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世纪之交，政治哲学开始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展示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中，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转变。对于这一趋势做认真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开启新的地平线。
一、微观政治哲学的兴起
为了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这一范式转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或者对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概念加以简单的界定。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政治的主要功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解，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及传统的史学、社会学等，大多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的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政治哲学研究“微观化”的发展趋势，在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微观政治学，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关于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中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的分析，以及德勒兹等人关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亚关于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中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把微观政治视作政治斗争的可靠阵地。”[1]他们指出，“微观政治学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身体、性、交往等方面引起革命，以便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2]
当然，必须指出，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之间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区分，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同时，我们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拓展政治哲学研究的视野。在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具体说来，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首先，在宏观政治哲学中，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换言之，宏观权力和宏大叙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的本质关联。当代各种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从深层次看，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关于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等宏大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宏大叙事在深层次上建立在一种关于宏观权力的信念上。换言之，正是关于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之必然性、普遍化、决定论的力量的信念支撑了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观政治学中一方面批判组织化和层级化的主体及主权的权力，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反对具有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强调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的“哲学帝国主义”。他们明确表明他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3]抛开这些论述中的一些极端成分，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国家权力同普遍化哲学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启迪。
其次，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断言，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而后者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政治哲学显而易见属于实践哲学范式，它本应该反对理性思辨的过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传统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近代理论哲学习惯于用自然科学所形成的无限的世界图景来构造哲学理论体系，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同时，又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宏观政治哲学也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
通过上述关于宏观政治哲学范式的内在局限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拒斥宏大叙事或回归生活世界都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可以断言，无论是现代性的生成，还是对现代性的修正，都不会简单地体现为一种忽视或排斥各种微观权力的总体化的、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建立。同样，要保护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体系不受某种总体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径不是用一种新的中心化的宏观权力来取代另一种宏观权力，而是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的社会调控体系。
二、微观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
实际上，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全新的东西，而是20世纪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理论领域中已经自觉地出现的重要趋向。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日常生活批判等理论范式还相对陌生，人们习惯于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哲学范式去构造普遍的理论，讲述宏大的故事和事件，而把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构成我们每个人生存之文化根基的日常生活世界置于理论的视野之外。其结果，我们的社会科学充斥着普遍化的、空洞的、飘浮的能指，呈现出“能指的狂欢”。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化和远离生活世界已经成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通病和顽症。
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微观政治哲学范式，首先有必要总结和梳理20世纪西方文化精神和理论中已有的与微观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资源，并加以整合、吸纳和借鉴。我认为，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资源为微观政治哲学范式打下了坚实的基座。
其一，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范式。历史学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历史学就是历时态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与传统宏观政治学往往有着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爱好，都以宏观政治为核心。前者基本上围绕着君主、伟人、大事件而展开，主要表现为宏观政治史；后者主要围绕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展开，更多地表现为传统史学的积淀。因此，当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初开始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时，其影响深远的新史学在研究范式上同时就对传统宏观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构成了冲击。法国年鉴学派先后经历过三、四代著名史学家的演绎，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史学思想和经典的历史分析，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展开，而只想挖掘“总体史学”和“长时段史学”两个基本范畴的范式意义。
“总体的历史”或“总体史学”是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
提出的新史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从表面看，总体或总体性的提法似乎蕴涵着一种总体化的、线性决定论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实则不然。他们所提倡的是反对传统的政治事件史的历史观，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视野从政治活动扩展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和每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长时段史学”是年鉴学派第二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对总体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对于20世纪史学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瞬时性和长时性两种对立的时限。一般说来，传统史学属于短时段历史学，它主要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即历史上的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因此是一种事件史。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长时段历史现象，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布罗代尔明确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史，他强调，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的范式意义在于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这种总体史学和长时段史学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了文化、日常生活、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文化内涵，以及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他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共分三卷，其中第一卷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把日常生活作为解读这一时段历史的重点。
其二，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对政治军事等大事件背后的日常生活、生产方式、文化等长时段历史要素的分析，在研究范式上与20世纪的生活世界理论，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日常生活批判范式的要点在于，它不再孤立地探讨和强调政治、经济等宏观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所有的社会历史因素都放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和评价。
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范式是20世纪具有很大普遍性的哲学转向，由此形成了许多各有特色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具体说来，在胡塞尔那里，作为主体（间）性的意义构造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它包含着给定的、非课题化的、前科学的、前逻辑的价值、意义、先见（或前见）等文化结构；维特根斯坦晚年关于日常语言和言语游戏的理论，把日常语言理解为基本的生活方式，这一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很接近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此在的日常共在的世界是主体间以自在、沉沦或异化的方式交往和生存的世界，他突出的主题显然是此在日常共在的方式，即生存的特殊模式；萨特的“他人理论”对于生活世界中的交往问题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属于同一种类型；列菲伏尔把日常生活界定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平面，个人是在这个平面或层面上被发现和创造的，其中，人的生成的焦点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模式；许茨明确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给定的主体间际的世界，界定为一个文化世界和一个意义结构；赫勒在分析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的日常生活时，一直把它视作一种生存和存在的方式，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关于“伪具体性世界”的批判，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特征，以及日常生活与历史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则直接把作为知识储备的文化视作生活世界的基本的构成要素。
这些理论家尽管对生活世界的透视点或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文化世界。即是说，哲学理性对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点主要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的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非课题化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它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或层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背景、视野或境域，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层基础，影响、制约、约束、规范、驱动、左右着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历史的演变。显而易见，日常生活批判为微观政治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维度，无论是反思现代性还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制度安排，都离不开这一深层的文化基础。
其三，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如果说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范式和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属于微观政治哲学可以借鉴的研究范式，那么，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则构成了微观政治哲学的一种重要的范例。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人的现代性分析的最大特点是把关注点从中心化的宏观权力转向了多态化的微观权力。关于权力形态作用机制的认识、关于现代性的争论焦点、关于反抗理性权力的策略等，都因这一转变而发生重要的改变。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简要地介绍福柯关于现代性的微观政治学批判理论。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引言是从评价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新史学范式开始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于长时段的普遍关注的直接后果是开始抛弃线性连续性的观念，并充分肯定断裂和不连续性.福柯明确用他的一般历史概念来反对现代性的总体历史概念。他把这两种历史概念的差别概括为：“总体的历史概念让所有现象都环绕一个中心——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世界观、一种包容一切的形态；与此相反，一般历史概念则展现一个离散的空间。[4]正是在不连续性和离散的叙事空间中，福柯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而不是线性决定论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新的微观样态的权力结构。在福柯的视野中，现代性的知识权力或理性权力不是那种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形成的中心化的、压迫性的、法权模式的宏观权力，而是在本质上呈现为生产性的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层面的微观权力。他认为，这种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无需借助于法律和肉体的力量，而是借助于具有领导权（或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和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因此，微观权力是一种规训性的、规范化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正因为如此，福柯并不热衷于对现代性或启蒙做总体性的评判，而是在精神病院、军队、学校、监狱、性、人文学科等特殊领域和边缘领域揭示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微观权力机制。
与上述微观权力形态相适应，在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的视野中，现代性批判或启蒙批判的策略也不同于宏观政治学。具体说来，现代性的危机并不体现为中心化的国家权力体系对于社会各个层面的专制压迫，而是体现在复杂的、规训性的、规范化的、全方位的微观权力网络对于个人的监视、判断、评估、规训，这是一个没有“基本的自由空间”的全景监狱。福柯认为，既然权力是分散的、多元的、微观的，那么政治斗争形式也应当是分散的和多元的，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和反叛的核心，而只有多元的抵抗，多元的自主斗争。福柯在谈到生态运动等反抗斗争时，曾指出，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并不以获取权力为目标，而是拒绝一切权力。
其四、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一般认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政治哲学的话语，例如，特别典型的是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人通过领导权、社会主义策略、资本主义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的政治哲学转向。而且，微观政治哲学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倾向。我们可以通过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理论略见一斑。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主张重新思考国家、社会、阶级等经典宏观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反对把国家当成是社会理论解释中的真实和独立的因素，反对依靠经济决定论、上层建筑理论、阶级工具论、国家自主论等观点来解释国家，而主张以领导权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众所周知，领导权（hegemony，一译“霸权”）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关于西方革命战略构想中的核心范畴。我们在这里不去具体展开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和领导权理论，只想指出一点，当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及其文化领导权定位于国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时，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打破了传统宏观政治的一统天下，把领导权从国家、政权、政府活动等宏观权力结构中游离出来，并与社会的文化结构连接起来。我们发现，拉克劳和墨菲在关于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的探讨中，也同样赋予领导权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的内涵，他们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关系的偶然性逻辑，强调建立在各种政治因素连接的基础上的领导权的核心地位，强调权威关系的不可根除性，以及达到和谐社会的不可能性，由此摧毁了建立在宏观权力和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基础上的线性决定论，为对抗基础上的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斗争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社会主义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他们明确指出，特别值得关注和再思考的是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例如，应当特别关注“新兴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5]
三、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
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简要地展示了微观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和典型样态。实际上，限于篇幅，还有很多方面无法在这里展开。不过从上述的简要点评，我们已经可以对微观政治哲学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在这里，作为这篇论文的结语，我们试着描述出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主要的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中，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借助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和长时段史学的研究范式，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理论。微观政治哲学一方面反对把宏观政治权力或宏观经济要素从社会历史的关联之中抽出来，放大为无条件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边缘化为被决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排除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的多元性，把历史描述为类似自然进程的因果必然规律和线性决定论的进程。微观政治哲学充分重视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各种可能的，包括偶然的连接，重视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选择、模仿，包括各种权力模式和机制的生成，以及权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把人类历史真正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应当说，这一点是微观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多元差异的特征，反对把政治的运作简单化为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确立和更替。一方面，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的建立，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忽略了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种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的改造和变革，都不可能是一种宏观权力对另一种宏观权力的简单替代，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各种微观的、边缘的权力机制的作用，这种改革和变革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环绕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微观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无论现代性的确立，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宏观的机制。具体说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微观的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同时，现代性的危机，即理性的危机，也不是一种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专制统治，而是弥散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的理性规训和规范。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评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论时指出，“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6]因此，现代性不是一个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讨论决定是加以捍卫，还是彻底抛弃的具体存在。正如哈贝马斯分析的那样，虽然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但是，现代性“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含”，因而，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7]同样，在中国的语境中，关于现代性和启蒙的争论同样不是一种笼统地坚持还是拒斥的普遍化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反，首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具体分析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确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危机，进而，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各种世界的和本土的文化资源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的确都是从生活世界逐步分化出来的。同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相对分离状态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为一个未分化的文化意义结构，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动机制和文化领导权。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折，但是，由于对领导权等微观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并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同样，我们看到，罗尔斯等人实现的政治哲学复兴，虽然依旧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为主题，但是他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已经凸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同时作为价值哲学和道德哲学。
微观政治哲学同文化哲学视域的融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回归生活世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然而，问题不仅如此，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上，我们既可以揭示不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是如何阻滞宏观的现代政治、法治、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抵御宏观政治权力和经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对社会自由空间的理性控制的反抗力量。同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
【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