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劣势的地位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于是，思想界留下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之辨的观点、学说。我印象中毛泽东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人，而且关于他的传记作品也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领袖人物十分钦佩，读他们的文章，学习他们的思想，如鲁迅、如胡适。但我们却绝少听到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在读过多种版本的毛泽东传后，才发现事实上毛泽东从来就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保持和弘扬产生过怀疑，他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对此，我极赞成斯诺，他曾经这样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1]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首先植根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了解。

大概没有人不受特定文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人却同时还创造文化。毛泽东属于后一类。他与常人一样受本民族文化的铸造，同时，他却超凡地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乃至更久远的文化。毛泽东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和朋友，更重要地是来自于他终生不倦地阅读。如果有人愿意强调毛泽东生活经历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所缺少的一段出洋留学的历史的话，我却更愿意强调毛泽东的读书倾向。因为对传统文化的透切了解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上，而没有对这一文化经典深入的研读功夫这种自觉是不可能的。与有生活实践的百姓不同，思想家、学者一定有一番研读的功夫。

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首先是勤奋学习的一生，他从八岁起就在旧式小学念书，虽然当时主要是通过背诵儒家经书来学习，这使毛泽东非常反感，甚至逃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感学习，反感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就在少年时代，他对中国古典小说就非常感兴趣，他读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盛世危言》等书。革命生涯中的毛泽东更是从未须臾停顿过读书学习，就是在长征路上的担架上他还在读书。逢先知同志记录下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临终前一天的凌晨5：50分，他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了7分钟。[2]

毛泽东终生不倦的读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最后一次读《容斋随笔》，他所读的中国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及。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他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晶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县志等书。他在给好友肖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他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3]毛泽东尤其爱读历史著作，他特别爱读的著作是《资治通鉴》，直到晚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在毛泽东时代，差不多人人都从他的论著、文章和诗作中，知道毛泽东深爱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那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的诗文辞章自成风格，成为典型的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知道毛泽东读宗教书，读《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大涅槃经》等佛教书籍的人就不多了。毛泽东不仅读这些书，还要求搞哲学研究和宗教工作的同志要读，他说：“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4]提到自然科学人们容易认为那是西方人的专长，可是，毛泽东却有特别的兴趣了解中国的科技成就，他爱读《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多次提到他们实地调查的治学方法。毛泽东还读了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5]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之深，在许多相当专业的学术问题上，他都有过人的精辟见解。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为例，说明古代官吏禁带家属。毛泽东以为不妥，为查明此事，他不仅翻阅《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还以晋朝张华的《励志诗》和辛弃疾《木兰花慢》词中表现的地动说思想，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6]。1974年晚年的毛泽东还大有兴趣地与物理学家李政道谈“对称”、“宇称不守衡”这些深奥的物理问题。

毛泽东正是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和深刻的了解使他深信如此广博悠久的文化根本不可能会消亡，会被其他文化所取代。正如澳大利亚的王公成说的那样：“毛泽东从来不花时间去考虑是否会丢掉自己的中国特点，也不为中国文明的衰败而忧心忡忡。他一向深信自己是中国人，正如邱吉尔深信自己是英国人那样[7]。”对这之中深刻的文化学道理他好像有天生的领悟力。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切的热爱

如果说对中国传统文化透辟的了解是其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那么在这一基础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切地热爱应该就是文化自信心生发的养料了。因为，这种热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认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领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势的心有所得，得而自豪、自尊而自信。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因他个体文化性格上的倾心热爱。他最初接触到古典小说时，就对其人物性格极其喜爱。孙悟空一直是他所钟爱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一个爱造反的孙悟空。多年后他还写诗与郭沫若争论，为孙悟空辩护。他读《水浒》，梁山造反好汉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他读历史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8]的结论。毛泽东注定是要做大事的人，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中，他特别向往传奇式的帝王尧、舜，向往秦皇、汉武的业绩，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从现代的西方到古代的中国，能够激起毛泽东的憧憬和热情的人物，既是勇士，也是开国元勋。”[9]毛泽东毕其一生的精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造反。他最为成功的一次造反就是推翻旧政权。这使他进入到他喜爱的造反者的行列。少年毛泽东就采取过离家出走的现代方式来对抗父亲的权威；在学校，他逃过学，剪了辫子，还强行剪了别人的辫子，发表政治言论；在投身革命后更是不畏权威，造反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文革初期，他在接见王海容等四位女大学生时竟招待她们抽“恒大”香烟，还鼓励她们就是要破除清规戒律，守规矩的人没大出息。当他听说有个男生上课打瞌睡，作业也不按时交，考试好几门不及格时，还夸奖这位男同学就比你们要有出息。正是毛泽东的性格与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类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让毛泽东对之深爱不已，也正是这些人物鼓舞了毛泽东，滋长了他的叛逆性格。

其次，毛泽东热爱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高明智慧，这是他理智与传统的呼应。中国传统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实践的智慧，它强调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强调不拘于理论教条，灵活机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不作形而上的空洞文章，不脱离实际条件处理问题。晚清时，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形成了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这对毛泽东的学风和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寄读时，讲堂正门上“实事求是”的硕大匾额给毛泽东深刻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抄录这四个大字，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10]。就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毛泽东十分赞赏实践的精神，他曾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到《徐霞客游记》和《水经注》的作者，称道他们通过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更正前人的错误的实践精。[11]在与国民党作战时，毛泽东指挥了几次神奇的战役，有人说是他研读《孙子兵法》的结果，其实那时他还没有读到兵法。我认为他研习中国哲学已深得中国智慧的精髓，他善于运用天时、地利和人的各种条件，创造出了无套路的战术，让人捉摸不定。在他创造的战略、战术思想中你找不到版本的依据和出处，只有神奇。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中国历史文化相适应、与中国国民的心理相适应，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实事求是”。中国人干中国的事业，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恰恰是他中国智慧的表现。

最后，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表现出其心灵与传统的相通。他的文学修养为他那个时代的人所共知，这完全是因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孜孜以求。文学是一个文化的心灵记录，是文化主观精神的形象描写，它反映文化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是文化灵魂的寓所。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十分喜爱，无论什么风格、流派都喜欢。他曾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12]他精通诗词格律，一生中有大量诗词创作。毛泽东喜欢读散文，尤其喜欢柳宗元语言清新、细致、寓意含蓄、富有哲理的散文。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书籍、古典小说和诗词曲赋等各种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修身养性，陶冶性情，铸就文风，磨练语言，这使他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毛泽东将古典语言深刻透辟、含蓄优雅、生动活泼、丰富变化的特点运用于现代文，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毛体语言。读毛泽东的书，读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你感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那么自然的延续，你感受到的是不留辫子，不穿马褂的传统中国人在对你说话。

三、毛泽东的文化选择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是否是不加选择地吸收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是否是因为没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呢？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文化自觉而理性的选择上。

毛泽东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番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一是对中西文化的选择。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并非不加批判地吸收，相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让不少人怀疑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认为这正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也许是从呆板的背书开始接触儒家思想，也许是叛逆的性格使他远离儒学正统，也许两种因素都有，总之酷爱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对这一传统的主流文化价值持有批判、怀疑态度。从他的读书倾向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喜好和选择，他一向不喜欢除历史以外的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他反抗老师、逃学，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他一直反对一板一眼，中规中矩的教条的呆板的作风。更因为他要造旧社会的反，故而对维护型的思想体系当然要批判。然而，对儒学他也不是一概拒绝，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一次高干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孔子关于德政的一句名言，使干部们大吃一惊。毛泽东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当时的会议记录表明，毛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下边的人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笑得更厉害。……在批评苏联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靠向儒家学说，也就是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13]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有选择有喜好倾向的，如：他喜欢孙悟空而不喜欢唐僧，他喜欢柳宗元而批评韩愈，他喜爱李白甚于杜甫。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中少有的没有出洋留学的人，在他身上独创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点十分明显，而这一创造性的依据正好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智慧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读书期间就广泛阅读到西方著作，他首先接触到的西方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影响颇大，生存竞争的严酷，激励他为中国的强大而奋斗。他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很深入，1917年前后，毛泽东与湖南一师的同学分工抄录了杨晶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然后跟杨先生学伦理学，采用的是蔡元培先生翻译的19世纪康德学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细致地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不少符号。杨先生“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毛泽东所学也涉及中西，他虽不喜欢儒学，却早已不是儿童时代的讨厌，而是进入到一个理性的批判阶段。他研读朱熹、王守仁，将中国儒学伦理思想与之对比，得出自己的认识与选择，“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14]

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几乎遍读不遗，在对内对外艰苦的战争年代，在新中国和平建设年代，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号召全党学习，经常规定党的高级干部读马列的书。在《毛主席语录》的第一页第一段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西方众多思想家和学术流派中，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15]，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便成立了。我认为毛泽东在他27岁时的这一选择，其依据是他终生革命目标的确定，依据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实践需要。而中国传统文化正好缺乏这一内容，这正是历史注定要毛泽东创造的那部分新文化。毛泽东的创造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树上，所以他能够将他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他思想流派）与中国智慧相译通，去发现他们与中国智慧的相同相近之处，并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故而，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他惊异于一位共产党员怎么会把马克思排除在传统文化之外，孙子的《兵法》中怎么会没有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中来，创造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整个一个中国心态。“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16]这就是毛泽东的选择，他的选择是那样的自然，引进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他没有任何的忧虑与担心。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因为中国文化那么博大精深，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为了促进中国文化的增长。

分析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伊赛尔.爱泼斯坦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我在他的住处没有看到一套西装或一套正式的长袍马褂。”毛泽东两者都不穿，他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17]要说的是，这是一个中国农民。

我并不认为毛泽东的所有文化选择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毛泽东的选择态度有几点是应该肯定的，即对文化选择的自觉和对选择对象的深入了解。总之，建设先进的文化一定要明确的目标，要对文化选择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反对文化上的盲从和时髦的跟进。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黎宛冰《再上神坛的毛泽东》第349页。

[2]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16页。

[3]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18－19页。

[4]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4页。

[5]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15页。

[6]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7页。

[7]黎宛冰《再上神坛的毛泽东》第359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页。

[9]〔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7页。

[1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1]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262页。

[12]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第二版，第211页。

[13]《毛泽东传》【美】Ｒ.特里尔著　刘路新等译　第311─312页。

[14]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8页。

[1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16]“1915．6．25毛泽东致湘生信”，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96年，第18页。

[17]《毛泽东传》【美】Ｒ.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第188页。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6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