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研究表明：70—90年代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46%[1]。赖德胜在其著作《教育与收入分配》中，提到中国1988年教育收益率为3．8%，到1995年教育收益率为5．73%[2]。计划经济时代“无偿教育”的教育消费现实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人们一边怀念着那样一种教育消费，又毫不吝惜地为子女的前程大把大把地花钱。上好学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现时代许多家庭坚定的主要的投资方向。虽然我们还不能准确地描述个人在教育中的投资情况及其意义，但教育收益率呈增长的趋势是显然的。那么，教育对于社会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一些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而人们也愿意作教育投资呢？而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不是这样呢？这与教育收益非立竿见影的性质、收益的间接性和收益评估的复杂性有关。但是，教育的收益无论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可以认知的。

1、教育是一种人生投资

1．1教育对个人经济收益的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当今中国，个人的教育投资在于使受教育者在未来谋取一份好的职业，获得较优越的竞争力，并由此获得较丰厚的回报。所以，教育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生活品味，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个人的社会竞争力，获得收益更好的就业和晋升机会。例如：以身价8亿排名2006年中国女富豪排行榜第三的杨澜，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高材生，并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硕士学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教育能够综合地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是显而易见的。

从学历与工资的对比来看，以天津的调查为例：2009年本科学历平均月薪为1878元，硕士以上学历平均月薪为2174元，专科学历平均月薪为1401元，中专及技校学历毕业生平均月薪为1397元[3]。广州2009年新就业学生转正之后平均月薪为：硕士研究生3657元、本科生2578元、大专生2138元；而在职人员2009年的工资情况是：硕士研究生平均月薪6832元，本科生平均月薪5915元，大专学历平均月薪3824元，初中及以下学历平均月薪1734元[4]。虽然，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层级的工资水平都较去年上涨了，但增长后依然呈现出层级的差异。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获得报酬就越多。而且就其发展来说，在试用期结束后这种差距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人们选择教育投资。当然，当经济危机发生，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问题，社会投资的风向标也随之发展转移。公众及时调整投资方向，2009年就出现了大学报考的衰落，除了计划生育带来的生源减少外，还有社会投资调整的原因。尤其经济不富裕的家庭会考虑教育投资期长且风险较大的特点。从高中算起到大学毕业，要花七、八年的时间，不同学校教学质量差异甚大，考试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如果考试失利成本就更高了。能考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也是不能确定的。如果有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投入却不能保证顺利就业，也就是说投入成本却难以保障收益，人们自然会调整投资方向。从个人对教育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是一种人生投资。

教育对个人的影响可计量的是工资的高低，可感知的是生活品质的好坏。但这并不是教育对个人发展的唯一作用。

1．2教育是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

教育能够开发人的智力，提升人的气质，给人带来相应的社会地位，让人更多地享有自尊与尊敬。也就是说，教育除了能够直接给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外，还能给个人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得到更多的精神上的满足。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价值“学而估则仕”；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安排，让上大学成为跳出农门，进入上层社会的阶层流动路径。

在我国，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层层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制度和淘汰机制，使受教育者的数量在学历上的分布呈金字塔状，这样既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现实，也符合精英阶层的小众处于社会上层的一般社会结构模式。当然，当高等教育被用作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时，教育已经脱离了提供所需人才的轨道。受过高等教育却处社会低层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如果，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投资力度，承受不了高额投资的家庭就不能享有优质的教育，就会出现龙生龙的现象。这之中既有社会公正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在我国是如此，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使黑人获得了自由。1961年3月，为改变黑人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上任之后，发布了第10925号总统令（后来发展成为1965年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1965年，时任总统约翰逊对平权法案有如下阐述：“平权的原则不止局限于平等的原则，而应该解释成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就业和就学方面的优先考虑、优先机会[5]”。就学和就业是一个人步入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平权法案”在这要紧的入口处设置了公平的门槛。它规定公立大学必须招收规定比例的少数族裔，也说是说，白人学生可能在考试分数高于黑人学生时，遭到拒绝。而考分相对较低（规定范围内）的黑人学生，可能被录取。这种在法律上对黑人或少数族裔的倾斜，正是对历史上奴役黑人行为的矫正。1940年代，美国年满25岁以上完成大学教育的黑人占黑人总人口的1.5%，而1993年这个数字达13%。1990年黑人高中毕业人数占黑人总人口的63%，而大学的注册率则增加了150%，黑人中至少有11%的人拥有学士学位[6]。

与黑人受教育情况相应的是黑人的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当越来越多的黑人接受了教育，他们也就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社会上层领域，包括：政界、法律界、科技界、教育界、演艺界。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自己以及后代生活的希望，并坚决地要求法律维护受教育的权利。1960年黑人中产阶级的比例是13%，现在一般认为这一比例是30%左右[7]。民权运动以前，黑人中产阶级主要是：神职人员、教师、小业主，甚至蓝领工人等。而平权法案实施以后，则以律师、医生、工程师及公务员为主。现任总统奥巴马198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并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这是教育改变社会地位的力证，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毋庸质疑。

2、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器

我们都知道猿很聪明，但人与猿的不同至少有一点在于人能够传递并积累经验与知识。教育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后最为重要的知识和经验传递与积累的方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器。

2.1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教育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而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或工作效率。简单地说，受教育越多，知识越多，技能越强，劳动力水平就越高，知识和技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积极的因素。高素质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里，能够更好、更多地完成工作任务，能够创造性的完成工作。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结论是：教育投资使国民收入增加的部分，比物质资本投资使国民收入增加的部分要大得多。如日本在1905年至1960年的55年中劳动力仅增长1.7倍，而国民收入几乎增长了10倍。其中主要贡献是大力发展教育，从提高人的劳动能力中获得的。美国从1906年到1952年，因人力资本”(即在教育上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长了17.5倍，而由物质资本投入所获得的利润只增长了3.3倍[8]。这些数据说明教育是开发智力和提高劳动技能的基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9]。

新加坡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教育和经济需求结合起来，在每年的政府预算里，教育投资仅次于国防预算。1959至1979年期间，新加坡的教育目标是要改变单一的转口贸易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济模式。由此新加坡加大教育投资，提供数学和科学的训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职业中学、商业学校、技术中学和高等技术培训的系列机构，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并行。[10]从1979年到1990年，新加坡经济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继而需要高尖端人才。为了培养出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新加坡政府再次调整教育政策，从国外引进新的教育形式，课程重点从学术调整到技术，成立了新加坡理工学院。1979年，政府还成立了技能发展基金，以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和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再培训机会。[11]

如果说新加坡是通过教育使经济得到预期的发展，那么德国是通过教育拯救了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战后的再次崛起。二战以后，联邦德国一片荒芜，经济早已在战争中停滞发展。但是短短的几年之内，德国就很快崛起。德国的快速崛起依靠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1950年联邦德国的在校大学生为10万人，平均1万名居民中就有21名大学生，这个比例在当时是很高的。到1970年大学生人数增加到41万人，平均1万名居民中就有68名大学生。此外，联邦德国还非常重视职工的业余教育，由于教育和训练，联邦德国就业的劳动者，其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德国还依托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人才发挥的强大的科学技术创造力。不同层次的劳动者极大地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腾飞。

2.2教育传播文明，沟通世界

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日益繁荣，内容愈加丰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社会正是通过教育直接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使之成为创造新文化的基础；教育对沟通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促进文明世界的广泛交流与理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被国人自己说成是腐朽的、没落的和封建的，在猛烈的批评中却少了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对成就应有的自豪。那是因为我们在教育中剔除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多少年来，中西方大文明的交流缺乏深度和广度，我们一知半解地认为西方科技文化是物质高明的文化，而不究其科学的文化精神，在教育中就缺乏相关内容。其实，在中国，在西方，在世界各国都需要广泛的文化交流，都需要教育推动文化的相互理解。今天世界的和平，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格局都需要教育为之提供基础。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几年间，世界各地已有200余所“孔子学院”相继挂牌，积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事实正向世人昭示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建设和谐文化是时代赋予教育的又一重要使命。

教育不仅是传承文化的主要手段，对整个文明都有提升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例如，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重视生育质量，越能够接受科学的生活知识；人的教育程度对消费行为、资产管理和选择也具有积极影响；而且教育的发达还有利于减少失业和犯罪现象。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群体，其运转有一定的规律和规则，其文明程度必然是通过社会组织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文明素质来实现。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分工、社会地位以及社会价值。所以，通过教育提高社会的综合文明品质是社会成员社会化、文明化的必然选择。

3、政府对教育的责任

从以上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出发，政府的教育责任是不难认识的。但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对政府责任有一个有较高认同度的观点，那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双非的两大特性使市场经济的管理机制对它失效。但政府责任的这一认知前提是不符合现实要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学术界无法解释不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政府责任现象，于是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中明显不具备双非特征而各国政府都在承担的责任冠之以“准公共产品”的名号。这就从基本概念上搞乱了学术的方阵，对政府责任的讨论必然陷入逻辑和理事的重重混乱。政府责任不清，对什么问题政府有完全责任，什么问题政府有怎样的有限责任都说不清楚了。例如：医疗问题政府负有何种责任，它能承担怎样的责任？住房问题政府又有怎样的责任，它该如何担负责任？教育也是这样，政府的教育责任不清楚，就不知道该怎么管理教育。

其实没有必要对非公共产品也贴上公共产品的标签。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责任本不该只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也并不只有政府在提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提供）。那么，政府的教育责任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破除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定性认识。从上面的认识看教育不具备公共产品的双非特征。从实事上看，择校、高考现象已经说明教育的竞争性是那么强烈；各种社会教育（艺术教育、家庭补习、技能培训）也使得教育的市场化性质十分明显。教育既然不是公共产品就不排斥由市场提供。所以政府在教育上的责任不是完全责任。其次，我们认识到教育具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能，这是政府承担教育责任的合理基础。因为，从社会和国家理论来说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文明发展。所以，除社会成员外，政府也有责任投资并监管教育。因为政府的教育责任是推动社会文明和主持社会公正，所以政府投资和监管要以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目标为限。再次，政府教育投资来自公共财税，而教育对个人对社会的投资性质都要求投资与收益分配的公正性。维护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基础和公正的政策、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由此，政府应当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的制度、法规和政策环境。

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能力，对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平均投资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算政府有能力整齐划一地供应全民读大学、读博士，也不能那样做。一来，社会人才市场有不同需求层次和应付不同层次劳动力成本的经济运行规律；二来，民众也有选择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教育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对教育的选择权决定了政府可以引导却不能包揽个人选择的那部分权利。相对于政府的有限责任，其权力也应该是有限权力。例如，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和目标，我国政府确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责任。那么，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条件和水平等应该有个基本的标准，并不分区域、城乡、公立私立和重点与否，保障所有的学校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上实现教育公平。因此，政府应该放手教育于市场，对于市场提供的教育，政府有监管责任。也许择校现象还会出现，但那应该是在政府保障的标准基础上的更多选择。就教育投资的总量来说，市场化的教育投资比政府包揽的投资要大得多（前提是政府投资不减少的情况下）。所以，如果还原教育的非公共产品性质，把教育交给市场，逻辑上讲不仅不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更加紧缺，反而能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教育机会。[12]

因为政府是用国家税收来进行教育投资的，因为教育是个人获得收益的重要投资手段，所以，政府应该保障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据研究我国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为30.5%，中等教育为13.0%，高等教育为11.0%[13]。可见，政府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投入社会收益最大，同时又是全民受益，所以政府保障全民公平地享有义务教育最具有公正性。政府的这一教育责任已经由法律确定。我们看到国际社会，政府对基础教育承担了较大责任，基础教育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福利。我国已在全社会先农村后城市地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费和书本费，部分地做到了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但这还远不够，在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方面，各学校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们政府在长期投入吃紧的情况下，着力打造重点学校，或重点班级的结果。这反应出教育目标上的偏差，倾一地之力打造一两所好学校，成为各级政府的目标。社会对教育不公的反应也最集中地体现在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同等教育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间教育水平和资源情况差别很大，个人为了保障基础教育的质量，不得不花钱弥补政府投资的差距。政府有责任制定标准，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政府有责任鼓励教育投资，营造好的投资环境。允许办私立学校和各种业余素质教育班等，并做好监管工作，让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与社会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政府应当建立制度让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对接，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政府投资应把握教育对经济发展和引领技术发展方向的功用。例如：印度政府大力投资高等教育，即使私立学校也依赖政府的资助。据1997年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印度有各种高等教育机构8722个。1995年到1996学年，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达640万人，仅次于美国的1426万[14]。印度政府的投资方向为世界“办公室”经济打下了基础。但印度教育投入的问题是它至今仍有6300万儿童不能上学，农村文盲率还在上升，目前已有5亿文盲[16]。这不仅会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矛盾，也会影响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所以，世界许多国家都以做好基础教育为政府责任。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是要个人付费的。1996年，韩国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达到80％，而同期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了80.3％，二者正好相反[15]。

教育公正的另一争议热点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个人投资最终显现收益的阶段，同时因为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关系，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就有谁在投资谁在收益的问题。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保障基础教育，拓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事实上高等教育也是市场投资最多的教育阶段。企业可以通过项目或定向培养方式，投资高校获得所需技术的研发和人才；政府也可以通过项目招标向高校或研究机构购买智力产品；学校可以董事会方式让社会投资人通过教育获得收益；个人也可以因为对教育的信仰设立奖学金支持教育。这之中除了投入与产出对等的市场公正外，也有支持教育的自愿捐赠行为。这些行为应该说都不触犯社会公正，都有益于社会。一般来说，国外高等教育是不直接惠及学生个人的，而是通过学生的助研教给予资助。也有作为教育管理手段运用的奖学金制度，除劳动交换关系外，有教育获取好原料的利益权衡。总之，收益与付出要遵守市场规则和经营规则，并且公共财产的支出收益应该是社会国家。投资的不公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不公。享受到较为充分的教育资源的中央部属高校，尤其是在京高校，却不能均衡地分配招生名额。我国大多数重点院校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和直辖市。京津沪三市就占了“211”院校总数的近1/3，而仅北京一市就集中了我国“211”院校22所。高校地理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导致的是区域招生名额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以及不同省份高考录取率的极大差异。2004年，清华、北大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是851个，河南只有171个；其时北京市人口1300多万，而河南人口9700多万。这就意味着，81个北京考生中就有一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考生的这一比例则近三千分之一[17]。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复旦大学本科本地生源比例达63.1%；浙江大学本地生源比例达67.5%；中山大学本科本地生源占62.4％。[17]

4、总结

教育对于个人来说具有增加个人经济收益，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提高生活品质的作用。所以，教育对于家庭和人个来说是一种人生投资。

教育对整个社会来说具有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进步，促进社会文化传承与发扬，从而推动社会文明整体进步与发展的功能。

促进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此，政府在教育中的责任，首先是为推进社会文明发展教育，投资教育。其次，政府应当为社会提供保障公共教育资源公正分配的制度环境。政府教育投资的合理性在于保障公平享有教育资源和收益归社会。第三，政府有责任尽可能地吸引社会资源投资教育并对教育市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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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来于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华网记者邹兰于2009年5月11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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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炳煌.教育本质研究的论争及其反思.[J].求索.2005年10月

17.洪宝书.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论研究(上)(下).[J].高等教育研究.1991年第2期、第3期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院》2011年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