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运用的独特的分析方法:其一，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国情，灵活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他并不是注重各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属性，却突出内外(民族)矛盾、贫富(阶级)矛盾，以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从动态角度考察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划清了敌我友界线，从而确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其二，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在“一分为二”这一根本分析法的基础上，又从两端找到中介而变为“两极三分法”，进而演化为五分法、九分法等。“两极三分”是毛泽东分析一切事物的基本路数，是毛泽东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三角密码;他凭着这套密码制定革命策略，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中，纵横裨阖，无往而不胜。
[关键词] 阶级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 一分为二 两极三分动态多层
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可以当作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来读。从中，不仅可以读出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而且可以读出中国革命的逻辑。本文综合《分析》原始版本和正式版本[1].并联系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试图读出毛泽东在《分析》一文中所用的独特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
一、《分析》中的阶级分析法:一元、综合、动态
“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其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二是阶级存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结构中。例如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现代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产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都是富有阶级、剥削阶级，但是由于所处的生产方式不同，它们是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阶级。同样，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都是贫苦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由于所处的生产方式不同，它们也是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阶级。
用上述观点去分析社会各阶级，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阶级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联系。然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非单一性，其中至少有这样两半:一半是封建主义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考虑到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那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区分、界定和排队。这个难题曾使许多早期中共党人莫衷一是，他们常常顾了这一半顾不了那一半，最后弄出一个支离破碎的阶级画卷来，不知其中谁是敌谁是友，自己应当站在何处。毛泽东对这个理论难题采取了简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对各阶级的生产关系属性略而不论。在《分析》原文版中，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划分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生产方式的类型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今天人们从《毛泽东选集》中看到的有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字，都是后来修改时由作者本人加上去的。如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多多少少都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等等.这方面的增补占了新增内容的大半，几乎每个阶级和阶层都要加上那么一两句。这种全面性的增补说明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意识到，在进行阶级分析时生产方式是绝对不能避而不谈的。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不是作为他原来考虑间题的出发点，而是他后来出于其它考虑从外面嵌进去的，所以丝毫没有改变《分析》的理论框架。
无论从原版还是从新版都可以看出毛泽东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谈论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方式的多重复合性作了简化处理，对城市中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分式与农村中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加以一元化，以同一个标准将分属于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纳于一个统一的系列: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先后写过两篇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另一篇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此文专讲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却与既讲农村又讲城市、既讲农业又讲工商业、既讲封建生产关系又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毫无二致，这也说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是不考虑生产方式的差异的.阶级的生产关系属性被弱化后，毛泽东代之以内外对立和贫富对立。《分析》中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出内外(民族)矛盾和贫富(阶级)矛盾而淡化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的差异。
《分析》凡提到“革命”的地方，在原文中都是“民族革命”，后来才改为“中国革命”或“革命运动”。民族矛盾突出以后，马克思曾提到的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就有了另一种含义。《分析》原文中提到一个观点:“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内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峋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也在打倒之列，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分析》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确有这种依附关系，地主阶级却不尽然。地主阶级代表封建生产关系，帝国主义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之间除了相互勾结，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不过这种矛盾跟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性质不同。后者是爱国与卖国性质的矛盾，前者却是落后与进步性质的矛盾。
在国内，贫与富的矛盾突出以后，代表封建生产方式的各阶级与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自然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于是毛泽东有了如下作法: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合为一个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原文中还包括农村中的小地主;属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依贫富等次划归另外三大阶级:自耕农和小商人等同属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店员等同属半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中的雇农同属无产阶级。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合而为一，不论是哪种生产关系中的阶级，一律按贫富差异逐个排队。这样，毛泽东笔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带有很重的中国特色: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构成无产阶级的除了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粪夫清道夫、农村雇农和游民无产者。城市苦力和粪夫清道夫虽不属于产业大军，但与城市工业文明有直接联系，所以称其为无产阶级是可以的。农村雇农在落后的中国虽然程度不同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与大生产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将这部分人归入无产阶级就比较勉强。游民无产者在修改时单独立段，在原文中却与其它无产阶级共一个段落，且称为“游民无产阶级”。原文的结构是五大阶级五大自然段落，可见游民无产者也曾被毛泽东看成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是不管什么人都要归入一定的阶级，这些由匪、兵、丐、盗、娟组成的游民队伍自然也不能游离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为什么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农村雇农、游民阶层都称为无产阶级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者就是无产阶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那里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等说法。
最穷(赤贫)的是无产阶级，次穷(次贫)的是半无产阶级;最富的是大资产阶级，次富的是中产阶级;中间状态，不富也不穷、多少有点财产的，就叫小资产阶级。决定人们阶级性的既然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那就势必有很多社会成员因为生活在非物质生产部门而无法确定其阶级性，分不出敌我友之别来.第3期萦诗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分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一次使用一元化方法，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领域统一起来而不作区别。因此，原文《分析》在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大阶级中都含有相应的知识阶层。这些知识阶层不仅有为特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大小政客、大小司员、大小律师，更有纯知识生产者如东西洋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甚至还有中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他们分别被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和“小知识阶级”。这样一来，映涣四亿大国，没有一个人不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且都在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系列结构中加以定性定位，确保了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毛泽东在具体分析界定每一阶级时采用了综合标准，即不但考察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且还要看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倾向。
从原文看，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与列宁所说的“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嚼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经济地位”准确地说是指财产状况及由此决定的生活状况。财产状况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毛泽东讲的更多的是生活资料，因为这一点直接决定人们的生活境况。例如他说，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散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翼“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景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须种杂粮、捞鱼虾、饲鸡采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是农民中极艰苦者”;小手工业者“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店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常常“叫苦不迭”;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游民无产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等等。
列宁用来定义阶级经济地位的有三个要点，一是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二是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三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其中生产关系又可分解成三点:一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二是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获取产品的方式和多寡。毛泽东只强调一点:是穷还是富，是苦还是不苦。这个标准可以跨越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不同的生产领域。例如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阶层，虽然没有什么物质生产资料，但消费资料多少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可以按生活档次归入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而不能像“生活最不安定”的游民无产者那样归入无产阶级，连半无产阶级也不够格。马克思说过:“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如果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上去看阶级，那么，贫富程度相同的人不一定属于同一阶级，相反，贫富程度不同的人，只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同一地位，就属于同一阶级。毛泽东撇开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突出生活水平的差异，不仅使得阶层的划分成为必要，而且势必导致这样的结论:代表落后生产关系而生活下降的阶层和代表进步生产关系而生活上升的阶层相比，其革命性要更强烈一些。
精神面貌在毛泽东看来也具有鉴别阶级成分的作用。例如他说:“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很明显的除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是全身洋气，肯定连民族资产阶级也算不上.土气和洋气能够决定一个人的阶级性质.知识分子中那些纯知识部分如大中小各类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之所以也是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物质财产，却拥有精神财富—知识。其他阶级的精神状态也是不能忽视的。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对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垂涎三尺，但是胆子小，“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其中派常有今不如昔之慨，“有点骂人”，好发牢骚;其左翼“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毛泽东还提到发财观念，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发财观念极重”，而工业无产阶级则完全“绝了发财的望”。这些观念既是各阶级现实处境的反映，同时又反映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革命态度”，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
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的考察，毛泽东时详时略，唯独革命态度这一项则是贯彻始终，几乎每一阶级，每一阶层都谈到了.如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始终站在黄冈师专学报第18卷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经常“处于一种矛盾惶速状态中，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其中派对革命运动“仅怀疑未必成功”，“不肯冒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其左其“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中境况较好的那一部分的革命性“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后一部分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宜传”;店员与贫农相近，“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和贫农一样，“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工业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等等.原文版《分析》后面列有一表，作为全部分析的总揽，却只列出两项内容:各阶级阶层的人数和革命态度。
这说明毛泽东所关注的主要是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地位只有在决定革命态度这一点上才是重要的。知识阶层并没有什么生产资料意义上的“产”，为什么都放在资产阶级范畴内?除了因为他们生活处境不坏，恐怕主要因为他们的革命态度或政治态度多少有点问题。由于略去了各阶级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同时又使“革命态度”覆盖了一切阶级和阶层，所以毛泽东的阶级基本上是个政治范畴。他用来区分、鉴别、界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带有很重的政治色彩，而这正好和《分析》的主题—区分敌友相吻合。
毛泽东不过分拘泥于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注重从贫富差异和生活处境上去看待阶级的革命态度，自然有他的理由。穷还是富，苦还是不苦，虽然不能像生产关系中的特有地位那样能够决定人们的阶级特性，形成其特有的阶级意识，但却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人们对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人富了，日子舒服了，总是倾向于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不变。这个规律根于人的本性，任何阶级都逃不出这一条。“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的地位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一无所有就不怕在革命中失去什么，兴许还能得到点什么;有也不多，革起命来得到的可望比失去的多。比如大革命时期的贫农，因为他们有也不多(次贫)，甚至一无所有(赤贫)，所以在那场农村革命风暴中“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这种革命基于人的生存需要，主要是一种生存式的反杭运动，而不是理性的选择，与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有一定距离。但这并不说明革命有罪、造反无理，而只是增加了革命领导者的贵任。革命领导者首要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发动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组织领导工作将各种非理性的冲动加以理性化。
毛泽东从革命需要出发考察阶级，使得各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富有动态性。各阶级由特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性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同一阶级中不同部分的人们对革命的态度却参差不齐，且易于变动。把决定阶级性的东西换成人们的实际生活处境，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因为人们的生活处境，即使是同一阶级同一阶层的人，也是参差不齐，变动不居的.正是这一点随时随地造成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革命态度的差异性和变动性。所以毛泽东在考察各种社会力量在革命中的动向时，不仅使用了阶层观点，注意到各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在革命态度上的差异性，而且使用了动态观点，注意到各阶级各阶层的革命态度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变动性。例如:“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在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再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提醒人们，这个阶级“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上文说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似乎不够“标准”，其中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还包括粪夫、清道夫和农村长工、雇工等准无产阶级，甚至还包括由匪、兵、丐、盗、娟等成分组成的游民无产者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如果用动态的观点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其用意颇深。中国当时的现状是标准的无第3期萧诗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分析产阶级很少，如果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标准，’纯粹、成熟)，等待中国有了一个符合这些标准的无产阶级以后再去谈无产阶级的革命，那就会走向取消主义。毛泽东没有走向取消主义，他认为无产阶级不多、不“标准”，照样可以进行无产阶级式的革命。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作为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在革命过程中渐成的，而不是现成的或预成的，不一定要等到有了一个完整的现成的无产阶级之后再让它去革命。在“标准的”无产阶级出现之前，可以放宽无产阶级的“标准”，将那些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成分动员到革命队伍中来，放到革命的熔炉中加以锤炼，通过党的领导和政治教育，把他们慢慢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要依靠无产阶级，同时也要造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最先是少数认识到无产阶级利益和使命的人，依靠这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发动革命，在革命中不断吸收朋友扩大无产阶级队伍，并通过革命实践逐步改造他们，最后随着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也就慢慢形成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
二、《分析》中的矛盾分析法:两极、三分、多层
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观察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在1937年问世的《矛盾论》中第一次获得哲学的形式，但是它的实际应用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开始了。
首先是一分为二，对一切阶级、一切阶层，一切的人们，都来个总体上的两分法，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这何以可能呢?因为所有这些人，不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是作工的还是务农的，是动手的还是动脑的，都逃不出一个贫与富的问题，都有一个日子好不好过的问题，因而对自己面临的现状都有个满不满意的问题。满意者维护现状，就反对革命;不满意者反对现状，就拥护革命。这样，缤纷世界，万象之众，就有了两极性:满意和不满意，革命和反革命。“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这可以看作两分法的现实根据。然而，尽管现实生活确有两极性，但把两分法用于现实生活时还是会遇到一个困难，即遇到现实事物连续性的“抗议”。现实事物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再极端的两极性也是逐步过渡的，很难得把一个统一物绝然两分，把所有的人都分成满意现状、反对革命，和不满现状、拥护革命两大类。如果定要这么分，就会遇到许多使你觉得放到这边不妥，放在那边也不妥的中间事物。毛泽东处理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尊重事实，把暂时无法归入两极的中间状态独立为一项，这就出现“一分为三”的结构。三分法是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框架.作者曾在原文开头醒目的地方提示道:“无论哪一个国家，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左中右和敌我友，也是这样的三分法。
陈独秀曾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来了个三分法:(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官僚买办阶级;(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小工商业者，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范畴。。把资产阶级分作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与毛泽东相同，其余的不同。这里先讲第三点“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照毛泽东看，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要优于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为什么成了“非革命的”呢?除了社会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上的差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所使用的三分法不同。毛泽东的三分法基于两分法，先将统一物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三，第三者处在两极之间，而不是放在两极之外.介于革命和反革命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也是可以分析的，或者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只是赞成和反对的程度各不相同，不像两极上的阶级那么坚决彻底.毛泽东对各中间等级的细致分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既不革命又不反革命的“非革命者”。
上、中、下夭造地设的三等人，“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产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的主力军种种不同的态度。礴这个“五”又是怎么来的?从思想方法上说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对两极的中间状态再进行一次三分划法的结果;二是因为两个“极端”和一个“中间”三者之间，由于连续性使然又各有两个过渡性的“中间”，按同样的方法把这两个“中间”加以中立化，立为两项，加上原来的三项，一共就是“五”。无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五，在黄冈师专学报第18卷思维方法上都是一致的，都是矛盾两分法作用于现实事物的两重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结果。按照同样的方法，“五”又有四个中介，合起来又成了“九”。
到了“九”这里，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可以全部展示出来。“九”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平面地看，它构成一个连续的水平系列，是思维连续三次将过渡状态中立化的结果;立体地看，它构成一个宝塔式的层次结构，是思维对统一体连续两次进行三分划法的结果。所谓“多层”就是这个意思.第一层上的两极是敌和我，中间为友。这个“友”可以有两种所指，一是单指小资产阶级。这样在敌和友之间又有个中，这就是那可敌可友的半反革命的中产阶级.同样，在我和友之间也有个中，这就是半无产阶级。第一层上的“友”还可指由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在一起的中间状态。这是将整个中间状态进行第二次三分划法的结果。第二次三分划法还可以在两极的基础上进行，即把小、中、大三个资产阶级看作有产阶级范畴中的左、中、右，把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者看作无产阶级范畴中的左、中、右。
五个单元(五大阶级)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以进行再次分析的:小资产阶级处在无、资两大阶级的正中间，但它内部仍“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有余钱剩米者为其右翼，大体可以自给者为其中间派，生活下降而年年叹亏者为其左翼。半无产阶级处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但它本身“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为上层，次贫者为中层，赤贫者为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的中间阶级。陈独秀称其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看到它反革命的一面.毛泽东根据这个阶级的两重性，将其分成两个部分:“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冀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自然，在这两个可能之间，如果细分，也还有个“中间状态”。大资产阶级都是敌人，没有分左中右，但不是不能分。后来毛泽东分了，因此才有各个击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的对敌方针.无产阶级一项未作进一步区分，其实也不是不可分，毛泽东后来就常将工人阶级内部分成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
如果对五大阶级都加以一分为三，就远不止“九”。但不管一分为几，其基本路数是两极三分法，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下三等，或者左中右三派。被分的单位有大有小，所以在不同的划分层次中，左中右或上中下的具体含义各不相同。
1975年有人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成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M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0健忘者可能没有读过《分析》，或者没有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读懂了，就不难看出30年前的上中下与30年后的左中右是同一思维模式。
左中右或上中下成为毛泽东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三角密码。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可以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在基本的大三角中套进许多的小三角，从而形成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层次上、各个不同领域中的策略原则:在整个社会，形成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策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形成团结左翼，提防右翼的策略;在国民党中，形成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在反共顽固派中，形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农村各阶级中，形成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或有条件地打击富农的策略;在反右斗争中，形成依靠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鼓励先进，批评落后，鞭策中间的策略。敌我友只是一个基本的大三角。我们的朋友并不是清一色的，有真正的朋友，也有表面的朋友，暂时的朋友;我们的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真正的敌人，还有一般的敌人，次要的敌人。因此敌人和朋友这两个概念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界限，而是可以变动、互相过渡的。例如中产阶级的左翼和小资产阶级右翼，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与半无产阶级的上层，半无产阶级中的下层与无产阶级等等都具有连续性.这说明在最顽固的敌人和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所有的过渡形态都具有两重性，都处在由敌人向朋友或由朋友向敌人的缓慢过渡之中，没有绝对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朋友，只是程度不同.因此在团结朋友的过程中，除了团结，还要讲斗争，斗争那不够朋友的朋友。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除了斗争，还要讲联合，联合那暂不反我之敌。这就是毛泽东受益终生的又联合又斗争的两手策略。
团结和斗争两手无论在那一个层次中、范围内都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层次中、不同范围内两只手使用的方式不同，用力的程度不同。这样就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依次过渡的滚动式长链条。链条的两端分第3期萦诗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分析别站着最主要的敌人和最革命的我们。从左端向右端依次是团结争取的对象;愈靠近左边，团结的分量愈大，反之则愈小。毛泽东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一时争取不过来的敌人，也应尽量争取其中立，以便减少我们的对立面。从右端向左端依次是打击消灭的对象;愈靠近右边，打击的分量就愈重，反之则愈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择东历来主张不要树敌太多，打击面过宽，而应该先打击最主要之敌，等到自己发展壮大，有了足够的力量后，再逐个
消灭其他敌人。
毛泽东搞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有两条:(一)最大可能地团结朋友;(二)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这两条原则基于同一个简单原理: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并且总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小”说明真正的敌人始终是少数，毛泽东据此确立了他的战略原则;“中间大”说明革命的成败取决于中间势力的倒向，毛泽东由此确定起他的策略原则。发动革命就是使中间势力发生分化，领导革命就是把中间势力团结到我们一边.如此抓住两头，带动中间，又通过中间的分化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就可以启动整卜社会链条，使其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滚动。
革命愈是处于初级阶段，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愈大，我们就愈需要尽可能多地团结朋友，尽可能少地树立敌人。随着革命的发展，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敌友的界限就逐步从右端移向左端。等到原来的敌人都解决了，革命就逐步深入到人民内部，从右向左依次改造朋友。当敌人全部消灭，朋友也逐个改造好了，就形成夭下归一，四宇皆“我”的局面。毛泽东就是靠了这套策略，在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党派斗争中纵横裨阂，逐步地消灭敌人，逐步地壮大自己，在弱中求强，最后由弱变强，以弱胜强，成就中国革命大业的。而莫定这套策略的基本轮廓的，正是《分析》这篇短文。
【注释】
[1]原始版本指1926年2月1日发表于《中国农民》第l卷第2期上的版本，见于日本苍苍社1987年第二版《毛泽东集》第1卷。正式版本指人民出版社1952年正式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本文凡未注出处的直接引文均见于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第1卷。
(贵任编辑 余承滨)
原文载《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