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曾是资产阶级历史地负载起来的历史使命,也是其启蒙运动中最闪亮的部分。康德的道德哲学乃至其全部哲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自由的高扬,康德确立的自由观念成为资产阶级自由的理念。康德认为,人要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思想和行动,意志自己为自己颁布道德律,并把它作为绝对命令加以执行,从而超越感性自然的必然,达到理性自身的自由,这也就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人为自身立法”,作为道德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在这里成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点和整个纯粹实践理性体系的基石。这样,康德以将自由及整个道德领域归为理性的明智统一性即意志的方式,将自由赋予人,批判封建社会,呼唤人的尊严,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化取代封建等级秩序。应该说,在人类解放的历程中,康德的自由观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泰欧多尔·维森格隆特·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尖锐地指出,自由被康德绝对化为同一性的自由意志,也就蜕变为奴役,康德的整个自由学说是在起誓效忠居于经验之上的崇高领域的偶像———自由意志,是自由意志的绝对同一性的神话。作为整个资产阶级自由理念的康德的自由是最大的不自由,它自以为具有的那种自由服务于总的不自由,“希特勒的帝国、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联合、自然因果性的肯定性扩展,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了这个教训”[1](P225)。阿多诺认为,不存在抽象的自由或不自由,包括自由意志在内的不自由是在自由的追寻中割让出的有限性,而自由的意义又在于对包括自由意志在内的具体奴役自由的不自由的反思和否定,抵制和反抗各种不自由的行动和过程才是自由的合理形态。

近年来,由于阿多诺的深涩文风和混乱形式,对阿多诺的文本,尤其是对其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的解读及阐释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及阐释更多地是流于阿多诺在文本中的零散的个别观点,甚至停留在语义的诠释或词句的考证上,而阿多诺在反同一性思想中的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和清晰的非同一性“逻辑”却被遮蔽了。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阿多诺的反体系的混乱形式是对于他反同一性的思想最相宜的形式,而我们对阿—43—多诺的反同一性的思想的理解和表述却与其反同一性的思想不同,如果在理解和表述中仍旧遵循反体系的零散方式,纠缠于一些语义或词句,就会受制于形式,难以做出对其思想内容的全面、深入的理解。由此,本文以阿多诺对康德自由意志的批判为主线,试图揭示出阿多诺的这种以理性的方式展示理性自身批判的非同一的思想内容。

一、自由意志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自由的自我欺骗

　　康德认为,“不能从经验中推论出自由概念,因为经验只让我们认识到现象的法则,从而认识到自然的机械作用,自由的直接对立面。”[2](P30)也就是说,人不能从自然事物或各种欲望对象出发,而只能从自身的理性出发,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效力的道德法则,通过自律为自身立法,显示自由。因此,康德将自由归于自由意志。但是,阿多诺指出,康德竭尽全力来证明自由依赖于自由意志作为道德法则的客观性,但是自由意志不能等同于自由本身,相反,自由意志吞没了自由,是自由的自我欺骗。

首先,阿多诺认为,自由是对各种冲动的可能性的表达,而自由意志是一切冲动的合法统一体,其因果必然性的本质内涵对于自由不仅是异质的,而且是压制的。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意志被“设想为一种自身按某些法则的观念来行动的功能”[3](P427)。后来又被直接规定为“生命物的一种因果性……自由是这种因果性的性质,因为它能独立于那种决定着它的异己原因而起作用”[3](P446)。而康德对因果性的著名定义是:任何发生的东西都以一种先前的状况为前提,“依据这种状况,它不可避免地与一种规则相一致”[3](P308)。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意志看作是“目的的能力”,而“目的始终是依照原则决定欲求能力的根据”[2](P224),毫无疑问,康德意在给自由以必不可少的可理解性,“人们可以承认:倘若我们能够对于一个人通过其内在以及外在行为显露出来的思想方式有那样深刻的洞察,以致其行为的每一个动力,即使最细微的动力,以及一切作用于这种动力的外在诱因都会为我们所认识到,从而人们能够像计算月蚀和日蚀那样准确地计算出人的未来举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主张:人是自由的”[2](P108)。这样,在康德那里,自由就是意志作为一种因果性的性质,是符合原则的决定性原因的能力,自由被全部并入理性之中,收缩成和理性相一致的必然性。很显然,“因果性的自由”是“矛盾的修辞”,“自由如被肯定地假定为既定状况中的既定的或不可避免的东西,自由就直接变成了不自由”[1](P228)。道德法则的既定性表面上看是对自由的一种保证,而实质上既定性是自由的对立面,避免不了在空间和时间上行使的强制。理性的自由意志一旦成为凌驾一切的逻各斯,它便会靠因果性的同一化自上而下肃清一切特殊性,理智地控制着人的一切自由冲动。因此,自由意志是冻结自由的框架,为自由规定了不自由的命运,导向最严重的宿命。而且,阿多诺还指出,康德的自由意志还严重地束缚和影响了以后的哲学,是后来决定论的虚假和谐的理论根源。其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其次,自由意志的自我理解性麻木了人对自由或不自由的感知。人们在自由意志统治的不自由中反而怡然自得地认为自己最自由,自由被深深地遗忘了。而导致这种后果的理论渊源又在于康德的自由意志本身是自我理解的。“道德法则……证明了自身的实在性”[2](P51),“但为什么在既定的环境中智性的特点恰恰提供这些现象和这种经验的特点呢?这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的一切理性能力、甚至超出它的每一回答能力的问题,仿佛我们在问为什么先验的客体为我们外部感性知觉只提供对空间的知觉而不提供别的知觉。”[3](P376-377)据此,康德免除了对自由意志的合理反思,非反思的自我理解性就为不容置疑的压制提供了庇护。尤为可悲的是,人们却往往只能在病态绝望中才能感知到这种不自由,例如在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中,“神经官能症的真理内容是:它们证明自在的自我因某种异己的东西、因‘这根本不是我’的感觉而成了不自由的。神经官能症恰恰是在自我对自身的内在天性的统治失灵的地方证明了自我不自由。就此而言,神经官能症是真实的。”[1](P218)

最后,康德的自由意志在现实上又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回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首先是一个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自由和个体化的原则是相一致的,但现实是,自由像个体性本身一样是虚幻的。表面上看来,个人作为善于经营的资产阶级主体,就经济制度要求他自主起来以起作用而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只是一个骗人的封面,设计这种封面是为了掩盖总的社会必然性,个人是商品交换社会的总的必然性的一个要素或一种功能,个人终止于社会一体化。而这种个人主义的封面又会使人自然—44—地形成不反思社会必然性原则的集体无意识,并在个人身上实在化,致使社会为了标准而衡量标准,个人顺从地转向内心生活,成为社会强制机制的微观摹本,阻挠了个人对意识形态的直面和反思。进而,阿多诺又指出,这种虚幻自由根源于统治的至上权力的需要。“自由观念的历史原型是处在等级制度最顶端的人,不是明显不自主的人。”[1](P215)“那些有自由之特权的人高兴地发现别人尚未成熟到可以有自由的程度。他们依靠自然的因果性振振有词地使这一点合理化。”[1](P217)这种统治的需要直接导致了超自由的意识形态。而康德的自由意志“是社会据之塑造它一切成员的性格的那种第二自然的概念复制品”[1](P293),在认识论上重复了资产阶级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对人的一体化形式的突出肯定,在继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后,当然成为对资产阶级统治更适合和备受欢迎的。

二、自由意志是不确定和无效的

阿多诺认为,自由意志不仅是对自由的束缚和压制,而且其本身作为不容置疑的理性原则又是最可疑的。

从确立自由意志的主体来看,矛盾的主体无法确立自由意志。康德的立足点是“人为自身立法”,人决定自身的自由意志,为自己颁布道德律,因此,自由意志由主体人确立。但是,阿多诺说,康德确立自由意志的主体隐含着深深的矛盾。康德把主体分为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经验主体有冲动,可以做出自由的决定,但经验主体本身就是空间—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一个要素,不具有先于这个世界的本体论的先验性,就会淹没于经验世界的因果性之中,自由则无从谈起,因而自由意志无法由经验主体确立。于是,康德转向了先验主体。但是,先验主体也不过是拯救自由的一种“残余”。因为,一方面,超验的纯我没有冲动,它不可能做出自由的决定,另一方面,任何时间内的事物都是可以用经验因果性来确定的,设立超经验因果性的先验主体就必然是超时间的,是时间的纯形式或绝对时间,然而,“自由———它在原则上是时间行动的一种属性而且只能在时间上被现实化———何以被论断成具有某种完全非时间的存在,这是深不可测的;而且,这种非时间的东西如何在时空的世界中产生作用同时又不改变时间本身,以免误入康德的因果性领域,这也是深不可测的”[1](P251),在这个意义上,先验主体无异于以前的创世说了。

从确立自由意志的原则来看,奠立于因果性的自由意志最终会走向瓦解。如前所述,因果性是自由意志的确立原则,而康德据以确立自由意志的这种因果性原则有着致命的危机。康德的因果性是追溯原因的单向度性的因果链,因果链作为时间秩序中的决定关系是明确的,但是这些单一、明确的因果链会交叉形成充满无限性和可能性的因果网,虽然康德“把坏名声的‘相互作用’包括在范畴表中,这种做法是一种想纠正这种缺陷的事后企图,也是刚萌发的因果性危机的早期信号。”[1](P264)因果性必然让位于总体性,“事物的每一状态都在水平上和垂直上依附于所有别的状态、浸染所有别的状态并同时被所有别的状态所浸染。”因此,奠立于因果链的自由意志必然要在因果网的多样、无限中自我瓦解。

从确立自由意志的前提来看,自由意志是纯主观化的产物或形式。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以理性为前提,是因果联系判断的性质,他试图给予自由意志以较高的客观性地位。而阿多诺认为,既然在康德那里,因果联系的判断也从属于主观理性,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同义的循环。理性运用因果联系判断作为法则来确定客体,而因果联系判断本身又是主观理性的功能或产物,这就等于说主观理性在自己设定自己,并将自己披上貌似客观的外衣硬塞给客体。因此,自由意志作为因果联系判断的性质是统一于主观理性的,并不是绝对、客观、无条件的。而主观理性也不过是人赖以存在的一种凭借方式和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维度,这样,自由意志的客观普遍意义当然应该进一步被缩小。

从自由意志判决自由的过程来看,自由意志是无效的。其一,自由意志无法真正达及客观存在。康德认为自由是通过自由意志的判决而实现的,但是,康德的自由意志作为实践理性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理性,是抽象的最高形式的规定性,这就决定了自由意志在自在存在的客观性外表下是完全的主观化,自由意志是非实践化、非对象化的。

由于无法穿越本体论的鸿沟而达到实际的客观事物,自由意志被悬置着。其二,自由意志对自由的判决是对自由的破坏。自由意志既然无法真正在对象化中达及客观事物,那么它就只能归入主观,与纯粹的法则相一致。阿多诺说,这是与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一脉相承的。笛卡儿确立了“我思故我在”,将“我在”归结于“我思”,实质上是对区别于“思”的“在”的禁绝,将人的存在及行动统一于既定秩序的意识和思想。而既定秩序—45—的意识和思想即“我思”越发展,同时主体人即“我在”就越被禁锢。自由意志就是这种“我思”,它成为客观存在和自由行动的代理人,使客观存在和自由行动统统成为受其宰制的他治的东西,它对自由的判决不是使自由生成了,而是最终被破坏了。

可见,康德的自由意志实质上是其在伦理学中把上帝降级为一种实践理性的假设偶像的启蒙神学。非确定、无效的自由意志只能给人以自由的幻景。

三、自由是对自由意志的反思和抗拒

阿多诺从经验的、客体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角度出发,从多方面对康德的非人的抽象的自由意志进行了反思和抗拒。他将这种反思和抗拒称为“附加物”,附加物就是以经验的方式在理性必然性中的冲撞。其实质就是反抗“第一性”对人的宰治。在反思和抗拒自由意志的过程中,阿多诺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由就是冲破不自由的理解,而且充分展示了他所理解的自由。

其一,阿多诺质疑康德的自由意志产生客体对象。在康德那里,自由行动就是模仿、分有自由意志,产生客体对象,客体对象不是自由行动的结果,而实质上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而在阿多诺看来,自由行动不是依据既定法则去行动或选择,这都是他治的,“自由意味着批判并改造境况,而不是通过在境况的强制结构中做出决定来证明境况”[1](P222)。正是批判、改造的活的现实自由行动产生了饱含丰富可能性的活的客体对象,而意志仅仅应意味着这种自由行动中的一部分统一性要素,不应意味着绝对的统治。

其二,阿多诺抵制康德的自由意志将意志等同于意识及意识的形式。康德的自由意志等同于理性意识,因此,他将意志等同于意识。但是,阿多诺认为,真正的意志不是意识,而是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动力之源,因为,意志中包括着非意识的“意识事实”。意识事实就是指区别于意识的、经验的存在和冲动,是冲破旧意识、产生新意识的源泉。包含着意识内容即“意识事实”的意志不能与意识相等同。

康德的自由意志不仅等同于意识,而且在更多的意义上等同于意识的形式即逻辑。逻辑在康德那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自我封闭的、统治的规则体系,是一种粗野的自然对立面。“这种统一性获得了对于自然的松散性以及对于一切非同一物的多样性的第一性———因为在封闭的逻辑的圈子里,多样性看起来总是不融贯一致的。”[1](P252-253)把不适合逻辑判断过程的东西统统剔除掉。今天,科学思想的普遍的严密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就是逻辑的这种同一化在现实中外在化的典型例证。因此,阿多诺主张通过意志的经验冲动去冲破意识的垄断,击垮逻辑机制的宰治。

其三,阿多诺抗拒康德的自由意志将自我奉为绝对权威。传统唯心主义一般都体现为“自我”建立“自我”、“自我”又设定“非我”、“自我”再与“非我”统一的原理。这种绝对的“自我”就是理性或者称自我意识。一切的感觉、表象、经验以及“自我”实体都导源于此。毫无疑问,康德的自由意志也是将这种理性“自我”奉为绝对权威。而阿多诺认为,只有存在“非我”,才会有“自我”,因为,泯灭“非我”的“自我”只能是抽象的同义反复。因而,“自我中的决定性东西、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只有联系到它的对立面,即非自我才能得以判断。是否有自主取决于自主的对手和对立面,取决,于要么批准、要么否认主体的自主性的客体。脱离了客体,自主性就是虚构的”[1](P219)。阿多诺进而指出,“自我”的观念实质上“来自自己的统治的模式:首先来自它对人和物的统治,其次内在地来自它对自己的全部具体内容的统治,它通过思考内容来支配内容。”[1](P218)因此,阿多诺强调不被这种作为决定性的原则的自我所驯服的东西,提出寻求超越传统唯心主义世界命定过程之夹钳的客体要素。

其四,阿多诺冲破作为康德自由意志内核的因果性同一统治。“因果性设定形式逻辑的原则———或许更恰当地说,设定无矛盾性,即赤裸裸的同一性的原则———为认识客体内容的规则。”[1](P230)阿多诺提出冲破同一性的因果性,“就是在因果性中寻找一种并非思想本身的要素”[1](P267),也就是主体人自身与外部自然相平等、相通约的要素,阿多诺称之为“亲和性”,并将其作为启蒙辩证法的要旨。传统唯心主义使自然与主体人相等同,而不是相平等,将因果性作为同一性原则对自然进行统治和强制。而阿多诺认为,在反思因果性时,理性会逐渐意识到如此有迷惑力的因果性原则的自然起源,“主体知道了他自身与自然相同等的要素,他将不再完全把自身和自然相等同。”[1](P267)这种“亲和性”将摆脱向不加反思地赞同因果性神话的堕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虽然强调“亲和性”,但这只是针对因果性同一统治的反驳,而并不是否定因果性本身,更不是说“亲和性”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容置疑的绝对。若如此,“亲和性”就会成为另一个同一性的神话了。阿多诺在这里体现了他充分的反同一性的非同一立场。不仅如此,基于康德自由意志的现实根源和回应,阿多诺对自由意志的批判必然触及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背景和社会根源。《否定的辩证法》通篇都充溢着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经济、无计划扩张的工业、机械决定论的科学技术、极权政治及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激烈的现实抨击。在反思和抗拒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过程中,阿多诺表明了他反对任何同一性的非同一的自由真谛。他认为,不要企望生产力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和解放,人们不再被吞没于被需求强迫的实践中时,人才会获得自由,不自由是人在自由的追求中割让出的必要的有限性,又正是在反抗不自由的同一性中,人类获得自由的形态。所以,树立非同一的反思、善于汲取同一性的力量并勇于抛弃同一性门面是人类作为主体自始至终的事情。

综上所述,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并不是如他反体系的叙述方式一样,只是个别的、零散的,恰恰相反,而是自始至终都充分贯彻了反对绝对同一性的主题,集中指向揭穿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虚假和非人本性。这种切入要害的批判轰塌了康德整个实践理性体系大厦,也强烈地震撼了整个传统哲学的理性世界。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多诺并不是拒斥一切对自由的理性思考及统一性要素,相反,他对此是认可并赞赏的,正如他说,“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不纯是糟糕透顶的,不像反动的德国学院哲学从舍勒起给它打上的烙印那样。……它人道地防止了为特权和意识形态而滥用内容的———性质的差别,规定了普遍的法律规范。因此,尽管(并由于)这种形式主义具有抽象性,在它之中还是幸存着某种内容的东西:平等的观念。”[1](P232)阿多诺拒斥的只是对自由的理性思考及统一性要素的绝对化和同一性。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立足于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新型极权社会的时代背景,面对束缚于自由意志而禁绝反思的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异化状况,阿多诺对康德自由学说的批判是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的自由学说在当代已从对个人解放的赞美退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资产阶级君主秩序的辩护,从废除一个毫无思想的世界形象的宣言堕落成了秩序躁狂症的口号。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也是阿多诺历史地负载起的在当代反思资本主义理性和逻辑的历史使命。在这其中,阿多诺明确了他所理解的自由辩证法:不自由产生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中,而又正是在对不自由的质疑和反抗中,人类又获得了自由的形态。———自由意志是在近代自由追寻中必然产生的不自由,而正是通过对这种不自由的质疑和反抗,阿多诺展示了现代的自由形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阿多诺对人类易于昏昏欲睡的麻木大脑提出了严正警示:人类在实践中要永远葆有对同一性的不自由的批判即非同一的自由维度。

【参考文献】

[1]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Kants Werke,Ⅳ,heraus. Akademie Textausgab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8.

（责任编辑　李小娟）

 

 

原文载《求是学刊》2004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