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体间的交往问题正在悄悄地成为我国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化。因为，从理论上看，只有建构起合理的交往范式，才能真正发展起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统一为基本内涵的实践哲学；而从实践上看，随着困扰人类的物质匮乏问题的相对缓解，通过语言等中介建立起的主体间性结构在未来人类生存中将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然而，目前关于交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本停留于对交往范畴的理论地位的一般论述。其主要局限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交往的理解主要局限于与社会生产相关联的发达形态的社会交往，而忽略与个体生活相联系的自在的、日常的交往，由此，人们没有能够对交往的类型、结构、图式和机制等问题进行微观透视；另一方面，在交往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尚未重视引入历史维度，以揭示人类交往迄今为止的演化进程。
笔者认为，把日常交往问题引入我们的研究中，在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对比之中探讨交往问题，可以使交往问题研究走向深化，为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提供一条积极的思路。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整合涵盖了人类交往的全部领域，这将为我们研究交往的类型、结构和图式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另一方面，从日常交往到非日常交往的发展是人类交往的历史演化的主要内涵。基于此，本文将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作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双重研究。
一、共时态研究：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划界
正如许多论者业已指出的那样，“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是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凭借语言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共主体性或互主体性，它反映的是“主体——主体”结构。所谓交往，简而言之，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这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清楚地昭示了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
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交往活动同以主客体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同动物开始区别的标志，“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实际上，人与自然客体的交互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彼此分离、彼此无涉的系列，在人的存在领域，自然客体构成人与人交往的重要中介之一，即是说，人常常通过占有或加工手边的物而发生关联；同时，进入人的实践领域的物也以人际交往为中介，重构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生成为人化自然。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交往在未来人类生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世纪的人类逐渐培养起一种自我批判的理性，正在逐步纠正物质资料生产片面发展所导致的对人际交往的损害和“主客关系”对“主体间性”结构的消解，当代的技术和理性批判思潮就表明了这种意识。
因此，我们不应停留于对交往的一般宏观把握，而应对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交往进行具体的微观的透视。由于分类标准、尺度和视角的不同，我们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交往。例如，从交往媒介的不同，可区分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从交往主体自身的特征，可区分为个体交往和群体交往；从交往主体的地位来看，有平等交往与不平等交往；从国家或民族的时空阈限来看，有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此外，不同活动领域有不同的交往，如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等等。笔者认为，在对交往的所有分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划分。因为，二者的整合可以涵盖交往的全部领域，而且将为透视交往的结构、交往的历史发展等等提供一个合理的视角。
对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的划界应当首先从对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界定开始。这里要引进一种透视人类社会的新视角。以往我们主要关注如何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很少关注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领域。实际上，日常生活世界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类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它曾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结构是从原始日常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并逐步发达起来的。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个人生活领域退隐到背景世界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社会的潜基础结构依旧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从文化层面左右着人的活动方式。因此，如欲对人类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运演有总体性的把握，就必须引入日常生活的概念，从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相互关联的视角去建构社会历史理论。
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代表着个体再生产领域，而非日常活动则构成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领域。日常生活作为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和要素的总称，一般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交往活动，以及伴随着各种日常活动的日常观念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一般表现为一个未分化的、自在的、自发的、以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为基本活动方式、自然而然地运转的领域。而非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化等社会大分工，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等因素而逐步建构并日渐发展起来的。它一般由两个基本层面构成，一是社会化生产、经济、政治、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或大规模的社会活动领域，二是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生产领域或人类知识领域。显而易见，非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充满竞争但也充满创造性的世界。
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简要界定，我们为界定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提供了基本的坐标系。简而言之，日常交往就是日常生活领域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而非日常交往则是非日常生活领域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当然，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这种界定还是初步的和表面的，我们可以从交往的空间规模、交往主体的特征和交往方式的特点几个方面对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进行对比性界定，这不但会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这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交往的一般结构和特征。
第一，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空间（规模）特征。日常交往是在相对封闭和狭窄的空间中进行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而非日常交往则是在日渐开放、日渐拓宽的空间中展开的交往活动。如前所述，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封闭的特征。与此相反，非日常交往活动则呈现出开放的特征。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世界的一体化进程，非日常交往的空间呈现出日渐拓宽、开放和发散的特征。从最基础的生产领域或劳动场所中的交往开始，我们按空间规模的拓宽和递增，可以依次择其要者列举出经营管理中的交往，区域商品流通中的交往，区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超越国界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等的交往。在这里，非日常交往的空间几乎可以拓展到地球的所有部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地球不会是非日常交往的最终的空间阈限。非日常交往的开放性同日常交往的封闭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主体特征。交往所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交往中所展开的不是“主体—客体”结构，而是“主体—主体”结构。因此，在研究交往问题时，要特别考察彼此进行交往的主体的自身特征、彼此关系或地位。就主体特征而言，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至少有三方面的差别。
差别之一表现在交往主体自身的构成上。一般说来，日常交往主要表现为个体交往即单个人之间的交往，如夫妻、父子、兄弟、朋友、邻里之间等，充其量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的交往。而非日常交往则往往表现为具有自觉性质的社会交往，其交往主体既可以是个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作为个体的交往或工作场所中单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可以是团体、组织、单位、国家等等之间的交往。因此，日常交往主体的构成相对狭小和单一，而非日常交往主体的构成相对复杂和多样。
差别之二表现在相互交往的诸主体之间的关联上。一般说来，日常交往的主体相对固定，通常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亲属和具有地域关联（生活在同一天然共同体中）的邻人、朋友之间的交往，而非日常交往的主体常常处于变易之中。除了同一工作场所中主体间的交往相对固定外，其他的非日常交往，如商品交流、政治交往、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各种交往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关联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差别之三表现在交往之中的诸主体的相互地位上。无论在日常交往还是非日常交往中，都存在着平等交往与不平等交往两种类型。迄今为止，自由平等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理想，它的实现受很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在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中，主体不平等地位的立根基础有很大的差别。日常交往主体的不平等反映了一种自然原则，它主要是以血缘关系和自然分工为基础。而非日常交往主体的不平等体现着一种社会原则，它主要以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等级关系、从属关系、剥削关系等等。因此，日常交往的不平等具有自在的性质，而非日常交往的不平等具有异化的性质。
第三，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活动图式的特征。应当说，对于交往的最内在的和深层次的界定是对交往活动的基本图式或方式的把握。在这方面，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有着本质性的差别。
一般说来，日常生活是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而非日常生活则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在典型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必提出“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而是凭借着人们世代自发地继续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等而自发地活动；而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精神生产等非日常生活领域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则总是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离不开科学逻辑和哲学逻辑。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方式直接体现了上述日常活动图式和非日常活动图式的本质差别。日常交往方式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决定或制约，一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惯、风俗、给定的经验、自在的活动规则等，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之上的天然情感。同样，非日常交往方式也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自觉的法律和各种组织规章制度，二是超越情感倾向的理性。显而易见，从活动图式上看，日常交往具有自在的、自发的和非理性（情感）的色彩，而非日常交往则具有自为、自觉和理性化的特征。
二、历时态研究：从日常交往向非日常交往的嬗变
通过上述逐层次的分析界定，我们对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的把握由抽象逐渐变为具体。如果我们将上述关于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的横向比较分析转变为历时态探讨，就可以从中揭示出人类交往活动演进的一条基本线索。
人类交往的发展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的角度透视人类历史的运行机制，就会发现，人的世界的历史建构是循着一条从日常到非日常的基本途径而推进的。我们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古代文明时期的原始交往。这一时期人类交往活动的特点表现为交往的原生态，即日常交往涵盖了全部交往领域，而交往的次生态即非日常交往尚未开始建构。因此，原始交往本质上是个体间自在的、直接的、带有血缘和情感色彩的日常交往。
整个原始世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一方面，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低下，原始初民把全部精力投放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这些带有强烈自然色彩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自然的阻隔和交通技术与能力的低下，使原始初民终生被封闭在家庭和天然共同体中，他们从生到死都在熟悉的直接环境中与那些同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直接情感的人们进行交往，而调节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尊卑长幼这些自然因素。即使在原始社会成熟时期和发达时期所出现的原始氏族、部落等组织也只是血缘家庭的放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同时，在扑朔迷离的原始神话的表象世界中，也只有建构朦胧的类意识和自我意识，而没有自觉的精神生产活动。所以，在古代原始文明条件下，非日常的有组织的社会交往和理性化的自觉的精神交往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第二，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交往。这一时期人类交往活动的特点在于从交往的原生态即原始日常交往中开始分化出非日常交往，即交往的次生态。但是，日常交往依旧在全部人类交往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此时相对不发达的非日常交往还带有宗法伦理交往的特征。
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同时也是原始日常生活世界的分裂，它开始了人类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导致政治活动领域和超日常的经济活动领域的建构，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工导致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的发展。相应地，人的交往不再囿于家庭和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他们可以进入非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超越血缘关系的非日常交往。王朝的更迭、帝国版图的拓宽、人类知识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这一切都为了提供了较原始日常生活世界更为宽广和开放的非日常的交往空间。
但是，对于农业文明时期的非日常交往的地位，我们不应估计过高。一方面，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都相对不发达，只有封建统治者、各种官吏、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等少数人才能进入非日常生活领域，而大多数人依旧像原始初民一样终生逗留在天然的和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另一方面，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也分沾了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性或自在性的特征，其社会关系带有强烈的宗治伦理色彩，构成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核心的君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或类推。因此，这一时期的非日常交往同样带有很重要的自然和自在的特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和法制化的非日常交往。
第三，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交往。这一时期人类交往活动的特点在于，非日常交往开始在人类全部交往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日常交往退稳为私人活动领域。
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剧烈的转折，一次空前伟大的进步。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斩断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人身依附，把农民从封闭的田园生活中驱赶出来，把他们逐出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抛入一个充满竞争、充满邪恶但又充满创造机遇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之中。非日常生活领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从原则上讲，所有人都有机会走出日常生活世界，进入非日常的关联之中。不仅如此，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工业文明两大主导精神的技术理性（以及科学思维）和人本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图式，使人开始从自在的重复性思维向自为的创造性思维跃升。相应地，传统交往中的宗法伦理色彩和血缘情感关联开始消解，理性化的和法制化的非日常交往日渐发达。在这种条件下，日常生活世界的领域急剧缩小，被挤到背景世界之中，而传统的日常交往也相应地退隐到轰轰烈烈的非日常世界的背后，成为狭小的私人领域。
通过上述关于原始交往、传统交往和现代交往的简要分析，我们揭示了人类交往迄今为止的基本演化趋势，即从以日常交往为主的格局嬗变为以非日常交往为主的格局。这一从日常到非日常的总体演化趋势包含着许多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展开的具体内涵，深入揭示这些内涵，对于把握社会关系的演进和人类历史的运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提及演化总趋势中包含的几个具体走向。首先，从日常交往向非日常交往的演进，表明人类交往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原始交往经过传统交往到现代交往，交往的范围日渐超越日常生活的阈限，呈开放式拓宽的态势，交往规模日渐增大。其次，人类交往在活动图式方面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如前所述，日常交往主要依据自发的传统、习惯、经验，表现为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自在运演；而非日常交往则遵循自觉的理性、法律、规则和规章，表现为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自觉操作。再次，人类交往的基础从情感或非理性走向理性。日常交往的基础是血缘和天然情感关系，而非日常交往则以理性和逻辑消除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主体间交往的过分制约，从而赋予交往主体和人类社会以创造性和内驱力，成为现代社会高效率的源泉。
三、价值学思考：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和谐统一
通过对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分析，我们基本确定了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存状态中，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是分类学意义上两种最基本的交往活动，二者的整合涵盖了交往的全部领域；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呈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交往形式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的态势。当然，任何时候，交往的演化都不会以非日常交往完全取代日常交往而告结束，这两种交往活动将与人类共存，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是人类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
我们的分析不应就此止步，还应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共存的格局和从日常交往向非日常交往的演化趋势做出价值学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不仅有助于人类理智地反思迄今为止自己的交往历史，而且有助于人类自觉地调整未来的交往关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或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研究尤为必要。因为这些国家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出现交往行为方式的重大转变。如何建立合理的、平等的、民主的和法制的交往模式，已成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从人的存在条件的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健全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日常交往自身或是非日常交往活动，还是从日常交往向非日常交往演化的历史趋势，其价值内涵均不是单一的，都具有双重性，具有正面和负面效应。对此，我们可以略加展开。
首先，以血缘关系和情感为基础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交往的确具有保守性和惰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过程中以理性和法制为基础的自为自觉的非日常交往取代日常交往的主导地位成为人类主要的交往形式，无疑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传统日常交往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主要根源于它的血缘和情感基础以及传统、经验、习惯、常识等自在的活动图式。当这种封闭的和狭隘的日常个人交往在人类交往中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时，必须带来阻碍个体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消极作用。一方面，这种狭隘的封闭的交往无法形成社会化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依据血缘、情感、传统、习惯等自然尺度的日常交往不利于形成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这两方面因素都极大地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这种意义上，非日常交往取代日常交往成为人类的主导交往形式，这一事实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商品交换和劳动力的自由出售，传统日常交往中的天然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被斩断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进入不同的社会分工位置，在非日常生活领域依据理性规则建立起日趋平等的人际关系。这种非日常交往极大地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并有助于形成社会化的共同的生产力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一方面的发展还远未完善，原则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是有目共睹的，而非日常交往的发展无疑为生产力的这种高速发展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又绝非如此简单。日常交往不只具有保守和自在的消极内涵，而且同时具有为人提供安全感和情感世界的积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看，非日常交往迄今为止对日常交往的超越与取代在带来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效率和人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交往的异化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的失落。因此，从日常交往到非日常交往的演化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日常交往给人带来人之生存所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提供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情感世界和理所当然的自在的价值世界。这些都使得艰难的生计变得可以容忍，变得有意义。
当依据理性、自觉的规则和法律而展的非日常交往剔除了主体间交往中的血缘关系和情感因素时，人在开放的交往中获得了创造性的空间。但是这种理性化和规则化的交往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使人处于焦虑不安和孤独之中，处于充满竞争、充满偶然性的不安定的世界中，失落了昔日自在的情感世界和价值世界。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现代发达国家中人际交往的抽象化和异化。在高度理性化和自动化的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把一切东西抽象化和数字化的趋向，人也被抽象为自律运转的庞大的技术体系上的零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不是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而是作为抽象的零件、符号或实体进行交往。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主体间交往的异化，交往的一方不是把另一方视作与自己相同的主体，而是视作客体、物、抽象的实体而与之接触。因此，这种高度非情感化的和理性的非日常交往在带来巨大社会效率的同时，也使当代人陷入了普遍的异化之中。
综上所述，最合理、最理想的交往模式是促成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建立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相统一的交往模式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课题，这里只能指出二者相互统一的基本方向。首先，应当充分发挥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各自的优势和积极的价值内涵，使人既能在充满竞争又充满创造性的非日常交往世界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和创造力，又能在日常交往的情感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进而，应当逐步消除迄今为止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的历史分裂，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应当自觉引导科学思维、技术理性、人本精神等创造性思维向日常交往中渗透，使人逐步超越传统日常交往的重复性、自然性、自在性的图式。同时，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中适当地考虑人的情感、需求等非理性因素，以消除非日常交往中人际关系的抽象化和异化，从而使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都能遵循真善美、知情意相统一，理性和情感相统一的原则。
显而易见，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只是生产资料生产的简单增长，同时必须有人际交往关系的优化。只有当物质生产的发展不断促进平等的、健全的主体间交往模式的建构与完善，才有希望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会使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
（原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