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的一片救市忙乱中，我们看到一些怪现象。例如，一方面是一类中小企业的倒闭破产，裁员降薪，员工和失业者的节俭甚至艰难度日；一方面却是大肆鼓噪的消费救市，多消费高消费，突击花钱，这时积极消费被冠以“爱国”的名义。马克思主义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以维护基本人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发展观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但经济危机袭来公共利益便变得无足轻重，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显得那么脆弱。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有操作意义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判断的价值观。任何公共政策都体现特定的管理价值，政府的救市政策与举措体现了政府对自己职责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从公共伦理的角度来分析救市举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策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价值目标：一是保障民众健康生活的基本权利；二是体现获得健康生活资源的社会公正性；三是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扶贫助困，保障民生

这次由国外金融海啸引起的危机，对中国经济来讲外贸商品制造业最先也最重地受到影响。外贸商品制造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而一直以来外贸利润又主要挣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红利，所以这次危机导致了大量农民工失业者。众所周知，近一二十年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巨大的社会地位低、经济能力脆弱、利益联系广泛的特殊群体。面对经济危机他们不仅没有充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能力。这些处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失业者，却是这些年来农村家庭增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身后是有着经济供养关系的上亿的农业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缓解了三农问题，缓解了城乡心理差距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但这次经济危机直逼农民工，直接打击这一城乡脆弱的过渡带。这些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庭面临的是一家人的衣食、子女上学、老人赡养、基本而简单的农资购买，也许还有再就业成本，就医等维持基本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难题，总之他们面临的是当下维持健康生活的困顿。除了失业的农民工外，经济危机也导致了城市失业者和遭受减薪待遇的人群，虽然城市贫民有救济保障，但其经济能力的脆弱，也难以抵御天灾人祸、疾病的袭击，何况其保障水平不高。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也面临着经济的下滑和维护民生的经济压力。但是，就政府出手救市的力度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积累来讲，政府有力量更有责任保障国民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不错政府有责任发展经济，拉动内需也是必要的。但是，需求是涉及合理性判断的，也是有层次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它首先包括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我们将它理解为健康生活需要。健康生活需要至少包括一个生命存在必需的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包括有健康充分的食物、足够御寒的衣被、卫生的饮用水，上有片瓦、下有寸地，有病能够得到治疗，享受义务教育，享受基本的新闻资讯，享受到一定条件的公共设施和娱乐生活等。2008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别公布了《国际比较计划》报告，以每天PPP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2亿，（也就是说，有2亿中国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3.6元人民币）[1]占全国人口比例15%。2007年，这个数下降为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2美元，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为4.3亿人，约占32%。中国是“GDP富裕国”，“消费贫穷国”。[2]由此可知，让国民普遍过上健康的生活可以拉动内需。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各种社会救济保障的力度：医疗保障、失业保障、贫困救济等让贫困人群有常规的保障；同时还可以设置临时性保障制度：急难救助，灾难救助等方式，真正让国人无温饱之虞。因为有衣食之忧的贫困人口没有社会的救济他无法消费；无衣食之忧却有疾病、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大宗家庭开支之困的家庭也难以自如应付。拉动内需需要经济实力，不是一句“爱国主义”就可以激励的。我国长期以来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不仅水平低范围也小，这种情况早就应该得到改变。由于贫困人口数量相对较多，他们的消费需求便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例如：中国农村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多数农村人口的生活达不到健康生活标准，但农村却是一个长期消费不足，有巨大消费愿望却没有消费能力的假性市场。因此政府救市的目光应该投向农村。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农村是现代化水平最差的领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投资农业发展现代化，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补贴农村低保户的生活，都有直接拉动经济的功效。有经济学家以美国、日本为例，说明政府基本建设投资不可能在短时期带动经济。经济评论人叶檀认为，政府消费是进行基础建设扩张，消费券则是拉动民间消费。发放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的财政政策不能马上见效，而且未免失之偏颇。[3]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让没有过上健康生活的人们过上健康生活，这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政府拉动内需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国家4万亿救市款中，我们听到为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工程在进行，帮助地震灾民过冬和重建家园的工作在加快；农村的路、电、水，农村的烧火煮饭，公共卫生改造，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没有农村人口的健康生活。国人也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医改的新方案，相信政府会解决国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期待着住房政策的宽松。我们欣喜地看到继东莞年前向困难群众发放1000元“红包”后，成都市民政局又宣布拿出价值3791万多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扶对象，每人100元。这是国内首次向困难群众优扶对象发放消费券。之后成都市又向需要提升技能的农民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2008届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企业停产或经济性裁员而出现的失业者三类人群提供7500万元的培训券。[4]据称这些举措收到了好的效果，中央政府也积极肯定这样的做法。国家发改委春节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积极运用价格调控基金，节日前适当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价格补贴，安定人心。民政部也表示在2009年要提高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和医疗补助、军休人员生活待遇、退役士兵扶持就业补助经费等标准；提高孤老、孤残等特殊群体的供养水平；农村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5]看到这些消息感到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之手表现出在非常时期给予底层生活的贫困群体以担当，济困解难的责任和勇气。

二、彰显公正，共赴危机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有五项基础性的任务处于每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1）建立法律基础；（2）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3）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4）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5）保护环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福、党秀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基本的作用和职能包括“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结构、组织各种各样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保护共有资源和自然资源、调整和解决社会冲突、保护并维持市场竞争、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6]

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条件和公正的政策环境，是政府的又一基本职责。2008年我们面对经济危机时，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了，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政府对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和雄厚的财富实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今天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和举措的公正性被人们普遍关注，政府责任和科学发展观被执政党强调。

众所周知，直接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多是私营企业，国企高层和国家公务员不仅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而且还能涨工资。每年年底的突击花钱风也如期而至，并且势头不减常年，他们仿佛承担着拉动内需的重任。人们不禁会问11人的35万元北美之旅是不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到处在上演，他们是否应该创新花钱方式，以将带动经济增长的功效放在国内。这部分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他们怎么“造”也不能有多少拉动内需的功效。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有能力作金融投资但市场气候不合适；他们不缺吃少穿，需求潜力不大。而真正有衣食之忧的贫困人群却无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拉动内需不是喊出来道理。

在危机关头任何的社会不公都会导致比常态下更激烈的社会矛盾，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救济的公正合理之处在于。首先，维护民生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挣的是劳动力红利，对失业者的救济可视为对劳动者利益的返还。再次，我国的社会保障长期以来在低水平上运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力度小，致使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这与我国连续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不相称。第四，救济贫困者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最后，国家财政救市花的是国民的钱，国民应该公平享有。如果行政积极的财政消费会使贫困者在生活困窘中别无选择地听任他们创造的财富做其他投资，这对他们来讲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健康水平时，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活资料，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去做高水平生活的投资。国家对贫困人群的救济也仅仅是保障其不至于有饥寒之忧，尤其是对广大远远说不上过健康生活的农村居民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政府应该在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水电路等公共设施上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基本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危机当前政府应当以节减行政开支，与民众共赴危机。12月13日赴日本福冈出席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外访不过夜，早上8点起飞，晚上12点回到北京，节省了酒店租房的开支和时间。并没有按惯例使用较为舒适宽敞的747，而使用可以节油三分之一的767。[7]这就是与民共赴时艰的姿态。去年年底央视“新闻1+1”节目透露，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党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邀研究员王锡锌提供了一个数据，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8]。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这正是问题的可怕之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其实政府应该投资花钱保障国民健康生活的地方还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环保等都是大宗开支。关键是政府对自己责任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大手大脚管理不善也好，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也好，在经济危机面前会显得特别扎眼。这时候政府更要把钱用好，要合理要公正还要用出最大效益。公共管理能让民众满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管理、依法管理，按程度管理。加大民众参与管理，监督决策的力度，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尤其重要。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反对奢侈浪费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受到减薪压力的白领纷纷讨论起“过冬”的生活方式。《南方周末》2008，11，27以一个整版讨论经济冬天中如何省钱过冬的种种道理和招数。其实我认为“以简朴而努力的方式活着”，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不一定只是“冬天”的活法。拉动经济不能靠无端地消耗物质财富，因为，任何物质的生产都是要消耗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可以使我们将自然资源转变成可使用的物资的效率大大提高，甚至无限提高，却不能让我们的地球长大，让地球的资源挥霍不尽。如果我们不计后果地掠取资源，说不定我们糟蹋的不是下一代人的未来，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晚年。

在积极地行政消费中，消费的合理性公正性来不及考虑，铺张浪费找到了道义的理由。这是对国家财富的不负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政府的警惕，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月5日在广东省省委全会上谈到铺张浪费问题。他说“搞一个文艺晚会不得了呀，……。晚会印个请柬，用纸也非常讲究排场，还有节目单，本来是一次性使用的东西，装帧印制却很考究，光是这些就浪费不少钱。”如果说庞大的行政管理开支的浪费并不单纯是德性问题还多少与管理水平有关，那么鼓励这种浪费就与德行有关了。

中央党校有位教授最近在《瞭望》周刊上撰文，提出“积极消费就是爱国”。把消费与爱国扯上关系的还有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他提出“现在买房就是爱国”。[9]我认为需要就买与爱国无关，不光是房，其他消费品亦然。不仅如此，我还反对不必要的消费，因为它会消耗资源，同时带环境压力。例如，在高消费的鼓动刺激下，我国私人汽车已经太多。截至2008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16988万多辆，其中私人机动车保有量占76.14%。我国石油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我国单位GDP石油消耗和机动车每百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高20%。据有关部门估算，如果我国汽车燃油耗能赶上欧洲平均水平，那么，一年可以节约大约2000万吨成品油。[10]另外我国的土地资源也十分紧张，一位国土资源部人士表示“4万亿所需的土地毫无疑问将让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状况在未来几年加剧”。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内部测算按每亿元投资需要44亩地的标准算，两年内需要的土地是120万亩，其中需要耕地60万亩。而全国规划到2010年可战胜耕地指标只剩下400万亩。[11]我们没有理由加重资源有负担，试想如果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由经济发展推动的文明进步要靠人们“造（糟蹋）物”，靠一天吃四顿来拉动，这种经济学岂不荒谬。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和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可以让我们从容应对，完全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慌乱投资。

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合理性正当性的价值内容，也包含科学性、有效性的技术内容。救危的良策也应该是对后期发展负面影响最小的政策。

 

结论

1、扶贫助困，救急救难，是以民为本的政府的重要职责，这应该成为政府救市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与政府激活经济不仅不矛盾，而且有内在的一致性。

2、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公正的制度环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以扶贫助困的方式救市具有社会公正性，这对缓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政府救市决策还应当依法而行，依程序而行，以保证其公正性。

3、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应该贯彻到拯救经济的活动中，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力不能建立在奢侈生活上，少数人的奢侈也拉动不了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无端地消耗资源都是对人类未来的犯罪。

【注释】

[1]中国购买力平价的转换因子是0.42，2004年平均汇率约8.5，转换后，购买力平价（PPP）1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在下一轮调查和统计数据出来并重新评估前，联合国、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以此数据为固定转换因子。

[2]《国际比较计划》报告在“人均居民实际消费”一节中说：住户实际消费是指住户自身购买与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服务之和，是广义的住户“福利”。

[3]叶檀“消费券不是免费午餐”《南方周末》30版，2008-12-25。

[4]《文摘周报》2008-12-16日第2版。

[5]“发改委：双节前适当向低收者发放补贴”，《成都商报》2008-12-26。

[6]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第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张蕾“温总理15小时‘急行军’”《文摘周报》2008-12-16引自《人民日报》。

[8]“黄华华脱稿谈铺张浪费“《文摘周报》2009-1-9引自《广州日报》。

[9]孟波 等“‘消费爱国论’激辩”，《文摘周报》2009-1-16引自《中国青年报》

[10]《文摘周报》2009-1-6引自“新华网”

[11]《文摘周报》2009-1-6引自“人民网”。

【参考文献】

[1]罗马俱乐部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俱乐部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3]肖平等编著《公共管理伦理导论——理论与实践》，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4]张成福、党秀云著《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原载《阴山学刊》2009年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