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封闭几达三十年之久的中国国门重新打开。西方学术思想如潮水般涌了进来。三十年的封闭与极左政治专制让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一片空白，倒退了数十年。这时的中国人，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接受、吞食一切可以接受到的西方学术理论。自八十年代初期至末期短短七八年中，中国人把西方二十世纪一个世纪的文学、哲学和艺术流派都操练了一遍。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哲学和美学到各种科学方法论等都曾掀起过一浪又一浪的热潮。“存在主义热”、“萨特热”、“弗洛依德热”、“三论热”等曾依次上场。

在向国人翻译介绍国外思潮方面，美学界得风气之先，率先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美学著作。李泽厚和滕守尧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八十年代共出版五十种书，几乎囊括、收录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的著作，如现象学美学、分析美学、符号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美学、解释学美学等等。这套丛书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一起，为打开中国学人长期封闭的学术视野、传承学术薪火、培养新一代学术研究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学人基本上是读着这些书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都深受其影响。

在这些译著的影响陶冶下，中断了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逐渐建立了起来。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国内的西方美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单纯的翻译介绍到研究性分析批判，逐渐产生、发展起来，走上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历程。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术著作在八十年代并非单纯学术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革十年和封闭国门近三十年的极左政治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于未来光明社会的热烈向往与憧憬。80年代的学术是一种启蒙学术。80年代的美学是一种启蒙的美学，它代表的是中国新历史背景下的启蒙主义精神。这种启蒙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真理以反对虚伪，提倡科学以反对愚昧，追求光明、民主以反对黑暗的专制统治，追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以反对泯灭人性、抹杀个性。总而言之，是对现代性、对改革与发展、对真理与正义、对自由与理想的追求。

这种启蒙主义在学术上集中表现为，哲学上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美学上则是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也就是实践美学的建立并产生广泛影响。从学术上说，实践美学有其系统和完整地的对美与美感问题的哲学分析和表述。但在八十年代，导致它迅速得到承认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它以一种学术的方式表述了当时思想界和知识界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对启蒙精神的需求。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中国思想界对左倾路线的批判逐渐深入。随着讨论的深入，所涉及的问题已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真正深入到了思想和学术层面，并且由现实向历史延伸。继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哲学界开展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人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位置和价值问题，特别是个体的位置、个体隶属于群体之外本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的异化等既涉及当时的政治话语层面也涉及学术理论的问题被提出并被广泛地讨论；稍后，中国思想界思考的视角由现实而深入到了历史层面，开始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劣进行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美学提供、呼吁、倡导的一系列观念、命题和思想，真切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八十年代的实践美学的关键词是“实践”、“主体性”、“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概念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支持。人是主体，而不再只是历史和社会机器的巨大齿轮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个性、个体不再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目标。这种观念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经由文学理论界的运用，主体性概念在文艺理论上引发一场革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八十年代文艺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并由此而向大众文化层面渗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则为稍后一些出现的文化热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对落后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切感受，人们心理迫切希望尽早进入现代化——那时，现代化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先锋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观念，建立现代化、进入现代化社会是国民的共识。因而，对于那些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的批判和反思就成为反思传统文化的基调。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的政治结构，两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改造国民性的紧迫性，这些思想同样成为时代的主潮。

八十年代的艺术也许是与理论结合得最紧密的时代。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所有领域都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可能空间。艺术家在当时和其他人文知识一样，怀着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要求和呼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自己艺术创作反映和表达时代的最强音，反映人民的心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他们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因此，他们对刚刚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所有学说都兴趣盎然，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大学讲堂、工厂车间、食堂宿舍，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相互讨论、争辩的身影，到处可以听到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而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大多充满了时代意味和使命感、责任感。从控诉文革中摧残人性的各种野蛮暴行的“伤痕文学”到对这些现象进行思想历史反思的“反思文学”，从呼吁改革的“改革文学”到深入寻找民族文化心理中不利于现代化的“寻根文学”，从各种文体实验到“先锋文学”、“实验文学”，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一起构筑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的绚丽多彩的天空。艺术既受到人文学术的影响，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家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职责。

八十年代的政治风波使这场新的人文精神的启蒙嘎然而止。当政治风波结束后，进入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并很快成为文化的主体，与官方正统的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精神文化形成文化上三足鼎立的局面。启蒙主义精神在经历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的洗刷和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之后，在社会政治层面和社会文化生活层面的影响衰退。作为启蒙主义的美学终结了。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史哲从社会回到学院，人文学者从启蒙者角色回到学术研究者角色。学科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加强，但同时，对社会的引导和影响力也在减弱。

从美学上说，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随大众文化的登场和文化市场的建立，曾经充当人文精神启蒙者的实践美学在九十年代的影响迅速消退。另一方面，从美学学科本身来说，一些更为年轻的学者不满足于实践美学从人类主体性的角度探讨美的本质思路，以九十年代被介绍到国内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为依据，向实践美学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批判。八十年代实践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一些概念都受到了批判和质疑，如主体性、积淀、实践等等。后实践美学认为，主体性是一种西方近代哲学概念，它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早就被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所超越，主体性概念为主体间性概念所代替。积淀概念注重于社会向心理、群体向个体、理性向感性的单向度迁移，而忽略了个体心理和感性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实践作为哲学概念是现实性的、物质性、群体性的，它推导不出美的精神性、个体性和超越性。等等。强调个性、呼吁感性，成为九十年代美学的主调。

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是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社会张扬个体感性存在和个性自由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学术反映。从美学理论本身来说，这种批判则多半建立在对他们所批判的这些概念的误解和对现代西方哲学一些新概念的时髦跟进之上。主体间性概念如果要成立，它也同样基于主客体的思维方式，脱离客体的主体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积淀概念所要表达、描述、体现的，恰好是在个体心理如何在社会总体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个体的动物性的感性存在中如何凝聚、融会、内化、积淀社会的理性的因素以使之成为人的感性；如何从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自觉地去塑造、培养这种积淀了理性的感性，使之既更具有个性的独特性，又蕴含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而所谓实践具有现实性、物质性、社会性，而美是精神性、超越性和自由性的，因而美不可能从实践中产生的说法更是立不住脚。实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的一切活动和成果都必从实践中得到解释。并且，实践美学并不是直接从实践这一概念去“推导”出美的本质。从哲学基础来说，后实践美学诸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基础，而只是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时髦概念中摘出一些为我所需。因此，一个奇怪的现象的是，整个九十年代，后实践美学都在批判实践美学，但到今天仍然在批判，实践美学没有被批倒，也没有被超越。

进入新世纪，随着学科建设走向正规化、规范化，九十年代那种浮躁气氛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更加理性化的学术研究在一些真正的学者中逐渐展开。美学上，研究趋于深入细化。实践美学本身也在自我发展。实践美学的创始人李泽厚先生八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建立新感性和以情本体反对工具本体对个性心理的异化的学说，但尚未展开；本世纪，他对情本体作出进一步解释与阐述，对作为人生本体的“情”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它的哲学基础等问题都作了阐释。情本体的提出和阐释，表明实践美学从人类学角度真正向个体感性迁延，从人类主体性向个体主体性迁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向个体生存论美学转向。这是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也是实践美学向个体心理与情感领域深化的逻辑必然。与情本体相关的哲学概念“人的自然化”作为“自然的人化”概念的拓展和深化也被提出和讨论着。

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学科的分科格局也大体完成。美学上，西方古典美学、西方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近代美学、文艺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教育学等专业领域都被建立起来，并有专业研究人员；不仅宏观的、总体式的研究，而且，细化的研究，对各个人物、各美学流派、各种学说理论的细致专门研究也正在深入开展。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艺术是一种启蒙艺术、精英艺术，一种英雄主义的艺术，它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在社会上倡导良知与爱、批判精神与启蒙精神，则九十年代以来，艺术已走上市场化的道路。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以及承担人类苦难的牺牲精神，而是市场，是价格，成为多数艺术从业人员的追求。走向市场、追求其艺术创作得到消费者承认、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成为唯一的目标，如果艺术工作者、甚至一些号称艺术家的人都把它当作即便不是唯一、却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来追求，则艺术精神本身便将变质、变味直至消逝。

八十年代的艺术深受美学所代表的人文运动的影响，把精神启蒙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无论是写实还是抽象，无论是传统还是前卫，艺术风格不一，艺术家心中燃烧的对人民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则一。而自艺术市场化以后，风格成了为风格而风格，形式成为单纯的技巧炫示，前卫只是时尚。艺术家都追求自我的表现。但深受启蒙精神影响的八十年代艺术家所追求的“自我”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一己的私我，而是包容、蕴含、积淀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苦难和迷惑、甚至是人类的苦难的大我。而市场化、商品化的艺术，其自我表现则成为满足庸俗大众窥视欲的一己私我的情绪发泄。

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大多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他们不但对现实中人民的苦难有切身体验和深切同情，而且从理论上自觉地去总结艺术的规律，探索艺术的真谛。他们对哲学、美学理论并不陌生。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等是他们口中烂熟的名字。在自觉学习、总结和掌握艺术理论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理论成为他们的爱好。因而，实践美学所代表的审美启蒙精神曾影响整整一个时代。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美学从社会退回到学院，从启蒙精神回到学术精神，另一方面艺术从业者们对理论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只凭一点小聪明和技巧去进行创作。少数与市场“对接”成功的艺术家的名利双收，更使一些艺术从业者不顾一切去迎合市场，迎合庸众的趣味。在这过程中，模仿抄袭者有之，剽窃他人成果以为己有者有之，出卖良知与灵魂者有之。

当然不只是艺术界如此。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不仅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灾难，流风所及，其恶劣影响向艺术界和学术界渗透和蔓延。要从根本上纠正，必须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解决。但就艺术家本身来说，谨守艺术家的本份，承担起社会的良知的责任与义务，则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天职。而要承担这一义务，艺术家必须提高自己的人格与素质，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才能对各种伪艺术产生辨别能力，抵制各种以艺术的名义胡作非为的勾当。

（原载《美术观察》2006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