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期待中，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购回的竹简，终于在2001年底开始与读者见面了[1]。第一册中收录的首篇《诗论》因为关涉到《诗》学的传授而格外引人瞩目，学者们立即进行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就该篇的释文、简序、分章乃至在《诗》学史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由于竹简是从香港辗转购得，不同于郭店竹简那样从墓中直接发掘得来，竹简散乱损失在所难免，这给分辨编联带来了困难。大家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诗论》的排序与分章，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分歧依然较大。

不言而喻，对简文进行调整系联，确定章次，应当首重竹简的文字与形制。但复原简文毕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当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学术信息，这有助于对竹简文义的理解，以不致于在学术方向上有大的偏离，也有利于在学者们提供的众多的可能性中把握最大的可能性。

《诗论》现存诗篇，有54篇之多。[2]《诗论》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孔子、孔门弟子论诗的材料很多，其中与《诗论》相互对应的诗篇也有不少，这对研究《诗论》提供了较好条件。《孔丛子·记义》中有一段孔子论诗的话，它就很可资与《诗论》比较研究。这段话是：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孔丛子》此处的记载是可信的。该书旧题孔鲋撰，共二十一篇，记述了孔氏家族从孔子到孔鲋数代人物的言行。由于《汉志》不著其书，加之书中有些明显的舛误，故宋代以来很多人不信其真，今人更多认定其书为汉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实际上，孔子后裔采择既有资料，记其先人善言法语，并不是有意作伪。特别是前面有关孔子的那部分材料，将其与其他的相关记载认真进行比较，会发现其决不可能出于后人的杜撰。有学者对《孔丛子》进行研究，结果也发现该书是所谓“伪书”之说并不可靠，认为其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是采集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子顺以下的材料则基本上属于直接编撰。[3]将该书的每一部分与相关资料认真比较研究，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孔丛子》所记孔子之论，《周南》、《召南》以外，涉及古诗20篇。其中《羔羊》见于《召南》，但我们怀疑此处《羔羊》应为《小雅·鸿雁之什》的《無羊》之误。[4]另外19篇均见于今本《诗经》。而这20篇诗歌中，有6篇篇名直接见于《诗论》。两相对照，可以从不同方面给我们提供启示。

一、关于《诗论》的作者问题

人们研究《诗论》，对它进行初步整理后，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内容主旨，想到它出自何人之手。整理者题其名曰《孔子诗论》，很明显是以该篇出于孔子，通篇为孔子论诗之言。应该说，该篇主要在于传述孔子论诗之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它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不少学者在审视琢磨后重新排列释文，也提出不同看法。诸家之见，胜义纷现，可以启人继续思考处很多。

《诗论》中论及的诗篇，也有与《孔丛子》相同者。我们不妨将《孔丛子·记义》孔子所论诗篇与见于《诗论》者进行对照，看看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丛子》                                    《诗论》

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          《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抒）其（悁）者也。（第十九、十八简）

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           《蟋蟀》知难。（第二十七简）

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             《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第二十三简）

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     《节南山》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第八简）

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             《蓼莪》有孝志。（第二十六简）

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   《裳裳者华》则……。（第九简）

《木瓜》属《卫风》，《毛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因为卫国有狄人之败，齐国救卫而封之，并遗之以车马器服。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孔丛子》所记，言孔子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所谓“苞苴之礼”，即相互赠答之礼。孔子发掘温柔敦厚的教化之旨，从诗中看到博施厚报之义。《诗论》所言，表达了该诗得投欲报的愿望，既可以视为对孔子之言的直解，也可以看作对《诗序》所述事实的另种表述。只是《诗论》更像对孔子言论的解说，这几句话似乎出于撰述者对孔子所论的理解。《鹿鸣》的情况与《木瓜》相类，前引《诗论》中有关《鹿鸣》的句子可能同样出于孔子弟子的解释。从《鹿鸣》和《木瓜》两诗的几项材料看，《孔丛子》、《诗论》与《诗序》虽不相同但却相通。

《蟋蟀》一诗，《孔丛子》和《诗论》所记都明确是孔子的话。《孔丛子》言于该诗见陶唐俭德之大，《诗序》则谓晋本于唐，其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唐尧遗风。朱熹《诗序辨说》云：“河东地瘠民贫，风俗勤俭乃其风土气习有以使之，至今犹然，则在三代之时可知矣。……独其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者为得之。”《诗三家义集疏》引齐说曰：“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孔子曰：‘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从后人的解说，知《诗论》所谓“知难”与《孔丛子》“见陶唐俭德之大”说的应该是同一问题。

《节南山》、《蓼莪》二诗，《孔丛子》与《诗论》的一致更是显而易见。关于《节南山》，《诗序》仅言“家父刺幽王也”，而《孔丛子》的“忠臣之忧世”与《诗论》的“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却是表述的同一个意思；关于《蓼莪》，《孔丛子》、《诗论》与《诗序》都有孝子思养之义。《裳裳者华》简文不全，无法比较。

除了上述各诗，《诗论》还论及《周南》、《召南》中的一些诗篇，如《周南》有《关雎》、《葛覃》、《卷耳》、《    木》、《螽斯》、《兔罝》、《汉广》，《召南》有《鹊巢》、《甘棠》等。细玩文义，《诗论》于各诗所见皆其教化意义，诚如《诗大序》所言：“《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子十分重视二《南》，仅仅《诗论》就论及《周南》大部诗篇，究其原因，无非如《孔丛子》所记，孔子“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

《诗论》与《孔丛子》的比较，反照出《孔丛子》的较高价值；孔子诗论与《诗序》的密切关系，更体现出孔子诗论对后来《诗》学的影响。从《诗论》到《诗序》，其间的联系是十分直接的。

虽然《诗论》不一定存在像后世“作者”那样意义上的撰人，但它出于孔门后学的记述是可以肯定的。孔子十分重视《诗经》的传授，他编订“六经”，以之作为教材传授弟子，其中尤以《诗经》最为重要。[5]从《诗论》的文句中，不难看出该篇性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论《诗》之语的记录、引申和发挥，其中主要记述孔子的话，也有孔子弟子后学的议论。前面的比较中，《诗论》中《木瓜》、《鹿鸣》的似可看出其解说出于孔子弟子。此外，以下例子也可说明这一点：

《关雎》之改……《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简）

……[ “帝谓文王，予] 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谷（欲）也，得乎？此命也……（第七简）[6]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诗论》的性质与《孔子家语》中的一些篇章极为相类。孔子授学之时，弟子各有所记，《诗论》应该即出于孔子弟子们的记录。

《孔子家语》传本附有三国时期王肃注此书时所附汉代的孔安国后序，其谓：“《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按这里的叙说，《孔子家语》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家语》出现于王肃“夺易”郑玄之学的特殊时期，尽管王肃称此书得自孔子的二十二世孙孔猛，但后人还是认为出于王肃的依托。颜师古注《汉志》，说二十七卷的《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后世指斥今本的学者更多。不过，这种看法也有人并不赞同，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意见。近几十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也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类似《家语》的材料，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著作，李学勤师认为也应属于《家语》的原型[7]，王肃伪造《家语》的说法已经很难令人相信。

《论语》出于孔子弟子的“辑而论撰”，它与《孔子家语》的不同，基本都不是成篇的论述，而是一段一段的语录，这与孔安国“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相应；《家语》则不然，它基本上都是独立成篇的记述，又显然如孔安国所说的，它是在《论语》别出之后，将孔子弟子所记“集录”的结果。

正由于《孔子家语》为孔子弟子笔记的汇编，所以它不像《论语》那样有弟子摘编的痕迹，明显地带有笔记的特征。孔子弟子遇到孔子谈论“嘉语善言”之时往往随时加以记录，这在《家语》的一些篇章中有所体现其中，不少篇章中出现了孔子弟子“志”、“识”、“记”的语句，“志”、“识”也有“记”的意思。如《礼记·礼运》篇中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是作名词用，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台拱解此字曰：“识也，识记之书。”   孔门弟子有做笔记、记录的习惯，《家语》正是弟子记录的汇编。该书可能有后来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8]

与《论语》、《孔子家语》二书相比，《诗论》与《孔子家语》更为接近。从专家们拼合后的《诗论》看，该篇肯定有一定的结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它应该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汇编。在《家语》中，也有的篇章虽然篇题撮内容之要，却没有总合各个部分。如《执辔》篇，该篇前面所记乃是孔子以驾车喻治国而回答闵子骞，如果全文至此为止，篇题就显得十分恰当。但是，后面还有子夏与孔子谈论《易》理的记述，这段记述显然与《执辔》的篇题不类。如果硬性找出其间的联系，恐怕只有后面子贡和孔子议论子夏论述的一句，即“微则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意思是子夏所谈《易》理虽然细微，却不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这样与篇题进行联系有些牵强。虽然这样的编辑显得不伦不类，但它却显示了该篇的古朴风貌，透露了《孔子家语》的编辑者在将众人“咨访交相对问言语”采撷编成《论语》之后，遂将“其余则都集录之”的实情。

《诗论》与《执辔》相类。据介绍，上博简中，与《诗论》前后相连的还有《子羔》、《鲁邦大旱》两部分，它们不仅字形、简长、两端形状一致，而且只有《子羔》篇第三简的背面题有《子羔》篇名。《子羔》篇纯属子羔问孔子“三王者之作”的内容，而《鲁邦大旱》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乃是当政者刑与德的问题，他们与《诗论》的分别十分明显。将其与《家语》的《执辔》篇比较着看，说《诗论》与《家语》的篇章性质相类，就更加容易理解。

那么，《诗论》的传述者是谁？这位“传述者”其实应该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诗论》的“作者”，他大量引述孔子论《诗》之语，并能够深入理解和引申、发挥，他自然一定曾经亲受夫子之教，并于《诗》学有较高造诣。在孔门弟子中，具备如此条件而最有可能传述《诗论》者应当首推子夏。

我们曾经对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进行过探讨，发现他虽然对诸经皆有钻研，但也明显有所侧重。子夏于《诗》《乐》之学、于《春秋》微言大义、于孔子所见的《易》学之理尤其见解独到。他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大义，这一点，在《诗》学方面特别突出。孔子以后，《诗》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如果稍稍研究《诗》学历史，便不难发现子夏又强化了这种倾向。[9]

传统上认为《诗序》出于子夏。子夏受《诗》于孔子，从而对《诗经》各篇旨意有所研究。将《孔丛子》与《诗论》、《诗序》比较，可以看出《诗序》的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里孔子《诗》学思想的承传人应该就是子夏。李学勤师曾经说：“《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最可能是子夏。”[10]这个推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关于《诗经》的次序问题

《诗经》中《风》、《雅》、《颂》各部分的顺序向无异议，但《诗论》发现后，人们却产生了新的看法。据说，《诗论》中展现的诗篇顺序与今本有明显差别，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11]。马承源先生也认为《诗论》29支简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排列次序，他重点指出：“第二简辞文先概论《讼》，再论《大夏》，这前后次序非常明确，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诗》各编的排列是前所未见的新的重要材料”。马承源先生还说“整理《诗论》简序亦依此排列”。[12]

《诗论》中论及的诗篇很多，而且总论各个部分，有各部分的很多具体篇名出现。那么，在早期的《诗经》定本里面，到底这些诗篇孰前孰后，似乎还有必要进行一些观察，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该书结集、整理、流传等问题的认识[13]，也关系到对竹简《诗论》的理解与编联。

学者们认识到，如果《诗论》中的《风》、《雅》、《颂》编列顺序不同于今本《毛诗》，那么《诗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过程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于今本《毛诗》的编列次序。学者已经指出，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第二、三简释文，确可看出简文“先概论《讼》，再论《大夏》”，“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但它却忽略了原书第四、五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顺序。[14]从不少学者对《诗论》的重新分章释文中，可以看出大家并不同意整理者对其中所涉《诗经》各部分顺序的理解。

既然《孔丛子》中孔子论诗与楚简《诗论》所反映的情况一致，《孔丛子》的材料十分可信，那么《孔丛子·记义》所反映的孔子所见《诗》的顺序，应当即是《诗论》中孔子所见《诗》的顺序。

我们先来看《孔丛子》所记孔子所论诗篇的顺序，用列表的方式指出它们在今本中的位置：

《柏舟》       经文第四十五              《鄘风》第一

《淇奥》           第五十五              《卫风》第一

《考槃》           第五十六                      第二

《木瓜》           第六十四                      第十

《缁衣》           第七十五              《郑风》第一

《鸡鸣》           第九十六              《齐风》第一

《伐檀》           第一百一十二          《魏风》第六

《蟋蟀》           第一百一十四          《唐风》第一

《下泉》           第一百五十三          《曹风》第四

《七月》           第一百五十四          《豳风》第一

《东山》           第一百五十六                  第三

《狼跋》           第一百六十                    第七

《鹿鸣》           第一百六十一          《小雅》第一

《彤弓》           第一百七十五                  第十五

《羔（無）羊》     第一百九十                    第三十

《节南山》         第一百九十一                  第三十一

《蓼莪》           第二百零二                    第四十二

《楚茨》           第二百零九                    第四十九

《裳裳者华》       第二百一十四                  第五十四

《采菽》           第二百一十九                  第六十二

《孔丛子》这里所记，开头明确说是孔子读《诗》至《小雅》时发表的议论，而后又先说“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然后才接着对各诗一一评说。这20篇分别见于《诗经》的《国风》和《小雅》，没有涉及《大雅》和《颂》。但不难看出这里谈到的《诗》是《国风》在最前面，《小雅》次之。《国风》中也是《周南》、《召南》在前，而后是其他部分。足见孔子所读的这部《诗》，诗篇顺序与今本没有什么差异。在研究《诗论》的分章编排时，这是应当加以充分考虑的。

 

【注释】

[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作释文中，有的《诗经》篇名因误读简文而没有释出。此据李学勤师：《〈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3]见黄怀信先生：《〈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無”与“羔”字形相近，容易致误。但初查所见《孔丛子》各版本，其中《记义》此处皆作“《羔羊》”，后于陈子展《诗经直解》第6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见其引述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云：“《孔丛子》载孔子曰：‘于《無羊》，见善政之有应也。’按《列子·黄帝篇》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鵰鹗之类，无不柔驯者……。’《列子》之书大都诙谐不足信。然彼生于周末，而以此事属之宣王，则当曰宣王之留意于牧事可知也。”可能何楷所见《孔丛子》书此处“《羔羊》”作“《無羊》”。是则我们的推测或者不误。

[5]《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丛子·杂训》：“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义》曰：“文，谓《诗》《书》《礼》《乐》。”

[6]此处及下文《诗论》的释文从李学勤师：《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原载《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二卷第二期，2002年1月。见于《简帛研究》网站：www.bamboosilk.org  。

[7]李学勤师：《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8]《孔子家语》一书的看法，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载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文化大学：《传统文化与以德治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2001年8月17—21日。

[9]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孔子研究》待刊。

[10]李学勤师：《〈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11]陈燮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序》。

[12]见马承源先生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孔子诗论》部分《释文》前所作的《说明》。

[13]例如，传统上认为孔子曾经删诗，今本《诗经》可能出于孔子的删订。但《诗论》发现后，有人便得出了孔子未曾删诗的结论。笔者也曾就此进行议论，见杨朝明：《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14]范毓周先生：《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诗论〉文献学的几个问题》，见于《简帛研究》网站：www.bamboosilk.org。

（原载《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2002年。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