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于20世纪后期逐渐退潮。但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在继续和延展。本文力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集中于其理论资源、研究方式和理论出发点的转化几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

主义批判理论的未来进行建设性思考。

一、重视康德: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资源转化

　　对黑格尔的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比如,卢卡奇等人创立的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而卢卡奇本人也被称为“带有强烈伦理气味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甚至马克思理论也被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做黑格尔化的理解和阐发。与之相比,康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正面影响则很小。比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更多论及的都是康德哲学的负面影响。[2]霍耐特也是如此,他更加重视对黑格尔的研究,并直接从黑格尔那里引申出自己的承认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黑格尔为主的哲学传统和基本取向,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最主要理论资源。因此,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未来出路的探索中,应加强对康德的重视,尤其是对康德规范理论的重视,使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资源的重要取向。

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康德和黑格尔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往往代表了当代不同的理论流派的基本取向,比如,康德奠立了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传统,而黑格尔奠立了社群主义传统。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称谓,并不是贴标签。康德是近代哲学的重要人物,对于主体的探索,使得他成为现代和当代哲学发展中的核心人物。他提出人为自然立法、为社会立法、为自己立法。重视人类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是一次重大的解放和提升。黑格尔则把社会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精神发展进行了一种科学式的比对,寻求社会、自然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必然,这种必然似乎不是内在于人的精神的,而是一种绝对的、可以与神媲美的外在精神,这种精神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更加接近。

与之相对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对马克思的阐释也可以划分为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两大线索:第一个线索重视马克思和康德的关系。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对于马克思和康德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后来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实践和理论上也非常重视这种关系。这些在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修正主义。第二个线索重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这个线索中有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流派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到列宁、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都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另一个流派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者中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翻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在卢卡奇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而不是人类文明的学生。

问题是,一种批判理论必然是非描述的、非纯粹经验的、非事实分析的。对于社会事实的批判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很难从现实的分析中来,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赋予。批判的标准内在于人的精神生活,外在于描述、经验和事实。这个标准需要用价值规范给予明确,需要用这种规范和价值来统率描述、经验和事实。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现实的经验无法给出我们一个逻辑的、在经验以前就无法确认是否正当的对错标准。比如重视人,这个标准肯定不是经验给我们的,很可能用价值悬设更容易说明这个问题。康德曾经在理论哲学中探索的人的经验的形成、人所面对的事实即所谓的现象世界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自然本体论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批判标准建立的意义。

基本的批判标准的缺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首要问题,要走出困境,就应该重视马克思和康德的关系,无论是阐释批判理论,还是在建构新的与批判理论有关的理论,都要重视理论的本性。康德的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对于这种生活的自我反思即批判,应该成为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发展中建构合理的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基础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重视共同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方式的重新定位

　　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重视各自的具体问题的探讨,而对于共同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则重视不够。这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各弹各调,很难触及理论深层的实质问题,尤其是深层的基本困境问题———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基础的缺失。因此,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方式应该从具体问题着手,重新定位于共同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对于卢卡奇来说,问题是革命何以没能在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欧洲成功,而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俄国成功,同时,欧洲国家如何能够在共产主义革命方面获得成功。在他的探索中,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意识动员是重要问题。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重要方面,探索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规范的基础、行为合理性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对于萨特等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只对各自具体问题的探索。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关注,对这些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理论的使命,也是理论的生命。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有影响,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是因为他们对时代的探索,对问题的回答。但这种时代问题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具体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如果仅仅是对各自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显然不能适用于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各自的具体问题往往特定于现代西方社会,而这些问题中至少大部分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探索并回答了具体的时代问题,但其影响和意义必然有限。他们探索和回答的问题零散而具体,难以真正深入触及时代的深层症结并引领人类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局限于各自的具体问题探索,其理论结果往往表现为,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一些观点进行探讨的时候,这些问题很容易变成主义之争。比如所谓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社群主义基础和自由主义基础的理论分歧,等等。反对宏大叙事、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具体问题,并不是要把理论简单化或肤浅化。理论要深入,就必然定位于共同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方式应该走出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基础缺失的根本困境,从具体问题走向并定位于共同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三、社会历史实践整体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新出发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式的判定上,有时集中于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否定,比如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范式;也有时则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生产主义、劳动范式,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明确提出对马克思关注劳动和生产的批评。一些所谓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像鲍德里亚、拉克劳、莫菲等,也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生产主义范式,过于重视生产对社会历史的意义,强调生产解放对生产劳动者解放的意义。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生产主义范式理解的反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主张非生产主义范式,走向了明确的文化批判之路。但是,这种文化批判其实是从生产主义范式转向了文化范式,也就是从以“生产”作为理论出发点,走向了以“文化”作为理论出发点。而“文化”与“生产”一样,都是社会历史 实践中的一个部分或方面,都不是社会历史实践的全部或整体,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文化范式转化必然也是片面的。建构合理的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基础,就不应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整体及视域。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未来出路,就要转变以社会历史实践中的某一个部分或方面为理论出发点的局面,确立以社会历史实践整体为理论出发点的思路。

确立以社会历史实践整体为理论出发点的思路,要首先形成社会历史实践整体观。社会历史实践整体观,就是指不以社会历史实践中的某一个部分和方面作为绝对基础和绝对要素。在社会历史实践整体中,每一个部分或方面只有在具体的语境和环境下才可能成为基础方面或根本要素。这里主要涉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唯物史观解释框架的公式化理解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唯物史观的公式化理解,其实是出具了一个以“生产力”为最终决定者的解释方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这可以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非常明晰的线性决定路线,生产力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因此,有人又将之称为生产力的本体论解释框架。但是,如果我们对之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问题:最基础的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生产力不可能是先验的、从来就有的,生产力是人创造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的不是自然属性和意义上的差别,而是文化属性和意义上的差别。不同的生产力来源于不同文化性质的人的实践。这样,生产力反而以思想文化为基础。由此,就至少形成了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等因素相互作用,彼此互动,并不存在其中哪一个因素或方面能够成为具有先验性质的抽象决定者的问题。而在生产力决定论中,生产力是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界限的标志,是一个独立的基础性系统或因素,对社会的其他系统或因素———政治、文化等———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种对生产力的相对狭义的静态封闭的决定性理解,其实是传统哲学制造抽象理论元基点的形而上学理论方式,即一种“准思辨哲学”。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方式实质上又退回到了传统哲学,其与马克思主义超越传统哲学的哲学变革实质———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显然大相径庭。可见,生产力决定论将生产力作为超越社会历史之外的独立决定性因素,其理论实质是传统哲学先验主义一元同质性形而上学,它不仅是教条和机械的,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相反的一种传统形而上学。从中我们也不难推论出,出于对生产力及经济决定论的反拨,也不能制造传统形而上学式的文化决定论。

如果这样,这种文化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只是转换了称谓,实质上却都会是同一种形而上学。因此,在社会历史实践整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等之间彼此互动,不存在其中哪一个因素或方面能够成为具有先验性质的抽象决定者,它们都不会具有绝对的基础和绝对的决定作用和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文化”作为理论出发点,倒向文化范式,其实质是片面的社会历史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应重新重视生产与劳动,认识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有限性。

【注释】

【1】[美]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2】分别参见[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97页;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95页。

 

(责任编辑:苑　洁)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