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最残酷事件。战后,人们从政治、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反思二战,尤其是反思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这些思想反思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根源是西方文明引以为荣的传统形而上学,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化的不可辩驳的现实明证。犹太后裔阿多诺15岁时迷上康德哲学,之后可以说是吮吸着西方传统哲学的乳汁成长的,传统形而上学精神应该是深入其血管。而阿多诺却将传统形而上学与犹太民族对之有切肤之痛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同在一起,对传统形而上学反戈痛击,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呼声中最尖利的声音。
阿多诺在批判现实极权政治、交换经济、工具理性、科技意识形态等等之后,将批判的矛头最终对准了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元凶,使其否定的辩证法达到高潮,成为批判理论的精彩绝笔。更为可贵的是,阿多诺提出了重建非同一形而上学的新理路。目前,摧毁和解构传统、让哲学走向荒野的后现代思潮风靡学界,但是,在痛快淋漓的破坏之后,一片废墟又显然不是人们最后希冀的目标。正因如此,后现代思潮发展到现在,已经明显出现了更为冷静的寻求出路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倾向和趋势。譬如,哈贝马斯的语用学交往理论,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科布的具体事件,等等。基于此,激烈抨击传统形而上学的阿多诺不仅是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开启者,而且其反对虚无、重建非同一形而上学的理路无疑会对这些建设性思考以及国内学界的后现代研究予以启示。
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真正根源
透过阿多诺激烈而涩乱的言辞,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阿多诺认为,由于对不可忍受的肉体痛苦的实际厌恶,人们从诸方面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谴责和反思更多地是归于道德或其他的片面性现实原因,而并未抓住缔造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真正元凶———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阿多诺将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全部西方哲学统统称作传统形而上学,他认为这些哲学都是寻求某种最后的固定支点并以之进行同一化的形而上学。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酷同一化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化的无可辩驳的现实模本和明证。
传统形而上学树立了先验的霸权,用先验统摄经验,将世界归于绝对的先验性,形成先验对 经验的蔑视和吞没。同理,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用法西斯主义的先验内在性意义去吞没活生生的经验个人。通过法西斯的管理手段,将数百万人不是当作个人,而是当作法西斯意义衡量下的可互换和可替代的样品,对样品的谋杀并不被看成是可怕的罪行,而被看成是法西斯内在性意义的神圣表证。“集中营里的施虐狂们对他们的牺牲品预言:‘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上天空。’”[1]这种对死亡的形而上学拔高,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极端漠视。而被谋杀者的死亡作为个人的最后的经验生命也被残忍地剥夺了。对他们来说,死亡不再是与生命过程相符合的事情,死亡只是外在的和陌生的,与生命不可通约,丧失了和丰富的生命史诗般统一的感受。于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2]所以,在这种哲学传统缔造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其生存者要么选择去压抑的先验式的兽性,要么选择被压抑的无动于衷的冷漠。
传统形而上学用先验吞没经验所运用的方式是先验的同一化或一体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的屠杀运用的就是这种绝对的同一化方式。“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同一化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化的现实模本和映证,它“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3]而这种野蛮的同一化或一体化在传统哲学中是被冠之以“崇高”而被美化着的,正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同一化,“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4]
奥斯威辛集中营产生的真正根源是传统形而上学,而其产生的切近基础则是传统形而上学与文化的融合。传统形而上学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形而上学同一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图腾文化。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典型代表的康德理性批判模式的严格的二元论基础结构,实际上复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商品从机器中产生出来就像康德的现象从认识机制中产生出来一样,材料及其自身的规定性相对于利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现象对康德来说无关紧要一样。康德冲压了现象。具有交换价值的最终产品就像是康德的对象,这些对象是主观地造出来并被当作客观性接受下来的。……这种做法的最高表现是统一性原则。”[5]
这种文化实质上是割裂和抹杀物质、现实的抽象的精神结构的同一化。无疑,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在这种文化基础中产生的一种极端文化形式。因此,今天人们对这种文化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不满和批判大都是从被抹杀的物质经验或感性角度向抽象的精神观念发难的。阿多诺举例说,那些以令人钦佩的意志力在奥斯威辛和别的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会勃然大怒并反驳贝克特说,如果贝克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呆过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是一个战壕信念者,而肯定会做一个逃犯。战壕信念作为精神观念结构,只会使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粉身碎骨,而逃犯则是有理由的,逃的理由和根据也决不会是某种抽象的精神结构,而是人的肉体的、本能的、客观的、经验的东西。因此,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的事情,因为怕超过了死,一切关于死的先验性观念包括永生不死的观念都在怕中瓦解了。
传统形而上学在今天不是出于理想和超越,而是蜕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其背后是形而上学理应蔑视的实用主义,这为纳粹出于法西斯主义统治的需要利用传统形而上学提供了前提。“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观念中,康德为那种被轻蔑的崇高竖起了赞美的指头,使之成了资产阶级就像不愿意没有它的星期天一样不愿意没有的红利。”[6]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联手使形而上学的手段篡夺了形而上学的目的,使形而上学的需要篡夺了真实的内容,就像“皇帝需要士兵”一样,形而上学被实用主义先验地溶解了。而这又根源于资产阶级已由革命阶级蜕变为保守阶级的现实。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近代的理性形而上学所负载的观念革命,曾经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锐利武器,但是,“正如斯宾塞在卢梭那里敏锐地注意到的,在胜利的 阶级的利益不再需要作为解放武器的原理之后,这些原理便在双倍意义上成了令人不感兴趣的。”“并不可抵抗地渐渐趋向于禁止一切思考。”[7]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产生也正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退化为前提的。可悲的是,阿多诺说,在传统形而上学丧失了理想和超越的形而上学本意之后,神学范畴反而成为一种必要的弥补了。“从青年黑格尔开始,哲学家们一直攻击客观的神学范畴是物化,但这些范畴决不是辩证法要清除的残余,它们弥补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弱点,即那种对存在于思想之外的东西加以论断的同一性思想的弱点。”[8]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西方却笼罩在一片迷失理想的阴霾之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人的神学信仰,这一事实的确也印证了阿多诺的说法。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产生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崩溃也同样导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妄。阿多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是先验对经验的残忍同一和压制,而这首先是以先验与经验和现实的脱离和断裂为基础的,所以貌似坚实的传统形而上学之根基实则是虚假的人为“制造”。
其一,先验性收缩成封闭的内在性关联,只能是十足苍白和抽象的纯粹形式。他举例说,一个未曾预习功课的儿童肯定注意到:在他的新教赞美诗集中题为“最后的事物”那一部分同所有有关信徒应相信什么和应如何做的练习比较起来是多么地贫乏无力。先验性超离经验和现实,其“刺透越是深刻、越是有力,人们就越是怀疑哲学从人们身上清理掉了实际的事物”。脱离经验和现实的先验性退缩进狭窄的精神领域,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超越反思也就仅仅限于精神内的同义反复,追求精神自身的自给自足。“哲学成了作为展览品的精神的表现。”[9]
其二,先验性作为“绝对”不可能“绝对”。正是由于先验性是对经验的脱离,所以先验性仅仅是精神领域内的有限认识形式。“思想如果不思考某种事物就不是思想。观念即形而上学的实质是不可见的东西,但它们也不能是思想的‘海市蜃楼’,否则便剥夺了它们的一切客观性。”[10]没有经验,也就无所谓先验,而只要存在着经验,先验就不可能“绝对”。
其三,抽象的先验性又是对人类反思意识的囚禁。先验性被传统形而上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任何囚禁超验性的人都会被指责为敌视精神,这样,“那些企图摆脱其文化的、间接的要素的形而上学反思否认了它们所谓的纯粹范畴与社会内容的联系。它们无视社会,但鼓励社会以现存形式继续存在,而这些现存形式反过来又阻碍真理的认识及其实现。”[11]这导致把先验的“我思”偶像化为彻头彻尾统治自然的原则,成为以强迫人因而污辱主体人的世俗化为概念的神学。人类精神成为固步自封的幻想。
可见,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传统形而上学在现实中缔造的地狱,压制一切的先验性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中人们无法逃出的电网。“这种苦难在集中营里毫无安慰地烧掉了精神及其对象化文化的一切安抚作用。”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尖利的嘲弄。因此,阿多诺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能说,真实是不变的,外表是运动的、暂时的。暂时性和永恒观念相互的漠不关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我们的感情反对任何关于实存具有空谈、虐待牺牲品的肯定性的说法,我们的感情反对从牺牲品的命运中榨出任何一种完全被耗尽的意义。”[12]传统形而上学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崩溃一起没落了。
二、反对虚无主义
阿多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同一经验表达了最强烈的激愤。那么,是否应该重归经验的朴素唯物论呢?显然不是。阿多诺明确地说:“纯粹的直接性和(先验)拜物教是同样不真实的。”[13]那么,是不是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阿多诺是推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呢?不是。相反,阿多诺在激烈地批判和否定的同时,坚决抵制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
首先,阿多诺认为,把虚无作为结局就是将人的生存归于绝望和封闭,而这与人的真实生存不符。他举例说,如果让一个被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受难者做出判断,他极有可能会说,最好当初就不诞生于世。“然而,眼睛露出的喜悦的神情,甚至一条狗无力的摆尾(人们给它一份美— 食,它很快就忘记了)使得虚无的理想烟消云散了。”虚无不仅是一种可笑的傲慢,而且是对人最严重的封闭。“有些人空谈‘价值虚无主义’,空谈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坚持……他们阻碍了这样一种见解———人们不再有什么东西可坚持的状况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唯一状况,不是一种最终允许人类思想自主地表现的状况。”[14]
其次,虚无与“空洞”和“无意义”相联系,最后往往导致不可说解的神秘主义。“‘一切皆空’这个自所罗门以来伟大的神学家曾使其带有内在性的词语太抽象了,以致不能引导人们超出内在性。”[15]
最后,虚无主义本质上是“虚无”的同一化,“虚无”的形而上学。虚无是抽象的顶点,抽象掉了除“虚无”这个概念以外的任何东西。虚无的同一化比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化更恶劣,它破坏并毁掉人的一切生存基础和根据,是意在毁灭人的虚假蛊惑。“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那些把虚无主义同他们越来越枯萎的肯定性相对立的人,是那些因此和现存的恶意、而且最终和破坏性原则本身共密谋的人。”[16]
阿多诺坚决反对虚无主义,认为用虚无主义去取代传统形而上学也是不合适的,虚无的命题仅仅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雄心勃勃的要求的打击才是真实的,因此,虚无命题的合理意义应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中包含着另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可能性。可见,阿多诺的目的仍在于重建,批判和否定仅仅是手段。正因如此,在1969年德国激进学生喊着“否定一切”的口号,将阿多诺作为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领袖,掀起大规模造反运动时,阿多诺感到自己被深深地误解了,并抱憾长逝。
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阿多诺与当前风靡学界的后现代思潮有着根本的差别。后现代思潮意在摧毁一切,让哲学走向“无”的荒野。如果按照阿多诺的本意去理解,后现代思潮就是以否定作为基点的“否定”同一化形而上学,是真正走向虚无主义。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一开始便是通过否定和批判,寻求人的非同一的合理存在形态的重建。后现代思潮经过一番摧毁和解构之后走向更为冷静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是与阿多诺的这一主旨相吻合的。
三、非同一形而上学
阿多诺坚决反抗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化,且又坚决抵制虚无主义,那么,他所要重建的又是什么样的哲学呢?阿多诺所要重建的是终结一切传统同一性形而上学的非同一形而上学。西方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哲学派别虽然形色各异,争斗不休,但一般“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17]探索世界的第一原理或基点被人们普遍称作“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实在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特征的哲学研究”。形而上学是人类超越朴素经验的局限,从总体上深入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抗拒死亡等予人的有限性的支点,形而上学的本真状态是理想和超越,它根源于人是超越性的存在。因此,“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18]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是哲学之根,是人类的合理命运。
同样,阿多诺也认为形而上学不可消解,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比起巴赫的秩序来,自主的贝多芬更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更真实。主观上得到解放的经验和形而上学的经验在人性中汇合起来……任何这样的表达都是按人的表达来构造的。”[19]但是只有理想和超越的形而上学才是人作为主体的真正基点和标志,而在形而上学的追寻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异化”即同一性形而上学。同一性形而上学也就是将人类在一个阶段或从某一个视角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点推到不可一世的“崇高”位置,成为强迫人、污辱人的同一化“神学”。西方从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最后都成了这种限制和压抑主体人的同一性形而上学。这些形而上学冠冕堂皇地束缚人,压灭新的希望,是人类在超越中迷失自我的深层囚笼。
而之所以这样,阿多诺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形而上学的出发点都是同一性的超越,即用某一最后或最高基点去同一化除这个基点自身以外的一切,最后反而导致了作茧自缚的人的超越悖论。因此,阿多诺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必须是非同一,他提出用非同一形而上 人类在现代的生存支点,通过非同一对同一性的自觉和批判,破解闭塞和强制,使人开放地面向未来,在现实的生命和生活中不断生发可能性,拓展超越的未来。这样,形而上学的合理形态只能是非同一,非同一形而上学才能保证人永远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在此,阿多诺表达了自己告别传统、脱胎换骨的理论气魄。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的“非同一”并不是一个预设的前提或基点,阿多诺更不是在建构非同一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如果那样,其哲学理论就会成为“非同一”的同一化了,这显然违背了阿多诺的初衷。他认为,根本不需要形而上学悬设某种终极的抽象意义,相反,真正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任何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化意义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反思和批判使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结合于并坦率感知于人的现实生存。所以,非同一形而上学并不是新的同一性本体论的复活,而就是对各种各样同一性形而上学的破解和否定,从而使人得以解放的开放理论。抵制同一性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他的使人真正成为人的非同一形而上学。因此,阿多诺的非同一形而上学不可能有传统的理论体系,它没有本质、中心或基础,没有概念序列,没有运演逻辑,甚至语言风格也是断片式混乱的。这些都不是阿多诺在故弄玄虚,而是与其非同一形而上学主旨完全一致的。“批判的自我反思要做的是清除同一性要求,以不会成为肯定的否定之否定来消灭它。”[20]
人类的形而上学在不同时代当然要有不同的指向和形式,但总的来说,传统形而上学还是表现为一个清晰的发展历程。从巴门尼德、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古代“自然”形而上学、中世纪“上帝”形而上学和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三个阶段。阿多诺认为,这三个阶段的“本体”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共同本质是本体同一化,最后都导致了主体人的沦丧。
古代“自然”形而上学是探讨外在于人的终极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并将其作为人及其生存的根据。这种“本原”、“始基”或“理念”无疑是同一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本体。
中世纪“上帝”形而上学是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把“上帝”作为绝对的超越本体,并将其作为同一人及其生存的最后根据。“上帝”是外在于人的精神对象中的至高存在,实质上是人的本性的绝对化,而人反而受制于它。“上帝”形而上学仍然是外在对象式的形而上学,是古代“自然”形而上学外在对象式发展到极端的结果,而发展到极端同时也就意味着终结。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或称认识论形而上学是由外在对象转向人的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是对古代“自然”形而上学和中世纪“上帝”形而上学外在对象式的突破。因为本体不是经验的,而是超验的,本体若想获得令人信服的存在根据,就不能诉诸于外在的经验,而必须奠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走向内在的认识领域。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公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不是来自经验的,因为它必须不是形而下的(物理学的)知识,而是形而上学的知识,也就是经验以外的知识。这样一来,它就既不能根据作为真正物理学的源泉的外经验,也不能根据作为经验心理学的基础的内经验。所以它是先天的知识,或者说是出于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知识。”[21]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归于认识领域的意识理论,由创造性的理性主体即纯我来支撑,形成了新的本体———绝对精神,并展开为自给自足的概念等级体系。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合一———作为本体论,它寻求必然性、永恒性的同一化;作为认识论,它为这种必然性、永恒性奠定认识论的根基;作为逻辑学,它又赋予这种必然性、永恒性以纯粹的融贯一致性。应该承认,“理性”形而上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较前两个阶段张显了作为主体的人。但是,阿多诺认为,这种张显不是从人作为整体出发,而是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片面的出发点导致同一化,绝对精神成为纯粹形式化的概念神话,主体人被深深地
吞没了。
阿多诺特别从词源上进行了剖析。他说,英语忽略了在德语中表达唯灵论的德语词Spiritismus和Spiritualismus之间的区别,后者在德语中指关于作为个体—实质原则的精神的学说,这才应是唯灵论的恰当之意。个体意识是时空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凌驾于世界的特权,是不能被人的能力想像为脱离这个经验的肉体世界的。但是出于认识论的需要,唯心主义者含糊其辞地使用着前者,超越对个体意识的分析而去 说明一种先验的或绝对的意识,排除尘世残余,建构空虚的自我概念模式。这是唯心主义泯灭主体人的词源基础。它奠立了唯心主义从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即人的纯粹精神的载体的要求中推断出其同一性形而上学。“理性”形而上学始终如一地把人及其生存的经验的非同一性消融在纯粹的先验同一性中,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作为独裁的理性,被赋予了对人的终审权力,成为裁决人的理性法庭,毫无阻力或反思地行使自己的魔法职责。即使以冷静和全面著称的康德也不例外。康德虽然为先验与经验划界,“在把自在之物规定为智性存在时,的确把先验设想为非同一物;但在把它等同于绝对主体时,他最终又屈服于同一性原则”。可见,“唯心主义者把精神捧上了天,却想使有精神的人受难”。[22]因此,阿多诺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灵魂被认为是随着肉体的复活一起觉醒的。这种教义比起思辨形而上学来在形而上学上更合乎道理,也可以说更有启发性。
“理性”形而上学发展到极致———黑格尔的自给自足的概念运演体系,成了压制人的世俗化的神性,也就将自己推向了绝境。哲学如进一步发展就必然消解这种绝对的“理性”。因此,突破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首先都是以“拒斥形而上学”开始的,而且矛头一般都直接指向了“理性”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其方式都是从理性本体之后或之外探寻,破解理性本体的绝对和封闭,概括地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方式,一是以尼采、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非科学主义方式。阿多诺认为,这些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压制人的同一性特点,仍然是在“把形而上学观念的命运抬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命运。”[23]因此,在将人从“理性”魔法下解放出来后,又将人塞入新的桎梏。
“拒斥形而上学”曾是逻辑实证主义最响亮的口号,但是,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的世界概念”拒斥了先验概念的“理性”形而上学,却又设定了科学知识的“事实”的存在论基础,将自然规律视为不可改变的教条,其终点也必定是经验证实中的基本原理或要素。所以,且不论脱离主体的描述和规定,事实或现象如何成为知识,仅从其事实基础来看,“这种哲学自命为反对形而上学最彻底的学派。可是,这种哲学在其现有的形式下,仍然受到现存社会秩序的牢固束缚,与形而上学毫无区别”。[24]逻辑实证主义其实是在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同时也就是将人泯灭进自然规律教条的同一化。
尼采是西方哲学中第一个对“理性”形而上学展开全面批判的哲学家,对“理性”形而上学表达了仇恨和抗议的怒火。他用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反抗超验的理性意识,却又将非理性的“权力意志”抬高为新的绝对,被海德格尔称为“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于是,“在其批判的功能上也出现了一种变化:它重复了资产阶级从一个革命阶级向保守阶级的转变。这种哲学状况的回音就是目前世界范围的、充斥一切的、为自身的迟钝而自豪的常识的恶意。”[25]其“权力意志”的同一化甚至提供了法西斯主义同一化的直接理论来源。
而海德格尔通过被遗忘的“存在”破解“理性”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建构了“存在”的同一化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自己也承认,“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主题,不是存在物的种类,然而它却适合于每一存在物。……存在及其结构超越了每一存在物及其可以具有的每一可能的存在规定性。存在是十足的先验之物。”[26]肯定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优先性,也就提供了存在把握和统治存在者的可能。阿多诺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同它的相反极即精神根本不可区别并像精神一样是压抑的,只是不如精神透明而已……。因此,比起精神哲学来,海德格尔的存在甚至更不能对统治的本性进行批判的自我反思。”[27]海德格尔的全部的“思”,都是在一个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存在”的统治下并以此“存在”为核心建立起形而上学。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用大量篇幅,从系动词、存在与存在物的关系、存在的结构等方面揭露海德格尔“存在”对人及其现实生存的同一统治,并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当前德国盛行的最恶劣的本体论。而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仍还是一种整体的关闭”[28]并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的帽子抛给了海德格尔,也从另一个方面呼应了阿多诺的见解。
可见,现代哲学破解了“理性”的同一化,但却并没有摆脱同一化的强制,仍然赋予人以新的同一性,这些新的同一性仿佛就像从它们所拒斥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借来的一样。“一旦这种假定的消除产生了对完好无损的基础层次的渴望,它也就和它自夸要铲除的文化结成了同谋。”[29]阿多诺指出,从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中不仅生发出法西斯主义及其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且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工具理性、极权政治、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等构成的单向度的、使人窒息的现实社会也同样导源于此。同一性是吞没主体人的恶的渊薮。
阿多诺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展示了其非同一形而上学。可见,阿多诺反对虚无、重建的非同一形而上学就是将反思和批判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学支点,其内容实质上是更加开放的批判理论。这里也表明了阿多诺对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通透理解。一方面,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的超越本性,在西方哲学中不可或缺。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都是沿着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普遍、从存在者到存在的理路。毫无疑问,这种坚信泛泛的经验和流变的现象无法提供关于实在的真实认识的思维传统,本身就是超越性的。如果要真正消解形而上学,消除这种超越性的理性理路,回到朴素的现象、特殊、存在者的自然主义,显然是可笑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在西方哲学中不可消解,它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不能回避的必然。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在西方哲学的具体理论中又是有限度的,因为任何一个西方哲学理论的超越终归只是从一个角度或一个方面,不可能具有上帝的视野,而如果将这种有限人为地膨胀为无限,就会形成同一和压制。
于是,就需要非同一形而上学保持反同一形而上学的清醒意识,提供将人从人自己不断给自己制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破界”根据和动力。阿多诺并不是要消解形而上学本身,而是消解西方哲学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普遍、从存在者到存在的超越过程中所产生的本质宰治现象、普遍压制特殊、存在统治存在者的同一性形而上学。“在同一性衰落之时,这种思维便和形而上学团结一致了。”因此,没有同一性形而上学,也就不会有非同一形而上学。“没有同一性命题,辩证法就不是整体。”正是同一性形而上学为非同一形而上学提供了反思的对象和生发的基础。“吸收了对手的力量并使之转而反对自身。”所以,非同一形而上学是批判同一性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在批判中不断拓展可能的未来、不断生发新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真正支点即真正超越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经验的可能性类似于自由的可能性,它有一个发展起来的主体,这主体只有撕破据说有益的纽带才能够自由。”[30]
阿多诺的非同一形而上学意在解放人,高扬人,指明人类始终面对着不可逃避、但可抗拒的形而上学命运。阿多诺在同一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偶像社会中,保持了思想的活力,维护着人的尊严。其实,阿多诺非同一形而上学的意义还远不止于其对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意义。非同一形而上学不仅终结了传统同一性形而上学,而且还指出了未来哲学理论的合理发展方向。阿多诺非同一形而上学在批判同一性形而上学中,更多地寻求的是相对于超验的经验维度、相对于宏大叙事的微观维度、相对于理性的非理性维度、相对于形式的内容维度、相对于主体的客体维度,等等,这些一般都是同一性形而上学的相反极。阿多诺显然也不是想倒向这一边,否则又会陷入同一,所以非同一只能是这些正、反极维度构成的“星丛”———其中任何一极维度都不比其他极维度更高贵或更低贱,它们平等地并立,彼此辉映。“形而上学只有作为存在物的清晰的星丛才是可能的。从这种存在物中,形而上学得到它不能没有的材料;然而,它不会美化它的存在的要素,而是使要素形成一种构造,在其中,要素组合成一篇文章。”[31]所以,未来的非同一哲学理论将没有认识的特权,抛开任何干预现实的强加,放弃价值高低的等级化,是从一元独裁的必然性先验层面回复到多元平等的可能性实践层面的理论。
阿多诺的非同一理路不仅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理论,而且直接影响了继他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下一代领袖接班人———哈贝马斯,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哈贝马斯的理论基调。哈贝马斯针对通过理性思考存在或世界统一性的意识哲学范式,提出非同一的交往范式。哈贝马斯充分吸收了语言学成果,尤其是“语言学转向”中由语义学进入语用学的转变,“把理论活动放到其实际的发生和应用语境当中,这就唤醒了人们注重行为和交往的日常语境的意识”。[32]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强调相互理解他探讨的主要是 如何使人与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并结成协调一致关系的可能性条件。在交往中,每个人作为主体,同时也将他人作为主体,变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为主体—主体关系,主体之间借助符号协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商谈、论证等相互理解并“一致”地相互作用,形成没有控制和压抑的“生活世界合理化”。而哲学家在其中仅作为观念的提供者而展开工作,不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做出基础主义或绝对主义的断言。所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再具有超常地位的形而上学性质,其概念也是必须具有不断接受检验的真值性和恰当性。可见,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凸现出的语言性、主体间性和开放性正是阿多诺非同一形而上学所预示的一种关于人合理生存的理论形态。
综上所述,阿多诺尖锐地提出传统同一性形而上学是法西斯主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真正元凶。形而上学的合理形态只能是非同一形而上学,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形而上学。由此我们说,阿多诺才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阿多诺的批判激情和理论气魄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是鲜见的,这些见解远非天才的冥想,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哲学历来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人从何处来,二是人向何处去。前一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本体论问题可以归结于“某一”,而后一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存论问题,生存论问题则是一个整体的涵盖,它要求主客统一,强化处境,远离片面的超然。随着生存论问题日益成为现代人关注的主要问题,哲学的目光投向生活世界,一场“整体”取代“某一”的现代哲学革命必然到来。阿多诺正处于这一转折阶段,他批判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重建非同一形而上学也正是现代哲学使命的表征。不论是本体论问题,还是生存论问题,都应该是一个“人”的问题,阿多诺非同一形而上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自始至终地凸显了“人”。他抨击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一样吞噬了人,所以传统形而上学已经失去了形而上学的超越本意,它没落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没落无异于西方几千年文明的没落,但阿多诺的非同一形而上学为其敲响丧钟的同时,又呼唤着西方文明新世纪的黎明。应该说,他为现代哲学提供了基本的非同一的建设性纲领,为现代人提出了平等、开放、自由的多元共生的生存理念,不言而喻,阿多诺是当之无愧的终结传统、开创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注 释】
[1][2][3]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
[4]同上书,第365页。
[5]同上书,第388页。
[6]同上书,第395页。
[7]同上书,第395、389页。
[8]同上书,第375页。
[9]同上书,第365、396页。
[10] 同上书,第392页。
[11] 同上书,第369页。
[12] 同上书,第366、361、362页。
[13] 同上书,第375页。
[14] 同上书,第381—382页。
[15] 同上书,第399页。
[16] 同上书,第382页。
[17]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8]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2—153页。
[19]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98页。
[20] 同上书,第407页。
[21]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18页。
[22]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407—408、391页。
[23] 同上书,第373页。
[24]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136页。
[25]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85页。
[26][27] 同上书,第95—96页。
[28]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0页。
[29]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9页。
[30] 同上书,第398—409页。
(责任编辑:苑 捷)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4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