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的技术性向度

众所周知，在《单向度的人》(1964)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马尔库塞试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现象作出自己的诊断。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思想深受两位前辈学人——马克斯·韦伯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如果说，韦伯关于“合理性”(rationality)问题的论述引起了马尔库塞的巨大兴趣，那么，海德格尔对“技术”(technology)问题的反省同样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事实上，《单向度的人》正体现出马尔库塞在现代性现象的反思中对上述两大问题的综合性思考。

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概念是“技术的合理性”(technology rationality)。他告诉我们，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理性的观念已经发生巨大的蜕变:“理性观念最近已经蜕化为技术合理性的极权主义的领地”[1](P123)。与此相应的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不但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统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1](Pxvi)。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现代性现象都被“技术的合理性”打上了烙印，从古希腊以来就以“理性的存在物”自诩的人失去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而只满足于对现实生活采取实证主义式的服从态度。

总之，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理性只剩下了“技术的合理性”这一个向度。这个向度膨胀得如此厉害，以致于它几乎占领了整个理性的领域，惟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发出的微弱的、绝望的呼声与之相抗衡。因此，马尔库塞写道:“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弥合过去和未来之间裂痕的种种观念；它既不作任何承诺，也无法指示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它始终是否定性的。它依然忠实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的人们。”[1](P257)这里流露出来的正是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情绪。尽管他把社会批判理论所蕴含的否定性的理性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技术的合理性”之外的另一种理性的向度，但除了这一向度借以表现自己的空洞形式——“大拒绝”之外，马尔库塞并没有留下什么实质性的、富有积极意义的论述。

毋庸讳言，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现象的论断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高度的敏感性，然而，贯通于现代性现象中的理性是否只剩下了“技术的合理性”的向度，而差不多丧失了其他一切向度了呢?正是在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上，我们和马尔库塞发生了实质性的理论分歧。诚然，我们也承认，“技术的合理性”、“技术理性”或“科学技术理性”乃是现代性现象中理性的一个重要向度，然而，我们认为，不可忽视的是，理性还具有另外三个重要的向度——公共性的向度、规则性的向度和超越性的向度，所以，即使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只要一个人自觉地保持着理性的上述三个向度，他就不可能蜕变为“单向度的人”，而这正是现代性的自我治疗的功能之所在。下面，我们对理性的上述三个向度逐一加以论述。

二、理性的公共性向度

如果说，“理性的技术性向度”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那么，“理性的公共性向度”涉及到的则是人与共同体(community)或社会(society)之间的关系。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看法，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已经存在着“私人领域”(private realm)和“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假如说，私人领域主要涉及到家庭生活和隐私，那么，公共领域则涉及到人人都须关心的城邦的公共事务。在城邦这种共同体的形式中，理性的公共性向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总是引导人们积极地去关心城邦的公共事务，甚至为之而献身，并按照一个人关切公共领域的程度来判断他的人格的完整性。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选择了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的做法，那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2](P38)由此可见，古代人对公共领域以及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公共性向度”是十分重视的。

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和毗邻的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古代共同体逐步转变为以陌生的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而在以现代性现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处于不断弱化的过程中。阿伦特认为，“自从社会兴起，家政和家政管理方面的活动被纳入到公共领域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生长起来了，那就是吞没比较古老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同样也吞没了新近才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的领域，这种倾向已经成了新的领域最明显的特征之一。”[2](P45)比如，在古代共同体中，劳动是属于私人领域的，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却成了公共领域关切的基本主题，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组织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相互依赖这一事实便获得了公共的内涵，于是，与纯粹生存相关的活动被准许出现在公共的领域中。”[2](P46)在阿伦特看来，这样的变化既造成了私人领域的萎缩，也造成了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面衰退。而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全面衰退，必然会引起“理性的公共性向度”的边缘化，而这正是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遏制极权主义的泛滥，就要把“理性的公共性向度”中心化，把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充分地凸现出来。

我们知道，德国的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进一步推进了阿伦特对公共领域和“理性的公共性向度”问题的思考。哈贝马斯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c)时，公共性才能实现。”[3](P252)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和公共领域应当体现出来的是民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政治领域里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然而，随着当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发展，阿伦特已经指出的那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全面萎缩的倾向表现得更严重了。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性并不等于公共性；但是没有公共性，大众性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3](P251)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以政治领域为核心的、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公共领域必须得到复兴。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公共领域的运作是与“理性的公共性向度”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复兴也有待于“理性的公共性向度”的发展。这充分表明，在现代性的总体话语框架中，通过一些批判性的思想家而被意识到的“理性的公共性向度”仍然具有发挥自己作用的巨大空间。

三、理性的规则性向度

假如说，“理性的技术性向度”关注的是人如何与自然界相处，那么，“理性的规则性向度”关注的则是一个人如何与他人相处。要言之，“理性的规则性向度”关注的是:人们应该制定出什么样的规则，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众所周知，在“理性的技术性向度”的支配下，人们的主要努力是揭示出隐藏在自然现象中的law。我们知道，law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为“规律”；一为“法律”。显然，我们这里只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law这个词。事实上，law作为自然现象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是通过探索把它发现出来而已。与此不同的是，law作为法律却是人们通过主观方面的努力而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其实，law的第二种含义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理性的规则性向度”。

在“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支配下，人们的主要兴趣是制定出对每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rule)，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道德规则、法律规则等等，人们谈到法律规则时，涉及的正是law的第二种含义。有时候，人们也使用“规范”(norm)这个词，但其基本含义则从属于rule。

“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重要性在古代社会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不言而喻，在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内部，人的行为都会受到各种制定出来的规则的约束。事实上，没有这样的约束，任何共同体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从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被打破了，“普遍物已经破裂成了无限众多的个体原子，这个死亡了的精神现在成了一个平等[原则]，在这个平等中，所有的原子个体一律平等，都像每个个体一样，各算是一个个人(Person)”[4](P33)。在个体充分离散的现代社会中，“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充分有效的规则的制定以及这些规则对每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和社会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康德、黑格尔、边沁、穆勒等，没有使用过“理性的规则性向度”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理性所制定的规则对人的行为约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黑格尔对法国革命中的“绝对自由”倾向的批评，正是为了呼唤规则理性的苏醒。在当代哲学家，特别是哈贝马斯那里，对“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肯定和强调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吸纳了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的学说，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强调个人之间如何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和商谈。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现代性的总体语境中，“理性的规则性向度”的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它与“理性的公共性向度”一起，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如果说，“理性的公共性向度”注重的是人与共同体或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理性的规则性向度”注重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后者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四、理性的超越性向度

如果说，我们上面论述的“理性的技术性向度”、“理性的公共性向度”和“理性的规则性向度”都是理性在经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的超越性向度”，则指理性在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运用。换言之，“理性的超越性向度”涉及到理性在宗教信仰、哲学思考和艺术创造方面的运用。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曾经说过:“我必须扬弃知识，为信仰开拓地盘。”[5](S33)显然，康德这里的“知识”是指理论理性的领域，即主要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关的领域，在我们的研究语境中，主要与“理性的技术性向度”有关。与此不同的是，“信仰”则主要与宗教和以宗教为前提的道德的领域有关。在康德看来，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理性光在经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是不行的，还应在超越的层面上，尤其是宗教的层面上发生作用。

后来，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提出了“上帝已死”的著名命题，马克斯·韦伯也曾把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祛魅”(Entzauberung)的过程，而“祛魅”则蕴含着对传统宗教和神秘思想的消除。然而，实际情形告诉我们，宗教之“魅”在当代社会中仍然保留着，正如荣格早已断言的那样，上帝是不可能死，也是不会死的，因为“理性的超越性向度”是永远不可能从人类理性中被抹去的。我们也知道，在“理性的技术性向度”空前发展的当代，当技术已经把人连根拔起的时候，海德格尔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回答是:“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6](P1289)

与上述哲学家的见解不同，按照谢林的看法，在“理性的超越性向度”中，艺术之追求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客观世界只是精神原始的、还没有意识的诗篇；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7](P15)确实，艺术活动是在“理性的超越性向度”的支配下，以自己的方式，大胆地创造世界，而作为“理性的超越性向度”活动的场所之一，艺术世界在人类的整个生活中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尽管黑格尔也与康德一样重视“理性的超越性向度”，但在对“超越性向度”的理解中，他更注重的不是宗教，也不是艺术，而是哲学。在《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中，黑格尔在谈到科学与常识携手导致形而上学的崩溃时，曾经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8](P2)在这里，黑格尔肯定了“理性的技术性向度”与“理性的超越性向度”之间的冲突，即科学和常识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否定宗教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理性的超越性向度”是不可能从人性和理性中彻底地被排除掉的。在黑格尔看来，不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形而上学，而且个人实质上也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所以，他在《小逻辑》一书中进一步发挥道:“人乃是能思维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形而上学，而是我们所用的形而上学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形而上学。”[8](P216)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时期，“理性的超越性向度”和形而上学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萎缩，但它们始终与人类的生存和思维结伴而行，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所有这些也表明，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理性的超越性向度”并没有消失，它始终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理性的技术性向度”及其种种表现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仅仅停留在这个向度中去理解理性又是片面的。事实上，这种理解方式必定会引申出悲观主义的结论。其实，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理性的另外三个向度，即“理性的公共性向度”、“理性的规则性向度”和“理性的超越性向度”并没有消失，它们通过一些批判性的思想家的阐述而在人类意识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从而成了制约“理性的技术性向度”无限制泛滥的重要力量。理性的这三个向度的存在也表明，现代性具有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治疗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对现代性作出“是”或“否”的简单的结论。

【参考文献】

[1]H.MARCUSE.One-Dinensional Man[M].Boston:Beacon Press,1966.

[2]H.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I.KANT.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I)[M].Suhrkamp Verlag 1988.

[6]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8]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原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