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危机：从伦理学到政治哲学

当工业文明正在凯歌行进之时，这个文明进程的阴影——由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就已经进入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为攫取浅近的利益，为满足资本的贪欲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被揭示出来，并且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是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足以显示出他们对生态问题及其社会根源有着独到的深刻洞见。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个时代，工业文明正朝气蓬勃地显示着创造物质财富的强大能力，“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使人们忽视了这个文明阴影的存在，至少不太相信这个阴影终有一天会遮天蔽日。但随着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阴影也被逐渐地拉长，以致达到了足以使人类进步的前景暗淡无光的程度。

早在1949年，美国自然保护活动家A·莱奥波尔德在《原荒纪事》中就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认为以往人们只注重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却忽略了人与大地，人与环境的道德关系，因而有必要探索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保护自然环境系统生态平衡，以达到使人类能在良好生态环境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他的这本书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但单纯的理论呼声尚不足以惊醒人们面对环境的漠然心态。1962年，美国身患绝症的女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浅显通俗且又相当沉重的笔触描述了杀虫剂的使用是如何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她向人们问道：如果从某一时刻起，在本应百鸟争鸣的春天里，再也听不到燕呢莺啼，田野里寂静无声，那将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打破了美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在生态问题上的“寂静”。一些生产和使用化学杀虫剂的工业巨头，也包括一些利益相关的科学家和政客，连连发文谴责卡逊的“感情冲动”。但卡逊的书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唤起了世界公众对生态问题的自觉意识。卡逊逝世后不久，美国各州相继出台了禁止使用DDT等化学杀虫剂的法案，此后，世界各国也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杀虫剂。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杀虫剂，工业废物的倾泻、化学制品的滥用、臭氧层空洞的扩大、温室效应的加重等等，正在一步一步地侵蚀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和空气，当人们终于注意到这个文明的阴影时，却惊讶地发现在财富盛宴的餐桌下已经堆满了垃圾。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认真检讨人类行为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

最引人注目的是环境伦理学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批判。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视“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以完全利己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这种价值观忽略了自然作为人类家园的前提性意义，导致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要避免更为惨痛的结局，就必须放弃这种表现人的狂妄和傲慢的价值观念，代之以尊重自然价值和尊严的新型自然观。不能否认，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而产生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确给人们盲目地、没有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提供了某种“价值合理性”的解释或支持。改变这种价值观，形成一种“尊重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的强烈意识，有助于把保护资源环境的努力上升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自律。然而单纯的道义批判尽管可以唤起人们情感和热情，却毕竟不能替代对问题实质的分析。“尊重自然的价值和尊严”这样一种说法，多少具有把自然人格化的意向，作为抒发情感和激发热情的艺术夸张，无可厚非，但如果真的拿来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根据，就不能不说带有脱离对自然的科学理解的倾向。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其本身并无离开人类主体的价值内涵。自然界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尊重它，而只是依其本性对人类行为做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反应。事实上，如果自然界对人类行为做出的反应并不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很难说还有现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口诛笔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过几个世纪的蓄积而形成的沉重问题最终归结为文化或道德观念使然，似乎改变了价值观念就能解决我们在生态环境上所面临的一切困难问题，这不能不说是避重就轻的道义清谈，不管言辞如何激烈，终归是轻描淡写。

对生态问题社会根源的批判性研究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已经对生态环境问题有所关注。该学派的创始人M·霍克海姆和T·W·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中，就曾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现象。在他们看来，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确立了理性能够统治世界的信念，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无限统治权。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倡导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启蒙精神悄悄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走向了“自我摧毁”。这种“自我摧毁”也表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即人对自然的征服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也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却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而且人与自然也相互异化[1]。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绿色运动和环境伦理学蓬勃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直接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批判中表现出对生态问题的忧虑。他在《反革命与造反》（1972）一书中直言：“（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 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2]美国学者威廉·莱易斯在1972年和1976年分别发表了《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两本书。在《自然的统治》中，莱易斯第一次明确地把生态危机界定为：人类依靠科技手段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反过来遭到自然的反抗和报复，遭遇异化的命运。并认为，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对自然的统治，也就“不断地吞噬着它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原则，造成过度生产和“消费异化”，导致生产力与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此，资本主义国家有必要增加干预力度，压缩生产能力，削减人们的物质需求，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

如果说，莱易斯还在一定程度上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节制，那么长期注重生态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的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则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他于1977年发表了《生态学与自由》一书，强调生态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斗争即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应该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专制的、资本主义的方式。他坚信，人类完全可以在民主的和非集权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个人自主的、同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上述理论研究一步一步地将生态问题的研究从伦理学推向政治哲学，关注生态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中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从而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众说纷纭的生态理论中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不可忽视的学术思潮。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种切近现实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深刻地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动态规律、内在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理论，或者用时下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在生态运动中的延伸，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并将生态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的凸现。正如法国学者乔治·拉比卡所说：“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3]从上一世纪70年代末至今，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理论阵营，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本文选择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予以简要评述。

 

（一）、阿格尔：“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最初见于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这本书也被国内外学界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的标志。阿格尔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经济危机理论出发，重点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消费异化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即“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4]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相对应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带来的是人们疯狂地获取商品、满足物欲，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传统理论注重的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和经济危机，而没有充分分析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更没有预示资本主义在今天所面遇的生态危机。因此，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更富有弹性的现实，有必要建立新的生态危机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这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识”[5]，用“异化消费”理论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用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取代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最终用“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生态危机。阿格尔承认，异化消费源于异化劳动，要消灭异化消费，就必须消灭异化劳动。而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改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他主张，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使人类重新回归生产领域，从那里去寻求人生的满足和快乐，改变消费等同幸福的旧价值观。

阿格尔用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爆发了蔓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危机、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自2007年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等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及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表现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远非生态危机所能涵盖，反而表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无法治愈的痼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奥康纳的观点显得更为全面。他在1998年发表的《自然的理由》这本书中，修正了阿格尔的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提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的双重危机理论。

 

（二）、奥康纳：资本的“第二重矛盾”

奥康纳着力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何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延伸的问题。他尝试着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构建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注重分析和开发马克思关于生产条件的理论。他认为，生产条件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因素或客观因素，同时也是由社会主体创造出来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因素。据此，他从比较宽泛的“文化”概念出发，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生产条件”概念，认为生产条件就是“那些并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6]从一般意义上说，确认生产条件是人们以往历史活动的结果而非纯粹的自然因素，这原本就是马克思生产条件理论的基本内涵，从这个内涵出发也不难引伸出生产条件的历史文化意义。但重要的是，奥康纳通过对生产条件的这一理解，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包含的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矛盾。他把后者称之为资本的“第二重矛盾”或第二种类型的矛盾。这两重矛盾的融合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部动态过程。他指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条件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性能力的破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无法逃逸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而且必然遭遇日渐深重的生态危机。由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聚焦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因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本运行所必然造成的对生态的破坏作用。奥康纳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二重矛盾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

奥康纳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注重的是国家职能问题。他认为，破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国家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生产条件有此被政治化。国家本身能创造某种独立的或“相对自主性”的东西，借以控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参与和退出商品市场的时间和地点。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以资本的运作为前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第二重矛盾激发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还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和行政职能方面的政治危机。这意味着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第二重矛盾的关键。据此，奥康纳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所蕴含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是替代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是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7]。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实现国家民主和改革现实生产条件的政治革命。

 

（三）、岩佐茂：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

岩佐茂教授是当代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日本最早开创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94年发表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一书堪称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作为日本学者，他的生态理论是以日本国的环境问题为分析背景的。日本是世界上科技和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因而与工业发展如影响随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经常引发较大规模的社会矛盾。迫于公众的压力，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1967年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用立法手段协调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投入大量资金治理化学公害，进行农业补偿和土壤恢复；倡导循环经济，减少化学制品的使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强中金属回收等等。这些措施虽然未能完全奏效，但也的确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效果。应当说，在环境治理方面，日本确实走在世界前列。

通过概括和总结日本在消灭公害、环境保护运动中形成的思想和理论，岩佐茂对公害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公害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并不完全赞同把公害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体制的观点，认为，公害的产生的确同资本的本性密切相关，但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二者并不同义。尽管资本一方面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定下进行活动，但资本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如果把公害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公害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必然会陷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预防公害，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除公害这种宿命论中去，而且还会产生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公害这种错觉。“因此，我们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寻找公害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而应该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和被这一关系规定的、承担这一关系的资本区别开来，把资本的本性以及以此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看成引发公害的原因。”[8]

在岩佐茂看来，所谓资本的本性也就是“资本逻辑”，即通过生产来追求利润，谋求自身增殖。为追求资本增殖，必然要尽可能压缩不能带来利润的经费。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处理废物的经费，肯定要服从资本节约的冲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公害就是由在充分使用不变资本上的节约这一资本逻辑引起的。如果没有法律规定，资本逻辑必然倾向于无偿接受自然资源，并且对生产过程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是漠不关心。这意味着，从资本的逻辑中不可能产生出积极地保护环境的逻辑来，单凭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以来，环境破坏主要是基于市场原理的产业主义，这就是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的逻辑所引起的。岩佐茂认为，唯一能够与这种资本逻辑相对抗的是“生活逻辑”，即指在人的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中发现价值，在劳动生活与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人的生活态度和方法。对人的生存来说良好的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生活的逻辑也就必不可少地包含环境保全之意。基于这个看法，岩佐茂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是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尖锐对立的矛盾焦点”。

岩佐茂指出，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是不相容的，生活逻辑只有在与资本的逻辑的对立中才能展开。回避与资本逻辑的对立就看不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希望。抑制资本逻辑的横行霸道，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企业、资本家个体的责任感的觉醒或“良心发现”，而应当实现向环境保护型生产体制乃至循环型生产体制的转换，因此，有必要对由大量生产体制造成的环境破坏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并引入税金和罚金等经济手段来保全环境。同时，还必须通过舆论和运动的力量来与资本逻辑进行斗争，否则任何手段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不彻底改变资本逻辑，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过，岩佐茂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必然会抵制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他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果劳动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力量强大也可以达到预防公害的目的，但贯彻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必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型社会只有在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的逻辑进行决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不控制资本的暴行，不对资本的逻辑带来的自然环境破坏加强民主制约，可持续社会就不可能实现。”[9]

 

（四）、福斯特：物质变换裂缝论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在1994年就曾出版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一书，展示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当前阶段的生态破坏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前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生态环境恶化的简明历史画卷”[10]。2000年他又发表了代表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这本书的主旨是“挖掘对自然和生态危机的唯物主义认识”[11]，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范畴，成功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切入现实的路径。在2001年他又出版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在这本书中，福斯特不再作单一的历史性描述，而是直接介入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和环境的争论，以解读当今生态危机的各方面具体问题。

福斯特在梳理马克思唯物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通过对这个理论的解读，福斯特找到了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生态问题间有机联系的切入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源自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提出的“物质变换”概念。李比希于1840年出版了《农业化学》一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土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归还定律”，即“要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如果拿走的东西不全部归还的话，那么不可能指望再收到那么高的产量。”[12]马克思吸收了李比希的物质变换概念，并将其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对人力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的破环。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问题时就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程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13]

从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分析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物质变换的联系和矛盾（裂缝）中，福斯特看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及其解读当代生态问题的可能。他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包含自然和社会双重内涵：一方面是物质变换的“自然内涵”，主要是指自然界内部的物质交换和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交换；另一方面是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即社会的物质变换，包括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以劳动组织为基础形成的各种需要和关系构成的网络，人类通过劳动获得的产品或商品根据这个网络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福斯特强调，物质交换的社会内涵（社会的物质变换)是以自然内涵(自然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和物质基础的，二者的结合就能够表达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既强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客观性，又强调人类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动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具体劳动方式，它把包括人的生产劳动和自然的产物在内的一切都贴上了商品的标签，把管理、调整现实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纳入商品经济的发展轨道，从而使物质变换产生了“裂缝”，给人类社会和自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破坏就是其现实的具体的表现。福斯特将这个所谓“物质变换裂缝”概括为：“自然的生命律规定并控制这社会的物质变换。自然的生命律要求土壤营养成分的‘系统归还’，然而社会的物质变换却掠夺了土壤的营养构成要素，使之不能‘系统归还’，而是导致了‘土壤构成要素异化’。”[14]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亦即在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类生存的无机条件和人类自身的积极的生存状态相分裂，这种分裂从物质基础上看就是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异化，同时也是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中介的劳动异化。因此，导致物质变换裂缝或者说导致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发展的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其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劳动手段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这意味着，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在技术和管理上如何进步，它都不可能成为合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是必然的。这表明，生态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整体上是对抗的，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所有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福斯特的上述理论，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劳动异化理论，并通过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重新建构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切入点。他的理论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生态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的角度和方法。

 

三、构建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上述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中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围绕生态问题而进行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或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这些理论家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日益深重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很有可能同经济危机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成功地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同生态学和生态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我国学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姗姗来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将国外发展了数十年的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思想介绍到我国学界。但在80年代，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压倒一切的态势，因而生态问题的研究显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90年代以后，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逐渐受到伦理学界和哲学界的重视，并逐渐达到一个高峰。这推动了我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然而，受国外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国内关注此问题的大多数学者也都集中在生态伦理学方面，围绕“人类中心主义”等问题展开自然观和道德观的讨论，无论是维护者，还是反对者，似乎都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当改变或者调整我们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很少有人系统地探讨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一些零星的介绍。

2000年笔者在《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上发表的《环境危机及其根源》一文对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做出了初步的探讨。在文中，笔者认为，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对社会生活的绝对统治。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制是控制物质资源的社会权力，因而是一切社会权力中最根本的权力。财产私有制则是把这一社会权力转变为个人权力的社会机制。因此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和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是获取社会权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个人对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性质。当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实际地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后，私有财产权力也就膨胀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权力。对物的占有具有全面的社会意义，个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驱动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它使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产生普遍的竞争和对抗，并使自然界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竞争和对抗的牺牲品。因为，一旦人们把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的目的，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对抗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商业利益的竞争也使人们难于考虑自身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经济主体的局部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由自身的意志所决定的自觉行为，但相互冲突的意志的交互作用却产生了盲目的“合力”，这种合力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行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负作用日积月累，以至我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又堕入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必须消除制造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私有财产的权力一旦泛化为普遍的社会权力就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冲突和对抗，造成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对立，使贫富分化成为社会生活的顽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对自然的掠夺，大多出于利益群体之间特殊利益或私利的角逐。更使我们痛心疾首的是，迄今为止，不管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主题上奏出何等壮烈的乐章，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却在不断地抵消着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利益的抗争使真正出于“人类利益”的种种考虑变得苍白无力。即便人们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正在加速危机的到来，但要说服那些被竞争搞的头昏脑胀的利益群体彻底地放弃现代工业模式所能创造的唾手可得的利益自然是难上加难。

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生态问题所遇到的重重困难，预示着生态问题必然是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题。如何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开创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为中国学界迫在眉睫的理论任务。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学者对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展，但就创建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首先应当高度注重对中国生态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研究。岩佐茂教授曾告诫说，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主体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也取决于他们能否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未来社会计划。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如果急于产业化、工业化，热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从“生产第一主义”的立场出发节约处理废弃物的经费，也会引发公害。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偏低的发展中国家，关注民生的发展策略不可避免地会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民收入作为首选目标，这就促使中国必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30余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不能否认，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最大化地追求资本的价值增殖，很少会考虑必须加大成本才能予以解决的环境问题。此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贫富差别比较大，更加重了为浅近的功利目的而挥霍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行为，这就使生态环境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迅速恶化。并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本国内已经比较成功地改善了环境，而中国的生态问题依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同样会面临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没有任何铁的必然性可以保证社会主义能够自然地实现人们业已追求的生态目标。

当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或共同幸福为基本目标。对于这个基本目标来说，市场经济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并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对市场有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这对于解决生态问题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如奥康纳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可以控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说，尽管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遵循资本的逻辑，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资本和自然之间发挥强有力的中介作用，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抵制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逐渐使经济与社会朝着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并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条件。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或“绿色社会主义”等主张，但这些理论上的设想很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一种实践原则。关注民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当使社会主义成为最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形态，因为生态问题正在成为关乎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因此，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和实践策略，是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历史责任。

生态危机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部分人的危机，而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危机，从根本上消除危机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具有走出困境和危机的充分能力，关键在于必须创造出能够使这种能力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而哪样一种社会制度更有利于推进人类的这种共同努力，更能为解决生态问题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条件，势必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围绕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国际争端，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能够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也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证。

 

岩佐茂简介：岩佐茂，男，1946年出生，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环境学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哲学和生态学。

 

 

【注释】

[1] 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2]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载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

[3] O'Connor, Natural Causes,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339.

[4][5]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王瑾、梁树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第475页。

[6][7]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第525-526页。

[8][9]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第55页。

[10][11]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第1页。

[12] 李比希：《农业化学》，刘更另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6－917页。

[14] 福斯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原载《南开学报》2010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