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在教人探索上帝和事物的本质之前，需要对人的认识能力作一番考察，这构成了批判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康德的这一论述，黑格尔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嘲笑说：“如果不为文字所骗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看出，对于别的工作的工具，我们诚然能够在别种方式下加以考察，加以批判，不必一定限于那个工具所识用的特殊工作内。但要想执行考察认识的工作，却只有在认识的活动过程中才可进行。考察所谓认识的工具，与对认识加以认识，乃是一回事。但是想要认识于人们进行认识之间，其可笑实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1]讨论研究方法问题，有时会遭到同样的批评。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何种方法进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因此，要想使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我们总不得不回转身来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大一统的局面，不同的学科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相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一发展与学科分化相适应，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学科分化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如何实现跨学科之间的研究整合，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透视，这对于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又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人与社会的认识，无论是对人的理解，还是对社会的分析与考察，我们都不能只将之分解为各个局部，进行解剖学的察看，最终还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没有这样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最终仍然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如何实现从分化到整合，实现跨学科之间的沟通，达到对社会总体的深层把握，这构成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题。而在做到这一点，重申总体性的研究方法就非常必要。

 

一、问题的由来：从马克思思想研究谈起

我之所以强调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源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思考。自1980年代以来，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从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到当下各具特色的解释，有着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了从原理式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方式的转变。在过去的研究中，常常局限于教科书的原理，从原理出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语录来论证原理的正确性，这是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解，对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往往缺乏深入的讨论。第二，注重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进展，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置于学术史中进行考察，改变了对其他学科简单评判的姿态。比如在面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时，按照过去的原则，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在做这个判定时，我们可能并不会对这一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的讨论，而是以先验的立场作为自己评价的标准。在这种语境中，《辩证理性批判》本身的理论问题以及这本书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恰恰被遮蔽了。这种封闭式的讨论，看起来坚持了基本原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在我看来，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离不开对当代思想的借鉴和反思式的运用。第三，注意对当代社会变化的研究。这个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讨论中表现为较为明显，但这部分研究在目前是最为薄弱的，这种薄弱的主要原因于，我们的学者无法从多学科之间的融合关系出发来深入到社会发展的深处。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教条的体系，而是将哲学的反思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从天上降到地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分析现实历史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哲学的批判与建构功能。马克思是这样做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卢森堡等，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讨论坚持与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就离不开对当下社会历史的批判分析，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从马克思思想处历史地、逻辑地走向当代。因为只在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地透视当代思想的真实寓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学科分化的时代，按照这种学科分化的原则，我们能真的理解马克思吗？在我看来，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中，早年学习的是法律，后来对历史学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度与青年黑格尔派交往密切，从哲学理性出发批判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构成了他最初的理论主题。经过《莱茵报》的实践之后，马克思意识到仅从哲学出发是无法真正地批判分析当下的社会，加上恩格斯与赫斯的影响，马克思从德国到了法国，开始研究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这才有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融合，即《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虽然不同的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不同的评价，在我看来，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来看，手稿的真正价值在于：如何以一种理论逻辑实现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尝试中，马克思的思想才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规定性。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不同学科之间的总体性关联构成了重要的理论特性，在这三条思路不能融通的地方，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无法得到理解。

我们以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批评为例来加以说明。批判蒲鲁东主义，这是自1846年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个批评并不是从单一学科入手的，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蒲鲁东及其后继者在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上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不是彼此无关，相反蒲鲁东的哲学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结论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此，对蒲鲁东的批评就体现了跨学科之间沟通的例证。从哲学上来说，蒲鲁东强调历史的进步，但他将这种进步置于无人身的理性之中，蒲鲁东强调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但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在哲学方法上，蒲鲁东和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2]当将现实的社会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时，即使是想彻底地变革这个社会，但最后也只是对既定的社会进行一种改良，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与蒲鲁东一样，认为分工与交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罪恶来自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里蒙提出以劳动券与国家银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策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没有意识到，交换与生产相适应，“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而只从交换层面来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只是想实现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正是资产者的幻想。这也是马克思批评达里蒙的基础。针对达里蒙的言论，马克思反问说：“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达里蒙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讨论其中的理论问题，只想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些线索交织并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研究视角，这种研究在《资本论》中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如果还是按照一种学科分化的方式来讨论，将其哲学思想归到哲学研究、将其经济学思想归到经济学研究、将其社会主义思想归于科学社会主义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就会失去，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标题中我用了“马克思的思想”，意图就在于强调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多线索的整合特性5，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要进入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实现跨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沟通。

 

二、学科整合与理论想象力

在今天强调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会遇到双重的批评：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会将这种总体性的方法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残余加以抛弃，认为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到问题的细节之中，缺乏理论的精确性，是一种无精确性的理论想象。一是来自于后现代式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会导致宏大叙事的建构，受福柯及阿多诺等人的影响，后现代思潮将这种宏大叙事与现代性发展中的权力压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总体性就是一种压制，从而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反对现代性及其政治后果。在我看来，当我们强调总体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时，并不否认实证研究的意义，同时也不否定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警醒意义，但我更认为，越是在今天，越是在强调碎片化、实证化的时代，越需要强调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这不仅因为学术发展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在于，随着社会越来越资本化和全球化，只有这种总体性的方法才能真正地提供面对这个社会的理论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正是目前理论研究中所缺少、而在理论创新中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在19世纪中期以前，虽然也存在着学科分化现象，但学科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明显的，专业化的分工还没有妨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思考，这种理论旨趣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能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说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要使哲学成为科学，但这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对既定事物的形式化的、外在的把握，事实在这里表现为既定的存在，自然科学就是将这种形式化的知识抽象为既定存在的规律，这是对事物的非本质把握。而对于哲学知识来说，“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哲学的要素是那种产生其自己的环节并经历这些环节的运动过程；而这全部运动就构成着肯定的东西及其真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想达到对社会的总体性理解，辩证法也就成为追求总体性知识的研究方法。

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化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劳动过程及社会存在也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便成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人文社会科学从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进入到更为细节化、实证化的研究，以总体性为取向的哲学理想，在“形而上学”的标签下被放逐了，这才有了20世纪初期胡塞尔的判断，即欧洲的科学与哲学处于危机之中，由这种危机导致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人的生活也处于危机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胡塞尔重新提出要使哲学成为最严格的科学。当然，这种科学不再是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代表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名称。每一个这样的价值一旦被发掘出来，就属于后继的人性的财富，并且显然决定文化观念、智慧、世界观以及世界观哲学的物质内容。”。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胡塞尔认为就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这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化之后的自觉反思，这不仅是对哲学纯粹理念的重思，而且也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反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中介，从“物化”的角度对实证研究方法作了社会历史性的批评。卢卡奇从泰勒制所引起的物化开始，进入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物化意识的批评，指出这种物化意识的基础就是将当下的社会看作是一个实证的、既定的存在，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当作自然事实，这时就只能产生一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物化意识的作用下，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不仅是相互分离的，学科之间也是相互分离的，导致了面对社会时总体性透视能力的消失，当这种能力消失时，社会的可能性发展图景也就不再存在，人也就只能成为物化结构中的物化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卢卡奇重新讨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将总体性方法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理念。

这些批评涉及到现代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越是在学科专业化发展的情势下，学科之间的整合就越来越有必要，否则我们就会越来越丧失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套用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也就是越来越失去从总体上透视这个社会的理论“想象力”。

米尔斯生活的年代正是实证社会学盛行的时代，对实证社会学的反思，他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问题，这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主题。社会科学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总体性，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实证方法是必要的，但当这种方法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在肯定实证研究方法的一般意义的前提下，米尔斯对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反思：第一，实证社会学具有抽象经验主义的特征。什么是抽象经验主义呢？“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风格经常通过诸如制订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和法则的方式，重述并采用自然科学哲学。”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分类与数据，其结果通常以统计的形式来表示。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米尔斯认为它并非植根于关于社会属性和人性的理解之中，由抽象经验主义而来的专业化，并不将社会结构的总体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关注实证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之间的总体关联。第二，实证方法的实用性特征。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都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从而将之与一定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对于这种理解，韦伯曾经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韦伯强调学术研究中的学者的理论论述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划界，从而使学术讨论更趋客观化。“由于我们原则上区别了‘价值判断’和‘经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假定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事实上存在着一类无条件有效的认识，亦即对于经验实在的整理思考。”[8]在这种认识中，他提出了“理想型”的概念。但韦伯也承认，即使是最为客观的研究，也总是与一定的价值判断相联系，所以“理想型”最后是与文化价值观念相关联的。米尔斯也强调经验认识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在实证研究中，即使是客观地选择问题，但“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在实证方法的作用下，社会学不再揭示社会总体结构，而是在这一结构之下给自己进行定位，并在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作用下，“早期中产阶级社会学改革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它分化成了不同的学术专业，另一方面，分化成为更具体、更制度化的福利活动，然而，这一分化并不意味着学术专业变得道德中立、更具有科学的客观性。”这时，社会学就堕入到意识形态之中，这正是其实用性所在。第三，科层制气质。现代学术分工与现代社会分工同步发展，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科层化时，学术分工也就越来越具有科层制特征。“目前所实践近种抽象经验主义，其存在和所产生的影响，都体现了一种‘科层制’的发展。它试图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使得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过程本身变得‘科层制’了”。社会的科层化反过来又刺激着现代社会学向专业化的方向的发展。

但社会科学的这种实证化趋势，使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实证化的工具，社会的总体性图景不再存在，社会科学也不再具有理论的想象力。“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术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关注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也包含着个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个体的统一，是无法在专业化分工的局部领域得到理解的，“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为了认识人类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在对任何要素的具体而专业化的研究中，最终要达到的是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认识，在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意识到各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的，而应当是流动的，过分强调这种学科之间的界限，就会将社会存在的总体结构划分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正是这种划分，才导致了理论想象力的消失。

想象力（imagination），这是持实证研究学者所不屑的一个词，特别是当人文社会科学将寻求永恒不变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时，想象力就被当作不真实的认识被排除了，人们重视的是信息与数据的意义。对于这种信息与数据的认识就是运用实证方法进行整理的过程，这种整理是按照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则来进行的。韦伯认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原则具有三个错误：“第一，人们认为，历史实在的‘根本’内容和‘本质’必定记录在那种理论的概念图像之中，第二，人们把它们用作历史应当塞入其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第三，人们假设这种‘观念’是处于现象变幻背后而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真正的’实在和实际的‘力量’。”在这种方法的规制下，想象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正如米尔斯所说的：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这种心智品质正是米尔斯的所说的“想象力”。“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只有存在着理论想象力，我们才能在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总体变迁之间建立联系，才可能真正地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一种视角转换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总体理解。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人们才能跳出狭隘的领域局限，从具体的知识进入到对社会生活意义的思考，这时才能与超越当下社会生活的未来建立一种联系。米尔斯结合社会学的研究说：“在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这是米尔斯在面对专业化学术分工时的自觉反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要想使学术真正地楔入到社会生活的问题，就必须从专业分化走向理论整合，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研究，理论的想象力只有在这种总体性研究中才能真正地产生出来，同样，也只有在这样的总体性视野中，专业化的研究才能真正地展开，虽然总体性并不是先验地就存在于某处。“我们应该依据尚不十分精确的总体观察选择特殊的、微少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精确的研究，从而解决与结构性整体有关的问题。”本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重新强调总体性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这种方法中，才能产生一种理论的想象力。

 

三、学术共同体与学术发展

按照我的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化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又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总体化的趋势，这种总体化的趋势在1960年代之后日益明显，在全球化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在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地看出历史向世界历史变转的发展方向，这是世界越来越走向总体联系的发展方向。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分工也越来越细，这才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化的历史动力。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却越来越一体化，只不过这种一体化是以庞大的中介为联系纽带的，学术的专业化更多是在这些中介层面完成的。在194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已经日益明显。比如在对消费社会的讨论中，哲学、经济学、符号学、媒介理论、社会学等学科就已经融合在一起，消费本身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新一轮的社会整合作用。这种总体化的关联，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卡斯特在讨论全球化时，从信息的视角指出：“构成新而令人困惑的世界的所有主要变迁趋势，都彼此关连，而且我们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面对后现代文化所强调的理性的终结与碎片化，卡斯特的《信息社会三部曲》旨在重申理性原则，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揭示全球化时代社会碎片化中的总体性关联，这种新的技术革命他称之为“信息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反而应该重申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

这种总体性，我将之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总体性，这是强调学科专业化分工情况下的相互联系，没有这种联系，就无法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理解。一是作为从总体上超越当下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意义上的总体性是未完成的，指向社会生活的未来向度，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意义。在本文中，总体性主要指的是前一种含义。由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要想重新贯通所有的学科，就像黑格尔那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这个社会也很难培养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方法就无法达到，在个人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集体完成，所以在今天，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对学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作为一个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共同的研究纲领。法兰克福学派自成立时就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当霍克海默接任研究所所长时，就更为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前身是韦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作周”，在1922年韦尔提出的研究方针是：总体地认识和理解从经济基础到制度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强调研究工作独立于任何政党与政治的考虑。在方法上，强调多学科之间的交融。1923年在德国教育部的支持下，社会研究所成立，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所长，提出了以“批判理论”为研究纲领的主张。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相对立：一方面针对当时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方法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反对正统的研究，从而达到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一主张下，强调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的思考与反省，从而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富有理论想象力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才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第二，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不仅是各专业领域的专家，而且相互之间在研究方法上能够相互沟通，相互支持，从而能够超越专业界限，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透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中，有经济学家波洛克，有哲学家阿多诺，有精神分析学者赖希、弗洛姆，有政治哲学家纽曼，还有大众文化研究的开拓者本雅明等，这些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专攻，但又有着相互的理论了解和支持，这才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从总体上能够纳入到整个研究计划的理论成果。在现代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学术群体的相互支持是实现总体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条件。

真正的学术不是对事实的简单记录，而是对事实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学术本身就是思想。这些年来，国内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学术与思想分离开来，一旦这一点得以实施的时候，实证的方法就必然流行，总体性的研究思路也就必然作为虚幻的宏大叙事而被抛弃，学者也就越来越成为事实的附庸。重申总体性的研究方法，这是打破现代专业界限，达到对社会生活总体透视，恢复理论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