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语言逻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是当今逻辑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重要分支。”[1]本文将在阐释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的基础上，扼要分析语言逻辑研究的现状，并探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

 

自然语言逻辑，又叫语言逻辑、自然逻辑或日常语言逻辑。作为现代逻辑的一个分支，自然语言逻辑“尚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2]，“自然语言逻辑”这一概念也还只是一个未成型的比较宽泛的概念。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研究工具是逻辑方法。但研究自然语言的哪些特征和方面，使用何种程度的逻辑方法去研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界定。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同样叫“语言逻辑”或“自然语言逻辑”的著作，里面的内容却大相径庭的现象。如周晓林的《自然语言逻辑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版）和邹崇理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前者共有十章，分别是：思维、语言、逻辑；演绎与归纳；集合论、命题逻辑、谓词逻辑；词项逻辑；命令逻辑；问题逻辑；模糊逻辑；修辞逻辑；说话逻辑；文章逻辑。后者共分三编：自然语言逻辑的基础——形式语义学；自然语言逻辑的深化——形式演绎系统；汉语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从两本书的章节上，我们根本找不到它们共同探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对这种差异做这样的解释：后者侧重于介绍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脉搏，前者只是介绍自然语言逻辑本身的内容。但这样的解释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自然语言逻辑本身的内容不可能不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中。唯一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理由就是：对自然语言逻辑究竟研究自然语言的哪些特征和方面，使用何种程度的逻辑方法去研究，他们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

 

“语言逻辑”一词最早出现在维特根斯坦于1918年完成的《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在该书中，他两次提到了这一概念。一处是在谈日常语言的复杂性的时候，他认为日常语言是人的机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像机体那样复杂，因而，“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4.002）还有一处是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他认为，传统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我们除了能确定它们是无意义的外，根本回答不了这类问题，而这一类的问题和命题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4.003）不过，他所说的语言逻辑主要是针对理想语言而言的，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逻辑”并不是一个含义。逻辑史上最先明确提出应建立自然语言逻辑的是美国当代语言学家莱柯夫(G. Lakoff)，在《语言学和自然逻辑》一文的摘要中她这样写道：“自然逻辑，一种为自然语言建立的逻辑，其目标是表达所有可以在自然语言中加以表达的概念，说明所有可以用自然语言做出的有效推理，而且结合这些对所有的自然语言进行适当的语言学描述。”[3]但在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这一点上，人们现在更认可的是波兰逻辑学家爱裘凯维兹(K.Ajduciewicz)的说法。30年代，爱裘凯维兹也提出了“语言逻辑”这一概念，他称语言逻辑就是逻辑指号学，而逻辑指号学是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和逻辑语用学三者的结合。但他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语言，既包括人工语言，也包括自然语言，人们认可的是将之限定为自然语言范围后所得到的表述。我国学者大多赞同这一表述。如“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涉及的是自然语言的符号性、指谓性和交际性，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结合，因此，也就是一般逻辑中所指的指号学。”[4]“将对自然语言的逻辑语形分析、逻辑语义分析与逻辑语用分析系统结合起来，便是我所理解的自然语言逻辑。鉴于目前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系统化被称为指号学，我们的语言逻辑也可以称作自然语言的逻辑指号学。”[5]

 

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现状

 

自然语言逻辑是逻辑和语言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是介于现代逻辑和形式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逻辑学，不属于纯逻辑；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语言学，不属于纯语言学。但它蓬勃发展的态势、它的强劲生命力，却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其它分支所不能比拟的。

 

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语言逻辑或狭义的自然语言逻辑[6]应该说是以20世纪70年代的蒙太格语法为开端的，尽管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蒙太格语法作为自然语言逻辑诞生的一个标志，是因为蒙太格在范畴语法的基础上，采用模型论方法构造自然语言的语义解释，开创了全面系统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的方向，开创了关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方向。自蒙太格语法之后，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在语言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正如美国学者鲍林格(D. Bolinger)所说的那样：“正统的转换生成学派也好，生成语义学家也好…双方穿戴的更多的是逻辑的华丽时装，他们较少有朴实的言语描写。”[7]蒙太格本人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开辟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对逻辑学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形式语义学由于和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已经处在了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的位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位置，使得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用价值。相应地，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学者也不仅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而且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话，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百花竞放、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仅80年代初，就出现了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等十分有影响的形式语义学理论。80-90年代，又出现了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各具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问题，并设法构造适合于自然语言特点的语句系统及其语义模型。从现今的大多数文献来看，目前自然语言逻辑主要是停留在自然语言的语义问题上,出现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来自各领域的研究者们大多醉心于具体的研究工作，很少有人去考虑自然语言逻辑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如何建立学科体系，它和纯逻辑、纯语言学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偶有书名为“自然语言逻辑”的书出版，但作者在书中并不交代这样一些问题。[8]这也许是西方学者的高明处，一方面，这些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只有理论价值而没有适用价值。这也是一种很明智的取舍，在一门学科的初始阶段，具体的研究工作似乎比探讨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就我国逻辑学界而言，首先提出要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早在1959年，周先生就在《哲学研究》第六期上发表了“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谈到形式逻辑的研究应和人的实际思维结合，应和语法修辞结合。第一次提到“自然语言逻辑”这一概念是在1978年全国第一次逻辑讨论会上，周先生在发言中说道：形式逻辑应该向自然语言的逻辑逐渐发展，这是很有前途的。之后，他曾多次倡导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在其倡导下，一批学者埋头于这一研究，80年代出版了《语言逻辑基础》（马佩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版）、《语言逻辑引论》（王维贤、李先昆、陈宗明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专著。90年代出版的仅书名中含“语言逻辑”的专著或辞典就有袁野等人主编的《语言逻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版）、胡泽洪的《语言逻辑与言语交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版）和《语言逻辑与认识论逻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惠民主编的《语言逻辑辞典》（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版）、周晓林的《自然语言逻辑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培养的的两个博士：邹崇理和蔡曙山，他们已成为我国语言逻辑研究方面的带头人，分别致力于逻辑语义学和逻辑语用学的研究。邹博士的《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和《逻辑、语言和信息》（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自然语言逻辑，尤其是逻辑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尝试性地对汉语在一定范围内做了一定程度的形式语义学处理。蔡博士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则在阐述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还讨论了这一系统的元逻辑性质。近几年已有不少逻辑专业的博士生把语言逻辑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完成了具有较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自然语言逻辑在我国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过，总体来说，我们在这自然语言逻辑方面的研究还是较滞后的，尤其是缺少逻辑学研究者和语言学以及计算机方面的专家的横向联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缺少创新也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弱势。综观国外这方面的成果，各种新的理论可以说层出不穷，他们的创新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学科如此，其它很多学科也如此。

 

三、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趋势

国内外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现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发展趋势。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将至少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形式化的趋势。

 

形式化趋势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研究形式化…是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需要。”[9]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首要的条件是对语言作形式化的描述，把它编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规则，通过程序让计算机操作，达到识别、理解的目的后方能实现预定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本身就是顺应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其次，自然语言逻辑终究是逻辑的一个分支，而且是现代逻辑的分支，而现代逻辑的精髓就是形式化，正因之是形式化的，它才成为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追求科学性、可靠性的过程中使用越来越多的一种现代工具。从自然语言逻辑的各种理论派别来看，每一派别都是从解决某个或某些具体的语义问题入手，进而提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语义学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都会触及到该理论基础上形式演绎系统的创建问题。完善的形式系统的创建只有在该理论有了充分的发展后才有可能，而就目前来看，自然语言逻辑的每个理论派别都只有短暂的研究历史，偶有演绎系统建成，也仅仅是尝试性的，这就意味着形式演义系统的创建将是各理论派别今后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是自然语言逻辑中逻辑特色最浓、形式化最强的一部分内容。

 

（二）重视语用的趋势。

 

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者中起步最晚的是语用学。对自然语言来说，研究最充分的是语形学，“把自然语言成功地处理成形式的句法系统唤起了大量语言学家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语义的兴趣。”[10]随着形式语义学的不断成熟，也必将唤起人们对语用学做形式研究的兴趣。人们对日常语言的运用终归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脱离开具体的情景抽象地谈语言的意义只是研究初期的权宜之计。自然语言逻辑和以往的逻辑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以往的逻辑只从指称性方面研究命题的真假关系，而自然语言逻辑除这一点外，更关心语言的交际性方面，十分重视命题态度和语境等问题的研究。”[11]所以，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最终必然不会忽视对语用的研究，而且“对于像汉语这样用不变的根词和不同词序表示语法关系的语言，有时更为必要。”[12]不仅如此，自然语言逻辑对语用的研究应该是有别于从纯语言学的角度对语用的研究的，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邹崇理的提法：“自然语言的逻辑语用学从语境、预设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探讨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在对这段话进行注解时，他特别强调说：“这里逻辑语用学特指形式语用学”[13]。

 

（三）贴近人们对自然语言的实际理解过程的趋势。

 

70年代出现的蒙太格语法，对自然语言所做的是一种静态的研究。80年代初出现的话语表现理论为解决“驴子句”的语义问题，采用了动态的语义分析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在处理句子序列时，先处理第一个句子，得到第一个句子的语义表现框图。然后处理第二个句子，对第二个句子的处理就是把第二个句子的语义信息加进已有的框图中。依此类推，处理完最后一个句子时所得到的框图就是整个句子序列的语义表现框图，即整个句子序列的语义。话语表现理论相对于蒙太格语法来说，是一大进步，因为它更符合人们对自然语言理解的实际。继话语表现理论之后出现的形式语义学理论都继承了这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自然语言逻辑既然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当然应当以贴近人们对自然语言的实际理解过程为目标。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要想让自然语言的研究成果最终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显身手，也应当以此为目标。所以，这一趋势是必然的。

 

（四）多学科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趋势。

 

随着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意识到现代逻辑对研究自然语言的重要性，这会促使他们尽快去把握这一工具，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会有更多的逻辑领域的研究者在看到语言逻辑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后，投入到这一研究中。在这个队伍中，计算语言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的角色会比现在更突出。这三支队伍中的成员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其成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力会比现在更强。一方面，计算语言学家、人工智能专家会借鉴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如同它过去一样[14]，仍然会给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也会主动地根据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需要来从事或改进自己的研究，他们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一趋势在西方已显端倪，从一些相关研究机构，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逻辑、语言和计算研究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的人员构成，可以看出这点。

 

综上所述，自然语言逻辑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虽然起步时间不长，虽然其基本理论和体系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但其蓬勃的发展势头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势头会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延续，最终必将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