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哲学到美学，从人类学本体论到个体生存论

如果说，哲学的主流在古希腊时期是追问纷纭复杂的世界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本体论”，在近代是考察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的认识论，在二十世纪是探讨语言的“元哲学”，则今天，从前属于哲学的一些问题已为更为具体化，为各种具体的科学所取代。如认识论，从哲学上说，认识论是探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以什么方式去认识世界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有两大认识论传统，一曰经验主义，一曰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要通过归纳法从对日常经验的总结归纳中寻找普遍真理。而理性主义则主要从某种既成的概念或原理出发，通过演绎法得到真理。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经验主义具有实证性，但常常缺乏普遍性，并且不具有先验性；而理性主义以之为出发点的先验原理则常常缺乏经验基础。康德正是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才试图调和二者，试图论证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所以康德哲学的主旨是探讨人类的认识何以可能。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认识论问题已有具体的认知科学去探讨，如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这样，传统哲学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不再是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又如本体论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它探讨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它希望追问流变的世界背后不动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答案，如水、火、气、理念、数等。但是，现代科学已产生了多种学科去探讨、解析这个世界的物质构成、运动规律等问题，如天文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化学、地球学、环境科学等等。因此，今日世界里，哲学的主要功能也不再是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事实上，在当代科学高度发达、分科高度细化的时代，再把“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样一些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作为哲学问题，企图通过思辩的方式去回答它们，就不但不是智慧的表现，反而显得可笑了。

但是，科学可以提供知识，却无法回答有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无法给人的命运提供答案。科学可以让人知道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大脑如何反射、血液如何循环、心脏如何跳动等问题，却仍然无法告诉人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活着的价值何在。这类问题才是现代哲学所要关注的。所以，自马克思开始，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马克思以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源或本质，也不在于探讨人们如何去认识客体世界，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不是探讨世界是什么，而是探讨“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活得怎么样”等问题。因此，自马克思以后，哲学探讨的出发点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也不是“我们如何去认识世界”这类问题，而是“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

人活着，首先必须生存。这个基本的事实在任何时候也无法改变。因此，人类存在基础是生产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活动，具体说来也就是人通过使用、制造、更新工具而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在任何一个社会，为人们提供物质性生存资料的生产才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起最后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任何历史的存在的首要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生存。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发现，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吹嘘精神的作用，但是历史却是靠物质的力量去推动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论，也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命运。

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哲学继承、延续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基本原理，把人的生存实践看作人类存在的基础，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特性，探讨人类何以可能成其人类。人类何以可能？为什么同样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只有人类能够大规模地使用和制造工具，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制造出巨大的工具本体、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夺造化之功”、能够“改天换地”，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类才产生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并能有效地以语言表达出来？为什么人类几百年、几千年前的艺术作品、甚至几万年前的原始人的“涂鸦”之作还可以感动今天的人类、打动现代人的心灵，还能引起现代人的巨大的审美感受和研究兴趣？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人能够从事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而动物却不能。[1]正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最终把人与动物区别了开来，把人从动物界提升了上来，成为人。

具体说来，人如何通过实践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认为，人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改造了客观世界，使自然具有属人的性质，从与人对立、敌视变为与人亲近、依赖，这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这种实践活动也同时改造了人自身的身心结构，使之脱离纯粹的动物性心理，而具有人的心理，使一些动物性、本能性的心理因素具有人的属性，成为人的心理，这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的人化产生美，内在自然的人化则产生美感。“美是自然的人化”正是在这个层面而言的。

但是内在的自然、即人的心理、感知、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人化的？这就是“积淀说”所要回答的问题。人类学实践本体论认为，人类在改造外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心理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的因素通过实践积淀为内在的心理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理性的内化”，这是认识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科学。“理性的凝聚”，这是意志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道德和伦理学。“理性的积淀”，这是审美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审美。积淀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外在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如何能够转化为内在的、个体的、感性的心理。它表明，看起来是先验的认识、意志和审美心理，其实并非先验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实践基础。因此，“积淀说”并非象有的人所说的只强调美的群体性、社会性和物质性，而忽视美的个体性、精神性。相反，它所要解决的，恰好是：在看起来是个体的、感性的、动物性的心理结构中，如何能够具有社会的、物质的、理性的内容。它的立足点是人类，而非个体的感性的人；是大写的人，而非具体的单个、个别的人。“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本身就是立足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它首先要探讨的正是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的命运问题。这是它作为哲学的基础。而它把哲学建基于人类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物质活动基础之上，建基于人活着首先要生存这一个基本事实之上，便使它有了区别于其它哲学的坚实的现实根基。

但是，人活着，人生存，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非最后的归缩。人活着是一个事实，是人类本体论哲学的基础，但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他不仅仅要象动物那样只是“生存着”，只是“活着”。他还要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哲学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把探讨的目光进一点向“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也就是从人生存的事实向生存的意义和状态问题延伸。

“为什么活”，涉及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或者说，怎样活着，以什么状态活着，则是美学问题。

“为什么活”，这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关于道德，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如康德，就把道德命令看成一种绝对命令。这种道德要求个人顾全大局，牺牲个体的利益乃至生命而保存人类的整体。这种道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容犹豫，不容思考，不容反驳。它不计当前利害，不计个人得失，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最重要的是，个体的这种牺牲并非外在的强迫，而完全是出自个体内在心理和意志的自由自觉的选择，是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凝聚为个体的意志结构。正因为不是强迫，而是出自自由选择，是个体自我意志选择的结果，因而它才显出它的崇高性，才格外值得重视和珍惜。这种个体为保全全体和类而自我牺牲的道德，康德把它看作一种绝对命令，一种先验性的道德能力。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和社会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道德力量。这可以称为宗教性道德。

除了宗教性道德之外，道德在历史上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具体的、时代的、民族的，即它是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只具有相对普遍性，却不具备绝对普遍性。比如“三从四德”是古代中国社会对女子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信念在当时被看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每个女子都必须遵循。再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贞洁”观念，也同样是对女子的道德要求，有时候还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还具有准法律的功能。一些地方，被认为“不贞”或犯了淫戒的女子要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但这些道德从现代社会的平等和人权理念来看是已是一种陈腐过时、衰败腐朽的道德戒条，是对女子人格的严重诋毁和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它必然被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所抛弃。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中有许多是属于社会性道德，它随社会、历史和民族具体的历史文化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具体的历史性的道德可称之为社会性道德。[2]

社会性道德是变化的，随着社会形态、历史条件、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宗教性道德则是不变的。对于道德来说，不能以功利的眼光去衡量其价值，因为个体对类或整体的这种牺牲本身就是崇高的，是道德的绝对命令。对于个体来说，它是由理性凝聚和积淀而成，是在个体所受到的教育和薰陶中形成的。但是，这种“绝对命令”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它却不是什么先验的命令，而是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淀、凝聚、演化、发展而来的。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存人类的生存、绵延和发展。因而，对于个体来说，它是理性的自觉选择，是理性凝聚、内化为感性，是意志对本能的胜利。

“为什么活”是伦理学问题，伦理道德是理性凝聚为个体感性意志和诉求。但是，对于每个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体的来说，人生不仅有“为什么活着”这类意义和价值问题，还要讲究“怎样活着”、“活得怎样”。是活得平淡无奇，呆板乏味，还是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是萎萎缩缩、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活着？是遵从自己真正内在的需求、遵从自己内在价值需要引导而活着，还是随波逐流、跟着时尚与流行的见解而活着？可见，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除了还有“为什么活”这样的伦理道德问题之外，进一步的提出的问题就是“活得怎样”或怎么活着、活着的状态问题，这就是美学的问题。人活得怎样，这不是靠抽象的哲学思辨或道德的说教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的生活都变成了抽象的哲学或道德说教，如果人整天活在思辨、责任、义务、崇高之中，活在必然性和决定中，而完全没有一些偶然的、情趣性的人生快乐，没有美和美感，那么，人也会活得相当乏味，会觉得生活“太累”，“没有意思”。人生需要美，需要趣味，需要“有味道”，需要把生活变得有情有趣，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多姿多彩。这样的人生才值得人去活。只有把“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人生。

也就是说，在“人活着”这样一个已然的前提之下，最终还需落实到人“活得怎样”这一具体的、日常性的存在和过程。这才是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美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易逝的，多变的，偶然的，短促的，脆弱的。也正因如此，它才值得人去追求，去体味，去品察，美的人生才能多姿多彩，丰富生动。

这样，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哲学出发，走向了个体生存论的美学。哲学进一步向美学延伸和拓展。哲学的思辨走向了个体的生存。

怎样才能活出味道？才能活有意思？这其实就是人们常常探讨的人的幸福问题。人生的幸福在于人要活得“有味道”，“有意思”。这个“意思”和“味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道德和伦理学问题。它是一个美学问题。因为，伦理学只能回答人生“应该如何”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人生“活得怎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靠美学去回答。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这个“天地境界”包括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愉快、也包括理性凝聚为意志的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更包括了在这二者之上、与天地同一、超越具体的人生限制之后达到的审美境界。有句俗话，世界上最高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宽广的是人心。为什么人的心能比天空和大海更宽广？就是因为人可以在精神上超越他的现实处境，达到无限自由境界。因此，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人生论，是探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界的学说。也就是说，美学在今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像古典哲学和美学那样抽象地提出并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探讨和解答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解答人活得怎样、怎么活着才能活得有意思、有味道、才能更加多彩多姿的问题。

这样，人类学本体论从哲学走向了美学，从人类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走向个体主体性的生存美学，从历史的工具本体走向了心理的情本体。

二、历史，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

人类在为了活着而奋斗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造就了巨大的物质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对于个体来说，它是既成的，先验的，是个体存在的语境和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这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力量就是工具本体。

从原始时代简单粗糙的石器到今天的微电子控制技术，从单个的手工作业到今天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人类的生产工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革命；与之相适应，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也在不断的进步、更迭、发展着。自进入工业化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成百倍、千倍地提高了生产力。工具本体造就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提高了人的生存质量。但同时，也同时带来了人的心理的异化。人被物质欲望所牵引、制约，成为物欲的奴隶。技术官僚统治社会，使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人的个性、个体的价值在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往往成为牺牲品。社会学研究发现，尽管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优于前人，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相反，人们普遍感觉生存压力增大，自由时间减少，工作压力加强。虽然，很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解决，有宽敞的住房，代步的小车，工作收入也相当可观，然而，他们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他们没有空闲的时间去享受他们所拼命挣来的财富，他们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毁损。此外，技术理性的统治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温暖的人情和浪漫的情怀，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使人心肠变得僵硬，使生活失去它应有的乐趣。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哲学家对工具理性造成的异化予以猛烈的批判；而到了二十世纪，对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异化更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化中一个蔚为大观的潮流。

但是，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工具本体在带来巨大异化的同时，也带来消除异化的契机，这就是由于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造成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人类走出为了活着而苦苦挣扎的境地，从为了活着而挣扎、奋斗、抗争的处境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为什么活”和“怎么活着”的层面。也就是说，从以工具本体为主导的层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以心理和精神为主导的层面。历史的发展在工具本体之外提出了建立精神本体的要求。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化的生产力已如此发达，人类已能如此成功地控制和利用自然，那么是否可以设想有朝一日，人类的生存问题将不再困扰我们，生存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个梦想，而就是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那时，人类又将如何？自由之后怎么办？这其实还是前面所说到的问题：对于个体来说，不但要活着，还要追究为什么活、活得怎样，也就是说，不但要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生存的状态如何？生存的意义到哪里寻找，这是现代人和未来社会里人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来并回答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社会的来临，已把这一问题以一种现实的形式摆在了我们面前。最近讨论得相当热烈的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不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正在来临的征兆吗？沃尔夫岗·维希总结我们时代的消费主义和生活审美的表现，认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审美化的过程，商品、工业生产、日常生活、身体和精神、人们的认识、道德等都处审美化过程或被审美所决定、所支配。但是，这些进入现实、进入工业和商品生产的所谓审美化已非启蒙学者们所预料、期待、赞美的自由精神的体现，它的精神内涵被抽去了，只剩下一个感性的外壳，而这种感性的外壳还浸染上严重的商业化气质。我们看见、体验到的审美化，已非有着内在价值的自由精神的体现，而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商业策略的体现。因此，审美化并没有带来精神的充实与自由，没有带来心灵的慰籍，反而使人沉溺于感性刺激中而不能自拔。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是休闲文化兴起，休闲产业作为审美走出形而上学的精神层面、走进百姓日常生活的中介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旅游、休闲、度假，这些过去属于个体私人性的话题正在变成公共话题，并且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商业制度和工作制度发生更紧密的关联。问题在于，旅游、休闲、度假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它们承担不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寄托的重任。事实上，休闲文化和旅游文化在它勃兴的同时就在被一些从纯粹商业目的出发的人变成赚钱的手段。各种伪民俗、假民俗和封建主义糟粕借尸还魂，沉渣泛起。

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没有真实的人生寄托与归依，自由将不再是甘甜的美酒，而将成为一杯淡而无味的软饮料。自由所带来的将不是生命的充实与理想的热情，而将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甚至是道德和精神的退化。因此，历史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

前面我讲到，人类学本体论哲学从“人活着”出发，提出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的问题。“活得怎样”追究的正是活着的状态、味道，也就是在社会的工具理性和工具本体之外，建设心理的、精神的本体问题。而历史的发展也已把这一问题以一种现实的状态向我们提了出来。可见，哲学与历史、理论与实践在此走到了一起。逻辑与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相逢。

那么，这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是什么？众所周知，真善美被目为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目标。求真、致善、立美，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这只是就一般意义上、从人类整体而言。就个体而言，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西方社会自公元4世纪以来，确立了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在人世之外和之上耸立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上帝给予我们的灵魂以安顿，给我们的精神以安慰，约我们的心灵以充实。无论我们快乐还是悲伤，充实还是孤独，我们都可以向上帝诉说、恳求、呼吁和祈祷。犯了错误的时候，可以请求上帝宽恕；孤独无助时候，可以请求上帝帮助；彷徨不前时，可以请求上帝予以指点。我们把我们全身交给上帝，把我们的自我彻底抛弃。

然而，文艺复兴以来，神圣的天国在世俗欲望之下节节败退，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勃兴使天国上帝的神话被击碎，那些被揭露出来的教会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更使人们从天堂的梦想中惊醒。

在没有上帝、没有道德形而上学、也没有主义、理想的时候，用什么去抚慰我们那易感的心灵，去填充那无聊的空虚，去慰籍那被物欲挤压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社会，本就没有上帝，没有一个离开世俗社会、脱离人世的高高在上的上帝。中国人从来不把活着的意义和味道定位在尘世之外，而是就在尘世之中、之内去寻求精神的慰籍与充实。中国人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情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活着本身就是宇宙有情的一个体现。宇宙自然与人世社会、人的精神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在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对应与感应关系。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天地世界里存活下来、以自己的品行、思想和功业去体现宇宙自然生生不已的法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和味道，是宇宙有情的表现。因此，人活着的味道不在天国，不在彼岸，而就在此世此岸，就在具体的日常的展开的生活过程中。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生活的艺术化，把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变成一种精致的享受，一种艺术的创造。这个讲究细节、把人生艺术化的背后依然是一种有情的宇宙观作支撑。宇宙有情，圣人有德。圣人以德配天。人生因为有情而有意义。这种情，其基础就是人世世相传的血亲之情。父母生养之德大于天。所以儒家特别讲究子女对父母的“孝”。建基于孝亲基础之上的、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把这种亲情弥散、扩展开来，便把人世变成一个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世界。人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情而有着味道，有了意义，有了价值。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在今日世界没有天国，没有上帝，没有主义理想之时，只有情，只有基于血亲关系、而又超越于这种血亲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才是今日社会中心灵的最后停泊之地。“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为什么不就在日常生活中去珍视、珍惜、珍重它们呢？为什么不去认真的感受、体验、领悟、探寻、发掘、敞开它们呢？”[3] “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固定的框架和体系或‘超越的’‘本体’（不管是‘外在超越’或‘内在超越’）。可见，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4]

我认为，情本论的提出非常值得重视。它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结合当前现实状况所提来的一种美学策略。美学何为？就是要在无情的世界建立起情来，要为流浪的精神和无根的心理建立一种根基。它是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哲学出发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情本身是多变的，易逝的，脆弱的，敏感的，是不稳定的。但是，正因如此，它才是鲜活的，生动的，值得去追寻，去体味，去把握的。情本身内容又是极为复杂的，丰富的。有亲情、友情、爱情；同情、怜悯之情；故国之情，家园之情等等。而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见义勇为和打抱不平，推己及人、立人达人的忠恕之道，又何尝不是一种广义的情？人世间有情乃有意义，有情乃值得活着。

我以为，在所有这些具体的“情”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爱之情。这种爱以中国传统的血缘亲子之爱为基础而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博爱学说。因为立足于血缘亲情，这种情爱因而有坚实的生物学基础。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从外面输入进来，而是植根于人作为自然之子的本性之中；因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所以这种情爱有别于动物式的本能，而能够超越狭义的血缘亲情，成为一种广泛的博爱之情。动物也有舐犊之情，有父母对子女的本能式的关爱与照拂。这是人与动物共同之处，也是情本论的生物学基础。但人毕竟已不是动物，所以人可以具有超越于血亲之情的博爱，可以为了爱一个人而自我牺牲，而动物就不能。

这种爱，小而言之，是一种同情之心，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或对象着想所产生的对他人或对象的心理共鸣，这也就是儒家的“推己及人”所产生的同情共感。具体而言，它便包括李泽厚先生所列举的“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等等具体的人间之情。人世间因有了这各种各样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情感而变得温暖而值得眷恋，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有味道。广而言之，由这种博爱之情则可以产生胸怀天下、以黎明百姓之苦为苦、以百姓之乐为乐的博大深层的普遍之爱。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佛陀、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为担当人类苦难、拯救全人类而自我牺牲的伟大人格，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勇敢无畏、为真理和正义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襟怀。

这种爱，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是对自然的一种尊敬、欣赏、感恩与敬畏之情。对自然化生万物、养育人类的奇迹怀着尊敬，对自然本身气韵流转、生动活泼的勃勃生机予以欣赏，对自然给人类提供裹腹的食物与御寒的衣服等生存资源心存感恩，而对自然造化那井然有序、万物共生共存、相互对立、相生相克而和谐自存的无言之大美予以敬畏。感恩、欣赏、尊敬与敬畏，是我们对待自然所应有的情感态度，也是被自己的自高自大挖断自然之根、从而在精神上变得无依无靠、四处漂泊流浪的人类精神重新回到自然怀抱、寻回自然之根的必由之路。“我见青山多娇美，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欣赏与同情。“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是人与自然互渗互感、交互感应从而融为一体感恩与欣喜之情。“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是自然的和谐有序与勃勃生机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启发。“位上我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造化自然的伟大辽阔、庄严肃穆人对人产生的道德净化，从而也使人对自然产生的敬畏之情。

历史就这样从工具本体走到了心理本体。哲学亦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走向了个体的生存本身。美学，从以整体的人类学为基础的实践论走向以个体活着为目标的生存论。情感，成为我们心灵的最后栖息的港湾。建立情本体，这也许就是新世纪美学给我们提供的生存论意义。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之见。敬待同仁批评。

 

【注释】

[1]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并非不能使用工具，如猴子会使用木棍之类的东西帮助它够拿食物；动物也可能从事“艺术”创作，如一些猿猴的绘画作品看上去与毕加索的画没有分别。但是，动物之使用工具只是偶然性的、个别的，而人类之使用工具则是普遍的、常态的。这里数量的差别就造成了质量的差别。至于说到有些猿猴的艺术作品看上去与毕加索的某些作品很相似，这也可能；但那并非它们有意识的创作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随意涂鸦。而且，动物显然创作不出象拉斐尔的作品，也写不出象《红楼梦》这类小说。它们连一首简单的小诗也写不出来。

[2]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可参见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以及《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

[3]《哲学探寻录》，见《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1月，191页。

[4]《哲学探寻录》，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1月，187～188页。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