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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与卢卡奇、柯尔施齐名的三位早期人物之一。在革命实践斗争和革命理论探索中,葛兰西反思并批判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哲学”,为探讨现当代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合理的理论表达和理论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深化和发展,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对“正统”唯物主义趋向的批判

葛兰西认为,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唯物主义趋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被列宁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阐述,1908年出版后,其阐述一直被奉为国际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葛兰西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修正,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这种唯物主义的“正统”性只能“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1](P299)。这种“正统”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个要素:一个是哲学要素,就是形而上学的或机械庸俗的唯物主义要素;另一个是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加以构造,以最粗俗的实证主义实验的社会历史理论要素。庸俗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直接相联,庸俗唯物主义的表达和展示方式一般都是实证主义式的体系。“庸俗的论点认为,科学必须绝对地意味着‘体系’,结果各种各样的体系就建立起了,然而,它们所具有的,却只是一个体系的机械的外在性,而不具有其必要的内在融贯一致性。”[1](P350)普列汉诺夫就是“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并证明了他在思辨和写史方面能力的贫乏。”[1](P299)庸俗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曲解成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的教条体系。在其中,浅薄的“物质”始终居于基础地位,仿佛越是回到“物质”客体,人们就必定越加“正统”。为了克服在广大群众中流布广泛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和宗教先验主义,“正统”唯物主义使用了最粗俗和最平庸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超越并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变革实质被完全丢弃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歪曲。

葛兰西在此以布哈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以下简称《通俗手册》)为例,将其定性为以永恒绝对的“物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庸俗唯物主义及其实证主义方式表达出来的教条体系,认为它秉承了“正统”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典型范例。

《通俗手册》的第一个错误是物质常识化。

为了对立于传统唯心主义的伟大体系及其高级文化世界观,它精心构建了一种以物质常识为基本前提和标准的群众式“哲学”。而物质常识是原始感觉的直接产物,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实在论”。物质常识具有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性质,本身需要被反思和被批判,上升为真理,真理越出知识集团的范围,在大众中扩散开来,化为大众意识的新的常识。因此,物质常识并不能作为证实真理的前提和标准,相反,物质常识本身就需要被批判和反思,并有赖于真理而更新发展自身。可见,“旧式形而上学在《通俗手册》中的最显著的痕迹之一,就是企图把一切东西都归于一个最终的和最后的简单原因。”[1](P354)“如果‘思辨唯心主义’是范畴科学和精神的先验综合的科学,即反历史主义的抽象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暗含在《通俗手册》中的哲学就是一种颠倒的唯心主义,在这种唯心主义中,思辨范畴被不再是抽象的和反历史的经验和经验的分类所取代。”[1](P353)

葛兰西举例说,《通俗手册》断言,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科学工具的发展。这是就“生产和劳动的工具”的历史功能所采用的、源于洛里亚的一般原理的一个推论。但是,在地质科学中,铁锤之外别无工具,而铁锤的技术进步决不可能和地质学的进步相提并论。同样,以数学科学为例,数学科学的发展并不需要任何物质工具,而数学科学本身就是所有自然科学的一种非物质“工具”。因此,可以一般地说科学的进步是不能物质地证明的,“科学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智识的(而且甚至是政治的)和方法论规则的。”[1](P375)在《通俗手册》中,“未受教育的人和粗野的环境支配了教育者,庸俗的常识把自己强加于科学,而不是相反。”[1](P352)

《通俗手册》的第二个错误是实证教条化。

它把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形式的社会学,把一种世界观归结为一个机械公式,给人以整个社会历史尽在完全掌握之中的印象。因果律和统计法则被作为这种实证社会学的基本法则,但是,因果律并没有因果价值,因为它无非是所观察到的事实本身的复制而已,唯一新鲜的东西是给予一系列琐屑事实以一个集体性名称,而这个集体性名称仅仅是一种归类或概括,并不是一个新事物;统计法则是机械化理解的根本方式,它偏袒精神上的懒惰和政治纲领中的肤浅,引向群众在实践行动中的消极性倾向。“暗含在《通俗手册》中的哲学可以称做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逻辑的一种改写。历史的辩证法被因果律和对于规则性、规范性和一致性的探求所取代。”“他所构建的,不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论、一种哲学,而是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而且往往是纯粹口头上地,用朴素而又自以为是的错误推理设想和解决特定问题的个案记录簿。”[1](P353)其采用的是以十足的形而上学,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评判过去一切的教条主义思想方式。这种方式不仅缺乏历史感,而且是反历史主义的。在《通俗手册》中,过去被评价为既“不合理”又“荒谬”,哲学史中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成了可笑的“怪胎”,“把过去的哲学学说全都说成是同样地浅薄的和陈腐的东西,以致于读者得出这么一种印象,所有过去的文化都是一系列处于迷狂状态中的酒神的幻影。”[1](P389)

二、与若干唯心主义思潮相融汇的“正统”趋向的批判

　　与“正统”唯物主义神化“物质”实体相反,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趋向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以及其它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联合。如伯恩施坦、麦·阿德勒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主张回到康德主义去。其实,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正统”唯物主义倾向的不满,通常以对“正统”唯物主义倾向的反拨形式出现和存在,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居于次要地位。庸俗唯物主义-实39证主义的“正统”唯物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往往最后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考茨基就是一位“正统”的经济决定论者,他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要经济发生危机,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完全受经济决定,成为经济的外在消极表现。而随着在西方社会中经济活动与交往活动以新的形式发生作用,伯恩施坦等认为必须对经济决定论这一僵死的脚手架展开批判[2](P218-219)。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被认为是改良主义的鼻祖,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前提已经改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阶级斗争的矛盾缓和,作为社会革命前导的经济危机可能性大为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也应当改变策略。

通过革命一举消灭资本主义只能造成大灾难,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有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论,“回到康德去”就是其反拨性的口号。在阐述托拉斯和信用制度等组织化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影响的前提下,伯恩施坦等将组织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强调在经济结构层面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实现政治上的过渡即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从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3](P7)作为《格尔利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伯恩施坦在纲领中不仅把“民主和社会主义”并列起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以显示出它和苏维埃式社会主义的区别,而且还认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是“道德的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经济和道德共同体”。

此外,奥托·鲍威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托马斯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德·曼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等结合的各种主张和尝试等等。这些或明或暗地与若干唯心主义思潮相融汇的趋向,主要是由一些“纯粹的”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他们一般有别于明显献身于实践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正统”唯物主义派知识分子,因此更易于从另一个角度对“正统”唯物主义忽视意识能动作用的做法提出中肯的批评。但是,他们往往是从纯粹“意识”出发,致力于先验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定,牺牲掉社会历史实践的要素,在“先验”领域中寻找思辨的价值和政治选择的“纯粹”理由,限于纯智识集团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葛兰西对这些与若干唯心主义思潮融汇趋向的批判,并不是要回到纯粹唯物主义。葛兰西总是强调说,历史是自觉活动、实践意志、主观干预以及政治主动性的舞台。葛兰西举例说,“预见”并不是一种科学式的对未来的认识,而是一种真实的主观创造活动过程。在现实中,人们只能在行动的范围内,在进行自愿的努力并从而具体地致力于创造“被预见到的”结果时“预见”。预见不是作为科学的认识行为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创造集体意志的实际方式而将自身揭示。所以,“预见”首先是人对自己“预期”的意识创造活动。在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创造活动过程中,“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换句话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1](P362)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利用唯心主义哲学,并超越它们,从而掌握文化领导权,夺取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托付于有机知识分子。他说:“从历史和政治上说,批判的自我意识意味着创造知识分子的精英。……要是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换句话说,没有由于存在着一个‘专门’从概念上和哲学上研究思想的集团,而从理论-实践的关系中具体地区分出来的理论方面,也就不可能成为有组织的群体。”[1](P245)有机知识分子即承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批判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先锋。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是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葛兰西以18世纪~19世纪意大利第一次复兴运动中温和派的成功为例。温和派是由他们“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有机性早已自40然凝为一体”的知识分子,温和派以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领导了意大利全国复兴运动的成功。这个有机知识分子阶层是他们在经济上所属上层阶级真正的、有机的先锋队。他们不仅是公司老板、富家或房地产经理、商业和工业企业家等等,而且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组织者。基于这种有机的凝聚或集中,温和派对以“散布”和“分子”的状态存在于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级知识分子“自然地”施以强大的引力,制服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在所有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体系。

在这里,葛兰西实际上再一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性或主体性原则,即强调要利用唯心主义的能动的方面。葛兰西一方面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的方面,批判其他各种派别的唯心主义趋向,另一方面又肯定唯心主义中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方面。

三、“实践哲学”的提出和倡导

对于以上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占主流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趋向,葛兰西不禁慨叹,已经处于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所明确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立场,却依然如故地重复和再现着。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对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忽略而导致的向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倒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4](P56)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虽然走着截然相反的致思理路,但它们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共同点:不懂得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本体论意义。马克思所开启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就是把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还原到人的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P58-59)

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基础。“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视域的确立,使马克思超出了人在世界之外“观”世界的知识论路向,开启了人于世界之中创生世界和人自身的生存论路向。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和视域中,得以不断发源、成立和展开。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的解体中开始的、不同于其前驱思想家的根本。“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从来没有围绕着经济生活的最终原因去进行他的理论构建。”[1](P378)更没有依据纯粹的精神概念去构建,而是诉诸人的现实实践活动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在现实实践活动过程中给予合理的说明和创建,从而超越了庸俗化和独断论。因此,葛兰西倡导“实践哲学”,正是通过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和超越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社会历史实践本性,纠正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真义。

概括地说,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向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其二,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

其一,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所谓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就是回复到从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视角,用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视域化解掉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点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基点。葛兰西认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所以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就在于社会历史视域的脱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性实践变革,首先确立的就是世界和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终极视域。

公众一般认为,诸如“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提出来的。谁只要一提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一阵抵制不住的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真实的。但是这种“相信”的根源其实是宗教式的信仰,虽然“相信”的人可能对宗教本身并没有兴趣。这是因为,这种“相信”是相信外部世界的客观性独立于并先于人及其社会历史的,正如一切41宗教都曾经而且还在训导说,世界、自然、宇宙都是在上帝造人之前创造的,人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被规定好了秩序。因而,置于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神秘形式的上帝观念的残余。“实践哲学承继了内在性哲学,但清除了它的所有形而上学装置,并且把它带到了具体的历史领域之中。”[1](P367)“人们忘记了在涉及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下,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术语———‘历史的’———而不是放在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术语上面。

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是一种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1](P383)对于人及其本质来说,葛兰西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它包括生成的观念,人“生成着”,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人的本性”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抽象,而是在人类的全部社会历史之中的生成过程。因此,“物质”和“意识”本身都不应该成为抽象的主题,成为主题的应该是把它们看作社会的关系和历史的范畴,并在社会历史中将它们把握起来。

其二,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显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内涵的全部。回复到社会历史视域,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真实发生。社会历史视域提供的主要是理解世界的社会历史解释原则,而作为视域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本身也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和结果,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仅仅是一个起点。如果将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作为终点,那么,这种回复了的社会历史关系及要素就会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消极背景和制约因素。葛兰西也就是在这个思路和意义上,确立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性活动本性,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决定论为主的消极宿命论的教条化倾向,主张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积极的文化意识批判。

葛兰西首先确立了对人即能动创造活动的过程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人是一个过程,更准确地说,人是他的活动的过程。”[1](P263)“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把人看做是一系列能动的关系(一个过程)”[1](P264),既不能把人归结为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学”,将人的本性作为由人的“生物学”本性赋予的,也不能把人归结为一种精神概念式的“人性”,把人看成是被抽象规定好了的、受限制的,生物学中的“人的本性”概念和传统哲学中的精神式“人性”概念,都应被解释为某种科学的或理性的乌托邦,它们的实质是对在上帝身上寻找人性的乌托邦的取代,而人是能动地创造的活动过程本身。“应该把人设想成纯粹个人的、主观的要素,和个人与之保持能动关系的、群众的、客观的或物质的要素这两者构成的一个历史集团。改造外部世界,各种关系总的体系,就是发挥人们自身的潜能,就是发展自身。认为伦理上的‘改善’是纯粹个人的,这是虚妄的,也是错误的:构成个性的要素的综合固然是‘个人的’,但如果没有指向外面的活动,如果没有改变同自然和在不同程度上同他人———从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各种社会集团,直到包括整个人类的最大的关系———的外部关系,它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和发展。……人正是通过改造和有意识地指导其他人的活动而实现他的‘人性’,实现他的‘人的本质’的。”[1](P274)这种活动过程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的能动性,是指人在社会历史中,将处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关系看成是能动的并处于运动中的,即看成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对象和条件,依据人的意识(包含着希望、仰慕等等),自觉地和批判地制定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消极和懒惰地接受,成为自己的向导,积极参加世界历史创造的活动过程。葛兰西所意指的是具有真正的社会历史自主性的人的能动创造性活动,其中主要的还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志”和“主动”,强调的其实还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的超越,只是这种“超越”不是纯粹层面上的,而是现实实践意义上的。这也是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自主权和能动性的基本根据。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德]伯恩施坦.伯恩施坦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66.

[3][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三联书店,1965.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李　放)

原文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