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起源于人类在生存中以思维把握世界的需要。由于人类的生存和基于生存的思想都是一个连续的变动生成过程,因此,合理的辩证法的涵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一个明确而固定的定义,而应该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纵观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历程,大体上可以归为三个阶段:朴素实在论辩证法、唯心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生存论辩证法。朴素实在论辩证法以赫拉克利特和旧唯物主义为代表,他们将辩证法归结于对感性直观经验及其多样性和变动性的外在描述。唯心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发端于柏拉图、芝诺等古希腊哲学家,其标准形态是近代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他们将辩证法归结于主体运用理性概念把握世界的运演逻辑或二律背反。生存论辩证法伴生于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马克思、胡塞尔、阿多诺、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批判传统辩证法的抽象的主、客二分,倡导人在主客融一的“生存”中的辩证法。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与人的生存本身分离的赤裸裸的辩证法形式和规律,辩证法只能置身于人的生存活动,并展开于人的生存活动。如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辩证法”,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辩证法,海德格尔的“此在”辩证法,等等。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论法”正是这些生存论辩证法中的一种。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不同于其他生存论辩证法之处又在于,它是批判的生存论辩证法。阿多诺认为,朴素实在论辩证法是外在客体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认识论辩证法是主体概念的同一性,它们最终导致的都是对人的抽象、压制和吞没,因而,辩证法不能是对人的生存的外在的概述和规定的同一性的概念公式或序列,而恰恰应是对人的生存中的绝对同一性的否定和抗拒,是人解放和进步的非同一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因此,阿多诺不仅甩脱了辩证法的外在的知识形式,而且开掘了人生存本身的内在动力,融为深刻而执著的人生关怀。
从人的抽象同一性向生存非同一的视角转换
现代西方哲学区别于近代西方哲学的标志和实质内容就是“生存论转向”。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现代派流和学说虽然彼此迥异、争论不休,但大多达成了生存论上的普遍共识:人不是一个被预定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个不断流变生成的生存过程,哲学就是对人的生存的反思和自觉。而传统哲学是对人生存中固有的思维和理性能力的自觉,把人的生存思想化、逻辑化,并把思想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绝对化为唯一的人的生存方式,因此,传统理性抽象哲学的独断终结了,现代的全面的生存论哲学开始了。
在这场批判传统哲学的生存论哲学革命中,阿多诺的理论探讨表现得更为独特和彻底。他认为,传统哲学之弊并不在于理性方式,而在于抽象的同一性方式,正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方式才将理性置于绝对,导致传统哲学的独断。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存来说,将人生存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作为绝对,并进行同一化,都会是一种僭越。因此,要破除绝对理性的传统哲学,就必须首先消解绝对同一性根源。实现从抽象理性向人的生存的视角转换,更为根本的是要实现从人的抽象同一性向人的生存的非同一的视角转换。同时,也只有非同一的意识自觉才能实现向人的生存的真正视角转换。正是基于此,阿多诺对其他的很多现代哲学家提出了不留情面的尖锐批评。例如,他认为,胡塞尔的目标仍然是寻找最可靠的基础、最初的原创建(Urstiftung)行为的同一性;而海德格尔又建构了一个“存在”的同一化形而上学。
阿多诺的这一论断并不是仅仅针对传统唯心主义认识论哲学的理性同一化,而是针对人类全部的同一化思想史即整个西方启蒙历程。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人类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而启蒙是作为支配和统治的“主人的精神”。这个“主人的精神”的发展史就是制造出彻头彻尾地浸透了工具理性的异化世界的历史,是同一性滋长和蔓延的历史,使人沦为种种新神话暴政的奴隶和牺牲品。传统唯心主义认识论哲学就是同一性启蒙的一个表现或代表。可见,从人的抽象同一性向生存非同一的视角转换应该是人类在现代整个思想的大转向。
那么,何以同一性与人相背呢?这是由于,任何同一性都会成为在人之外的外在根据,受制于外在根据,何谈人的自由和解放?人只有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才能是自由和解放的。因而,人不应该向自己存在之外寻求抽象的人性根据,而应该就立足于自己的生存本身。没有了外在抽象的固定规定,人的生存就真的是一个非同一的现实的活的过程了。在这个没有同一性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存在、概念与事物等等之间彼此差异、互动作用,构成人的流变生成。而如果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统治同一的霸权,人的生存就会陷入凝固和僵死。因而,非同一才能使人的生存动态、开放,才是人生存的实质和合理形态。
阿多诺正是在非同一的意义上批判传统哲学的,不仅批判了传统唯心主义的主体同一性,也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客体同一性。由此自然引发出,合理的哲学形态不能是对封闭的同一性的建构,而应是对压抑、统治的同一性进行反思和解构的解放的、平等的人生存的非同一自觉意识。
批判同一性的非同一辩证法
如前所述,阿多诺的辩证法并不是我们以前所习以为常的、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并列的一个哲学领域或方面,它也不可能体现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或序列表。阿多诺说:“否定的辩证 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意味着要对基础概念以及内在思想的第一性进行批判。”[1]阿多诺的辩证法就是批判同一性的非同一辩证法,其形成并展示于对同一性的批判中。
阿多诺批判传统同一性哲学的矛头自然是主要指向了传统唯心主义认识论,因为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唯心主义认识论是同一性哲学迄今最为成熟和完整的形态。阿多诺认为,思维与存在、概念与某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不同一的,任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固态的一一对应,更不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而是在历史地、现实地波动着。而在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中,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都归于主体贩卖概念同一的暴力,其实质就是思维对存在、概念对事物、主体对客体的同一。
首先,从感觉来看,即使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感觉都作为“某物”占据着不可根除的实体之物的位置。但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囿于反思的等级制度,感觉被认为仅是个别的和限于自身的,相对于终极之物来说,没有权利为自身要求同样的权利。而且,感觉已是一种主观的抽象。感觉是主体按认识论模式进行主观的抽象生产而得到的原材料,是主体“没收”了客体,置于自己领域里,并完全支配的材料。表面上看,唯心主义对万物世界的主观重构是以感觉作为它的认识等级制度的基础,而实质上,“如果没有自给自足的认识论后来想凌驾于其上的身体,它就不会有这个基础”。[2]
从客体来看,客体本来是与主体相异质的、非同一的,而在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中,主体通过概念中介将客体同化掉了。但是,实际上,概念在同一客体中的非同一因素却是一目了然的。概括地说,概念与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有两个方面。其一,概念只是有限的规定,无法涵盖客体的无限规定;反过来,客体又总是有限的客体,无法填充概念规定的全部外延。其二,客体总是变化发展的,固态的概念无法完全规定动态的客体和现实。
从主体来看,一方面,主体不可能是纯粹的意识或概念。而在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中,主体并不是现实的人,而被意识化、概念化了。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的同一只能是一场空洞的、扼杀自身的“胜利”。主体按计划将客体还原于它的概念,截断、枯竭客体,同时,也必然截断、枯竭自身,将自身冲淡为纯粹一般性的抽象概念。主体只能在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现实渗透、构造中得以表达,而不是靠对客体和经验的反感和同一压制来表达。否则,主体就成了一种减法过程后的可怜结果了。
从主体对客体的同一构造来看,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主体以概念为中介对客体的同一构造。阿多诺说,甚至在谢林以“建构”为口号的哲学中,“建构”实际上都只是一种重复的模仿,而不是有着内在进步的创新和发展。因为“建构”在这种同一性中犹如在一个广泛的分析判断中一样重复着自身,它拒不宽容任何不事先被哲学领会的东西,没有为新质的东西留下任何余地。从同一性的思维传统来看,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建立第一性哲学根源于几千年的寻求“根”和“起源”的同一性思维传统。而“根”和“起源”是静态的、统治性的范畴。阿多诺认为这种静态的“根”和“起源”是压制的同一性,它并不是真正的“起源”。只有动态地、宽宏地去萌发出他物,才能称得上“起源”。所以,“起源”不是某种幻觉的固定终点,而应该是现实的活的创生过程的起点和策源地。
同一性还根源于统治阶段维护其同一统治的需要。由于掌权者需要一种客观精神作为维护统治的约束力,他们便总是极力调动出适应于几千年来被约束意识的客观精神,禁锢人类意识,而不是去理解或在自身方面改变人类意识,并以一种长期被官僚管理的专政的俗套借口,加上政府的恐怖机器,将这种客观精神牢固地确立 批判的生存论辩证法为意识形态和永久的制度。同一性是意识形态的泛音。
作为对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主体同一性的反拨,阿多诺强调客体的优先性。所谓“客体的优先性”,就是要意识到,“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3],但并不意味着是某种直接的东西,否则,就倒退回了素朴实在论。客体的优先地位意味着从那些本身是被概念中介的东西中划出进一步的质的区别的反思或对抗意识。同时,阿多诺批判概念、思维、主体的同一性,并不是要走向某物、客体的第一性,不是要简单地抛弃概念和思维,相反,他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中介的同一形式,没有这种同一形式,人们就不能思维,甚至不能生活。例如,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但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了这一原则,那就是为倒退回不公平寻找借口,就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和赤裸裸的特权。
作为对传统唯心主义哲学“精神总体”的反拔,阿多诺强调对个体和他者的意识。同时,要破除精神高于精神的他者和个体的至上性,但也不是要走向个体或他者本位。精神是与其他者和个体完全非同一地纠缠在一起的。在这里,追问非同一的任何一方,何者为第一性或至上性,都是一种前辩证的做法。精神不是一个自闭的同一性,而应该是一个不断地走向精神的他者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时间内的和历史的,是生成以及生成在其中积累起来的被生成物,生成活动必是有以其活动所作用的事物作为基底的现实。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就不难看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与在前的西方哲学史上最卓著的康德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康德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分别代表了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两大类型。康德的辩证法即理性的二律背反,他揭示的是理性思维的有限性,又被喻为“消极的辩证法”。康德把世界分为经验的现象世界和超经验的本体世界。人的理性可以通过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把握现象世界的真理,因而,人的理智能力对于现象世界是有效的。但理性缺乏与本体世界相应的认识形式和能力,因而,人的理智能力对于本体世界是无能的。人的理性在突破现象界认识本体时必然陷入“矛盾”或“幻相”。康德将辩证法作为“幻相的逻辑”表达为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在阿多诺看来,康德虽然体察到了理性把握本体时的矛盾,但并没有洞见到产生这一矛盾的理性同一性根源。正因为理性仅仅是人无限生存中的一种有限形式,人的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都是有限的抽象,而不仅本体世界,现象世界也同样是无限的,所以用有限去包罗无限,必然陷入困境。而康德哲学实际上还是一直都在进行用“先验的分析”综合多样性的同一操作。
黑格尔辩证法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它直接起自对康德辩证法的不满。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理性之所以陷于矛盾,就在于它仍是一种知性思维,只有对立,没有统一,不是辩证思维。他认为理性通过辩证的自身逻辑运演完全有能力把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展示出来。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被喻为“积极的辩证法”。黑格尔试图以理性矛盾进展的方式超越感性的有限性,进而达到无限,其辩证法展示为一个“绝对精神”自我运演的宏大概念体系。辩证法“就是在纯概念中的运动,———是逻辑理念的运动”。[4]应该说,比较康德来说,黑格尔是对理性辩证法的更深一步的发掘和高扬。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思维、理性是预设的绝对同一性,而辩证运动的全部历程不过是证明这种同一性的历史材料而已。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用概念的对立统一框套人的生存现实,这种同泛逻辑主义和唯心主义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有限的理性辩证法成为对人类无限生存的最大的同一性桎梏。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与阿多诺辩证法的“否定”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是概念建立自我纯一的主观肯定中的否定中介;而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通过主观否定的方式,抹去客体的直接的外观而建立起来的,而一旦这种真理知识确立起来,也就放弃了否定。这时,这种知识就不再是客体的知识,而成了肯定性的概念,“一种绝对化的智性的同义反复”。[5]其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其实质是达于肯定的同一。“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黑格尔的体系结构毫无疑问就会倒塌。”“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同一性,一种新的幻觉,是推论的逻辑———最终是主观性原则———对绝对的投射。”[6]阿多诺讥讽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划了一个同一化的圆圈,最终“收获了逻辑对元逻辑的第一性的战利品,谋取了抽象的、为自身辩护的哲学唯心主义幻想的利润”。[7]而阿多诺辩证法中的“否定”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中貌似否定、实则肯定的“否定”的否定,是在人的非同一生存中对任何绝对同一性的抵制和瓦解,而且对同一性的否定要一直否定下去。“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8]他意在指出破除同一性的非同一否定和批判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是哲学的永恒事业和使命。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阿多诺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最主要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辩证法作了经典概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马克思指出辩证法的本性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阿多诺的理解无疑与之一致,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奠定了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调。阿多诺与马克思都是倡导通过批判达到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他们的共同理想,批判是他们的共同方式。但两人的区别在于:其一,从自由和解放的共同理想来说。马克思解放的指向是异化劳动中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其理想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而阿多诺解放的指向是被任何同一性压制的人,尤其指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其理想是没有同一、没有压制的多元共生社会。其二,从批判的方式来说。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思辨方式,强调人的现实批判,主张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阿多诺针对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方式,强调非同一的文化批判方式。因而,可以概括地说,阿多诺鲜明地指向了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同一性理解,提出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非同一理解。这也可以看作是阿多诺立足于文化批判背景对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态辩证法的批判,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化和拓展。
可见,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就是立足于人生存的、批判同一性的非同一反思意识。其顽强的活力来自于对同一性现状的物性的反对,来自于对习惯的非反思同一性意识的反对。正是同一性提供了非同一辩证法的批判指向和可能。所以,非同一辩证法是内含了同一性辩证法,并对同一性辩证法的突破和超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就是内含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同一性辩证法,并对它们的突破和超越。可见,非同一辩证法不是外在的拯救,而是人的内在的自我解放。
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态———概念的星丛
阿多诺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然是非同一的,那么,主体认识、把握客体时,就要凭借一定的中介。这种中介是预先形成的、并用来理解客体事物的主观机制。这种中介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就是概念的中介。然而,唯心主义虽然成功地发现直接性完全是被中介的,但它用这种发现残暴地欺凌被中介物,阻止对客体事物的认识,而 批判的生存论辩证法且妨碍压抑了主体。
那么,如何抵抗这种具有客观意义的中介的同一呢?阿多诺提出,将这种概念中介变为反思的规定性。不是去纯粹地规定客体事物,把客体事物还原为中介,而是“决不提出穷尽一切事物的要求”,“指向不能被某物自身的概念清除掉的东西”。[10]这种概念中介就是非同一的设定,即“概念的星丛”。阿多诺说:“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要素也可以生存下来,但它用不着委身于那种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之所以生存,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因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11]“星丛”是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借来的一个天文学术语,意指一个由多种因素或个体彼此独立而不整合、变动不居而又彼此辉映地构成的一个集合体,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成为其他因素或整个集合体的本原。“星丛”是阿多诺建立的非同一否定辩证法中最重要的观念,阿多诺正是试图通过概念的星丛实现其全新的非同一辩证法。在对客体的认识中,不是依靠一个概念,而是依靠一丛概念的组合,使概念进入一种关系,不让任何一个概念独断地切割客体的全面现实存在,而是在这种关系中,甚至对立中,凝视概念,从而使“客体……向对它置身其中的星丛的意识敞开内心”,成为一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存在。“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想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12]星丛既必要地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又不是压制和负担。而这种概念的星丛模式又必须根植于语言。语言不是固态的符号体系,它不是提供纯粹符号的体系,不去固执地定义概念,而是通过概念构成星丛,从而生发它们,所以,这种语言是使概念完整地表达它意指的东西的行为。
阿多诺以马克斯·韦伯这位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为例,具体阐释其“概念的星丛”。他说,当韦伯在他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提出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他和流行的科学做法相反,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像他以前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那样去定义历史概念所碰到的困难。他明确反对定界的定义程序,即固守“种加属差”的图式,而是要求社会学的概念必须从“来自历史现实的个别部分中逐渐谱写成。最终的概念理解因此不能是在探索的开端,而只能是在探索的终点”。[13]韦伯称之为“谱写”。“定义不像庸俗的唯科学主义认为的那样,它不是认识的一切;但也不应把它排除掉。思维如果不能定义它的过程,不能随时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事物,那么它就像一种满足于语词定义的思维一样是不结果实的。”[14]星丛通过语言,使它们从被主观地思考并征集,向客观性皈依,成了像客观性的符号一样可阅读的。马克斯·韦伯在他最成熟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中,虽然也从法理学借来语词定义,但这些“不仅是概念的固定化,而且还是一种尝试———通过围绕一个被探求的核心概念而聚集概念,试图表达这一概念针对的东西,而不是把它限制于操作的目的”。[15]阿多诺举例说,例如,对于在每一方面都很关键的资本主义概念,韦伯用像收益或利润动机这样的孤立的和主观的范畴来聚集、加以揭示。韦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用星丛取代了分类学,但阿多诺认为他的星丛是不够彻底的。因为韦伯强调合理性,忽视通过等价交换来再生自身的阶级关系,从而把资本主义完全等同于它的“精神”,又复活了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同一性。
可见,“概念的星丛”既不是一种呆板的概念形态对事物的纯粹投射,也不是一种胡作非为的概念中介,而是阿多诺非同一辩证法的形态。它强调的不是自上而下地解释矛盾,而是通过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在不平息的非同一中反思并建构人的非同一生存。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产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文化批判的大背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高速发展,在西方消除了普遍的物质匮乏,改变了传统的统治方式。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已经变为“通过技术理性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16]。
传统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劳动异化已演变为现代人所普遍遭遇的生存异化。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巨匠相比,阿多诺不仅展开了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商品一体交换、极权政治、大众文化、工具理性等等的具体批判,而且深刻地触及了它们的本质根源。阿多诺指出,这些都根源于统治和压抑的同一性。同一性即是指一个事物或一个方面占据了第一性的基础地位,成为控制和宰治其他的绝对至上性。他倡导非同一的批判哲学,即人的非同一的否定和批判的自我反思,反抗同一性的压制,解放人,回复并开创人的可能的、全面的生存和未来。同时,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完全应和着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不再以主客二分的抽象的绝对人为惟一合法有效的视角,去探讨人与外部世界的统一,而是立足于人的主客融一的非同一生存,去反思和建构人的合理生存本身。阿多诺认为,将抽象的绝对人作为哲学的前提或起点,是非批判的固定人性,而作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前提或起点的人,就是人的非同一的生存活动本身,是一个多重的可能。而只有非同一,即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能占据独霸和统治才是与这种生存活动和可能相适的。
因此,必须葆有批判同一性的非同一意识———否定的辩证法。这也是阿多诺对我们这个充满了深度遗忘的偶像时代提出的诊断。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这种遗忘乃是对生活世界的遗忘,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对存在的遗忘”[17]那么,在阿多诺那里,就是对非同一的遗忘。非同一并不是拓展的新的领域,而是对同一性的批判,即反同一性。“非同一”不是一个新的预设前提或基点,而是对任何同一性的具体的反思和批判过程,它结合于并坦率感知于人的现实生存。可见,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不是作为某一个哲学体系里的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告别传统的全新的批判哲学。他为现代哲学提出了重建非同一“星丛”批判哲学的新理路,为现代人提供了平等、开放、自由的多元共生的生存理念。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论法”的实质是批判同一性的非同一生存论哲学。
【注 释】
[1]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
[2]同上书,第191页。
[3]同上书,第181页。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9页。
[5]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58页。
[6]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57—158页。
[7]同上书,第157页。
[8]同上。
[9]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第1卷第24页。
[10]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69—170页。
[11]同上书,第160页。
[12]同上书,第161页。
[13]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法兰克福1947年版第30页。
[14]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63页。
[15]同上书,第163页。
[16]衣俊卿:《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7]克劳斯·黑尔德:《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开端———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苑 捷)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5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