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使现代化成为一切不发达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的发达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效应，使生存于技术世界中的现代人面临着受自己的造物之统治的历史困境和文化危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技术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和文化思潮对现代人的这一生存境遇和文化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和批判，从不同视角建构了各种文化批判理论。这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占据了十分独特的和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其中包括众多的理论流派，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等等。这些流派尽管有许多差别，但都以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为自己的哲学主题，致力于批判和超越现代人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困境，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依据，建立起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我国学术界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有关这些流派和学说的性质的争论以及一些具体理论观点的评介，而较少对其文化批判理论作总体性把握。因此，全面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正确把握和评价新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这种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
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立足点和基础的。不同流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异化理论视作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卢卡奇根据《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思想而提出了物化理论，其他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则直接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了异化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入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之一切造物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此而形成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这样，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化层面上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等。其中，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等，构成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主题，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对此都做了各种探讨，而其中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分析最具代表性。我们可以以这两个流派的观点为主要线索，揭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主题。
（一）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是20世纪哲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有两种基本的见解，一种观点在中性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将之界定为特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观点、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即各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思想。这种观点所批判的往往只是特定阶级的特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另一种观念则对意识形态本身持批判态度，如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韦伯、曼海姆、西蒙等人都认为，意识形态是特定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是替现状辩护的“虚假意识”。在这一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持后一种态度，他们从异化理论出发，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了文化批判。
首先，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通过美化现实生活而替现状辩护，它与现状认同而不是超越现存世界。
对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论述。阿多尔诺认为，一切意识形态的产生都是为了压制和管制人的本能，以建立一种社会同一性。然而，个人之间实际上最极不同一的，意识形态所希冀的社会同一性实际上是虚假的。因此，他得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和“谎言”的结论。阿多尔诺和其他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还特别分析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主要不是通过宣传和灌输，而是通过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行使欺骗功能，它以消遣、娱乐、舒适的生活等为手段来掩饰现存社会的内在冲突和分裂，例如，它可以通过电影等大众传媒手段为人们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幻影，从而为现实辩护。弗洛姆也认为，“人自觉地思考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是虚假的意识，是意识形态和文饰，人的行动的真正的动力是人所意识不到的。”[1]
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等人都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践派哲学家日沃基奇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和虚假特征。他指出，“统治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指这样的意识，根据它，现存的现实，现存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唯一可能的现实。这种意识否定了现存和扬弃现存的可能性之间的本体论差距。统治的意识形态表明了那些管理人的现存社会关系、机构和力量对人的制约性。它通过自己的论述、规范、象征、行动规则等达到把个人和社会集团从行为上纳入现存现实的目的。”[2]
其次，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意识形态不仅是具有欺骗功能的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力量和操纵力量，一种扼杀人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异化力量，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大众文化手段来操纵人们的生活，从而消解人对现存世界的超越维度。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完全成了扼杀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性的工具，它渗透到生产过程和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大众传播和交通工具、丰富的生活用品、具有非凡魔力的娱乐和信息工业产品，使自己所携带的训诫不再作为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3]弗洛姆在同样的意义上指出，现代人生活于充斥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世界中，“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4]
基于上述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理解，新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要消除意识形态这一异化力量对人的统治，要超越意识形态统治所造成的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平面文化模式，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性，唤醒人内在的自由、创造性和超越维度，从而使人接受一种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实践派哲学家日沃基奇明确指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有通过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才有可能。这一终结必须理解为……人的自我觉醒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增长的时代。”[5]
（二）技术理性批判
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即逻各斯)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在近现代，这种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可以凭借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来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最终解放和完善完满。这一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展的主要文化支撑力。
然而，在本世纪，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开始发生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同时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人的解放，相反，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维度而陷于深刻的异化之中。在这种背景中，对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文化批判思潮开始兴起。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齐美尔对现代技术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等，都是这一思潮的重要表现。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为全面与深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等理论最具代表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于40年代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代表作。这里的启蒙运动泛指近现代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权的各种理性启蒙思潮，其核心是技术理性主义，它强调理性万能，其目的是用知识取代神话，把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并通过人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强人的自由和本质力量。而“启蒙辩证法”的悲剧性就在于，它的上述目标非但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结果，启蒙退化为神话和新的迷信，对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人与人的异化，导致技术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统治人的总体性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人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之中，“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神化了。”[6]
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理论表述了深刻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以此来揭示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发展的两重性。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操纵和统治的力量。这种技术统治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统治，使社会统治具有了技术的性质。由于技术统治采取的形式主要不是强权和暴力，而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消遣，所以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外观。人由此被消解到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
哈贝马斯则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向意识形态的转变来展开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由此而具有“一种辩护的功能”，其作用是“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础，从而维护现行制度，为了提供合法性的解释。”
关于技术和技术理性的异化的原因，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各种解释，并设想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马尔库塞认为，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统治力量的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出了毛病，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而要消除技术理性的操纵统治功能，就要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本主义批判意识。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异化的原因在于，以工具合理性为特征的劳动的过度发展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的交往行动，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从而使人全面物化，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要消除技术异化，就必须以交往取代劳动的核心地位，确立交往行动的“合理化”。上述无论哪种解释，都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为核心。这是因为，技术异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及其造物对人的外在统治，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已经内化为人的物化意识，使人成为缺少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工具性存在。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强调，必须把技术的发展同社会的人道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技术越来越成为一支人道主义的社会力量，而不是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一句话，必须确立一个根本的准则：“人是目的，而技术是手段”。
（三）大众文化批判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艺术等文化创作原本是最能体现人之创造性和自由本性的存在活动，但它们在技术世界中走向异化，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个性、替现状辩护的异化领域。
关于大众文化，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几个相近的概念。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曾表述过“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的范畴。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失去了否定和超越的性质，它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为现状辩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欺骗大众，行使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较多的概念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功能，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众意识，以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同真正的文化创造和艺术作品相比，大众文化对人的存在具有一些消极和否定的功能和特征。首先，大众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或艺术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他们认为，今天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受市场导向的、受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支配的商品，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文化工业大批量地生产、无限地复制文化商品，由此而导致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齐一化，扼杀了真正的文艺作品所应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性。其次，大众文化对现代人具有欺骗性、操作性和强制性。在当代，大众文化对人的统治和操纵是无所不在的，但它是通过向人们提供无限的娱乐消遣而行使统治功能的，因此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娱乐之中，以此消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的那样，“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意……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7]实践派哲学家日沃基奇对大众文化和真正的文化作了对比，以此来批判大众文化。他指出，首先，真正的文化是生产性的和个体创造性的文化，它是不可取代的个体的成果，而大众文化则是再生产的和无个性的，它是专职队伍的产品；其次，真正的文化创造出要求改变现存世界的价值，而大众文化则对给定的现实歌功颂德；第三，真正的文化是创造性个体的不可重复的作品，而大众文化则是无个性的、平均水平的、按一定成规的模仿。[8]
（四）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
在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中，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剖析和批判了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作为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操纵和统治，而且深入到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层面，揭示和批判了现代人的异化的存在状态。在这方面，他们同样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点的。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时曾区分了“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前者指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己化和对人的外在统治，后者则是指人的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由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转变为异化受动的和谋生的活动。显而易见，人的自我异化是异化的深层本质。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人由于受制于外在的异化的文化力量而产生的异化的存在状态，所不同的是，他们所关注的不只是人的生产劳动活动的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一般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异化，这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异化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统治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即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因此，他们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理论。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最先探讨现代人的内在的或心理的异化问题。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换言之，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这即是物化现象。从客观方面看，物化指一个充满客体与商品的世界作为异己的力量同人对立；从主观方面看，物化指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变成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之外的客观商品。应当说，上述分析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比，没有什么突破。但在一点上，卢卡奇有自己的创新，这就是他关于物化意识的分析。他指出，物化对人的统治的结果导致了物化结构在人的意识和心理中的内化，形成了物化意识。“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中。”[9]这种物化的意识和心理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使人消极地与物化现实认同，丧失超越和批判的维度。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出发，提出了压抑性心理机制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起源于对人的本能结构的压抑，特别是对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一方面外化为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内化为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使人屈从于现实原则、操纵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治。马尔库塞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论点。他认为，在现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明对人的压抑有增无减，并深入到人的存在的各个领域，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和心理机制也更加异化，更是压抑性的。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异化是普遍的，除了少数真正的艺术活动外，人的其他活动大都是异化的。在这种条件下，统治和压抑人的异化力量已由传统的家长、主人、酋长等人格化的超我转变为现代机构、官僚体制等非人格化的超我。因此，社会对人的文化控制更加全面和深入，连人的爱欲区也由于文明的压抑而急剧缩小，爱欲变成单纯的性欲。马尔库塞认为，要扬弃这种深层的异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确立“非压抑性的文明”和“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其根本点在于：工作转变为消遣；性欲升华为爱欲。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弗洛姆对现代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做了最为深入的探讨，他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人异化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在《逃避自由》中揭示了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自为的人》中批判了现代人“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在《占有还是生存》中剖析了现代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中关于逃避自由的理论在20世纪的批判理论中影响最大。弗洛姆认为，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在其演化进程中都经历着个体化过程，在这一个体化过程中，一方面人的自由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人由于脱离原始关联所带来的安全感而日渐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人倾向于主动地逃避自由。现代人生成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在中世纪，真正的个体尚未生成，那时人虽不自由，但人同自然的原始关联和社会整体对人的天然束缚却给人以安全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人的生成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由于斩断了中世纪的“原始关联”而获得了日渐增大的自由和创造性空间，但同时也变得孤独和无助，于是，逃避自由就成为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具体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以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共生为表现形式的极权主义，攻击性和破坏性，顺世与随俗，等等。弗洛姆指出，要扬弃现代人的这种异化的心理机制，根本的出路在于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而“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的实现，是发挥自己的个性”。 [10]
二、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价值维度
以上我们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和性格结构批判四个主题，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应当指出，这种文化批判既代表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也展示了他们对人类命运和人类前途深切的现实关怀。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对这一文化批判理论作价值学分析，以揭示其新意和局限之所在，特别有必要分析这一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借鉴意义。为了避免简单化、表面化或武断，我们通过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现代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的比较分析，来揭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独特性。
（一）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比较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深刻而鲜明的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1]他明确宣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12]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生涯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做了全方位的批判，其批判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是一般人很难比拟的。特别是在1844年写成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他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由此揭示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深层基础。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以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恢复人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主要内涵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
应当指出，从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视角强调哲学的彻底的批判本性，即真正的哲学所应具有的发自人的实践这创造本质的革命本性，这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学说的共同特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是全部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精神、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哲学、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的具体应用，或者说，都是20世纪条件下以文化批判为本质特征的特殊的异化理论。
然而，如果我们做更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虽然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依据，但两种批判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不同点集中体现在批判的主题或批判的层面上，概而言之，虽然马克思也是依据人的存在和实践活动而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但马克思更多地把人的异化状态同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阶级属性联系起来，因此，马克思学说的批判主题更多地集中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的非人道化。而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但其批判主题更多地集中于文化层面，他们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文化力量从人之创造物转化为统治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的状况。应当看到，新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主题上的转变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直接相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各种矛盾都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理性的过度发达，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人与人的异化的加剧，人不但面对着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而且更加普遍地经受着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因此，文化层面开始从历史进程的深处凸现出来，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在这个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理论的主题转到文化层面，是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种拓展。
（二）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同现代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比较
应当指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并不完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流的人本主义思潮就已经从人的存在的视角开始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孤独的个体”来揭示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境遇，他关于现代人的恐惧、厌烦、忧郁、绝望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各种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一分析开了20世纪存在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先河。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则从另一视角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运动。尼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理性文化，他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时代“上帝之死”的麻木不仁和对科学技术的过分迷信导致了理性文化对人的普遍统治，现代人成为普遍退化的文化之中的无主体性的、非批判的“芸芸众生”。到了20世纪，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由于现代人普遍经历的文化危机而成为现代哲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胡塞尔晚年从科学世界和逻辑世界向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回归，并从生活世界出发批判技术理性文化和实证主义对人的普遍统治，企盼以此来超越现代文化的危机和现代人的异化状态。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等所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流派，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最为激进。例如，海德格尔自觉地把“此在”即人的存在置于本体论的核心，他通过对“此在”的在世，特别是“日常共在”的剖析，揭示了无主体性的现代人即“常人”的闲谈、好奇、两可的“沉沦”状态和孤寂、烦恼、畏惧、绝望的异化状态，深刻地展示出各种异化的文化力量对现代人的统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韦伯等著名社会学家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的确可以说文化批判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基本主题。
基于上述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现代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共同点和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二者都兴起于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理性文化陷于深刻危机的背景之中，都致力于剖析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和现代人普遍物化和异化的存在境遇，其宗旨都是人对异化的文化力量的拒斥和反抗，以及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这两种理论思潮是交织在一起的，现代人本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例证是萨特，他把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必须指出，必须指出，由于基本哲学立场上的某些差别，上述两种文化批判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从总体上看，最主要的差别表现为，在人的命运和前景问题上，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而新马克思主义则相对表现出乐观的信念。具体说来，虽然现代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也强调人对异化境遇的超越和人的自我拯救，但是，这些哲学家更倾向于把异化和物化视作人的生存结构中不可根本扬弃的要素，这就使得悲剧意识与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有着不解之缘。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把异化同人的存在结构联系起来，但他们对人超越物化，扬弃异化，并作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而生成的前景往往怀有相对乐观的信念，由此，他们对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性设计也具有更大的兴趣。
（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比较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之前，现代人本主义率先开始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那么，在新马克思主义之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从深度和影响上则当数后现代主义。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激进否定和对立面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社会所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现代主义，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应是从根本上超越这一现代主义。例如，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固守一种逻辑中心主义，它设定世界存在一种深层的、供认识去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正是这种逻辑中心主义以及相伴随的过度发达的人之主体性导致了工业社会的各种负面效应，因此，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放弃对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并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达到人之主体性的自我解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人本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均以发达工业社会为批判对象，并且都从文化层面上展开这一批判。但是，在批判的价值学维度上，它们之间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差别。在这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大于它同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二者之间的分歧集中于对人之主体性的态度。具体说来，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批判现代世界的物化和异化，其宗旨是消除妨碍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这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马尔库塞的“非压抑的生存方式”、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状态”、萨特的自由理论、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等可以清楚地看出。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批判发达工业文明的理性精神的宗旨则不仅要消解启蒙理性精神所建构的外部世界的结构，而且要从根本上消解人之主体性。正因为这一价值态度上的根本对立，才有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同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德之间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著名争论。
以上我们从文化批判的主题和价值学维度两个视角展示了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涵。在这里，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结论性的看法：尽管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哲学立场、具体哲学见解以及他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分析，有很多值得商榷、拒斥、批判和超越之处，但是，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则从总体上优于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尤其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有很多启迪。这表现在，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基本理解，特别是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深层文化异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这一批判中，他们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得出了关于人之主体性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结论。这是目前我们应当采取的文化价值态度。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深刻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一方面，我们如果不想被世界历史进程所抛弃和淘汰，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确不是纯洁无瑕，它在给世界带来无限财富和成果的同时，也把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摆在世人的面前。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给中国人的文化价值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一些人大力弘扬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精神，即以人的主体性为主要内涵泊理性精神的同时，另一些人则从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拒斥现代化文化精神。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和理性经济，因此，以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化文化精神，尽管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却是我们必须着力建构的。在这种意义上，如何能够既努力在中国民众中培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主体性和理性文化精神，又能尽力减轻和避免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是中国现代化所应解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正是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
【注解】
[1]《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2] Miladin Zivotic, Revolucija i kultura, Beograd, 1982, p. 27.
[3]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4]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5]Revolucija i kultura, p.35.
[6]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7]《启蒙辩证法》，第135页。
[8]Smisaoi perspektive socijalizma, Zagreb, 1965, p.336.
[9]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10]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