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秘密和实质,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的哲学变革,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才是恰当的。我们过去虽然也承认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但是由于只是将历史的具体性和变动性特征引入实践,只能得出实践是具体的和变化发展的一般性结论,而没有把社会历史性作为实践的本性,没有把实践作为历史的现实展开方式,因而对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泛泛的层面上,没有揭示出实践作为历史性范畴的真正内涵。

一、社会历史的两种机制创生实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一般都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但却很少有人承认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实践唯物主义的说法并没有错误,关键在于对实践如何理解上。实践的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黑格尔、费尔巴哈、尤其是赫斯都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上提出过实践的概念,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与他们的实践观又是根本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我们当前对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观念本体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的本体论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但对马克思否定赫斯以及自己早期的抽象实践的本体论却注意很少,理解不深。马克思认为,赫斯以及自己早期的实践观,仍然是根源于人的抽象的“类本质”,从抽象的人回复到具体的人,就要将抽象的实践观回复到具体的实践观———要从历史出发解析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实践出发解析历史[1]。这样,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就不是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而是丰厚的社会历史积淀的结果,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基础。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实践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

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实践”,只能将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活动理解为抽象的个人实践和直接实践,无法解释主体如何在这种活动中获得了改造客体的现实力量,无法解释推动不同时代的实践不断发展的问题。只能诉诸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才能真正生成和发展实践。因为,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了两种机制:一是累积的机制,二是相互作用的机制。累积的机制是指前代人的活动成果不会随前代人个体的死亡而消失,反而会借助各种物化形式或手段累积起来,成为后代人活动的前提和可以汲取的现实力量。这样,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都是站在前辈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仅不必从零开始去重复祖辈的历程,反而有可能把以往前辈的全部能力总和都包容到自身之中。相互作用的机制是指前、后代人之间,同代人之间的活动并不是彼此不相干系,或者简单相加,而是彼此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之中,只是抵消了彼此的特殊性,而他们的共同性反而会明晰、扩大,这种相互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实践超越性的指向和力度。如果没有社会历史的这两种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超越根本无从谈起。实践正是在这两种机制中获得了基础和现实力量,从而得以生成和展开。因此,只有在社会历史中,实践才能是有基础的、现实的、具体的。

由于缺乏对历史是展开和理解实践的基础的充分认识,我们往往把对实践的理解归结为对其结构和要素的静态分析上。例如教科书中就是将实践分为实践的主体、客体和手段,并通过分别对这三种要素进行分析来理解实践的。这种理解实践的单一模式,使人们忽略了产生实践的结构和要素的历史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2]实践的结构和要素只是人们由于经过历史生活“亿万次的重复”的固定和程序化而产生的“逻辑的格”,实践的结构和要素的丰富和发展也必须依托于历史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因此,离开历史理解实践的结构和要素,只能是进行横断面的静态分析,将其归结为一种凝固的、封闭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实体性结构,成为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演绎。

用这种静态抽象的实践结构和要素代替历史的实践,就只能形成单一实践的抽象结论,至多只能对前、后代人和同时代人之间实践的多样性进行既成事实的描述,却不能展示出形成这种实践多样性的真正基础。后代人的实践活动比前代人的实践活动往往更丰富、更高级,其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力更强,指向的实践客体范围更大,运用的实践手段更充分,原因就在于后代人所接受的历史累积比前代人所接受的历史累积更丰富,后代人获得了比前代人更多的现实力量。而同时代人之间实践活动的差异不仅在于接受前人的历史累积不同,而且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而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它们也是历史的不同累积的结果,所以仍然根源于历史。因此,历史性才是规定着实践多样性的尺度,实践多样性正是历史性的不同展现。

必须从历史理解实践,归根结底在于对人自身的理解———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4]从抽象的实践只能引出抽象的人,要回复到“具体的人”,就要将抽象的实践回复到具体的实践,而只有在真实的、动态的社会历史中的实践才是具体的实践,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的实践。坚持实践的观点,就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这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二、实践内涵的历史展示

要深入地从历史理解实践,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剖析实践的具体的历史内涵。

实践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实践的内涵包括作为应然的目的性要求和作为实然的对象性活动两个方面。目的性要求和对象性活动都是在历史中被规定和展开的。

具体地说,规定和展开人的目的性要求的历史内容有两个,一是历史性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二是历史性的文化观念。目的性要求作为人在观念中创造性地建构未来的应然状态的自觉意识,它不可能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主观臆造的,而是对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否定性反映。一方面,就人的目的性要求是对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反映而言,社会的具体客观现实都是前人活动的结果,这些结果以物化的形式形成历史的连续和累积,“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这些累积直接影响着后人目的性要求的内容和范围———后人的目的性要求为了有效地改造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创造出新的理想现实,就必须首先了解、服从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后人的目的性要求要符合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固有矛盾及其导致的发展趋势,否则就是虚妄的纯粹自由意志。所以,人的目的性要求首先以历史性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为起点。另一方面,就人的目的性要求对既有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反映的否定性而言,前人创造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对后人目的性要求提供的是一个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前提,如何依据并否定这一前提,在观念中创造出理想的应然未来,这又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和创造。而主体的自觉选择和创造取决于他们的历史性的文化观念,包含着科学知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哲学艺术、政治思想,以及经验常识等等的文化观念,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等手段得以保存和传递,形成在历史中的连续和累积。前人文化观念的历史累积内化于后人,直接影响后人的价值取向,直接参与后人面对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主体选择和创造,从而形成后人的目的性要求。可见,人的目的性要求形成于对历史性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认识程度和人的历史性的文化观念背景两个方面。而且,这两方面历史内容的差异决定了人的目的性要求的多样性,社会具体客观现实的差异,人的文化观念背景的差异,都会规定和展开不同的目的性要求。因此,人的目的性要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目的性要求只是观念上的改造,而人只有把自己的目的性要求付诸于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对象性存在,才能构成完整的实践之义。对象性活动是将作为“应然”的目的性要求实现出来的“实然”过程。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6]规定和展开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这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的物质条件,二是历史性的活动方式。每一代人都进行对象性活动,其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物质条件下进行,但是每一代人的这种条件都是“完全改变了的条件”,原因在于这些物质条件都是历史性的,即前人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在历史中的累积,每一代所承受的历史累积不同,他们的物质条件也必然不同。物质条件作为每一代人对象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既定的、给予的,不能自由选择的,它们直接就预先规定了这一代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起点,所以,人的对象性活动从条件来讲就已经被历史给予和规定了。而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这些物质条件,“完全改变了的活动”就是指这种活动又贯穿、渗透了新的目的性要求,新的目的性要求导致人们的活动采取或改变不同的模式、方案、政策、制度等等方式。而如前所述,人的目的性要求是历史规定和展开的,所以,这种“改变了的活动”归根结底也是历史规定和展开的,活动方式也是历史性的,而正是这种历史性的活动方式展开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具体方式。可见,人的对象性活动形成于历史性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性的活动方式,而且这两方面历史内容的差异也决定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多样性。物质条件的差异,活动方式的差异,都会规定和展开不同的对象性活动。因此,人的对象性活动也不是抽象的主体与客体的改造关系,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和根据的。

人的目的性要求付诸于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是,一方面,人的目的性要求经过校正和实现后转化为新的文化观念,在历史中传递和累积;另一方面,通过对象性活动产生的新的对象性存在又构成新的社会具体客观现实和新的物质条件,以物化的形式形成历史中新的累积,这些又将成为影响和展开后人的目的性要求和对象性活动即实践的新的历史内容。可见,历史规定并展开了实践,实践是人的历史性的现实展现或实现了的人的历史性,历史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过程。

三、破解实践唯物主义凸显之谜

近几年来,刘福森教授及其他学者对只接受实践唯物主义,却不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所造成的在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理论矛盾和困境,作过较为深入的阐释[7],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只想就人们普遍接受实践唯物主义、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作一些尝试性的分析。

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忽视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20世纪兴起并且蓬勃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强调了实践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了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异化理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新的历史现实作出理论应答的结果。马克思有生之年未发表的《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问世,正好适合了时代的要求。20世纪中期在西方社会不断凸显的技术理性、法西斯主义、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等异化现象,构成了人类普遍的异化生存困境,这种现代的异化生存困境成为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哈贝马斯、赖希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反思和批判的主题。从反思和批判的理论前提上看,他们都是基于马克思《手稿》的实践异化理论,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批判,提出了心理革命、性革命、需要革命、日常生活革命等不同的扬弃异化的设想。《手稿》中的实践是基于人的抽象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抽象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符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但是,由于奠基于抽象人的本质和抽象的实践,正如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人类解放的设想都难免乌托邦的本性。

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的理论基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很容易产生影响,促使其由自然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普遍被接受,而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被忽视还有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根源和理论根源。

从社会现实来看,其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拨;其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品经济异化现象,这些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们重视《手稿》的实践人本主义。这两方面实际上与西方和东欧的情形是类似的。从理论来看,传统教科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包括物质本体论和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对传统教科书自然物质决定论的批判中,由于实践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自在世界与自为世界分化和统一的现实基础,因此,很容易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接受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比自然物质本体论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人们不愿意将其进一步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除了“组成部分论”的观念根深蒂固以外,恐怕更根本的还在于人们混淆了“历史”与“历史的观点”、“实践”与“历史”在现实和理论上的不同关系。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者大多会认为哲学是世界观,而“历史”仅仅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历史不等于整个世界,而实践在现实上是整个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这实际上是将“历史”实体化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现实而非理论上理解实践与历史的关系。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要用实体化的“历史”去取代整个世界,而是给予人们一个认识和把握整个世界的崭新视角,即从历史的观点看待整个世界。在现实上,马克思也不会否认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而是强调在理论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是解释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不应当用实践原则把社会历史抽象化,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把实践具体化”。[8]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科学方法的基石[J] .学习与探索,1998,(6):64-6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刘福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J].社会科学战线.1991,(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J] .社会科学战线.1992,(3);真理的人性[J].长白论丛.1996,(3).

[8]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探讨.2001,(6).

（责任编辑:赵连君）

原文载《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