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毕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阐释。在这一领域他著述颇丰，且时有独到见解。他注意创新，常提出新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并作出论述。他关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的论述，便是其中富于代表性的一例。
一、机体主义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通性”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虽分为各家各派，但各家各派的思想却有其相通之处，有着某些共同的基本性质，这就是中国哲学的“通性”。而机体主义，便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通性。他说：“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哪一类、哪一派，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 Doctrine of pervasive unity ）。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性！”（《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45─46页。以下简称《演讲集》。）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者说“旁通统贯”的精神，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
所谓机体主义，是一种将宇宙万物看成“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的思想观念。其核心观点是：宇宙固然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些领域之间乃是彼此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的。方东美说：“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84页）例如儒家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道家所谓“抱一为天下式”，大乘佛家所谓“一真法界，弥贯一切”等等，这些观念都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把宇宙万物理解为“纵之而通、横之而通”的有机整体，都表现了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
方东美指出，机体主义“融贯万有”，而最终则落实于融贯“天”与“人”，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他说，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演讲集》，第102页）。中国哲学的主流儒、道、墨和大乘佛家都“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和人之间有如母子的亲切关系，……在自然的境界上，把天、地、人合成一片，把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的乐章。”（《生生之德》，第278页）人与天地万物处于同一有机整体之中，处于“整体圆融，广大和谐”（或曰“广大悉备的和谐”）的关系之中。方东美认为，这正是机体主义的观念。方东美的学生刘述先曾经指出：“东美师极赞中国哲学所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和谐’。”（《方东美先生哲学思想概述》）刘述先在此所指出的，确实是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见解。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万物和谐”观念，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通性”──机体主义精神。
从中国哲学思想本身来看，机体主义是其通性；而与其他的的哲学思想体系比较起来，这一通性又成了中国哲学在思维方法上的重要特点。方东美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哲学……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演讲集》，第45页）与此相反，“西方希腊、中世一部分乃至近代，尤其自形上学方面看，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为两部分，产生其中严重的联系问题。”（《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1页）这里所谓“二分法”，是指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甚至相互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他又称之为“二元论”的方法。“形上学”即本体论。方东美认为，西方哲学以“分离主义”区别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本体论中，已经表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客体的自然界的分离与对立。后来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进一步形成了“主客二分”、“天人二分”的思维格局。到了近代，在实验科学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考察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下，西方哲学的“分离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人与自然界被“划分为两截”，天人关系被视为二元的“甚至多端的敌对”关系。与这种“分离主义”的思维方法相比，作为中国哲学之通性的“机体主义”，又成了中国哲学在思维方法上的重要特点。
方东美还更深一层地从民族哲学智慧特征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与西方哲学的“分离主义”的区别。
他提出，各民族的哲学智慧，皆有其自身的特点。“哲学智慧寄于全民族之文化精神，互相摄受，名共命慧。”（《哲学三慧》）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有着特定的哲学“共命慧”，它通过这个民族特定的文化精神而表现出来。“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同上）欧洲人，尤其是近代欧洲人把自然界视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将科学技术作为“方便应机”、“戡天役物”的手段。这种“方便慧”见之于征服自然的“业力”，就表现为一种为主体（人）谋取利益而作用于客体（自然界）的技术性的机巧。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正是通过这种机巧而表现出来，而这种机巧归根结底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因此可以说，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哲学智慧的“慧体”，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性。近代西方人“处心积虑要了解自然界的秘密，始而虚心观察，继而耐心测验，终于发现精确定律以说明客观的程序。……科学思想系统确立之后，近代西洋人更据以发挥权能，产生技术，控制自然界之质力以为人用，于是工业文明的成就因之而大显。”（《演讲集》，第192─193页）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掌握其规律然后加以利用，导致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生产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但由于近代西方人片面地致力于向“外”（自然界）寻求而忽略了向“内”（人的心性）追求，因而使得近代西方社会在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出现了人的精神贫乏的现象，出现了人格方面的危机。方东美说，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危机，与“分离型的智慧”密切相关。
与之相比，“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哲学三慧》）中国的先哲们早就以其博大悠远的哲学智慧，悟出了天地万物彼此相因、尔我相待的广大和谐之道。借用《周易》的名词，就是“旁通统贯”之道。这成了数千年来中国哲学理解“天”与“人”，乃至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从这种观念出发，中国哲学对于事物的认识历来“注重机体的统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把自然界看成外在的、对立的存在物，而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生存繁衍于自然界之中，同时人又参赞了自然界的化育。在天地万物的不断化育过程中，人的精神生命也不断地得到提升。因此，中国哲学十分关注人如何向“内”追求，提高自己的精神人格。它不象近代西方哲学那样片面地注重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界，而是致力于探索如何使世界不断趋于完美，同时使人生不断趋于高尚。前者可称为“宇宙的超化”，后者可称为“人格的超升”。而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的超化”和“人格的超升”乃是“一体俱化，圆融无碍”的，是“和谐无间，一以贯之”的。这，正是“天人合一”之说的真谛之所在。方东美说有了这样的哲学智慧，“整个宇宙的全体，整个人生精神的全体，才能都在吾人面前一起透视出来。”（《生生之德》，第352页）这种哲学智慧，就是一种“融贯型的智慧”。
二、机体主义的内在根据是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是由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决定的。他说：“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中国人的人生观》，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页）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58页）以“旁通统贯”的生命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正是中国哲学机体主义精神的内在根据。
“就中国的哲学来说……宇宙当中的基本现象并不是纯粹自然事物而已，更是一个生命现象。”（同上）“中国先哲所体认的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台湾问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方东美说从中国哲学来看，世界上一切现象里面都包含着生命，宇宙不仅是物质存在的场所，而且是活跃的生命领域，“‘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中国人的人生观》，第12页）这种观念，可以称为“万物有生论”。中国古代哲学家就认为，宇宙的原初存在“乃是生命的存在”。他们将生命的大化流行，视为“本体至真之境”，视为哲学形上学所追求、探寻的最高境界。儒家主张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主张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主张尚同天志、兼爱以全生，“就是因为天命、道本和天志都是生命之源。……孔、老、墨三宗的统会，就在生命价值之积极的肯定。”（同上书，第158页）方东美认为，儒家经典《周易》的基本原理，乃是“生之理”，即：“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生命本身尽涵万物一切存在。”（《哲学三慧》）道家老子提出的“道之本体”，也是生命本体，“实则老子本人，参透道体，认为是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衍的生命。”（《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第59页）至于墨家的“全生”之说，则同样是建立在生命本体论观念之上。“因此中国的哲学从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58页）此后中国哲学的主流，可以说始终坚持了这种“生命本体论”。
在方东美看来，正是这种以生命为宇宙之本体的思想，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这可以由下列两点来说明：
（一）作为宇宙本体的生命，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认为，“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旁通统贯的生命。”（《中国人的人生观》，第103页）生命是有机整体，因而“不能与物质现象等视齐观”，不能被理解为由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不同部分机械地组合而成。生命运动作为“机体主义的生化历程”，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正因为生命是旁通统贯的，所以视生命为宇宙之本体的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宇宙间，万物浩然同流，“这浩然同流的原委都是生命。”（《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第12页）中国哲学机体主义精神的根源，正在于宇宙间这浩然同流的普遍生命。
（二）人类“参赞了宇宙的创进化育”。
在中国哲学中，人与天地万物之所以被理解为“浃而俱化”的，不仅因为人的“小我生命”是宇宙“普遍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同上书，第14页）中国哲学提出了人是宇宙创化的参赞者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中国哲学关于天人关系的一个基本见解。人既被天地万物所创造，同时也创造天地万物。《周易》就曾提出，人若能“尽其性”，即保持和发挥人应有的本性，那么也就可以“尽物之性”，使宇宙万物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本性，从而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由于人参赞了宇宙的化育，所以“天人合一”观念就不仅建立在人的生命是宇宙普遍生命之组成部分的意义上，而且还建立在人与自然乃是宇宙化育中的“共同创造者”的意义上。“人天体合，正缘天与人都是普遍生命的流行。”（《科学哲学与人生》，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23页）所谓普遍生命的流行，即是宇宙的创化。方东美指出，这种人参赞了宇宙创化历程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依据，是“机体主义”的重要依据。
方东美说，近代西方哲学则与此不同。其一，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哲学把宇宙仅仅当作物质的机械系统，把自然界看成“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内中不表现生命”。宇宙成了各类物质的机械组合，而不是生命的有机整体。其二，西方哲学在讲人的价值和力量时，不象中国哲学那样讲人在宇宙创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只讲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利用。这就决定了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天人关系是“二分”的，乃至“敌对”的。在总结“中国思想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方东美说：“关于自然，我们认为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不能将它宰割而简化为机械物质的场合，……自然，对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空间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时间内，无一处不是交彻交融的。”（《生生之德》，第278页）正因为中国哲学把宇宙理解为大化流行、创进不息的生命领域，把人理解为这一创化历程中的参赞者，所以它认为天地万物是可以“交彻交融”的，人与自然是可以“合而为一”的。这表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根源于它的生命本体论。
方东美用“机体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视天地万物为“旁通统贯”的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总是着眼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性、协调性、和谐性。他指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说，乃是这种机体主义精神的最典型的反映。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并不完全否认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相互分离乃至对立的一面。至少，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之说，便肯定了天与人的关系中包含着分离与对立。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无疑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因此，应该承认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的说法是言之有据的。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各家各派所共同具有的第一个“通性”，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它反映了我们民族哲学智慧的特色。这不失为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阐释方面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见解。
方东美还进一步探讨了“机体主义”精神在中国哲学里的思想根源──“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尽管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称之为“生命本体论”这一提法是否准确尚可斟酌，但应该说方东美提出的这一概念，标明了中国哲学由《周易》贯穿下来的万物“生生”之理，即所谓“生生之谓易”（《易·系辞》）。而这种“生生”之理，确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本体论思想。方东美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天大其生，万物资始，地广其生，万物咸亨，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第44页）他在揭示这一本体论思想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时，特别提出：中国哲学关于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思想，是其“天人合一”之说的重要依据。换言之，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充分肯定人类生命所具有的创造精神、创造能力。在中国哲学看来，正因为人参赞了宇宙的创化历程，所以人与自然不是分离的、对立的，而是协调的、和谐的─一即“合一”的。可以说，在历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中，方东美的这个见解有其独到之处，而且是比较深刻的。
（原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