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日益呈现为一种看似“马赛克”的面貌。概括地说，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1）文学理论传统问题的现代进展；（2）文学史与经典批判问题；（3）文学理论与批评空间的拓展；（4）文学理论的终结与“后学”；（5）文学理论与身份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论域。例如，“英语化”和“新英语写作”就是后殖民时代英美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论域。但这样的论域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来说，就显得与我们的理论视野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他们对相同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多元化”，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例如，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空间的拓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的杂陈：散居者批评，性别与超性别批评，有色女性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空间批评，赛博批评，鬼怪批评，唯物批评，新语用学，混乱理论等等。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早已告别了现代和前现代的语境与基本格局，即总有一种主导的思潮或理论支配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是极力追寻“多元化”，以此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或操纵；另一方面则呈现为“碎片化”，即不以建构宏大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从一个特殊角度出发阐述一种观点，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解构，甚至打破学科界限，在跨学科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问题（例如“性别”问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呈现为“多元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却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理论化”的强大思潮。例如，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经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反对把文学和艺术“理论化”，坚持一种“艺术与理论对立”的观点，倡导“审美的自由”，用“审美”来反对“理论”，认为“理论化”对创作实际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对艺术家的个性构成了某种“威胁”。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理论家们竭力从个人的感悟出发，去发掘被文学史和经典忽略了的那些作家。例如，英国学者马里林·巴特勒在《重新占有过去》一文里极力反对传统的“经典”所确立的莎士比亚、密尔顿、华滋华斯、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洛克、蒙塔古和罗斯金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地位，他却以一种独特的历史眼光和感悟发掘出了1820年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但从来就没有进入西方“经典”的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索西。他说：“一旦复原某些已失落了的同代作品，我们已经赋予了经典地位的那些诗歌单个地看上去就会更加有趣，而作为群体又更加容易理解。我的例证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并不是偶然地被忽略了，而是被1820年代那些挑剔的标准制定者们抛弃了，因为他乃是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索西……”[1]
显然，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们，大概很少知道这样一位曾经在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桂冠诗人”。无论巴特勒本人的理论策略是什么，但他的做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为了某些理论上的目的或颠覆既有的成见，时常从“细读”文学文本出发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因而，真切的文学感悟和独特的个人理解，往往就成了他们挑战“经典”、“权威”和建构新的理论的重要途径。因而，如果仔细分辨，我们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对理论的“挑战”中看到的，是对于“理论”以“牧师”的身份试图给“信徒们”教训的姿态的反叛。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界要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恐怕这就是最大的教训。
另一方面，如何对待“传统”，也是当代西方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早就被告知，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以“反传统”著称的。从表面看，情况确乎如此。从以波德莱尔为开端的现代主义，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传统一直都是各种标榜“创新”的理论家和艺术家们抨击的主要目标。但是，当我们认真阅读那些以“反传统”著称的理论家们（从尼采到福柯、利奥塔）的著作时，实际上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他们一旦谈起“传统”，简直就是如数家珍（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们常常走的路径是：从“传统”起家到反叛“传统”。这样做的效果很可能是致命的。
或许，弗兰克·克莫德的《经典与时代》[2] 一文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认为，经典总是与权力合谋，它为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过去”，并将“过去”变为“现代”。因此，经典成了“反叛者”对抗权力的斗争必须占领的主要领域。我以为，这个观点恰恰道出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大多数反传统的人们的主要心态。也许问题并不是真的要夺取什么“权力”，而是以此作为一种“姿态”。实际上，在后现代时代，“姿态”往往比任何真正的建构更能赢得喝彩与鼓掌，而人们也往往沉浸在喝彩与鼓掌之中，再也不愿意去顾及别的东西。
处于后现代时代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确非常重视对“文本”的解读，少有天马行空似的空谈“理论”。这应当算做是“他们”与“我们”的一大差异。当他们谈论“女性主义”之时，总要援引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代表作，例如，莎拉·赖特的《孩子们将要生活》，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恩托扎克·尚治的《给那些当彩虹消逝时曾经想过自杀的有色姑娘们》，和白瑞尼斯·萨莫拉的《永不安宁的蛇》等等。当他们谈论“鬼怪批评”时，也会详细地引证鬼怪批评的代表作，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艾略特的《小吉丁》等。事实上，由英美“新批评”所开创的“细读”方法，如今已经被英美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了学术训练中最为基本的一个环节。作为一个理论家，首要的不是能否谈论某某的理论或理论体系，而是要从“细读”的基本功里面得出某种“洞见”。换句话说，理论的建构不是靠空口腾说，而是靠对于“文本”的真知灼见。
其实，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既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糟糕和一无是处，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它还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之中，其中有新锐的“先锋”，也有保守的传统派，而更多的却是走中间路线的人们：他们既不愿意走传统的老路，也对新的方向感到迷惘，宁可选取一条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道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文学实践、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各种新倾向十分敏感，他们往往竭力从中寻找新的理论建构的灵感和资源。即使是过往的文学作品，他们也会竭力寻找新的解读视角，从“细读”的感悟之中发现理论上的突破口。
在汉语学术界，其实也有学者意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感悟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反复强调，“五四”以来汉语学术界的一个致命弊病，就是观念、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学者们总爱陶醉在自说自话之中，常常不顾语境和文本。他一直期盼能够扭转这样一种局面。王一川也曾直言批评过汉语学术界中将批评“理论化”的风气：“学者们往往沉浸在以往中国或外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史梳理中，而把对于当下文学现象的及时批评置于度外，或者只是偶尔为之地点评一二。这等于主动放弃了文学批评阵地。”[3] 这些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 Marilyn Butler: Repossessing the Past: the Case for an Open Literary History, 黄伟译，黎婵校，载阎嘉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前沿读本》，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 Frank Kermode: Canon and Period，毛娟译，阎嘉校，载阎嘉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前沿读本》，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 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原文载《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录入编辑：文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