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德对于趣味的先验批判中确实有很丰富的可供社会学解释的内容。社会学家们却大都从阶级趣味的角度来消解所谓的先天的趣味，把趣味看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趣味的普遍性表达的只是某一阶级的趣味，这一观点却忽视了趣味的主观性或自发性。时尚概念同时表达了趣味的普遍性和主观性，又同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以时尚社会学取代趣味社会学。

关键词：趣味  时尚 趣味社会学  时尚社会学  阶级趣味

 

Abstract：Kant’s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aste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sociology. The sociologists dissolve the a prior taste into a kind of class taste and regard taste as a result of some kind of social condition. The universality of taste becomes a taste of some clas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and it disowns the subjectivity and spontaneity of taste. Fashion represents the universality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ity of taste, and connects with many key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It is necessary to substitute sociology of fashion for sociology of taste.

Key words: Taste  fashion  sociology of taste  sociology of fashion  class taste

 

趣味（德语Geschmack，法语Goût ，英语Taste，或译品味、鉴赏力）这个概念本是指能否“从不好的食品中把那些美味的食品选择出来”的能力[[1]]，后来逐渐被运用到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中，被“看作是对细微差别的感受力和一种辨别美的能力”。[[2]]趣味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趣味理论同样有自己的历史。17、18世纪对于趣味的论述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康德以对趣味的先验批判取代了对于趣味经验性的反思，而当代的趣味社会学又消解了趣味的先天基础，把趣味还原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但趣味社会学却无法脱离开阶级趣味的界限，去深入到当代社会中更丰富的内容中去。趣味在今天越来越借助时尚体现出来，趣味社会学也必然要为时尚社会学所取代。

一、       从趣味的先验批判到趣味社会学

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美学的问题就是趣味的问题，这从当时的大多数的美学著作都是有关趣味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得出来。露西·弗里认为：“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诞生是与对美的事物的表述所经历的根本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后者的思考依据的是‘趣味’概念，并因此将其作为美学的出发点加以运用，这一出发点不久似乎就成了对人类主体性的本质的表述，而这也正是这一学科内部最为主观的方面。人们用趣味概念把美的事物与人的主体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人们甚至可以用趣味感官所提供的快感或者说它在我们身上激起的感觉或感受来界定美”。[[3]]

18世纪确实是趣味的世纪，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下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趣味的观念。法国的文化是一种围绕着宫廷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知识分子也都被吸引到宫廷之中或者贵族的周围，由此而形成了一种趣味的观念，就是把趣味当成良好教养的标志。德国的文化却是由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是受法国影响的宫廷文化，另一种是既与宫廷贵族相隔离，又同下层民众隔离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德国的趣味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了前者对于良好教养的强调，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后者对于道德和教育的强调。这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曾有过这种出于好意的看法，即对于那些情愿使自己由内在的自然素质推动着去从事的一切人类事物都指向人类的最后目的、即道德的善的人们来说，一般地对美怀有兴趣就被看作是某种善良道德的标志。但他们不无道理地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驳，这些人根据的是这种经验，即鉴赏（Geschmack，又译趣味）的行家里手们不仅往往表现出、而且甚至通常都表现出爱慕虚荣、自以为是和腐朽的情欲，也许比其他人更不可能被要求具有忠实于德性原理的优点”。[[4]]前一种观点就是强调内在道德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趣味的看法，后一种是宫廷趣味。反驳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者比如卢梭等人对于前一种趣味观念的质疑。面对这种批判，康德虽然极力强调审美趣味的纯粹性，但显然这种纯粹的审美趣味在现实中的存在是可疑的，所以他提出现实中的审美趣味总是与一定的兴趣相联系，或与经验的兴趣，即社交性相联系；或与智性的兴趣，即道德的善相联系。前一种审美趣味可见就是宫廷式的审美趣味，只能代表一种良好的教养；后一种审美趣味则是知识分子的趣味，至少暗示了良好的道德心。康德不得不承认，就后一种审美趣味而言，只能在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艺术的欣赏，则更多地与社交性相联系。

可以这么说，康德事实上否定了纯粹审美趣味的存在，就如他几乎否定了纯粹美的存在一样。他论述了两种现实中存在的趣味，这是体现了不同社会等级地位的审美趣味，一种是更重视社会性的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一种更重视个体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布迪厄对于康德的批判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把康德对于纯粹的审美趣味的分析当成了对于高雅审美趣味的提倡，认为这种审美趣味是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有效性，只是被统治阶级和代表他们倾向的教育体制合法化了，因而就成为所有人的审美趣味了。他提出了通俗的审美趣味与康德的纯粹审美趣味相对立。[[5]]很显然，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了，它们的各自的特点和标准自然各不相同。但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趣味只有这三种吗？还是说，可以更加细致地区分下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康德要为审美趣味确立一种普遍的原则的努力注定是失败了。但康德对于趣味难题的思考确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启发。康德问的是：趣味怎么可以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有效的。无论哪一种趣味，其实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是主观的，又追求普遍有效性，只不过这个普遍有效性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而是对于某一特定的群体。康德用来解决趣味难题的共通感的概念在这里可以用“趣味的共同体”来取代，这个共同体不再是指代所有的人，而仅仅指代具有共同趣味的一群人。而康德为趣味寻求先验原则的哲学就可以转化为去研究“趣味的共同体”如何形成的社会学的问题。

在对趣味的社会学的研究中，布迪厄发现，即便是上层阶级的高雅趣味也并非只是在对于艺术、文学这一类的距离日常生活比较遥远的文化事物上体现出来。他把文学艺术看成是一种文化商品，对于它们的欣赏因此也是一种消费。反过来，他看到即便是日常物品的消费同样也体现出了特定阶层的审美趣味。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无论表现在对于文学艺术上面，还是表现在饮食、家居和服装上面，都表现出与“必须性”之间的一定的距离。就是说所有对这些物品的消费主要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是使生活的形式变得更加的精细和高雅。[[6]]从经济学上来看，这样的消费满足的是为了维持基本需求之外的额外需求，或者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是一种虚假需求。美国的经济学家维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则认为这种消费是为了显示自己金钱地位的夸耀性消费。我们心目中的夸耀性消费可能更多的是那些暴发户以一种粗俗的形式来彰显自己的财富，而维布伦指出有闲阶级的夸耀性消费会随着这一阶级地位的确立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礼仪化，精细化，慢慢地就会成为一种审美的形式和对象。比如对于住宅、家具、日用器具夸耀性消费的结果就形成了具有艺术形式的建筑、雕刻、绘画和各种工艺品等。[[7]]在埃利亚斯对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中，趣味就成为西方国家上层世俗人士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结构朝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8]]。总之，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趣味决非纯粹的哲学或美学的问题，也不再是单纯同艺术相关的欣赏能力的问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按照一定群体的需要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涉及从观念到具体生活细节的各个方面。趣味不可能是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它体现的一定是某一群体共同的倾向，这样的一种习惯和倾向反过来又成为一定的群体得以连接、巩固，并且使群体意识得到表达的一种工具。是否具有某种趣味可能成为能否被某一群体接纳的条件。在上述这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上层社会的趣味不光影响本阶级或阶层，而且由于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的趣味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标准，被其他阶层的人所推崇、模仿，因此有可能变成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趣味。这也是康德为什么会认为趣味甚至是所有人都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的原因。趣味社会学确实让人们更容易去解释现实中存在的美学问题，但将趣味完全视为群体的事情仍然没能解决趣味的难题，而仅仅将趣味的主观性弃置不顾而已。如何既能考虑趣味在群体中形成的这一特性，又能同时顾及趣味具有的主观性特征呢？

加达默尔在对趣味和与其紧密相关的时尚比较时特别强调，趣味的特点不仅仅在于表达经验的普遍性，而更在于它的自由的主观性。他指出，与趣味相比，时尚本质的东西就是“经验的普遍性，对其他事物的顾及、比较，以及置身于一种普遍性的观点中。就此而言，时尚造就了一种社会的依赖性，而很少有人能摆脱这种依赖性”。相反，趣味“可以被规定为精神的一种分辨能力。趣味尽管也活动于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但是它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好的趣味“知道使自己去迎合由时尚代表的趣味”，也知道“使时尚所要求的东西迎合它自身的好的趣味”。“因此趣味概念包含着，我们即使在时尚中也掌握尺度，不盲目跟随时尚变化的要求，而是使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总之，时尚更为专横，所表达的更多的是趣味的规范化，而趣味则“保留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优越性”。[[9]]加达默尔帮助我们看到了趣味与时尚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让我们意识到上述社会学家如果仅仅强调趣味对于普遍经验的表达，与其说他们在谈论趣味，不如说他们在谈论时尚。但由此我们也会发现，第一，时尚可以表达趣味；第二，时尚是否仅仅表达趣味的规范性呢？时尚的产生不是也表达了新的趣味的出现吗？这不同时也表达了趣味的主观的自发性吗？时尚和趣味能够如此清楚地区别开来吗？或者这种区别仅仅是历史造成的结果呢？

二、趣味与时尚

按照埃利亚斯的观点，趣味是上层社会人士情感世俗化发展的结果，它涉及到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美学较多地把趣味同艺术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这种联系并非一直就存在的。艺术从其他的领域中脱颖而出成为趣味特定的对象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艺术在中世纪晚期与时尚都还是日常生活美化形式的一部分。赫伊津哈在其《中世纪的秋天》中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文化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为了摆脱当时生活的痛苦产生的恐惧和退缩的情绪，努力追求日常生活形式的美化，而艺术与时尚都包含在这种日常形式的美化之中：“这些美丽的、程式化的生活形式服务生活，使严酷的现实上升到壮观的和谐的领域，这样的生活形式对狭义的艺术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们是伟大的生活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礼仪具有自然而然的利他主义的外观和人与人的融洽关系，宫廷及其礼节的辉煌具有僧侣般的威严和严肃，婚礼和产褥期加上了欢闹的装饰。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在展示之后都荡然无存，在文学样式里不留痕迹。把这些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表现手段不是艺术，而是时尚。实际上，时尚接近艺术的程度一般超过了学院派美学愿意承认的程度。突出体姿美和运动美的时尚和一种艺术关系密切，这种艺术就是舞蹈。不过在其他方面，时尚或者得体的时尚组合更加接近艺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接近，15世纪就是这样的情况”。[[10]]可见，艺术是同其他日常生活的形式的审美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对于艺术作品欣赏的热衷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于饮食、服饰、家具等各个方面的精细高雅的形式的追求。这种审美的热衷特别成为当时上层人士的时尚。由于艺术在以后的时代中更多被视为精神之物，而时尚却更多地被斥责为琐碎无聊的东西，趣味因此就渐渐地同时尚分离开来。伏尔泰就把趣味的概念仅仅限制在艺术领域，而为时尚锻造了一个新词，就是“奇想”：“趣味在许多领域中都是任意的，比如织物、服饰、车以及所有不能与艺术等量齐观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奇想’这个词。是‘奇想’而非趣味产生了许多新的时尚”。[[11]]这就是在18世纪趣味变成美学的核心问题，而时尚则与趣味脱离关系的原因。

艺术从日常生活的领域中脱离出来，成为高雅文化的典型形式，成为趣味的唯一的对象，这表明艺术被赋予了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价值，一种能够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这种价值起到了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功能。从社会学上讲，艺术有助于建造和维护社会的共同体。它所承担的是传统社会中宗教——对于欧洲社会来说就是基督教——承担的功能，当基督教退回到私人领域之中，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之后，艺术就代替宗教承担了这种功能。在艺术的超验价值或永恒意义不再存在的后现代的社会中，艺术又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领域之中，变成了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个部分。这又是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相关的，各种生活形式越来越追求风格化，审美化的表现，艺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而不再是独立于生活领域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境之下，体现趣味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艺术了，而是整个的生活方式。而且现在趣味更多地具有了变化的特征，更多地为时尚所决定了。

在社会学中，趣味对象的变化被认为决定于形成趣味共同体的代理人，在古典社会中，是宫廷和贵族。这时候，时尚虽然表达趣味，但并未成为维护社会共同体的主要承担者，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即便时尚为宫廷社会所追求，但并未成为一种公开宣扬的价值，在主流的社会评判中仍然是被斥责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中，艺术成为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表达，一方面借此与传统的贵族相抗衡，另一方面也同下层民众区别开来。资产阶级对于艺术的推崇上区别于旧式贵族，但在追求时尚方面却摆脱不了贵族趣味的影响，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艺术从日常生活领域脱离开来，并且将艺术视为趣味唯一合法对象的原因。对于他们而言，时尚就如对于旧式贵族一样也只能是可以做的，但还没有取得道德的合法性。后现代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既没有资产阶级的对于艺术的趣味，也缺乏资产阶级的视职业为天职的敬业精神，他们更多地把享乐视为生活的目标。他们的人生价值可以概括为“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多”。从空间的意识而言，对于宫廷贵族，只有公共空间，而无私人空间，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私人生活极端堕落，但公共的道德和礼仪却极为严格；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私人空间严格地与公共空间分开，所以道德上的自律和严格与个人有节制的享乐共存；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以至于互相僭夺，奢侈和享乐不光是实际的生活表现，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扬。对于这个阶级而言，趣味就表现在对于时尚的追求上。艺术和宗教也都卷入到时尚之中。

三、从趣味社会学到时尚社会学

18世纪的趣味理论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但从此之后，对于趣味问题的讨论就被这种倾向所决定，只是在社会学中，时尚作为趣味的表达才得到关注。如前所述，如果不能认真考虑时尚的问题，趣味社会学也只能关注到趣味的阶级性。从马克思到布迪厄，趣味阶级性的表现可能拓展了范围，即从经典的艺术形式拓展到日常生活的趣味，但趣味的难题，即趣味如何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可传达的，仍然得不到解决。

在当代社会，艺术重新回归到生活之中，这为我们重新思考趣味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曾经在历史上错过的契机。对于日常生活趣味的考察，尤其在今天对于时尚的考察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解决趣味的难题。趣味难题的产生是由于趣味同日常生活隔离开来造成的结果。坎贝尔在他的《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中指出：“18世纪关于趣味的理论家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时尚这里找到了事实的答案：就是说，怎样找到一个普遍认可的美学标准，既可以迎合人们的真实喜好，又可以继续成为性格理想的基础”？[[12]]西美尔在《时尚哲学》把时尚定义为一种“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它既“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13]]因此，趣味既非仅仅是阶级的趣味，既非体现共同经验的趣味，也非纯粹主观化的个体的趣味。趣味一定是同时表达了共同体和个体的倾向，时尚对此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时尚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具体地表达了审美趣味，解决了审美趣味包含的主观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在具体的时尚中，革新者表现了审美趣味的主观性，而模仿者或跟从者表现了审美趣味的普遍性。即便那些革新者，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模仿或跟从，那些革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能成为时尚了，因为那就是一种纯粹个体的突发奇想而已，却没有获得一种普遍性或社会性。而那些流行也难以成为审美趣味的表现，因为已经不具有任何个体性或主观性的表达了，纯粹是从众而已。从这个方面来看，必须把时尚与流行区别开来。社会学在研究趣味时，由于忽视对时尚的研究，把合法化的趣味仅仅归结为特定的社会地位造成的结果，因此合法化的趣味就被等同于统治阶级的趣味。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现实中很多时尚的推动者，无论是宫廷中的贵妇，比如蓬巴杜夫人，还是当代的时尚设计师，比如夏奈尔，有很多都是从下层一步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后来的地位的。正是因此，他们不是服从已经形成的习俗或惯例，而更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寻求、发现、制造新的风格，这既可以说是他们不断地去实现自己野心的一种表达，也是改变心理现状的一种持续。他们更易于寻求新的事物而不是去遵循确立起来的规范，他们不受固有标准的制约，更容易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趣味。相反的，那些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贵族，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稳固性，在“认识、品味和话语上”充满自信，而他们的认识、品味和话语也因而是固定而很少变化的。相反，那些从低等阶级上升为贵族的人，一方面缺少类似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对于变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更易于去接受、寻求乃至制造新的观念、风格和标准。所以时尚的出现往往是在趣味的标准发生变化的时候，时尚的几个发展阶段与趣味发展的阶段应该是相对应的。审美趣味的变革事实上就是通过时尚的不断变化实现的。时尚逐渐沉淀形成习俗，变为传统。统治阶级则属于那种维护传统趣味的阶级。法国社会学家雅克·拉纳尔很准确地描述了阶级地位的变化形成的趣味类型，他认为三种不同的阶级地位相应地形成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而有三种趣味类型：“A、由一个新兴阶级所倡导的趣味的形成；B、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规范的确立，这些规范同一种业已完好确立了的趣味相一致，与一个不但已完全确立起来而且更关心捍卫自己而不是征服什么的社会相一致；C、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衰落的或堕落的趣味，它与正在失去自己权力并死抱住某种表现方式不放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一致，在这一时期该阶级或集团所属的一般社会中，一个其趣味可归诸于A 类型的新阶级或新集团已经出现”。[[14]]这让我们注意到趣味很难说单纯与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教化相关。而且，新兴阶级往往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团体，它所倡导的趣味与其说是阶级趣味，不如说是表达对现有规则的反抗，表达个体自由的趣味，因此更多地是与一些个性特征比较突出的个体相关的，比如乔治•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 1778-1840)所带动的纨绔主义的时尚和趣味就是如此.

埃利亚斯注意到，在趣味的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的趣味会相互影响和作用。以17世纪的法国为例，首先，宫廷趣味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被下层所模仿，而且因为这种模仿是一种贬值的模仿，遂引起宫廷趣味的改变：“宫廷中的习惯、风尚和行为方式不断地渗入中等阶层的上层，并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由于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这些东西便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他们作为上流社会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性的特性，慢慢地贬值了。这种情况迫使上流社会进一步完善他们的行为。宫廷风俗习惯的形成，向下普及，略微有所变形并失去作为等级区别标志的作用等等，这正是上流社会行为方式持续变化的动力”。[[15]]其次，趣味的变化还可能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上层阶级影响下层阶级，当时的法国，不仅存在着“市民阶层的宫廷化”，而且还存在着“宫廷社会的市民化”：“市民阶层上层人物的财富迫使宫廷社会与之展开竞争。市民阶层源源不断地涌入宫廷圈子使谈吐方面也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这一潮流把新的人员，新的语言材料，即市民阶层的‘俚语’带进了宫廷圈子。市民阶层的语言在宫廷语言中不断经过加工、磨练、雕琢和变化；总之，它们被‘宫廷化’了，也就是说符合了宫廷的感受和情感标志，同时又成为‘宫廷贵人’区别于市民阶层的语言。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经过加工和精雕细琢的语言重新渗入市民阶层，变为‘市民阶层的特殊语言’”。[[16]]因此对于埃利亚斯而言，趣味的传播方向是复杂的，到底是由哪一个阶层向其他阶层传递，这要视具体的社会情况和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社会结构而定：“某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成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并为其他阶层形成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在其他阶层中传播开来，并在那儿被接受，这一切都是以整个社会所处的某种特殊情况和特殊的结构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一部分人的任务是形成模式，而另一部分人的任务则是领会和推广这一模式”。[[17]]

尽管埃利亚斯是通过具体的时尚形式来去研究趣味的形成和传播的，但受趣味这一概念特定含义的限制，时尚也仅仅被看作了阶级区分的标志。趣味这个概念在18世纪以后获得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把它同上层阶级或者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联系在一起，而如果从时尚这个同当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概念来去研究相关的问题，可能在理论上会更有启发性。事实上，时尚在相当多的领域中被注意到，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建构一种时尚社会学，来代替仍然在阶级趣味中徘徊的趣味社会学，来应对当代的问题。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指出，“与小城镇中的社交相比，大都市人获得的深层的人际之间交往的短暂和稀少，想要成为‘重要的’，中心的和引人注目的形象地诱惑对于个体而言就比较大”。[[18]]而作为能够“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的时尚，在“客观文化”导致个体萎缩的当代都市生活中，就成为个体在面对众多的陌生人中有效地表现自己和维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而趣味只能满足于作为阶级身份的表达。布卢默认为，时尚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次序的核心的机制。他将时尚定义为“一种持续的变化形式，某些社会形式借此可以获得短暂的接受和尊重，而这些又只是为了被更合适宜的形式所代替”。时尚并不依据理性而运行，就是说，它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能够，但不需要求助于实用性或更高级的价值。它是通过反映集体趣味的一般倾向的社会选择过程而产生的。这个选择的集体包括潜在的时尚消费者、革新者、引导者、跟从者以及参与者。可以说，“时尚培育和塑造了共同的感觉和品味”。[[19]]利泼维茨基指出：“时尚最大的独创性在于它将整体的服从同个体最小的选择和细微变化的自由结合在一起”。[[20]] “在时尚中，控制和决定的因素是对于新奇的渴求，不是阶级冲突这种讨厌的、规定的机制，而是‘现代，的兴奋，对于无关紧要的审美游戏的无尽的兴奋。时尚的骚动与其说依赖于社会的界限，不如说依赖于新奇的趣味和理想所产生的持续的、必然的但又不可预知的作用。这种对于新奇的趣味和理想正是社会在其脱离过去声望的过程中具有的特征”。[[21]]她认为“一旦我们把时尚重新置于社会广阔的生活范围之内，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想要得到尊崇，并使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消极欲望的简单表达，它成为一种特殊的，非常有问题的体制，西方与现代性自身特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的现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时尚与其说是阶级理想的符号，不如说是脱离传统世界的途径。时尚是一面镜子，透过它们能够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形成了我们特殊的历史命运：对于传统的过去那些古老权力的否定，对于新奇所具有的狂热的现代激情，对于社会现状的欢迎”。[[22]]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时尚不仅是对于趣味难题的解决，而且它更适应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来重新建构有关趣味的理论话语。格罗瑙已经在他的《趣味社会学》中试图这么做了，但很明显，他仍然是在利用时尚理论的论述解决趣味的问题，来建立他所谓的“社会美学”。[[23]]今天围绕时尚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阶级趣味的范围，消费社会，都市文化，大众媒体，女性主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关键性的问题都依赖于对时尚问题讨论的展开和深化。在这种状况之下，时尚社会学必然会代替趣味社会学成为理论界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