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高级形态，是对现代性发展的理论回应。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是主导的社会文化思潮，而理性主义是主导的学术思潮。在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启蒙主义退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兴起。中国当代主要的反现代性学术思潮有二，一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二是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成为新左派的理论主张，是他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武器，但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新左派的范围，在学界有广大的市场。中国的后殖民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偏颇，在实践上存在着弊端，而学界对此则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为此，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端。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同样存在着弊端。它把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与殖民主义等同起来；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否定西方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遍的价值；在批判现代性的弊病的同时，完全否定了启蒙理性，否定了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否定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价值，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永久对立起来，从而把东方专制主义合法化。后殖民主义的肇始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塑造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 “……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他明确地说：“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1]]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横移到中国以后，由于时空错位，其弊端更为突出，成为反现代性、反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早在1994年，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国进行的现代化是“他者化”，历史证明了“‘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破灭”，并且主张用“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而所谓“中华性”就是“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2]]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已经渗透到个个人文学科，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反思、批判五四以来包括新时期的启蒙主义，认为启蒙主义是接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国民性批判是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中国被西方文化他者化了。这种思潮所及，中国的现代史被改写，中国的现代性被颠覆，中国的发展前景出现了危机。

从学理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如下谬误：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屈从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从西方接受现代性，仅仅是片面的被给予——转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还是文明对话和实践选择的结果？现代性来自西方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更是主动的选择。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而是由抵制、反对逐步到接受、引进。中华民族接受“洋鬼子”的文化，批判自己祖宗的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痛苦的探索和思考，才作出的选择。在鸦片战争前，国人视中国为世界文明中心，视西洋人为蛮夷，因此拒绝向世界开放。鸦片战争失败后，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遂有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不要说保守派了）仍然认为中国政治、伦理优越于西方，坚持“西体中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进一步意识到中国政治文明落后，西方政治文明优越，遂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举。而同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坚持中国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如当时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都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完成后，民主政治失败，又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国民性落后，遂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代性（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优长处和自身的短处，并且为了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于是，才有步步深入的争取现代性的运动——从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五四启蒙运动和新时期启蒙运动。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不是中国消极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是由被动到主动、欲消极到积极地引进现代性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轻易地描述为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屈从西方文化霸权，无疑抹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思想智慧。总之，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主动的历史选择，是文明对话的结果，而不是被“制作”或者“驯化”的产物。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由于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并且导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开展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我，被“他者化”了。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及其开展的“国民性批判”，究竟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还是被他者化、后殖民？按照文化学的理论，任何民族只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看待他民族文化，必然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因而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一定导致民族偏见。而只有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对话、交流，才有可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旧中国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它没有世界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它认为孔孟之道、宗法礼教是万世不移的绝对真理，中国文化是唯一的文明，而“西夷”的文化是野蛮的，科学是“奇技淫巧”，民主是“无父无君”。只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以后，才有了参照物，中国发现了另一种文明，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了反传统的自新、自强运动。五四启蒙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从西方引进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正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镜，发现了自我。特别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而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反科学、反民主性质，以及中国人素质的落后性。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起因。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借鉴，中国就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世界意识，更不可能发生从启蒙到革命的一系列现代化运动，就可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而无由融入世界潮流，无由进入现代社会。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歪曲，才制造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这就是说，落后的中国及其文化只是西方话语的建构而非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究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还是事实如此？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而没有什么事实本身的存在。这作为哲学对终极存在的否定，也许有其道理。但社会历史属于形而下的领域，不能以话语代替事实，而要以事实为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力理论解读中国对现代性的接受，把专制主义、奴隶思想、阿Q精神、愚昧落后、无个体意识等国民的劣根性，说成西方殖民主义的想象和话语的建构，而不是事实如此。这是对历史现实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歪曲。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虽然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甚至领先于世界，但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先进性与存在的合理性，其落后的一面愈发突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对于中国落后性的发现，仍然得益于现代性的传入和接受。西方人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落后，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接受了现代性（启蒙理性），发现了这些弱点，从而进行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以达到先“立人”再“立国”的目的。国民性批判话语源自西方，并不能证明传统文化的缺陷不是事实，也不能证明国民性批判没有正当性。相反，对这种话语的接受（其实，不仅仅是接受，也有选择和改造，如中国启蒙主义者并没有认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反而要自立、自强，重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表明中国获得了世界意识，也获得了自我意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落后，经过了事实的验证。中国人一开始并不接受自己落后的事实，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天朝大国意识不允许接受这种事实。但鸦片战争、两次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事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文明的缺陷，感受到了民族性的落后，从而进行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国民性批判。这并不是响应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而是为了摆脱落后，争取进步发展。中国近现代的自立、自强运动，无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发生的，无不是在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历史，是不能任意抹杀的。

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西文明只能对立、冲突，不是中国后殖民化，就是中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二者不能对话、融合。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文明是互相融合还是永久对立？当代文化理论中存在着冲突论（代表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和文化趋同论以及文化融通论等，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属于前一种理论。现代文明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其基本趋势是互相融通而不是互相冲突。如果说古典时代文明的融合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世界文化还没有形成，那么现代性开始了这个历程。在文化融合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冲突，但融合是不可逆转的主导趋势。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的根本观点即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是错误的。严格地说，无所谓文化殖民，文化传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压迫。虽然在历史过程中也曾经存在着政治压迫导致的文化的压迫，如早期殖民主义对非洲、美洲、亚洲民族文化的压迫甚至摧残，但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政治压迫的消除，这种文化压迫正在被文化交往所取代。文明的融合是双向的选择，各种文明都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异质的要素，从而丰富了自己。特别是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融合中获得了现代性。同时，也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文明是主导力量，它以现代性的力量整合了异质文明，形成了世界化、全球化的浪潮。必须辨证地看待世界化、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世界走向现代化。仅此而言，相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启蒙主义仍然有合理性、必要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有西方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抹杀非西方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但不能把它夸大为文化殖民主义。因为不能通过拒绝现代性、拒绝文化交流来保持民族文化特性，而只能通过文化交流、开放来发展民族文化。仅此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片面的合理性。后殖民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不仅西方把中国他者化，中国也把西方他者化。因此，不仅要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也要警惕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左派犯了与东方主义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把西方妖魔化，把他们（无论是传教士、政客还是学者）都描绘成一心歧视中国、诽谤中国、殖民中国的阴谋家。他们甚至主张以“中华性”来对抗现代性，认为必须抵制西方文明，也拒绝启蒙主义，不承认中国（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的落后，也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现在的中国文化）的落后方面。在现代性没有完成的今天，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而危险的。

批判文化冲突论并不意味着肯定文化趋同论。文化趋同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中文化的融合趋势，但也抹杀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从而有抹杀民族文化的弊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提出更富有包容性的理论，以解决文化冲突。基于文化间性理论上的文化融通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文化间性理论超越了文化趋同论和文明冲突论，强调了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存、对话和融通。所谓文化间性，实际上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其基本含义就是把各个民族文化看作互相交往的主体，而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存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互相补充，共同发展，而不是互相冲突、一方吞没另一方。文化间性理论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交往的共同准则，成为建立和谐世界的一种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往的主导趋势是互相沟通、融合，同时也保持和发展各自的特性。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尚未完成，还在为现代性的实现而斗争。在这个时期，以后殖民主义批判现代性，不仅是理论上的偏颇，也带来了实践上的灾难，那就是导致对现代性的毁灭。 “新左派”正是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现代化，主张与世界文明隔绝，回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理论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包装，又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对那些不谙历史而又知识基础浅薄的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而应该进行系统的批判。对中国的现在而言，就是既要接受现代性，迎接全球化的浪潮；也要警惕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狭隘民族主义，抵制向世界开放、拒绝现代性，而是在积极的开放中能动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接受现代性中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