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都呈现出持续升温的状况。“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这一标题，从表面看，似乎属于宏大叙事类的选题，似乎要提供有关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形态、研究范式、解读模式、路径、理路等问题的概括和比较。然而，我在这里并不想在已有的各种概括的基础上再提出一种新的概括，而是想深入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思路或路径之间去揭示一下目前的研究进展、问题和未来可能的趋势。
这一想法的形成收益于著名的“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启发。构想和创意于美丽的镜泊湖畔的“马克思哲学论坛”业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权威性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平台。作为论坛的倡议者之一，我参加了迄今为止已经举办的全部6次论坛，近来静坐下来重新研读前6届论坛的文集，不仅沉浸在许多历历在目的理论场景，而且，在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基本演进脉络中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的阐释结构。可以断言，这一阐释结构不仅是马克思哲学论坛本身的运行机制，而且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逻辑的基本缩影，因此，值得我们去认真揭示。
一、业已展开的阐释结构
马克思哲学论坛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学术论坛，每一届依托一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其选题往往是承办单位的学术研究特色同当前的理论热点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协商的产物。一般说来，这种学术论坛的主题选择和安排总会带有一些随意性和偶然性，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前6届论坛的主题不知不觉间已经构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比较严谨的阐释结构。概括起来说，第一、二届论坛以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马克思经典思想的阐释两个端点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的阐释维度；而第三、四、五届论坛则通过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两个侧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的现实建构维度。第六届论坛实际上是在这一业已展开的阐释结构中对于现代性这一焦点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对上述阐释结构的历时维度和共时维度稍加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的阐释维度。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落脚点和宗旨；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革命变革”，这是关于马克思经典思想阐述的核心内容。两个主题的内在有机关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性阐释原则：张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而准确把握马克思的经典思想，包括对马克思哲学的细致的文本解读的宗旨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为主题，使论坛从创办伊始就把握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落脚点和准确定位。应当说，这一理论落脚点和基本定位是由马克思学说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无论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旨趣，还是我们自觉接受马克思学说的缘由，都不是纯学理问题或理论理性的问题，都不是对于某种给定的、完备的知识体系的关注。我一直强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给定的知识体系，不是一种外在的理论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已经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的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显然，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因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当代价值”不是附加到他的理论之上的东西，而是他的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正因为如此，吴晓明教授准确地指出，“事实上，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揭示其当代意义，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几乎每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实践家都首先切近地关注并力图充分地把握这一主题。”[2]
应当说，在马克思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这一根本问题上，出席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学者都给出了明确的肯定的答案，并且从不同侧面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孙正聿教授认为，“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使命与价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时代精神。”[3]王南湜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至少包含三个方面，或者说有三重意蕴：思维范式的当代性，作为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批判功能方面的当代性，以及作为中国哲学重建之重要理论资源的当代性。”[4]还有一些学者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视为“一种不断生成的‘可能性’”，“一个开放的、可期待的思想视野”，“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等等。[5]
在确定了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这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落脚点和宗旨之后，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立即向回追溯，探讨“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革命变革”，回到马克思的本真的经典思想这一主题上。实际上，在第一届论坛上，有些学者在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时，已经把准确把握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视作发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重要前提。刘怀玉教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重建派”和“语境回归派”，他指出，“回到‘历史的马克思’是理解‘当代马克思’的解释学前提；历史地理解马克思是当代性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前提。”[6]张一兵教授则在《“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文本学的解读模式。他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是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 [7]
其实，无论争论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本体论的问题，还是从实体、关系、社会、生产、生存、实践等不同视角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界定为物质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广义生产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或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的各种观点，所涉及的都不是一个具体的知识点的判定问题，而是通过文本解读和历史回溯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经典思想和本质精神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学说是否具有当代价值的根本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判定马克思哲学是建立在某种实体形而上学和实体本体论基础上的知识体系的话，它通过与新时代相互作用而生成当代性的可能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因此，我在《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一文中提出，“在哲学的演变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本体论范式：其一是以过去为定向的、还原式的、决定论的本体论范式；其二是以未来为定向的、开放式的、生成论的本体论范式。”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超越以过去为定向的、还原式的、决定论的传统本体论范式和确立以未来为定向的、开放式的、生成论的本体论范式的哲学转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8]欧阳康教授清楚地指出，“马克思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和超越，不是处于纯粹的理论思辨或哲学遐想，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实践，浸润着强烈的价值取向┄┄立足现实生活实践追寻终极存在、终极解释与终极价值，实现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这是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显著特点”。 [9]显而易见，第一、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主题的相互关联，明确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开新”的历时性阐释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的现实建构维度。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落到实处，应当体现在如何面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根本问题上。20世纪开元以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今天我们生存在一个多元差异，又彼此生存攸关的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中国人生存最切近的语境而言，我们必须面对两大现实：一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及其通过全球化进程对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二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选择和社会发展路径。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的主题、第四届论坛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主题和第五届论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主题，刚好从两个侧面直接切入中国人生存境遇中的这两大现实，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的现实的建构维度，从两个侧面张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涉及众多的人物和流派，一直延伸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表面看，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在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正如赵剑英教授在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开幕词中所断言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家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批判精神；他们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密切关注人类的境遇和命运，创造了多种哲学概念、社会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用这些‘批判的武器’，对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本质、结构、特征及人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揭示。”[10]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各业人士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现代阐释与建构的另一个侧面是通过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思考而展开的。第四届论坛直接以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为主题切入了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看到，现代性问题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而是众多问题的集中体现和聚交点。我在论坛上提出，“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洞察到，我们面对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11]现代性问题的明确的课题化不仅把中国的问题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为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在中国语境中的真正展开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附着点。赵剑英教授在本届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或者说两大研究语镜，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中国的现代化”。 [12]
对以现代性为焦点问题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反思，在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那里以更加明确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是前几届论坛所开辟的研究主题的必然延伸。孙麾教授在第五届学术论坛的学术概述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一些具有研究范式和创新路径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构成了一种前提性的批判，为提出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条件”。 [13]同时，这一主题也是马克思哲学论坛逐步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的基本完成，“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真正落脚点。柯锦华教授在第五届论坛闭幕词中已经自觉地谈到这一点：“讨论的话题无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还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也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问题研究，其理论旨归均指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而今天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关注‘中国问题’尤其是当下的‘中国问题’”。 [14]
可以看出，前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纵横两条坐标线，即“历时的阐释维度”和“共时的现实建构维度”，建立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阐释结构。虽然每一届论坛的主题的选择和确定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但是，构成阐释结构的纵横四个主要坐标点能够在前五届论坛中就迅速地、明确地建立起来，则不再是偶然和随机的事情。这表明，马克思哲学论坛建立起的阐释结构并不是论坛本身特有或独有的，而应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般性的阐释结构，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应当自觉地思考的阐释结构和逻辑思路。此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主题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及今后将继续举办的论坛，都实际上是或将是在这一总体的阐释结构中，对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二、内在的“破缺”和“脱节”
或许人们会说，上述概括的由马克思哲学论坛所展开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并不复杂，也并不是一种新发现。的确如此，对于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历史穿透力的马克思学说，这样的阐释结构应当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就会发现，问题并不简单，更远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实际上，从理论成果的角度看，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阐释结构并没有导致预期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换言之，虽然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水平。因此，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关于这一阐释结构的一般性描述，而应当深入分析它的内在状态和在其理论研究中的应用状况，以期说明为什么合理的阐释结构并没有导致丰硕的理论成果。
全面梳理和分析前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学术论文，以及其他相关理论成果，我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由马克思哲学论坛所展开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目前只是初步地、外在地得以确立和展开，尚未形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和活力的完善的阐释结构；同时，这一阐释结构并没有为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普遍地、自觉地遵守。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加以分析，特别应当对这一阐释结构在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加以对比，从而找到其中的问题所在。
一种富有活力和创新力的理论阐释结构决不会是几个理论坐标点的松散的排列和静止的描述，而应当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富有张力和理论穿透力的动态的理论范式。具体说来，我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对合理和完善的阐释结构想象为一张已经张弦的“弓”或“弩”（如图 ）：我们用“箭杆”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的阐释维度，其箭镞（箭头）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箭杆的另一端，即“箭羽”代表了马克思经典思想的文本解读；我们继而用“弓臂”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的现实建构维度，它的两端分别代表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两个侧面。不难看出，构成这一阐释结构的纵横四个坐标点不是彼此分立和松散排列的，而是通过“弓弦”把“箭杆”（历时维度）和“弓臂”（共时维度）相互拉扯成一个富有张力的有机的运动整体。其中，“箭头”（当代价值）无疑是整张弓箭的核心和力量交汇点，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其射程和力度取决于箭杆向后的合理拉伸（而不是无限拉伸），而箭杆的合理拉伸又受到弓弦和弓臂两端的张力所制约。这样一来，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的真正发挥就取决于马克思经典精神的文本解读和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两个现实指向，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具有内在张力的合力。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结构的这种合理的“应然状态”相比，目前研究状况的“实然状态”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其根本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研究中，构成基本阐释结构的纵横坐标系的四个坐标点，即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文本解读、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还是彼此分立和松散排列的，并没有通过富有弹性和韧性的、强有力的箭杆、弓臂和弓弦而形成富有张力的有机的运动整体。有两种现象加剧了这一状况：一是我们许多研究者常常喜欢固守这一阐释结构中的某一坐标点，而忽视甚至轻视其他坐标点的价值和意义；二是许多理论评论家常常习惯于把位于这一阐释结构不同坐标点上的研究概括和整理为几种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研究派别、理路、路径、形态等等。可以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破缺和脱节，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的阐释维度上，存在着“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实际上，这二者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缺少以马克思经典精神的文本解读为基础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阐发往往缺少对于重大问题的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而脱离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批判指向的单纯文本解读则容易变成没有现实力量的，纯学术的逻辑推演。很多学者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欧阳康教授在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就指出，“‘回到马克思’作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种普遍呼吁，表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立在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基础之上的共同愿望。”然而，“‘回到马克思’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和手段。”[15]在实际的研究中，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也是很多研究者的追求，并且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脱节”的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目前的理论文献中常常看到这两个端点或坐标点之间没有任何拉力和有机联系的，背道而驰的两种反方向运动：一方面，在目前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中，一定程度存在着“为解读而解读”的现象，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本解读迷信”，把文本解读复杂化、晦涩化、神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一端，则存在着许多没有文本依据的似是而非的、外在附着式的、贴标签式的、表层类比式的“理论联系实际”。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的现实建构维度上，存在着“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弓臂”上不可分割的两个端点。具体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很多人也在努力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统一起来看，但是，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情形是：两批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分别地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有很多，例如，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分野和彼此的成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脱节，等等。其结果，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
其三，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中，最大的“破缺”是理论研究的深层的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缺失。这一阐释结构的内在问题，不仅表现在“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更重要地表现在，分别站在这一阐释结构纵横四个坐标点之上的不同理论研究者实际上大多都不同程度地被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所左右，都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抹杀生活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多元差异性，而落脚于普遍的、宏大的理论结论和范畴。我在很多地方都断言，中国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还没有真正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转变。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分析作为形而上学重要表征的同一性思想和意识哲学时，曾具体描述了意识哲学强调“多源于一”、“同一性先于差异性”、“追求一和全的整体性思想”等特征，特别指出，“在现代意识哲学中，理论生活的独立性升华成为了一种绝对自明的理论。”[16]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这种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通常表现在，一是把现成的理论结论和普遍的原理置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之前和之上；二是无论面对理论对象还是实践对象，都注重普遍性和同一性，而忽略和抹杀差异性，例如，人、实践、现代性、生活世界这些重要的实践课题往往被抽象化和普遍化为关于人、实践、现代性、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理论范畴；“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成为“回归生活世界范畴”。具体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关于中国问题还是世界问题的思考，都常常带有深刻的抽象化和普遍化的特征，而缺少对于这些问题的真正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考察；在关于马克思经典思想的文本解读中，虽然很多研究者强调要重建文本的历史语境，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历史和实践内涵的理解同马克思的深度和广度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可以断言，生活世界和人类社会运动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缺失，是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严重的问题。
三、理论研究的范式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我的基本判断是：由“马克思哲学论坛”已经展开的基本研究脉络和理论逻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合理和完整的，也将是行之有效的阐释结构；然而，这一阐释结构只是初步地得以展开，还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破缺”和“脱节”，远远没有导致人们所期待的丰富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因此，需要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对于这一阐释结构的自觉和持之以恒的坚持，需要我们自觉地推动这一阐释结构的自我完善，并在更多的维度上对之加以丰富。这显然需要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努力。在本文，我只想说明一点，即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结构的自我完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论研究的范式选择或范式转换。关于哲学范式问题，我在这里不想重复我在多篇文章中所表述的关于范式转换的重要性的论述，以及从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回归的观点，[17]而想就如何从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完善我们业已初步形成的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谈两点具体的想法。
第一，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结构不同坐标点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从上述关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的内在缺陷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完善这一阐释结构，首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张扬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批判的和开放的视野，在人类的现实的实践、历史、生活世界的背景中，改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结构的四个主要坐标点，即“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历史文本解读”、“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相互间彼此分立的、外在松散联合的状态，将之建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富有张力和理论穿透力的动态的理论范式。
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找到具体的路径，其根本点在于：我们既要把上述阐释结构当作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逻辑思路，还必须使它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原则。具体说来，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当局限于上述阐释结构的某一坐标点，更不应当把某一坐标点孤立起来或绝对化，而应当学会在四个主要坐标点的相互关联中开展理论思考，学会使马克思经典思想的历史语境与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相互关联中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虽然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在几个方面都能成为专家，但是至少要努力学会在这一阐释坐标系的内在有机联系中深化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同样，我们的理论评论家也不应该继续原有的思路，把位于这一阐释结构不同坐标点上的研究并列地概括和整理为几种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研究派别、理路、形态等，而应当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阐释结构的视角去评价不同的研究成果。
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解决其他哲学学科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的学科体系的重要缺陷之一便是把统一的哲学学科严格地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等八个独立二级学科。我们承认，哲学在不同地域和人的不同活动领域中会展示出各具特色的理论视野，但是，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化身和精华，其各个方面从总体上是不能断然分割的整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彼此断然分裂的不同哲学学科，无论各自如何努力，所得到的结果都往往是缺少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支离破碎的知识，而不是关于特定时代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有机的文化批判。因此，哲学只有消除内在的四分五裂的状态，才能真正回归生活世界。
第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要推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走向完善，不仅要关注四个主要坐标点的内在有机联系，更重要的是必须防止在任何方面把把马克思的哲学变成抽象的、普遍的理论结论的集合体，而是要使之成为包含着“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化精神。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恢复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在的、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人们都承认，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必须指出，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原理和结论对于现实问题的外在关照或贴标签式的比附，而是使马克思思想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世界和人类社会内在的、活生生的文化批判精神。
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同样可以找到具体的路径。我们必须突破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不再把哲学研究当作从古希腊或先秦到近现代的逻辑范畴体系的依此理论推演。在某种意义上，哲学研究应当把哲学思想史中这种所谓内在的、必然的逻辑线索“悬置”起来，而回到理论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求哲学研究者也去开展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或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而是希望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从中吸纳实践哲学所不可或缺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从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方许多哲学研究的重要差异：西方许多大哲学家的哲学研究具有丰富的文学、历史、宗教内涵，或者同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我们大多哲学研究恰恰是抽掉了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纯粹理论逻辑体系。这不是一般的理论偏好和枝节性的差异，而是不同哲学范式的差异。因此，我主张，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应当进行具体的文本解读，而且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解读；不仅应当研究哲学史，更应当研究其他学科史。进而，我们不仅应当阅读宗教学说史，更应当阅读宗教史；不仅应当阅读文化学说史，更应该阅读文化史和文明史；不仅应当阅读伦理学说史，更应当阅读道德演化史；不仅应当阅读思想史，更应当阅读现实的历史，等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我想，我们笔下的人、实践、国家、生活世界、现代性决不会是中世纪绘画中的灰色的抽象的人物，而会是文艺复兴时代绘画中的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物。
其实，这条路径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马克思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可以断言，从本质精神上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根本上反对意识哲学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去剪裁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反对把历史的内涵简单化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经济、技术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反对运用几个决定性因素把历史描绘成一种类似自然的线性决定过程。它充分肯定历史的多样化内涵，肯定历史发展的多样化道路，把探究的视野从经济、技术等几个关键性因素扩展到政治、文化、价值、日常生活等人的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我们都记得马克思曾经强调理论的力量，但是，他决不是强调抽象的理论力量，相反，他对德国哲学的抽象病和思辨病深恶痛绝。马克思断言，“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8]那么，人本身是什么？肯定不是抽象的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人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9]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关于实践的各种历史形态、不同时代技术和工具的变化、各种所有制的形态、国家和法的各种具体表现，以及关于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批判。直至晚年，马克思还在大量阅读原始公社所有制和史前时期的史料。如果以马克思作为镜子，我们的确可以照出自身的理论缺陷，可以完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可以期待哲学研究的真正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
【注释】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