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是以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反思方式,质疑和批判了庸俗“经济唯物主义”,从而引领了一大批蔑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传统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走向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而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通过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出具了革命方案,其反思方式是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其解决方式是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前者是人本主义倾向的,后者是科学化的。因此,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存在着根本的理论困境,即对问题的反思方式和解决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困境也大体奠定了卢卡奇本人理论发展以及继后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分裂走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困境的理论之源。
一 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人文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失败的症结在哪里呢?这是卢卡奇思考的现实起点。当时,在第二国际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唯物主义,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简约化为“经济决定主义”,在实践中坚持革命自发演进观念,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被严重消解和禁锢了。庸俗经济唯物主义是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中的直接清算对象,这种清算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角度进行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辩证法也获得了崭新的形态,即区别于自然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素朴地对外在世界联系、变化和发展状况及规律的描述方式。近代认识论打破了本体论的独断后,辩证法进入概念层面。康德从反思人的认识能力入手,建立了概念的正题和反题的辩证关系。而黑格尔则通过加入合题,使概念成为正—反—合的发展过程,这种无人身的理念的自我运动,的确使概念获得了总体的辩证法形态。然而,概念辩证法的主体是绝对概念,绝对概念的自我运演构成的是一个封闭的抽象意识体系,人和外部世界仅仅是受其辖治和驱使的对象或材料而已。以高扬人的理性反思为宗旨的概念辩证法,走向理性的自闭和主体人的失落。社会历史辩证法则通过把主体从抽象的理性回复到现实的社会历史人,打碎了概念偶像,回复了“人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存意蕴。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人创造历史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人是理想性的超越存在,人根据自己的情感、智慧、需要、愿望和理想等从事着创造社会和历史的实践活动,“人类史和自然史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47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这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其二,人创造历史具有条件性和连续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仅以前代人的活动结果为基础,而且也受到前代人创造的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规定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这构成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社会历史中,这两个方面不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用第一方面去统摄第二方面,就会缺少现实的起点和基础,人的生存就会成为纯粹目的性的实践外壳;如果用第二方面去统摄第一方面,就会缺少历史主体的自主抉择和鲜活创造,人的生存就会被纳入前代决定后代的僵硬的必然性。在社会历史中,不论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还是历史中的阶段和要素,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纳入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总体之中。社会历史辩证法展示的就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
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就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卢卡奇的总体性的实质也就是社会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Die konkrete Totalitaet Das Ganze)的范畴。”[4]“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5]在社会历史中,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都只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是人为地孤立、分离出来的“环节”,所以,都是暂时的,可以被改造的。历史作为总体性的真实涵义就是变化发展。总体性即“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历史辩证思维方式。[6]
正是基于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性本质理解,卢卡奇抨击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庸俗经济物质主义,认为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完全脱离实践的认识方法,其实是片面执着于社会历史辩证法的第二个方面,根本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消磨掉了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的革命斗志。庸俗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归结为是对社会发展征兆的‘科学’论述,并把实践变成由他们要加以控制的过程的个别事件的摇摆不定的、没有目的行动,也就是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7]事实上,人类历史并非表现为一个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规律公式自发演进的直线过程,而大多是由残酷的复杂斗争构成的现实历程。而资本主义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获胜,也不会是一个按自然规律的抽象推演,只能是一个现实的革命行动过程。“根本就不意味着,无需无产阶级的积极参与,这种追求就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是相反,只有提高意识性,只有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对正确的东西的单纯的追求才能脱去它的虚假的外衣,成为真正正确的、历史地重要的和改造社会的认识。”[8]
由此,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被禁锢和不成熟是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这在于在第二国际占主流的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统治和禁锢,而这种庸俗思想意识的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强大的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的同化机能。卢卡奇认为,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的同化机能当然是不以无产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客观现实,但这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消极屈从,而仅仅应被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起点,无产阶级正应该在觉识和改
造这种客观现实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获得自身的存在和意义。
二 阶级意识的科学分析
卢卡奇以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性反思,指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不成熟的阶级意识,导致了革命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丧失。那么无产阶级怎样获得成熟的总体性阶级意识呢?卢卡奇首先明确指出,阶级意识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不是随意的、主观的,“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9]可见,阶级意识是作为阶级的整体对自身地位和社会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如何获得的呢?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显然不能是先验的,而应该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同一的。而对此,卢卡奇并没有从无产阶级积极的革命行动方面去阐发,而是完全运用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分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并以物质现实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产生的直接基础。
卢卡奇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形成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一,资本主义打破了等级制,使基于经济的阶级划分成为可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社会的通常划分标准是等级或阶层,阶级利益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其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社会的阶级意识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结并支配了社会各部门,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背后”,而是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显要标准。这样,阶级意识就随之替代等级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10]其三,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客观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这两大阶级成为纯粹的阶级,会有纯粹的阶级意识。其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立的,这根源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为欺骗别的阶级,通过片面地合理化方式,让无产阶级没有清楚的总体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愿意拥有片面性的阶级意识。而无产阶级由于处于非人的被蔑视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这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从而打破分散的局部
意识,进入总体性意识。
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具体上升和形成的分析,卢卡奇是令人失望的。他借用了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中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显示出来并上升为行动。因为,“危机时期的本质恰恰在于,从一局部系统向另一局部系统转变时,直接的连续性破裂了,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相关性,突然进入所有人的意识里。”[1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发展,经济过程的这种统一性也就表现得更清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越明朗和坚决。显然,无产阶级在其中再次成为受经济危机现实决定的客体,无产阶级作为体现历史自主性和自觉性的主体一面被淹没和取消了。在这里,卢卡奇坚持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规律决定论的理解,真正的主体是由这些物质客观必然性做支撑的规律,无产阶级只是实现这种规律的代理者,在社会历史必然性的统摄下,做自己被规定好的事情,完成自己被赋予的历史任务。然而,社会客观必然状况提供的仅仅应是49多元的可能性,把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的是人的自觉活动。这其中至少应包括工人阶级批判物化意识和现实统治的理想的正义建构、自主的抉择和积极的行动等等。
但是,卢卡奇恰恰在这方面缺失了。对于无产阶级的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的深刻的辩证的相互作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辩证发展道路,以及无产阶级意识中反映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迸发出来积极的和新的东西等等,卢卡奇甚至没有任何阐发。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卢卡奇把阶级意识,尤其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发归结于客观现实必然性。探讨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客观物质前提,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关键是如何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觉的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识?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严重物化了,他们能够冲破物化意识吗?卢卡奇强调社会历史辩证法的第二个方面即人创造历史的条件性和连续性,但是这不能生发和替代出第一个方面即人创造历史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而这又曾是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和理由。
三 总体性的内在困境
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反思是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是人本主义倾向的;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案,依赖的是社会历史分析方法,是科学化的。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这一分裂困境奠定了卢卡奇本人及以后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倾力写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64年开始撰写, 1970年停止写作),这是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建构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的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人本倾向和科学倾向的对峙和矛盾。一方面,卢卡奇针对斯大林以自然本体论独占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以经济生活为旨归的策略主义,他极为强调“实践”、“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通过社会历史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实践本身最直接地提供了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最重要的证明,实践对于真正的、批判的本体论来说,也是必要的客观核心”。[12]正如戈尔曼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所说:“卢卡奇的本体论的论题表明他又回到了他早期的总体性(一种整体论)的主题,它现在成了一个有机论的历史的范畴。他认为,认识论应被一种历史化的本体论所代替,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提供一个基础。”[13]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主体是人,人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定位于社会存在本体论,就是要凸显人作为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存在的方面,克服自然本体论中的主体性缺失。在卢卡奇所建构的本体论中,对包括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批判,对人类摆脱一切操纵、实现“自己走向自己的存在”的向往,成为理论主旋律。但是另一方面,“社会本体论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14]“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15]“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科学根据”。[16]卢卡奇最终把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这个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又是自然本体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核心的实践范畴,既然是一个“人”的范畴,那么首先就有一个“目的性设定”。“整个社会存在,就其基本的本体论特征而言,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目的性设定的基础上”。[17]对于这个“目的性设定”,卢卡奇又一次采取了现实物质根源的还原方法,走向了科学化。
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这一分裂困境,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理论困境。继卢卡奇之后的西50方马克思主义,明显呈现出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走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秉承人本主义,并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现实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化。这些观点强调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是对于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理解不足。与之相对,以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等为代表,则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解说,追求科学主义的解释和批判方式,对于人类历史中的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重视不够。目前国内外主要分歧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这个问题。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本主义批判以及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取向;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后期著作的经济学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和科学方式的统一,处理好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能动性和历史自身规律的关系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注 释】
[1][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之“译序”,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2,第6页;第4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第118~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第532页。
[5][6][7][8][9][1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2,第61页;第56页;第128页;第132页;第104页;第115页;第165页。
[12][14][15][16][17]Georg Lukacs,Ontology ofSocialBeing,Merlin Press, 1978, p. 13, p. 326, p. 472,p. 151, p. 25.
[13][美]罗伯特·A·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第258页。
(责任编辑 强乃社)
原文载《哲学动态》2006年6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