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儒学失去了其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但人们在对儒学的认识中似乎还是多注意它的治国安邦的功能。实际上，儒家学说还有另一方面的内涵和功能，这就是它可以向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换言之，通过学儒可以获得一种心身平衡之术，从而心安理得，宠辱不惊，心平气和。这种安身立命之道，既不是像佛教那样看破红尘，寄托于来世；也不是像道教那样追求得道成仙；而是依靠学儒者自觉加强学习、领悟、修养，从而能独善其身，依靠道德来安身立命。这正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对于今天的学儒者、修儒者，儒学中包含的这种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内涵和功能也许更加重要。这是儒学贡献给当代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重新重视儒学的内在理由。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讨论。

宋孝宗的《三教论》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说：“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这两位皇帝说的是一个意思，即以治世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特征。这样说并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如果深入到儒家学说的内部，实际上儒家的思想逻辑是只有内圣才能外王，而且，儒家本身具有深厚绵长的心性论传统，如何使人安身立命是儒家另一重要的关怀；因此，儒家学说不仅包括治平天下之道，也包括安身立命之道。儒家学说激励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但当他们遭遇挫折时，他们的人生该如何安顿呢?这自然需要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正如德国汉学家罗哲海所说：儒家学说除了让道德行为者维持自尊、免于自惭形秽以及拥有心灵的快乐之外，并没有许诺任何个人报酬。（罗哲海，第246页）

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广义上包括面临穷达两种人生境遇时应如何自处，即孟子所言“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达不离道”，是要求我们通达时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同流合污等等。但在我看来，所谓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主要是针对“穷”时的状况而言的。所谓“穷”，就是儒者的理想不能实现，人生的境遇处于一种相对不得志甚至是困厄的状态。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情形下，如何做到安身立命，似乎才更有意义，此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不容然后见君子”。真正的儒者常常会面临困厄，比如孔子和孟子的人生境遇就典型地体现出这样的命运。《荀子》中记载，孔子师徒被困于陈、蔡之间，子路询问为什么上天竟然对为善者施以这种灾厄，孔子回答说：“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荀子•宥坐》)这里转述孔子的话，直接说到：君子之学，不仅仅是为通达显世，也是要解决如何在不得志的情形下而不困惑，遇到忧患而意志不衰退。正是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具有这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特色，因此，我们不必在遇到挫折时退隐山林或遁入空门，实际上凭借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就能在现实人生中安之若素，独善其身。因此，儒家学说可以使我们进退总相宜，穷达皆缘义。

那么，安身立命的含义是什么?怎样才算做到了安身立命?如何才能达到安身立命，换言之，儒者是凭借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达到安身立命的境界的?

一、何为安身立命?

安身首先包括存身、护身。护身，就是保护自己的肉体生命不受伤害，如不立于危墙之下，不登高临危，在险恶的人生与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这都是安身之含义。正如孟子所言：“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

安身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价值问题。作为事实问题，它包含儒者的衣食住行、生死寿夭、功名利禄等等；但如何看待这些存在状况，使自己能安之若素、不为所动，保持心安之状态，则是价值问题。因此，所谓安身的本质是安心或心安，也就是对个人的人生遭际有正确的认识，从而乐天知命。这样，安身问题最终就归结为立命问题。

那么，如何才算是立命或如何立命呢?对此，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可见，儒家或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就是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终身不二。因此，儒家不仅把道德看作是治平天下的根本，而且也把它看作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实际上又是如何处理义与命的关系的问题。义者宜也，指人应该如何去做，指人的道德修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命是指人力所无法支配的东西，即命运遭际。儒家义命论的核心观点是义以立命，知天命而尽人事：无论命运如何，都不放弃对道德的追求。虽然命运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生境遇，但人仍然要在命运面前保持独立人格，独善其身。三国时魏国的李康撰有《命运论》一文，较好地阐发了这种思想：“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该文承认穷达、贵贱、吉凶成败，这都是命，是受“时”、“数”等客观因素制约的，但主张人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高扬“身可抑而道不可屈”的气节，培养淡泊名利富贵的心态。要克尽人力，不懈地修养和弘道行仁，如有不得，则安之若命。对仁义道德这些求之在我者，要求尽心修养，不稍懈怠；对于声色味臭等物质享受，是求之在外者，能否得到不是完全由我的人力所能决定的，人们要抱持一种“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态度。君子要修道德，习仁义，立忠贞，乐天知命，宠辱不惊，富贵不动，安之若素。南朝时刘孝标认为，君子的人生态度应该是：“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台夏屋，不允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离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刘孝标集校注》)

二、安身立命的状态与境界

那么，具体来说，怎样才算达到了安身立命?或者说，一个安身立命的儒者具有哪些特征呢?在我看来，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知命、立命!的人生定见。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道之将行将废这都是命。孟子也认为孔子是承认命的，他说：“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天命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客观命运与主观努力总是有一致或不一致之处，理想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因此，人要立命，先要知命，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只有知命，才能乐天。积极入世，努力奋斗，自强不息，这些都是属于“求之有道”的范畴，至于能不能得，那就是“命”了。知命与努力是儒家思想一个问题的两面：努力是其积极性要素，而知命则是其解压平衡机制。正如梁启超所说：“知命与努力，原本是不可分离、互相为用的……知命与努力，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向来伟大人物，无不如此。”（《梁启超文选》，第506页)因此，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儒者，必然对义命关系有正确认识和定见，一个君子必然是知命之人。

第二，“独善其身”的道德追求。如前所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多指儒者在不得志情况下的自处之道。如果说治平天下之道是儒者的进取之道的话，那么，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是儒者的退守之道。在通达时，我们自然要兼济天下；而在穷的状态下，我们就只能独善其身了。本来，修身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根本，道德的追求是儒家的根本目标，我们对此要终身守之，始终不渝，而且要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第三，“安之若素”的行为方式。《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所谓安身，也就是安其所处之位而行事；所谓素位而行，也就是守着自己现时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羡慕行其地位以外的事。当运数机遇还未到时，就要安之若素，有一颗平常心。就如姜太公之赋闲钓鱼，诸葛亮之乐躬耕于陇亩，不正是在“依待天时”吗?即如陶渊明之“采菊东蓠下”，仕进之路已绝，也不失其志与德，安然处之。

第四，“心安情乐”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安之若素是安身立命之儒者的行为特征，那么，心安情乐就是其精神状态。心安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楚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有良好的自控，对自己的道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的人格操守有充分的自尊，因此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心平如镜、不假外求、怡然自得的平和状态。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得志时，乐其政；不得志时，乐其道。《荀子•子道》中说：“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道；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这就是说，只有君子才会有长久的快乐而无一日之忧愁，小人则是有长久的忧愁而无一日之快乐。因为君子无非是为自己得道或者将道贯彻在政治治理中，因此，君子即使在不得志时甚至陷于贫穷困厄时，他们也不改其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曾赞扬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到了宋代，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指的就是孔子和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即不为自己的处境不好而忧，却为能在困难条件下坚持道义而乐。

三、何以能安身立命?

何以能安身立命?安身立命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性是安身立命的内在根据和主体力量。这种主体的内在根据和力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德者得也”的价值信念。儒学或中国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信念是“德者得也”，即有德者不仅可以得道、得民、得天下，而且可以得利得福。人的命运遭际是随“义”而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的吉凶福祸是上天对他的善恶行为的报应。《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周易•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儒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和价值信念。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也有王充的性命两异论，即认为“命”“ 义”两异，个人的吉凶福祸、贫富贵贱虽由命定，但与他的善恶操行无关；在现实中往往又有大量吉凶与德行分离的状况，但是儒者和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坚信福善祸淫的价值信念。价值信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仰而非理性，它并不完全因客观上的德福不一致而改变。在儒者的精神生活中，这种价值信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深层的精神支柱，即使在陷于困境时，仍然对这种信念保持着真诚的信仰；即使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道德的努力几乎无法得到回报，他们也绝不放弃，从而把儒者引向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坚强的人格。

第二，“义以为上”的价值标准。儒家或儒者的首要价值观就是坚持道德的至上性，“义以为上”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儒者终生的行为价值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做人行事均以义为标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如果不符合义和道，就是把天下都给我作为俸禄，我连理也不理。“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君子出来做官，是履行义务、弘扬道义。有道则仕，无道则避。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甚至，为了义可以“舍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利最大、最根本的莫过于生命，如果面临生命与道义两者的价值冲突时，宁死也要保持义，可见儒家把义的价值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正是因为“义以为上”是儒者行为的价值标准，他们心有定见，行而有方，不假外求，唯义是从，从而体现出一个安身立命者的行为特征。

第三，“良心人格”的主体力量。“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清醒而坚强的自我是安身立命的基础：自尊自爱，修己以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也；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也。”（《孟子尽心上》)既然是人自己在安身立命，那么，一个道德的自我、一个坚强的人格、一个良好的心态是任何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外力都不能改变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超然物外、不动心、自认行事正确的内心信念，可以抗拒一切外在诱惑和压力；只要问心无愧，一个人就可以迎战千军万马。“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传习录下》)王阳明这段话清楚地论述了良心和人格对一个人安身立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只要具备良心这个主体力量，自会实现“稳当快乐”的安身立命之境界。一个自觉自律的道德自我，使行为与判断既不受利己之心的支配，也不受他律的支配；它进行思考及反省，并具有一种内在归隐的性质。荀子宣称人类的心是一个绝对自主的器官：“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荀子性恶》)他并不害怕死亡以及体制的惩罚或社会的轻视，而只会因为违反个人理想和自尊而感到内心羞愧。这种“良心人格”的道德主体性，是儒者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依据。

第四，“求学爱乐”的生活方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第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乐道好学是儒者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儒者积极追求入世，是想实现他们的大道于天下，为此，孔孟不惜周游列国，见用得志则泽加于民。如果不能出仕，儒者的生活就是“忧道不忧贫”，安贫乐道，求学传道。因此，对人生大道和真谛的不懈追求，会使儒者获得“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的满足。

另外，音乐在儒者的日常生活中也起到调节情绪、抒发情志的作用。在面对外部世界的矛盾时，音乐引发内在的精神和谐，它让自我在一个失去和谐的世界中得以强化，促进儒者的自强，因而也成为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据《列子•仲尼》记载：“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 ’回曰：‘夫子奚独忧? ’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这段记载很生动，说明即使是圣人也有忧愁不高兴的时候，但重要的是要会心理调节，而音乐就是调节手段之一。颜回真不愧为孔子所喜欢的第一高足，他首先用弹琴引起老师的注意，以快乐分解忧愁；当老师叫他进去问话时，他回答说，您说过乐天知命就能不忧。这是说，一个仁者能以天下为己任，能够了解天道命运，自然就不会有忧愁，这正是“仁者不忧”的境界。又据《庄子•让王》记载，当孔子师徒被困于陈、蔡两国边境，几乎处于死亡边缘的时候，孔子借着弦歌鼓琴，仍然怀仁抱义，毫不动摇。

第五，“唯吾德馨”的精神回报。儒者最根本的特点就是遵奉儒家尚道崇德的精神以安身立命，这种不懈追求的不断积累终会获得“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大学》)的结果，使儒者因德高才广而获得一种“修身见于世”的“名立”状态。对于名满天下之追求，以及社会对儒者高风亮节的认可和赞扬，对儒者的自我超越和安身立命起到了一种积极的鼓励作用。尤其是看重身后之名、达到“三不朽”的境界，更成为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动力。孟子的“天爵人爵”之说，荀子的“义荣势荣”之辨，都给儒者这种对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重视发挥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作用。道德荣誉感不仅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来自一种自我肯定和自尊。因为在儒者看来，持道守善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回报。此正如孟子所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一个具有鲜明主体性的问题，也只有在儒者的道德自我中才能产生这种安身立命之道。刘禹锡的《陋室铭》之所以千古流传，就在于其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历代儒者这种独善其身、唯吾德馨的安身立命之道及其所产生的内在自豪和满足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参考文献】

[1]古籍(部分)：《论语》，《三教论》，《孟子》，《史记》，《荀子》，《命运论》，《刘孝标集校注》，《中庸》，《左传》，《传习录》，《列子》，《大学》。

[2]《梁启超文选》，1992年，夏晓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