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现代社会中进入低迷状态之际，以戴维·哈维为旗手的新马克思主义却引人瞩目。哈维一方面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寻求理论资源，一方面在后现代语境中力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路线，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的生产、流通、金融、消费等方面出现的变迁进行研究，着重考察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文化中的审美体验的显著特征。哈维在理论上的开拓创新，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资源。

“时空压缩”理论构成了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他在写于1989年的《后现代的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和写于2003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以下简称《巴黎》）^[1] 这两部著作里，集中论述了“时空压缩”的含义，并且运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剖析它们在体现时空压缩方面的审美特征。在哈维看来，“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需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状况》，第409页）这表明，哈维选择了一个考察美学和艺术问题的特殊角度，而这个角度在20世纪以来的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中是独一无二的。

哈维对“时空压缩”的内含做了这样的集中表述：“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和我们平常向我们自己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都有利于表明我所想到的这种现象。”（《状况》，第300页）在哈维看来，造成时空压缩的原因，首先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西方社会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社会生产、商品流通和消费、金融服务与城市改造等方面所发生的革命性巨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借助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创造性破坏”——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实际上已经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这两方面加剧“压缩”的结果是：我们在审美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艺术、文化和政治上的回应。前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使时间空间化”（即“存在”），后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即“形成”）。时空压缩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辨证的，它们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交替着发展，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

从理论根源上看，人类“消灭空间和时间”的梦想，在19世纪上半叶巴尔扎克的时代就已经成了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主题。“消灭空间和时间”这个说法本身，最初可能出自亚历山大·蒲柏的诗句：“你们这些神祀！就消灭空间和时间/使两个恋人幸福吧。”后来，歌德在《浮士德》里把这个说法发挥到了极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的年代，“消灭空间和时间”被更加广泛地与铁路等新的交通运输技术联系起来，人们已经敏感到了世界在空间和时间方面重构的后果与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与时空压缩有关的理论根源。例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因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更是明确地说过：“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表明，时空压缩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哈维提出时空压缩的概念，在实质上与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哈维对“时空压缩”问题进行考察的立足点，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历史变化，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现代主义，向1970年代之后灵活生产与积累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艺术与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与文化上的矛盾，表面上呈现为如何征服空间与如何征服时间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之间矛盾的反映，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上、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各种后果。

就现代主义而言，使时间空间化与通过空间消灭时间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方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的动荡，以及现代主义在美学和文化上各种的特征，即如何以理性与技术的力量克服空间障碍和差异，合理地安排、控制和利用空间，如何在技术上实现“空间化”。现代主义的美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如何通过空间化来追寻“永恒不变”与“幸福”的梦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里说过：“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波德莱尔的这个说法，经常被当成对于现代主义美学的典型表述。但是，波德莱尔在这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而空间并未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在哈维看来，实际上，巴尔扎克在其巨著《人间喜剧》中早已表现出了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强烈关注。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对于消灭空间和时间的迷恋，反映了他要发现一个据以逃避拜物、掌控和改变城市世界的阿基米德点的冲动。对巴尔扎克来说，处在空间和时间之外，是为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和有洞察力的干预做好准备，而不是为沉思性的退却做好准备。”（《巴黎》，第55页）尽管巴尔扎克的时代尚处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诞生之前，但是，巴尔扎克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强烈关注，似乎表现出了其敏锐的审美直觉，因而得到了哈维的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哈维还将巴尔扎克与福楼拜的创作进行了对比：“巴尔扎克印象主义式地用广阔的笔触进行写作，创造了一种在不断变迁中的城市世界的幻想的心理地理学。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那个浪子拥有绝对认识的可能性，渴望把握城市及其秘密。福楼拜的写作用一把分析式的解剖刀逐字逐句地仔细解剖各种事物，创造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美学，城市在其中被表现成了一件静态的艺术作品。然而，把城市变成一个审美对象，它就丧失了巴尔扎克极好地传达出来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个人的意义。”（《巴黎》，第86页）由此可以看出，哈维对文学作品的真正关注点在于：通过对城市变迁之空间和时间的广阔描绘，折射出更深层面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意义，并从中体现出深广的历史感。

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造成了时空压缩的加速进行，造成了艺术家们对时空压缩特别强烈的内心感受，从而引发了现代主义艺术在美学上创新的浪潮。按照哈维的观点，现代主义在美学上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于空间和时间体验中的一种危机和焦虑的回应，即如何突破文艺复兴以来表现空间和时间的固定模式，寻找到表达空间和时间的新方式、新技巧。在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塞尚从1880年代开始就抛弃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起着支配作用的“线性透视的同质性空间”，尝试分解画作中的三维空间，力图呈现事物更为“本真的”内在结构。德·契里科在1910-1914年的绘画中探索了现代主义有关时间和空间的主题，富有特点地把时钟置于画作中。德洛奈1910-1911年在描绘埃菲尔铁塔时，试图通过分解空间来表达时间的运动，暗示了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某种事实。费尔南·莱热1913年发明了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在绘画作品中呈现更加分裂和更加快速的运动。毕加索和勃拉克受到塞尚的启发，先是寻找到了分解三维空间的方法，把焦点透视的三维空间变成由几何形构成的平面，然后创造了重新组合画面空间的“综合立体主义”。康定斯基1914年以前的绘画展现了一种爆炸性的空间感，使人感到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推动力溢出了画面。在文学创作方面，詹姆斯·乔伊斯力求在小说中捕捉住空间和时间中同时性的意义，而普鲁斯特则在小说中借助跨越时间的空间体验，试图恢复过去的时间。艺术创作上的这些努力，反映了现代主义的美学理论要在流动和变化的漩涡之中，竭力寻找到各种艺术法则，以传达出永恒不变的真理。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恢复重建，出现了经济起飞的景象，其实质则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式的大规模集中化生产，转向灵活的、小规模的、弹性的生产方式，由此进入到所谓“后现代”时代。空间障碍在新技术和新传播方式面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造成了地理空间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性和不平衡的发展。过去紧张的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的关系，在后现代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正如哈维所说：“变化着的对于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与现代主义的诞生及其迷乱地从时空关系的这一边徘徊到另一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这就是真实情况，那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的主张，就很值得探讨。”（《状况》，第354页）

可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一些理论家不同的是，哈维并不排斥“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他一方面看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此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在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虽然时空压缩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哈维强调说：“……对于时空压缩的体验，在转向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的压力之下，已经在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产生了表达的危机，这是认真的美学所关注的一个主题……如果存在着一种表达空间与时间的危机的话，那么就必须创造出思考和感受的各种新方法来。”（《状况》，第405页）事实上，从1970年代至今，西方社会的确出现了对新一轮时空压缩进行回应的各种艺术表达方式，诸如现成品拼贴、现场即兴表演、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

概括地说，后现代的时空压缩在美学和审美体验方面造成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强调时尚、价值观念等等的易变性和短暂性，如多媒体展示艺术、时装表演和各种广场艺术表演等。文化理论家和城市学家维里利奥曾经在《死亡美学》中探讨过空间与时间消失之后的文化后果。第二，出现了借助广告和各种媒介建构新的符号系统与意象的“形象生产工业”。形象生产工业致力于制造各种审美“幻象”，以至于出现了以这种行当为业的各种社会角色，诸如“形象装配工”、“形象建设者”、“形象工匠”、“形象创造者”、“形象顾问”等等。辛迪·舍曼表现多重伪装主题的摄影艺术，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例证。第三，强调艺术家签名的垄断力量和复制“本真性的赝品”。哈维依据详实的材料证明说，现在仅在纽约地区就有15万名专业艺术家，他们在10年之内创造出了1500万件艺术作品（对比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相应的数字是2000多名艺术家创造了20万件艺术品）。以安迪·沃霍尔和劳申伯格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在这个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意义。第四，通过各种“拼贴”技术，将历史传统重组为一种“博物馆文化”和“遗产工业”，如美国新奥尔良的意大利比萨饼店之类的后现代建筑，以及世界各地大量的人造假古董，都证明了这种趋势。第五，对各种地方性文化遗产之兴趣的复苏，如对所谓“原生态”艺术表现形式的强行剥离和展示，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对中心文化的逃避。第六，在后现代小说中，分裂的空间战胜了传统小说叙事的连续性。例如，托马斯·品钦的小说将历史与科学杂糅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复杂晦涩的“启示录式”的后现代风格。多丽丝·莱辛晚期创作的“内在空间”小说，将历史、科学、政治、神话、寓言、心理分析和伊斯兰神秘主义融为一体。伊塔洛·卡尔维诺寓言式的小说将过去与现在、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幻想与现实、宇宙与人类、自然与人的语言、单一自我与多重现实结合在一起，粉碎了时间维度，把过去的体验压缩到现在之中。

总之，在后现代时代，由于时空压缩在全球的加速，“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普遍文化现象。“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已经在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艺术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里，彻底改变了人类审美的基本状况：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崩溃了，美学战胜了伦理学，形象支配了叙事，短暂与分裂超过了永恒真理与统一，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时空压缩”在后现代美学领域中造成的真实状况。

 

 

注释：

[1] 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以及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后者在文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原文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  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