疑并拒绝承认人对之无能为力或不能置疑的先决性或先在性;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人类活动提供一种确定的理论框架,而是通过社会历史性的质疑和反思,把捆缚人的纯自然、超历史的外衣剥掉,使人类葆有追寻自由和平等的批判维度;社会批判理论始终由对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关注,即对非自由平等社会的批判和对自由平等社会的建构支配着;社会批判理论对合理性的寻求基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正义衡量原则,它要求不迷失于单个观念或方面中,认为不存在教义性的主旨、确定的方法、固定的理论结构和确凿的结论,主张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把当代社会转变为一种正义社会的向善意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是缺少实用性和紧张,它除了关心消除社会不公正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实际影响,同时以对非自由平等的抗拒方式追寻人类的自由平等,它不是对现实的维护,更不会与现实压制达成妥协;社会批判理论的主体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寄予希望的无产阶级,而是富有良知道义和批判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精英,其职责在于促进社会朝着一个清除了非正义的未来发展。自由和平等作为伦理原则,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真正前提和批判准则。
霍克海默说,对自由和平等的限制同时也就是对良心的限制,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是人道主义的伦理批判。佐尔坦·塔尔在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评价说:“霍克海默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总想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公正的和更为人道的社会”(参见戈尔曼主编,第194页),“它是从伦理观点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同上,第195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各种批判理论中一以贯之的唯一的东西是对西方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关心”(同上,第196页)。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明确坦言:“是邪恶,而不是善良,成为了理论的对象。理论已经预设了生命再生产的形式。理论的要素是自由,而理论的主题却是压迫……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在揭示了事物善的一面,大声宣告爱的法则的同时,脱离无涯的苦海吗!”“真理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霍克海默、阿多诺,第248页)毫无疑问,自由、平等以及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恢复和高扬,这些伦理原则是西方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理由和响亮口号。如果说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溶入的是现代西方新一轮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其理由和口号也是与以往启蒙运动一致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在此的新意或独特贡献则在于,它填充了所要反抗的不自由、不平等以及人的主体地位受压抑的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实内容,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以及资本主义工业一体化文化和其他一切压制性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现象。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局限
自由和平等作为前提和批判准则,一方面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批判必须首先悬设的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对传统理性哲学的拒斥,这种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又不能通过理性检审的方式以传统的理论方式构建起来,因而,自由和平等作为前提和批判准则,其意义总是含糊和晦暗的,这构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的产生并非是由于霍克海默的疏忽,也非由于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能力有欠缺,而是由于任何这样的假设和前提一旦明确或明晰起来,总是无法避免其强烈拒斥的传统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从而蜕变成传统理论。马丁·杰伊在其《法兰克福学派史》中真诚地说过:“辩证法在批评各种冒充为真理的体系时是壮观的,但要清楚地指出自己的假设和价值时,它就不怎么雄辩了。”(杰伊,第76页)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基本薄弱点在它自身是难以克服的,这决定了它实际上缺乏基本的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因而,它虽然可以在对西方文明的反省中表现得足够激烈,也相当彻底,但终归是不充分和有待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批判理论只能在与各类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找生长点:其一,社会批判理论表现为对现当代社会的各种具体现实的批判,例如对科学、艺术、宗教、家庭等具体现实的批判;其二,社会批判理论只能在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具体学科的结合中拓展自身。对具体现实的批判和对社会作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是社会批判理论可引以为豪的理论特色,它们使其成为公认的“社会哲学”或“文化批判理论”,但这其实也是其理论缺陷的无奈结果。
社会批判理论在面临最基本的存在论课题时之所以会踌躇起来,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反思的含混和天真中,并非偶然,而是直接根源于传统理性哲学范式的衰竭和被拒斥。传统理性哲学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强调理性对于理解和掌握世界的终极性和优先性,而霍克海默等现代哲学理论家人道主义伦理批判的实质和局限拒斥的正是理性的终极合法性。但是,没有理性检审的规范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们陷入了一种批判的绝境”(Habermas, p. 380)。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现代哲学在拒斥掉传统理性哲学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社会批判理论拒斥理性哲学后,其伦理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宗教和美学资源。“阿多诺终生不能忘情于‘救赎’的悲愿;弗洛姆总是激动于‘普遍和平’的弥赛亚幻象;本雅明迷恋于名物一致的原始语言;贯穿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犹太教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隐蔽的神学’;直到晚年,霍克海默还一再表述‘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先知般的勇气,救赎的热情,深深潜藏的乌托邦冲动,绝望了的希望,如果据此而认为批判理论的历险是20世纪的一种准宗教行动,也许并不为过。”(杰伊,中译本序言,第6页)反思和批判便由“理性”蜕变为“感受”和宗教情怀。因此,社会批判理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批判话语,发泄人道主义的不满和谴责,以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反思方式表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维度。
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人道主义的伦理批判,其主体托付于少数富有良知、道义和批判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也决定了它失却了实际改造社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托力量,而成为仅仅建立于道义基础之上的纯粹文化意义上的理论批判。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新的否定性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正处于激动之中,这种可以看到的力量被视为完成马克思哲学的主体实践者。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柯尔施仍然强调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功能。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无产阶级被整合进西方社会的迹象日益明显,而作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情况也并不乐观。霍克海默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工人的软弱无力”,他唯一相信的是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对正义社会的“渴望”联结在一起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小集团。“唯一剩下的希望是在欧洲,那些充耳不闻的人构成了从四面八方投向人类的谎言的对立面,构成了那些低头只顾跟从领袖的人的对立面。”(霍克海默,第275页)于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真正动力只在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但是,其一,不论是“良知”还是“批判意识”,都不应是抽象的,它一定要植根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并在现实变革中应对人的生存困境和挑战;其二,精英知识分子作为同样受制于社会操纵的个体,如何能抵制并冲破强有力的社会操纵?这恐怕只能依赖于对正义和真理的抽象信念。霍克海默寄予厚望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性主体,这就使社会批判理论远离了现实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转入纯粹文化意义上的理论批判。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认为的,“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安德森,第96页)。
应该承认,社会批判理论质疑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经济-政治附属的僵化的文化派生观念,打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单纯依赖经济必然性及经济危机的消极和无力境况。文化起源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尤其是经济基础对于文化具有本源的意义: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都可以在其具体的生产劳动及关系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但是,文化及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又会成为较之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更具深层意义的社会存在。“赤裸裸的强制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被统治阶级如此长久地戴着锁链躅行于文化衰落的时代……虽然对物质条件的认识是理解活动的当然基础,可在这里,历史学家必须研究整个文化。”(霍克海默,第55页)“文化是使一个处处充满崩溃裂纹的社会勉强支撑下去的水泥骨架。”(同上,第92页)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和印度,大多数人甚至违反其根本的经济等实质性利益而死抱着他们的旧有文化观念,这主要出于对离开陈旧的信念世界和观念世界的惧怕;这些信念世界和观念世界早已以文化所独具的经验世界的模式深深地根植于个体的心理中,成为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同样,资本主义的专制和操纵也具有其牢固的深层文化基础。资本主义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地基”和粘合的“水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进行现实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首先必须从撼动资本主义的文化之基开始。因此,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进行文化批判的理由和根据: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和观念,承担起向未来合理社会转变的现代思想启蒙的使命。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文化批判虽然是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攻击的必要的一步,但它毕竟只是第一步;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仍然是更为有力、决定性的力量。在新的生产方式取得胜利之前,必定有一场精神文化的冲突。但是一般说来,只有在根本上通过对先进生活方式的日常体验,陈旧的观念才会彻底变化;而在此之前,理论的启蒙作用并不是很大。文化批判的实质性作用是思想解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中,文化批判都仅仅是必要的时代教诲和真实运动的开头序曲。
正是由于脱离了社会历史实践存在论的基础,社会批判理论对“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决定性作用便缺失了存在论根基的支持,表现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基于良知和感受的人道主义的谴责和不满。社会批判理论既不是政治批判,也不是经济批判,而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批判。霍克海默称之为“在导向世界总体管理的恐怖趋势面前,所作的一种退守式的理论抉择”(霍克海默,序言,第5页)。西方学者一般都将霍克海默的理论历程作这样的分期:“30年代,是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批判理论家; 40年代走向绝望;而50—60年代的特征是同西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妥协,并表现出一种‘渴望上帝’或‘另一位救世主’的宗教态度。”(戈尔曼主编,第194页)霍克海默的理论观念及立场的变化,也富有说服力地反映出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面对世界极权制管理的恐怖趋势,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告别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初步构想,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批判,亦即纯粹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在笔者看来,其局限性并不是霍克海默个人的问题,而是现代西方面临的整个时代的困境———可以为传统理性唱响挽歌,但拒斥掉传统理性后,西方理论思维的前行也随之陷入困惑;西方强大的理性交换机制和消费逻辑整合并消磨掉了革命力量,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基础。然而,尽管霍克海默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带有无法克服的局限,但由于其真诚的道义追求,它吸引了一大批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学家、精神分析家、法律专家和文学批评家汇聚于其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和旗帜下,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称谓,完成了一段看起来无可挽回的历史时代中不妥协的独特思想的历程。
【参考文献】
安德森, 198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銛、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戈尔曼主编, 1989年:《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霍克海默, 1989年:《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霍克海默、阿多诺, 2003年:《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杰伊, 1996年:《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Habermas, Jurgen, 1984,TheTheory ofCommunicativeAction, vo.l 1, Polity Press.
（责任编辑:华 敏）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8年4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