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郭沫若 西方生命哲学 浪漫主义
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创作，从时间上划分，即1924年郭沫若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之前，尤其是从1913年末到1924年留学日本的10年期间，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为“女神时期”。这个时期构成了郭沫若思想和创作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研究者们争论最多的一个时期。
就思想观念而言，人们提及并论述过的郭沫若所受的西方影响包括：泛神论，康德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唯能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就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而言，人们提出早期郭沫若主要受浪漫主义文艺观以及歌德、惠特曼、泰戈尔、海涅等人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讨论之中，虽然不乏深刻、独到之论，但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孤立罗列式的散乱，让人感到所有那些学说、人物之间似乎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且“女神时期”的郭沫若的哲学思想与作为他文艺思想主导的浪漫主义仿佛也脱离了内在的有机联系。当然，“五四”新文学运动过去几十年之后，郭沫若自己曾说过，“三十多、四十多年前的我，是在半觉醒状态”，“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⑴ “女神时期”作为诗人的郭沫若，的确不是哲学家、思想家，并未有意识地系统而全面地思考哲学问题。他从西方哲学中汲取来的思想，不过是用来当作反抗中国现存社会中诸种令他不满的弊端的武器，把它们当作文艺创作的思想支柱。
然而，我却从早期郭沫若所受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中发现了一种贯穿始终的主旋律：现代生命哲学。这一哲学主潮在西方从康德开始，经叔本华、尼采的极力倡导，下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现代存在主义，实现了西方哲学向“人学”的彻底转变。⑵ 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中的观点，如唯能论、对生命力的推崇、天才论、解脱论、宣泄论、反抗意识等，大多与现代生命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与此有关的是，早期郭沫若从东方哲学中所接受的思想，如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印度哲学，同样也为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所关注，有相当多的西方生命哲学家接受了东方哲学的启示，从东方哲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例如《奥义书》之于叔本华，老庄哲学之于海德格尔。
在另一方面，西方文艺中对郭沫若影响至深的浪漫主义思潮绝非一种孤立的文艺现象，也不单是在文艺领域内对古典主义的一种反叛；它有着更为深刻和内在的哲学思想的背景，尤其是后期浪漫主义，几乎与生命哲学同时在18、19世纪之交的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内盛行。毋宁说，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哲学上的生命哲学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我看来，早期郭沫若哲学观中的主调并非“泛神论”或别的什么，而恰恰是现代生命哲学。它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艺观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内在的思想支撑。以《女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实际就是以诗的形式和语言阐释了现代生命哲学中诸多重要的观念。
一
我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命哲学”这一概念的，而不单指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
现代生命哲学的核心是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强烈关注。它反对把哲学的视线集中在纯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上，反对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和机械、静止的观点去认识世界，把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当作最高的本体，强调用有机的、运动的、变化的观点去理解复杂多变的生命现象，并且把伦理道德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之内。
大凡熟悉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会发现，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宗教哲学、再到认识论的转变。从18、19世纪开始，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哲学逐渐被以人生问题为中心的生命哲学所取代。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它把思索着的心灵从外界转向了人自身，从天上下到了生命存在的现实之中。
现代生命哲学的创始者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从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印度哲学出发，创立了他的“意志哲学”，用生命意志的冲动来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把世界归结为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把生命意志归结为无目的的冲动和挣扎；认为意志的活动是无目的的、非理性的、不可遏制的；人生的痛苦和烦恼皆根源于生命意志的欲求，因此摆脱痛苦和烦恼的唯一途径在于彻底禁欲。他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解决人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问题。
直接继承叔本华意志哲学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尼采哲学的起点，就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他将叔本华的反理性主义精神贯穿到底，喊出“上帝死了”这一响彻20世纪的口号。他沿着叔本华开创的生命哲学的道路前行，使之成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思想的主潮。
尼采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加以改造、引申和扩展，建立了“权力意志”说，强调对生命自我的超越和支配，肯定了生命力要具有“酒神精神”的刚强力量，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扬生命力。他还提出了作为一种理想和人生目标的“超人哲学”。“超人”作为人的“一切形象的形象”，包含了人的全部方面，充满酒神精神，享受生命欢乐，具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权力意志，有独特的个性和真实性，超越一切传统道德规范，不为现代文明所累。
在叔本华和尼采之后，拥戴和倡导生命哲学的人们纷至沓来，诸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席美尔、克拉盖斯等人。他们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把宇宙、世界的过程看作是川流不息，延绵不断的生命；这种延绵不断的生命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正源泉和基础。他们并非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使用“生命”这一概念，而是力图用这一概念来诗意地解释世界和人类的精神生活。他们的哲学关注的焦点不在外部的物质世界，而在人内部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把生命理解为一个过程，并且还深入地发掘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内在活力、创造力、无意识、非理性、直觉等等。
弗洛伊德等人注重潜意识和本能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存在主义者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内心体验的关注，则是现代生命哲学在20世纪的延续和深化。
此外，我们注意到，现代中国有一位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在五十盛年“以死其所伤之事”（陈寅恪语）的大学者王国维。王氏将叔本华的理论用于评论《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描写生活、欲、痛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绝大著作”，其价值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他还进一步提出，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道。
二
迄今为止，我们尚无任何确凿的证据断言“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全面系统地接触过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但是，他接触过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例如叔本华和尼采；其次，郭沫若所接触过的其他思想家及其思想，大多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生命哲学有联系，如斯宾诺莎和康德；第三，郭沫若曾受印度诗人伽毕尔的影响，接触过古印度宗教哲学典籍《奥义书》，而《奥义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曾被叔本华用来建构他的意志哲学。更为重要的是，早期郭沫若所推崇的一些哲学思想，几乎全与现代生命哲学有关。
以下我们从上述两个方面作一简略的概述。
郭沫若曾解释过叔本华所说的“天才即纯粹的客观性”，将这一说法引申为“把小我忘掉，溶合于大宇宙之中”，就是“没有丝毫的功利心”。⑶ 叔本华将文艺看成是人生痛苦和烦恼的宣泄的观点曾得到郭沫若的认同。与此有关的是，早期郭沫若也曾认同过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一说。其实，这一说法不过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在东方的翻版而已。
1923年5月，郭沫若开始翻译尼采的名著《查拉图司屈拉》第一部，并相继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而“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⑷ 他对尼采的“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狂放不羁，不受道德法律的约束等思想，都表示过赞同。
郭沫若的诗集《星空》扉页曾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称康德是“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相信康德的伦理观和天才观，吸收过康德哲学中的主情主义、重直觉、自由创造、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观点。
弗洛伊德有关梦与潜意识的理论对早期郭沫若有着明显的影响。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喀尔美罗姑娘》等小说中对情欲宣泄和潜意识梦境的描写，显然有弗洛伊德观点的痕迹。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是早期郭沫若所崇拜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颇为称道：“……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像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⑸ 郭沫若从斯宾诺莎哲学中吸取的“物活论”思想，⑹ 即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感觉、思维能力的观点，实际上也构成了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主要观点。
在另一方面，早期郭沫若在哲学上所推崇的一些重要思想，几乎都与现代生命哲学有密切联系。
首先，早期郭沫若曾极力推崇“生命力”和“Energy”。最集中而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的是郭沫若于1920年2月23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之《学灯》上的《生命底文学》一文。他在文中说：“人类生命中至高级的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脑作用底总和。大脑作用底本质只是Energy底交流。”“一切物质皆有生命。无机物也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Energy底交流。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底交流。”“Energy底发散在物如声、光、电热，在人如感情、冲动、思想、意识。感情、冲动、思想、意识底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底文学。”
这段文字至关重要。流行的观点把其中的“Energy”一词理解为“能”，把有关的理论称为“唯能论”。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读”。“Energy”在这里应当理解为“活力”、“精力”。这远不止是一个对词义的理解问题，因为与“生命力”这个关键词一样，“活力”、“精力”同为现代生命哲学的关键词，有时这几个关键词是可以互换的。
从以上引述的《生命底文学》中的观点看，它们几乎就是现代生命哲学创始者叔本华和尼采的观点的中文版。所谓“生命力”、“Energy”，与叔本华所说的代表着生命力不可遏制的盲目冲动的意志⑺ 和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简直就是同义语，其观点也如出一辙。就此，我们还可以用鲁迅先生所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的一段话作为参证：“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蓦地，而且几乎是胡乱地突进不息的生命力，看为人间生活的根本者，是许多近代的思想所一致的。那以为变化流动即是现实而说《创造进化》的柏格森（H. Bergerson）的哲学不待言，就在勖本华尔 （A. Schopenhauer）意志说里，尼采（F. Nietzche）的本能论超人说里……岂不是统可以窥见生命的力的意义么？”⑻ 郭沫若所说的“生命力”、“Energy”与现代生命哲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其次，推崇生命力和Energy必定要寻求宣泄的途径。对早期郭沫若来说，诗歌创作便成了宣泄的主要途径。他曾自述：“……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⑼ 这种疯狂地“喷火”之时，便是“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通过将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个人的生命感悟尽情地宣泄出来，从而获得“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的痛快感与解脱感。
第三，现代生命哲学的倡导者们大多推崇和具有强烈的挑战与反抗意识。这本身就是“生命意识”的一种表现。叔本华毕生坚持向传统哲学、黑格尔哲学和理性主义挑战，因而长期被主流哲学所冷落。尼采则疾呼“上帝死了”，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弗洛伊德坚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虚伪性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以致长期遭受攻击和冷遇，在晚年受纳粹分子迫害和放逐，客死英国。早期郭沫若与这些生命哲学家一样具有高亢的挑战和反抗的激情。他在竭力追求个性解放和生命力宣泄的过程中，渴望生命力的奔突和个性的复原，力图破坏一切，反抗现存道德、宗教、社会秩序，反抗现实和传统。而且，郭沫若早期的反抗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直觉、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色彩。这也是现代生命哲学家们共有的特征。
第四，早期郭沫若与现代生命哲学家一样推崇天才。郭沫若把理想中的人格、“人中的至人”称为“球形天才”。这种天才是罕见的。它体现了人的灵与肉、身与心、情感与理智、抽象思维与纯粹感情的协调和均衡发展。早期郭沫若是从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原本固有的生命力、Energy这一要求出发，追求个性在一切方面和最高程度的发展，追求天才。尽管这一天才论在具体内容方面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所推崇的“天才”有所差异，但在天才是有别于凡夫俗子的人性之卓越者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第五，在死亡观上，早期郭沫若曾一度把死亡看作是对生命的解脱。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写过《死》一诗：“嗳！/要得真正的解脱吓，/还是除非死！/死！/我要几时才能见你？/你譬比是我的情郎，我譬比是个年轻的处子。/我心儿很想见你，/我心儿又有些怕你。/我心爱的死！/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⑽ 有论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一死亡观源于印度古代哲学典籍《奥义书》。⑾ 我认为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与此相似的是，现代生命哲学的创始者叔本华在论及对生命意志的否定时，也曾援引古代印度教和佛教（包括《奥义书》）中以死亡作为对痛苦的解脱的观点。他盛赞这种观点是“基督教和西方世界所不能及的”，盛赞印度教和佛教圣徒以绝食、葬身鲜鱼之腹、从喜马拉雅山圣峰上坠崖、活埋、甘愿投身于优伶歌舞欢呼簇拥着的载着菩萨神像游行的巨型牛车之下等等死亡方式。⑿ 当然，《奥义书》是将死作为对最高本体“梵”的完全、永恒的体验，而叔本华则是将禁欲而死作为对生命意志的否定；这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共同之处仅在于将死作为对痛苦的解脱。
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说“"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哲学思想上的主旋律是现代生命哲学，是一点不为过的。这样，以前那些看似散乱、纷纭复杂的各种哲学观念，便相应地有了一条将它们贯穿起来的主线。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早期郭沫若的生命论哲学观与他所推崇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从郭沫若致美学家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透视万物底核心为天职。”⒀
这段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人类的知识和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它们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实证的、可操作的手段为途径，完全排斥主体心灵的介入和干预；另一类是哲学、宗教、艺术，它们以追问意义问题为最终目标，以主体心灵的抽象思辨或感性体验为主要方式，并不排斥主体心灵的介入和干预，因为所谓“意义”，总是相对于主体心灵才存在的，纯粹的自然是绝无意义问题的。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与诗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哲学以抽象思辨的方式追问世界、存在、人生的意义问题和价值问题；诗则以感性体验的方式追问同样的问题。离开了人，离开了主体，意义和价值问题就无从谈起。
人们通常把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遍及欧洲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看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盛行之时，也正是现代生命哲学诞生并产生巨大影响之时，尤为重要的是，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与现代生命哲学之间的相互共鸣，正是由于它们在对于世界和人生基本问题的理解上有诸多共同之处。
浪漫主义高扬个性、主观性、非理性、情感、想象力，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奇异壮美的自然作为表现对象。这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同样，现代生命哲学也标榜个性、主体性、非理性、创造性，并努力将哲学与诗融为一体。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转变的最后一个环节，尼采和柏格森等人则将这一趋势推演成大波大澜。尼采在评价叔本华哲学时说它“是一种个人的哲学，从独立的个人开始，就其禀性着手，使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需要和限制有一番深刻的认识，并且追寻出抚慰它们的补救方法来”。⒁
尼采本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浪漫气十足的诗人。他将人生、本体、哲学的思考方式诗化了，使德国的浪漫化哲学经过席勒、费希特、谢林、诺瓦里斯、施莱尔马赫，再到叔本华和他本人，终于实现了浪漫化哲学的主旨，并下启狄尔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在尼采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本质上必然是个诗人，哲学家之思，必定是具有真情实感、闪耀着灵感火花的诗意之思。
“女神时期”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论非常强调个性、主观性、真情实感、想象、灵感等。他曾说“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⒂ 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露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⒃ “……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精髓所吐放出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⒄
我们把这些浪漫主义的诗论同前引郭沫若对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的看法联系起来，从中不难看出，个性、自我、主观、生命、人性等等关键词，其实也正是现代生命哲学中的关键词；诗与哲学一样，以探索人生真谛为己任，从而表达出生命和人性的光辉。
诗集《女神》中的泰戈尔式的情诗（如《Venus》、《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新月与晴海》等等）和惠特曼式的“喷火”诗（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等），以不同的风格演绎了早期郭沫若所受的现代生命哲学和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将这二者联结在一起的基本精神，正是对生命和生命力充满激情的讴歌。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早期郭沫若虽然深受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影响，但他汲取的主要是其中积极和乐观的一面，而舍弃了消极和悲观绝望的方面。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一个重要差别。同时，这当中也包含了郭沫若从中国传统哲学和印度思想中汲取的积极有益的成分。
【注释】
⑴ 《前记》，《沫若文集》第10卷。
⑵ 参阅拙著《洞悉人生痛苦的智者——叔本华》之《前言》及第7章《叔本华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⑶ 参见黄侯兴《理想价值与功利价值》，载王锦厚等编《郭沫若纵横论》，第68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⑷ 《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
⑸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
⑹ 参见卜庆华《郭沫若研究新论》第24-2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⑺ 参见拙著《洞悉人生痛若的智者——叔本华》第3章《意志哲学》。
⑻ 《苦闷的象征》，《鲁迅全集》第13卷。
⑼ 《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
⑽ 《死》，《沫若文集》第1卷。
⑾ 参见陈永志《郭沫若死亡观探源》，载王锦厚等编《郭沫若纵横论》第49-65页。
⑿ 参见拙著《洞悉人生痛苦的智者——叔本华》第4章《生死存亡之间》第4、5两节。
⒀ 《三叶集》第15页。
⒁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09页。
⒂ 《文学的本质》，《沫若全集》第10卷。
⒃ 《三叶集》第6页。
⒄ 这段话出自1922年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1959年收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作了根本性改动。
（原文载《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录入编辑：文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