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与贫困问题虽然是政治经济学的论题，但实际上也具有经济伦理学的意蕴。剥削与贫困问题一般应从概念开始研究；事实上，无论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各视角认识剥削与贫困的概念，它都不能脱离一种道德的假设，内含一种价值倾向性。

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如何？造成工人贫困的原因如何？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可是并没有消除贫困，那么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剥削？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并结合社会现实来寻求答案。

一、马克思对剥削与贫困的研究

英国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人研究剥削与贫困问题，亚当·斯密曾含蓄地认为是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导致了工人贫困，马尔萨斯虽然并不同情无产阶级，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寄予了理论关注。英国最早系统进行贫困研究的是伊登（Eden），他于1797年写了《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以后恩格斯和梅休（Mayhew）调查了英国城区穷人状况，1845年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书中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人的贫困化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在法国，西斯蒙第最早发觉私有制和财富之间的这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着社会生产的方式，生产力越发展，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越大；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内在原因。[1]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EugeneBuret)也研究过贫困问题，他写了《英国和法国劳动阶级的贫困》一书。在毕莱的这本书中，不仅有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包括欧洲其他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劳动者悲惨生活的生动材料，包括不少官方统计资料和议会报告。对剥削的较系统的研究是托·登宁，他在《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义》一书中提出过“榨取血汗制度”[2]34的概念。

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涉及工人贫困和剥削问题，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里，马克思从一般道德原则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对自己同胞的剥削。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剥削的研究已经同政治经济学密切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关于剥削的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剥削的形式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指剥削劳动，即以不平等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他人的剩余劳动。虽然在各个阶级社会中，剥削劳动都是固有的，但其形式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归奴隶主所有，因此，他或她的全部劳动和相应的净产品（即减除已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产品）也显然为奴隶主所占有。但事实上奴隶也必须从这些净产品中取得一部分以维持其生命。因此其剩余产品（净产品减除为养活奴隶所必需的部分），也就是奴隶的剩余劳动，最终维持着奴隶主阶级。同样，在封建社会中，农奴和佃农的剩余劳动维持着地主阶级统治。但在这一社会中，剥削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有时是直接的，如农奴和佃农每年向地主、教会和国家所奉献的劳动和产品；有时是间接的，如缴纳的货币地租、什一税和国税，这些都需要农奴或佃农生产出剩余产品，售得现金以履行这种强加于他们的义务。

马克思特别研究了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各种形式，在这些过渡形式中，实际生产者和剥削者之间形式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形式上是作为自由人互相对立的。马克思举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生息资本）为例，这两种形式中资本在其中表现为统治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它虽然没有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但恰恰在这种资本形式中表现出最严重的剥削。马克思说：“这里甚至还没有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关系，更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高利贷者不仅依然把农民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即用于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攫为己有，高利贷者还从农民那里夺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结果农民只是过着最可怜的日子。高利贷者直接占有他人劳动以增加他的资本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和资本家一样。”[2]31这就是所谓“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剥削。”[2]32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会在资产阶级内部次要的领域和部门中再现出来，尽管在那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包含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新的历史形式的萌芽，但是，“在这些部门中还存在对劳动的最另人愤慨的剥削。”^[3]384

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上述一般属性。它是一种阶级社会，其中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建立在对大量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从完全相同的生产资料拥有权中被“解脱”出来的劳动者组成工人阶级，他们不得不依靠为资本家阶级劳动而生活。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这种关系的再生产的一般社会条件是整个工人阶级被使唤从事剩余劳动，因为这种剩余劳动构成资本家利润的基础，而这种利润使得资本家阶级乐于并得以继续雇用工人。正如资本主义历史所充分表明的那样，整个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平等，有时甚至是阶级斗争。

（二）资本主义剥削作为价值增殖现象，它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整个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作为劳动剥削，最终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上，而剥削并不局限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领域，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领域。马克思说：“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手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里的限制。LL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4]272-273把剥削限定在直接生产过程，并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剥削看作唯一重要的矛盾，忽视了形成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殊性的那些规定，忽视了这种剥削是由生产和流通、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矛盾为中介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并不是价值增殖的唯一重要的源泉。马克思使用过下面的公式来表示价值增殖过程：G-W-P-W¢-G¢。价值增殖在这个公式里被把握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在整个价值增殖的链条中，商品的实现是与生产同等重要的环节。

（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虽然被交换关系的表面现象所掩蔽，但其内在的矛盾必将激化

乍看起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完全公平的。前者出卖劳动力，后者付给一定的工资，双方同意后就成交了。但这一阶段完成后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自由和公平，而是进入了“生产的秘密角落”，这里隐藏着人们所熟悉的剩余劳动的奥秘。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存在着等级的和不平等、命令和服从、主人和奴仆的世界，其中，工人阶级受命为雇主生产产品而劳动。在总产品中，相当于耗费的全部材料和折旧费用的那部分为资本家自己所购买，以重置耗去的生产资料。第二部分由工人用雇主先付的工资所买去。如果这两部分构成产品的全部，资本家就仅够支付其生产费用（物资、折旧和工资）。那就不会有利润的积累。因此，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即产生资本主义利润，就必须使唤工人从事比生产其自身的消费资料所必需的时间更长的劳动。换言之，他们必须在剩余劳动时间干活，以生产出成为利润基础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由于剩余产品的量可通过上述方法增大，因此，统治阶级的直接利益所在就是尽量把剥削率提高到社会和历史的极限。而被统治阶级的直接利益所在就是不仅要反抗他们这种行为，还首先要和造成这种对抗的社会条件作斗争。阶级社会的剥削基础使它成为一种根本对立的人类生存方式，突出地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到一定时候就出现动乱、反抗和暴动。马克思说，“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社会进化时期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的庇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再容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5]246

（四）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正确表现

与资产阶级学者用利润率（它的公式为 ）来掩盖剥削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只有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剥削程度的正确表现。剩余价值率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 ；另一种是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率，即 。这两个比率是将同一关系用不同的形式——前者是对象化了的劳动，后者是流动的劳动来表示。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只不过是基于同一关系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表现方法，只要了解了剩余价值率和它的变动情况，便可明确劳动力剥削程度及其变动情况。它不限于只是个别资本和特别产业部门的问题，而且也是科学地解释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即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及其矛盾的关键。

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不同产业部门劳动力剥削率存在着差别。但是，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即使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也会由于（1）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2）资本运转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不过，这些不同的利润率也会由于资本的竞争而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那么这一平均利润率就依存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这里成了资本家关注的焦点，当然这种关心只限于取得特殊利润这一点。马克思指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4]221另一方面，资本为了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努力争取生产方法的进步和发达，通过这种生产力的进步提高了资本的构成。但是，一般利润率会因此而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所谓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同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趋向增大联系在一起。资本一方面在所得到的劳动量中把尽可能多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同投入资本的比率中企图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换言之，允许劳动剥削程度增大的各项原因会禁止用同样的总资本剥削和以前等量的劳动。这种关于劳动力的剥削相互矛盾的趋势正是在使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同时，使一定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量进而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马克思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政治性后果，即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马克思对贫因问题的研究可以分成动态和静态两个视角，所谓静态视角，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方面去观察、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假使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工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不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便不能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如果他得到它们，那只是从国家的收入中拨给他的救济。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3]10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是其先决条件之一，但是通过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形式，劳动者反倒像孙悟空套上了金箍圈，越挣扎越疼痛。马克思又说：“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产力并增殖。”[6]449

马克思又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态过程来研究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依据其内在的必然规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越是恶化，走向相对的和绝对的贫困化。正像利润和工资的对立关系所表现的那样，资本家和工人的利害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如果资本急剧增加，工资就会上涨，工人的物质条件将会改善。但是，即使是在这种对工人阶级来说有利的状态下，两个阶级的利害冲突仍然不可能消失。而且，尽管劳动工资增加了，但资本的利润以不可比拟的高速度增加，结果，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工人阶级仍为鱼肉，而资本家则为刀俎。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同资本家相比相对地贫困化了，而且，由于资本积累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律，被置于绝对贫困化的境地。

本来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方法，反之，资本积累的扩大都会成为发展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手段。例如，就像在使用机器上我们看到的那样，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方法，不仅明显地降低工人的再生产费用，而且还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劳动被简化以后，连工人的妻子儿女也被“抛到资本札格纳特车轮下”[7]708，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受机器的折磨，畸形发展并成为局部的人，这样，在“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7]708之下，工人完全绝望了，只能服从。马克思说，工人依附于资本，“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7]708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是靠牺牲工人进行的，是统治、剥削他们的手段，作为其结果的剩余价值的增加，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不过，资本的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结果，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由不断减少的工人来操纵，创造出所谓的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这只失业者大军，随着积累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会增大。所以，（1）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失业军越大，常备过剩人口和与这些工人成反比的贫困工人阶层也就越大，需要救济的贫民数也增加。（2）现役劳动军的工资也会下降，生活日益贫困。由于劳动被简化以后再生产费用下降，他们的工资不仅下降了，而且由于他们被下降到更简单更低级的工作岗位，还由于同不断增大的失业军发生激烈竞争，因此必然越来越下降。再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会给他们以打击。资本作为高贵而又野蛮的统治者——资本，把他的奴隶，在经济危机中没落了的全体牺牲者——工人——拖入坟墓。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的积累，不论其工资高低，都必然不断恶化。这就是贯穿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7]707。而且，这积累的机构，不仅仅产生出相对过剩人口，而且把这些过剩人口作为积累的杠杆随意使用，使它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这种使工人的人数同资本的价值增殖欲望保持平衡的机构，带来了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这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7]707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就不可能消除贫困化的必然作用。

二、剥削与贫困的经济伦理意蕴

剥削与贫困本身就是伦理正义及其批判的范畴，马克思赋予了它们经济学的含义。剥削与贫困两者也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剥削，无产阶级也就将摆脱贫困。马克思说：“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5]136

剥削与贫困的经济伦理含义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剥削与贫困同生产方式的相关性联系表明，伦理关系的不平等是由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性制约的。

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而贫困则是无产阶级的必然命运。

其三，剥削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和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奴役，而贫困意味着对无产阶级自身道德的戕害和无产阶级的被奴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及其矛盾性，给工人劳动造成异化，并进而异化了人的本质、人性，阻碍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

其四，剥削带来阶级利益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为工人阶级伦理命运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剥夺剥夺者，这是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伦理基础。

马克思的剥削与贫困的思想体现了他对无产阶级的道德关怀。这一思想是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在同资产阶级极力掩饰剥削的理论斗争中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承认剥削与贫困的社会现象，但是否认它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念中，资本价值的增殖是消耗成本价值（k=c+v）的产物，而成本价格（k）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这样，剩余价值就神秘地外表化为整个成本价格或预付资本的产物，转化成了利润形式。而利润形式，则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在利润形式上，已看不出价值是可变资本雇佣的工人创造的了。所以，马克思指出：“这只是剩余价值的使人发生错觉的表现形式。”[8]

马克思去世之后，围绕剥削与贫困的理论斗争来从来都未平息。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也采取了抑制贫困的一些福利措施，资本主义社会对贫困、贫困线和贫困度量问题(Poverty measurement problems)的研究相当科学化和深入化[9]，胡格韦尔特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互动、和行动的三维途径也是被广泛采用且取得较好扶贫效果的方法。但是只要承认剩余价值规律，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剥削。因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中，很多人都想否认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否认资本主义剥削。阿隆和熊比特都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含混不清，不能证伪。阿隆认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难于论证贫困化理论，贫困化不是严格意义的经济方面的机制，它是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10]有些经济学家承认剥削，但是认为应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如萨缪尔森在1971年发表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11]主张在边际效用理论革命之后，价值计算是多余的。因为从价格本身同样能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又如柯亨在《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一文中，否认劳动价值论，而认为只要从《团结之歌》中的简单陈述句“是我们，耕耘着草原，修建了他们进行贸易的城市/是我们,挖掘着矿井,建造了工场和无限延伸的铁路/现在,我们忍饥挨饿,被遗弃在我们创造的奇迹中间”中就可以证明存在剥削。[12]还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默也论证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罗默认为，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方式，那么无论什么社会制度都存在剥削。问题在于剥削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结构。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由于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体制，可能造成对剩余价值更大的不公平利用，造成与资本主义社会食利者阶层相对应的食权者阶层，从而造成剥削的激化和带来更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基础和生产方式毕竟不同。而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消除剥削，但是通过股份制和社会福利措施，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公正和正义原则，通过有效制度供给，也能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贫困化问题。罗默并不如此美化资本主义，但他的确思考了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之外的社会主义剥削问题。罗默把社会主义剥削分为技能剥削和地位剥削两种形式。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义更多的表现为技能剥削，即因人掌握技能不同而导致在分配上的差异。但社会主义也有地位剥削，也就是食权阶层因特权而侵占他人利益。罗默说：“政府机关常常因此在住房、汽车和消费品方面得到无数的物质利益。那些地位高的人可以在特供商店中买东西，对购买其他稀缺商品没有定量限制。”[13]155这种因不同的地位或利用职务导致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地位剥削，但不如资本的剥削那么严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地位剥削因生产资料私有财产权的废除而突显，但罗默认为“由地位剥削所导致的不平等远不如由财富私有权导致的不平等那样巨大。”[13]157罗默的剥削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分配剥削的理论，其核心是：剥削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性资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资产——剥削的关系依赖于资产拥有者剥夺他人平等获得该资产的能力。各种形式的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的分配，同剥削和阶级之间的联系是，不同的剥削机制根据不同形式的资产来决定,不同阶级体系根据建立在那些资产的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决定。”[14]也正由于这一点，赖特认为罗默的地位剥削由于不与生产方式联系，谈不上是真正的能区别于封建特权剥削的剥削；或者说只是腐败而已。

还有人甚至提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能成立。[15]与带有资产阶级偏见的理论探讨相比，这种论点过于无知或过于理论欺骗。我认为其实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能不能成立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环境，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研究目前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按照我们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体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剥削应该不是问题。但即使承认社会主义有剥削，也不等于否认改革开放；即使承认剥削的现实性或必要性，也不等于承认剥削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与某些批判者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相比，马克思的剥削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思想真正体现了一个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良心。

【参考文献】

[1]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2.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65.

[9]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M].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81, First issued as a paperback 1981 , 185.

[10]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77.

[11]转引自许涤新、陶大镛等.资本主义研究》［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290.

[12]参见.吕增奎．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Ｇ．Ａ．柯亨文选［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2.

[13]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M]，段忠桥，刘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4]吕梁山.赖特对罗默剥削理论的借鉴与修正[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1):9-12

[15]参见黄佶.反思马克思的剥削理论[J],新浪论坛·财经论坛,2007/12/31.

（原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