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美学热”

屈指算来，新中国60年来共经历了三次“美学热”。前两次“美学热”分别出现在20世纪50 年代和80年代，自90年代初发端至今方兴未艾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热潮可以说是第三次“美学热”。

20世纪50 年代和80年代洪波涌起的前两次“美学热”各有千秋但有一共同特点，即美学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一直处于复杂微妙的关系。美学一直试图接近纯粹理性领域，寻找一条相对纯粹的学术性、知识性路径，而这也确实使之争取到了其他学术理论难有的相对宽松、相对弹性的生存空间；但另一方面，美学又受到实践理性的规约，习惯性地将知识和学术问题延伸到实践理性领域来加以考量，使得知识探求和学术讨论往往不无实践理性色彩。美学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这三者的博弈使得审美文化与物质生活、经济活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科学技术等生活内容的关系呈现出特有的格局。

第一次“美学热”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文革”之前，这股美学热潮的焦点是对于一些学理性、知识性很强的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美的本质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自然美问题、美感问题，还有美学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国内美学界形成了四大美学派别，分别主张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其中的核心范畴“主观”、“客观”主要属于认识论。认识论是哲学基本理论之一，当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认识论成为哲学的重镇并凌驾于其他知识论之上，带有强烈的实践理性意味。在美学讨论中亦然，当时通行的观点在这一表述中得到了彰明：“美学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所以它历来是哲学的一个附属部门。”[[1]]这就使得相关的学术讨论很容易滑向思想斗争和政治批判一途，主观派往往被斥为“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客观派往往被贬为“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其他两派也被反对者归入前两大阵营。虽然这场美学大讨论后来并未搞到像文艺学、史学那样批黑论、揪黑帮、挖黑线的地步，但也时时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按说这些哲学范畴在纯粹理性层面上是价值归零的，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却变成了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尖锐对立的两极。由于知识和学术被赋予了实践价值，后来有些问题被赋予了特权，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有些问题则被列为“禁区”，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二者均突破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次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美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美学热潮，其结果非但不曾达成美学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之间的统合，相反地更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抵触性和紧张度，促成了它们之间的裂变和分化。当时朱光潜曾以一篇题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2]]的文章引发了这场美学大讨论，在该文中他以百倍的诚恳表达了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正自己的根本性错误主观唯心论，迎接科学研究的新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到了晚年他说出了多年潜藏的心里话，承认他在美学研究中往往避开那些敏感人物和敏感话题，留下了明显的纰漏，“这是由于我有顾虑，胆怯，不诚实。”[[3]]审美文化与实践理性之间的深层抵牾，可谓莫此为甚。

 

二、第二次美学热

第二次“美学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人们刚刚经历了假恶丑的十年噩梦，对于真善美充满了热切的期盼和由衷的热爱，这就为美学走红发热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就是这份向往和爱好，使得美学研究最初显得十分神圣、纯粹和值得敬畏，而在众多学术理论中成为功利性和实用性最为淡泊的一种，也是学理性、知识性最强因而最接近纯粹理性的一种。特别是经过上山下乡的磨砺，在恢复高考后终于跨进大学校门的一代年青学子，不少人对美学如痴如醉到彻夜研读不辍、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中外美学名著的精彩文字。当时具有较为纯粹的知识拓展和学术建树意义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大量国外美学论著的翻译引进；二是文艺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提出和推广；三是美学文艺学新方法的研究形成热潮。在当时整个社会心态仍在痛定思痛、尚未完全走出声讨与清算的情绪化状态之时，一批美学爱好者已经矢志与纯粹理性为伴，以献身学术为毕生事业，更多表现出超越实际利害、保持价值中立的求知态度和治学立场。正是在这种态度和立场的支配之下，80年代美学取得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了第一次“美学热”，不仅在发表美学论著的量和质上大大超过前者，而且美学研究的范围也绝非前者可以比肩，涉及中国美学史、外国美学史、中外美学比较、审美心理学、文艺社会学、审美教育、技术美学、企业美学等，其中很多都是以往所不经见的。

然而说到底美学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次“美学热”最终还是逸出了非功利、非实用的纯粹理性领域。这次“美学热”的兴起以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1979)一书的问世为标志，有论者认为，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的结论性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构成“美学热”的全部学理根据，加之此后不久研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热”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宗旨被大力揭扬，从而“美学在80年代成为最具原创活力和策源性的中心人文学科”。[[4]]虽然这次“美学热”仍秉承上一次美学热潮探究“美的本质”的纯粹理性冲动，但在美学研究中却加进了对于美学的历史哲学内涵的理解和阐发，在美学中注入了鲜明的人学内涵，从而将美学研究从纯粹理性层面向实践理性层面推移，这就意味着1980年代豪情勃发的一代美学家直接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进程，但其过当之处也就埋下了日后“美学热”衰微的根子。1983年关于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讨论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进程推向极致，而次年对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则宣告了这一意识形态变革尝试的失败，在被波及的学术领域中，美学自然首当其冲。在实践理性的强力干预之下，审美文化显得十分脆弱和不堪一击，两者之间充满了龃龉和紧张，导致了审美文化与实践理性又一次形成了背离。

 

三、审美文化的转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邓小平关于对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的主张，对于纯粹理性层面上空泛的概念之争和实践理性层面上的思想禁锢“加括号”，搁置了那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二分思维，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让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虽然这些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事关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恰恰为此后的审美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良好的体制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起来，中国审美文化的突出变化有两点，其一是审美文化的重头不再在纯粹理性领域，不再在理论、学术领域，而在日常生活之中；其二是审美文化的活力不再在高雅、精英的层面，而在世俗、大众的层面。这一转变使得当今美学超越了以往学理研究和艺术探讨的狭小圈子，全面走向了实际生活，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交往活动、思想方式密切相关，与物质享受、经济活动、伦理道德、政治文化、法制状况、科学技术、大众传媒等融为一体，使得林林总总的生活内容趋于审美化。值此时势，乃有“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的风靡一时。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议热评和众说纷纭，这不啻是继前两次“美学热”之后的又一次“美学热”，只不过这次不像以往，此时所说的“审美”，已不复是自律的和排他的，不复是非功利、非实用、无目的的，而是有功利、有实用、有目的的，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无目的性”，[[5]]它已介入了当下活泼泼的文化实践。而此时所说的“美学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文化研究了。

在实际生活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内涵十分繁富复杂，并不处于同一层面，而是分层分级的，总的说来可分为“表层审美化”与“深层审美化”两个层次，“表层审美化”事关人们的物质享受和经济活动。就说市场营销的审美化，商品促销与美学相互联手，这已是市场营销的常规做法、不二法门，也确实能够从中收到转亏为盈、托小做大的奇效。其中关键一着是广告策略，广告与美学的合谋实现了商品的符号价值与实际消费价值的易位，使得商品的符号价值变得比实际消费价值更重要，一件名牌服装比一件普通服装的价钱高出几十倍、上百倍，这已是很平常的事。“深层审美化”则关乎更加内在的方面，它已经脱离了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表层，超越了材料、技术、媒体的范围，形塑着人们的思想、灵魂、心理甚至集体无意识，达成了哲学的审美化、认识论的审美化、伦理学的审美化、知识的审美化、道德实践的审美化、政治文化的审美化等，一句话，实现了人类精神的审美化。眼下网络流行语受到人们特别是年青人的热捧，像“躲猫猫”、“楼脆脆”、“范跑跑”、“贾君鹏”之类网络语言的流行，首先是代表着时尚、新潮、前卫，不仅冲击着传统的语言秩序，进而言之，更是对传统的生活秩序形成冲击；再者是以幽默、搞笑的风格体现了一种娱乐精神，表明了一种快乐、机智的生活态度；另外，在其背后也不乏隐喻成分，隐含并传达着说话人对于种种世态百相、社会问题的伦理、法权甚至政治态度。而这一切，都使得这些网络流行语平添了一种吸引眼球的魔力，从而往往被商家利用，成为商业促销的金点子。[[6]]可见这些网络流行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现象，而是在审美的平台上集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法治、知识、娱乐于一身了。尽管它可能只是在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段广为流传，但它对于人们的精神层面的形塑作用却无疑更为长远和深刻。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蔚然成风并不是由学者、教授等精英人物挑起的，而是由百姓、大众之类草根人物自发的，朱光潜、李泽厚们已经让位于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风击浪的弄潮儿。其中有一类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介乎上层精英人物与下层草根人物之间，属于“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称之为“新型文化媒介人”[[7]]。这种“新型文化媒介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儿，消费社会的文化英雄，他们从事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传播和服务，他们的职场在电视台、报刊社、影视集团、广告公司、网络公司、音像公司、咨询公司、旅行社、健身房、影楼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工作室，他们的职业被称作编辑、记者、导演、制片人、策划人、广告人、信息工程师、市场销售、公关专家、导游、教练等等。他们是游走于纯粹理性与市场效益之间的“中介人”、“两栖人”，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创造力，他们并不拒绝品位和个性，对于文化的新变具有高度的敏感，但他们对于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更加熟悉，对于市场经济抱有更多的认同，也更擅长在这一新体制下进行有效的经营和管理，从而善于将专业知识、艺术敏感和文化创造力转化为商品价值和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能够顺天应人地肩负起消除横亘在各个文化领域、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隔膜和阻碍，达成文化总体性的历史使命，成为整个社会形象生产、消费趣味、时代风尚乃至意识形态的示范者、传播者和塑造者。这一点使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向实践理性靠拢，具有了某种政治意味。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只是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后阶级政治”(post-class politics)，而有别于以往盛行的“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8]]以往的“阶级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而如今“后阶级政治”则主要关心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二者相通的是权力甚至霸权问题，不同的是前者涉及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限定的社会权力；后者关乎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老辈与青年、侨民与土著)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因此前者是一种“社会政治”，后者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将政治的核心——权力问题引向泛化和世俗化，对于“社会政治”起到宽松化、柔软化、弹性化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关乎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往往采取激烈的、极端的形式，甚至诉诸武力和暴力，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刚性的政治；“文化政治”则借助市场的力量将权力问题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和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宽容的、柔性的政治。这种宽容的、柔性的“文化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缓解紧张、释放能量的缓冲带，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但是归根结柢，“文化政治”对于实践理性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之功，终究能对“社会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消费社会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潮以其深刻的“文化政治”意味而不无意义，它对于当今时代审美文化如何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展示了一种值得期待的良好端倪。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