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在实践中呈现为一个制造否定、遭受否定和扬弃否定的过程。否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应以客观世界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它要求实践的主体对实践的客体予以认识和服从,即实践活动内涵着“物的尺度”。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又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过程,即实践内涵着“人的尺度”。实践活动所内涵着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显现出双向否定的关系,所以实践的否定性本质,意指人作为主体与外部世界作为客体之间的双向否定性关系,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自我否定。人即是在这种否定性中(即实践活动中)生存、发展和完善。
实践可以分为目的性要求和对象性活动两个方面。
目的性是指,“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不是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1](P96)即人的尺度(马克思语)。人的目的性要求与外部世界构成双向的否定性关系。一方面,人的目的力图改造外部世界的现有状态,使外部世界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人以其“目的性”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另一方面,外部世界是人生存的前提条件,对于人的目的而言,它具有无容置疑的先在性、制约性,它要求人的“目的”承认它、服从它、按它的规律活动,从而对于总是试图超越、否定它的人的目的,构成相应的否定。如果没有人的目的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就意味着人仅仅作为“物”而存在,与外部世界直接合一,也就无所谓外部世界对人的目的的否定;反之,如果没有外部世界对人的目的的否定,就意味着外部世界天然地适合人的目的,人也就无所谓目的与超越了。
但是,人只有把自己的目的性要求付诸于现实的对象性改造活动即在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自由的行动抉择实现自身的目标、确证自己的本质,才构成相对完整的实践之义。因此,对象性活动是目的性要求的真正实现。
对象性活动基于特定的对象性关系。客观事物所普遍具有的对象性关系,是自在意义上的关系,属于肯定性的对象性关系。每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他事物对其表现和确证的存在为前提,一事物与他事物互为肯定性对象。而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人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人作为自在意义上的存在,与其外部世界处于肯定性的、相互表现和确证的对象性关系之中,然而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实践的存在,人在其自为意义的存在中,形成了与外部世界的否定性关系。人的自在自为的存在特点使得人与外部对象处于自在的、肯定性的与自为的、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的对立统一之中。也正是因为人与外部对象首先是自在的、肯定性的对象性关系,所以当人能动地否定外部对象时,外部对象也必然否定人。这就决定了人作为对象性活动存在的否定性是人与外部对象的双向的否定性关系。一方面,人作为实践主体把自身的理想目的、需求愿望、本质力量通过现实的客观活动贯注到外界客体之中,使人的生命及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性存在,否定原有的外部对象,形成表现、确证人的存在和本质力量的新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对外部世界加以否定的同时,将人作为对象的外部世界也对人进行了否定。外部世界对人否定它的反否定包括两个方面:(1)作为条件的否定。外部世界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前提条件又是人的现实的改造活动所指向的客体。因此,外部世界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中就由对人的肯定性的关系,转为对人的否定性的制约,即制约、否定人的现实的、能动的改造活动。(2)作为结果的否定。人通过现实的改造活动,现实地否定了人与之互为对象的外部世界,进而形成了表现、确证人的存在和本质力量的新的对象,这种否定的结果可以说是作为原有的与人构成肯定性的对象性关系的外部世界被否定的同时,这个被否定的外部世界也否定了人。
人作为目的性存在、人作为对象性存在都与外部世界构成双向的否定性关系,人的这种实践方式决定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直接的、肯定性的统一,而是双向的、间接的、否定性的统一,这种否定性关系是实践自身所内涵的,是实践的本质所在。
二
从人的目的性要求来看,实践活动中的这种否定性具体表现为人的目的性要求与自然界制约的双向否定性关系和人的目的性要求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否定性关系:人按照人的尺度,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在观念中首先将其改造为符合人的“为我之物”。人的目的性要求对于自然界是否定的。另一方面,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因果律制约、否定人的超越性。自然界对于人的目的性要求是制约的、否定的。这样,人作为目的性存在,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处于人对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的双向否定性关系之中。
人通过目的性要求及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否定自然界的结果是人的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现实世界与人的目的性要求构成更为紧密的双向否定性关系。一方面,现实世界仍然是人的目的性要求否定、批判、改造的对象,而且随着这个过程,人的目的性要求会不断地充实其求真、向善、审美意识,不断地提高其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水准,从而能够对其所面对的现实世界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否定和改造;另一方面,人越来越现实地生活在人自己创造的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是真正的属人世界,现实世界的状态、性质及发展必将更为直接地规定着人的状态、性质及发展。
从人的对象性活动来看,实践活动中的这种否定性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双向否定性关系:
人与自然界首先处于彼此表现和确证的肯定性的对象性关系中,而人通过现实的改造活动,否定自然界之作为自己的对象,但同时自然界也否定人。自然界一方面以一定的自然条件的形式制约、否定人的否定自然界的活动;另一方面,以结果的形式对人进行否定,现代社会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生态危机”、“自然危机”就是自然界对人否定自然界的结果形式的否定。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与自然界的双向否定性关系构成了人与自然界间真正意义的辩证法。
人逐渐否定了单纯的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与社会日益建立了互为对象、彼此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对象性关系。而人又以实践的方式,将社会现实以至社会整体作为实践的对象———客体,创造、追求更加适合人的需要、符合人的本性的现实世界,形成人对社会的否定。人在将社会作为对象否定的同时,也必然受到社会的否定。社会现实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现实作为前人实践活动的结果构成后人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进一步产生新的结果,新的结果又构成新的前提条件,如此推演,不断发展。因此,社会对人否定社会的相应否定本身就是同时具有条件与结果的二重意义上的否定。人在实践活动中对社会否定得愈深愈广,社会对人的否定也随之会愈深愈广,这确切地说,就是社会化的人类于社会中的生存悖论。
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仅仅把外物,而且同时也必然把他人作为客体,即否定他人,超越他人对自己的束缚,这也是人在实践活动中高扬主体性的必然表现。但是由于人与他人互为对象,他人作为个人活动的条件与结果制约、否定人,从而构成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双向否定性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者们主张高扬个人的主体性,否定外物与他人,萨特甚至大声疾呼:“他人———地狱!”,宣扬对他人的彻底的否定,无情的排斥。而弗洛姆却从这种自由的否定中,看到了个人的孤独与压抑,也就是他在其力作《逃避自由》中所论的资本主义在自由成长的同时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的“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于是个人开始“逃避”这种否定他人的“自由”,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有约束。这以至于成为产生法西斯主义极权的心理根源。人改造、否定外部对象的同时,受到外部对象作为人的否定性活动的条件与结果的否定,人对对象的否定同时又反馈于人自身,最终归结于人的自我否定。而这又在于外部对象是人的一部分,是人的“无机”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象也就是人自身。因此,人改造、否定自己的对象,也就是改造、否定人自身。
三
实践活动归根结底是人对自身的自我否定,人在实践中制造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否定,也必然遭受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中必然固有的“代价”和“倒退”(与人的发展本性相背驰的活动状况),这就决定了人通过实践活动追求的自身“发展”和“前进”,必然要以人的自身“代价”和“倒退”来换取和实现,付出“代价”、产生“倒退”是“发展”和“前进”本身所固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数千年的文明制度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2](P179)这样,如何扬弃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就成为“发展”和“前进”的关键,人的实践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地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扬弃的方式有两种:
其一,伦理的方式。通过减少、降低人的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否定,来减少、降低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尽量减少人类的欲望,尽量控制人类的实践活动,谨慎选择,降低力度,避免过高的代价,以一种“负责的人性”去约束人类自身。从人的目的性要求方面,就是要尽量减少人对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要求,把外部世界也作为主体,更多地让它如其所是地存在。从人的对象性活动方面,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界的伙伴关系,“解放自然”,“对自然人道地占有”,“确实地把自然把握为主体———客体,即把握为有着自己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世界”“让它休养生息”[3](P60-61),从而降低自然界对人的否定;提倡“道德的伽利略主义”(德拉-沃尔佩语),不是一味地去否定社会现实,而是寻求、理解社会现实的根源和必然性,从而减弱社会对人的否定;要求将个人作为主体,同时也将他人作为主体,变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为主体—主体关系,主体之间借助符号协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使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一致”地相互作用,达到个人与他人作为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世界合理化”(哈贝马斯语),甚至恢复十九世纪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舆论结构———人与人之间“纯粹交流思想”(哈贝马斯语)的舆论模式,从而削弱他人对个人的否定。从而,最终减少、降低对人自身的否定。
其二,发展的方式。发展中的“代价”是发展中所固有的,不可能降低为零,“代价”也必须在“发展”中去扬弃,所以要通过人类进一步的否定性实践活动去克服、战胜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不论现状给予的压力有多大,人也能反抗,对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要进行不屈的改造和否定的“绝对的否定”(阿多诺语),这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方式。其根据在于,首先,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发展中所固有的,是对发展目标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以否定的形式蕴含着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在对代价的分析中会发现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折射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降低代价和成本经常成为当下发展的直接现实目标。其次,在实践的前进中,始终并且必然地包含着“倒退”,“倒退”减损、否定着“前进”,但“倒退”又是人类历史进一步“前进”的源泉,“倒退”往往是更好地“前进”的出发点。譬如,针对极权的民主性要求,针对自由之“逃避”的解放性主张,针对“单向度”的“爱欲解放”,针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理性”等等,都是“倒退”作为实践前进源泉的不同显现。因此,通过人类的不断的否定性实践活动,努力克服“代价”和“倒退”以寻求再生之路,使“发展”与“代价”、“前进”与“倒退”相互依存、彼此渗透,不断转化,不断进入更高层次的否定性统一,人类及其实践也随之日趋发展、完善。
不言而喻,伦理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式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偏执于一方,则难免是片面的。而只有立足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双向否定性关系,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谨慎选择正确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寻求最为适度的扬弃否定的方式,也就是说,内含着伦理的发展方式才是人类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
综上所述,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否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这种否定性既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单向的否定性,也不是人对自己观念世界的抽象的否定性,而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我的双向否定性。正是通过实践中这种否定性关系的不断生成和发展,人才成为一个不断突破现实存在的超越性存在。因此,否定性的实践才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正合理的、现实的人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M].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王亚范）
原文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