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在上下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汉唐儒学、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几个发展阶段，许多理论观点和阐释形式亦几经嬗变，但儒家学派的根本精神却始终存续其中。本文主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等前期儒家思想资料为研究对象，适当联系儒家后学的思想，对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些探讨。

一、天人同构一一人生价值的形上学论证

在人类初与动物揖别的远古时代，人的主体能力极其低下，备受自然界的逼迫和奴役，自然界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与人类相对立。人们感于自身现实力量的不足，便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作为人格神的皇天上帝与自然界相抗衡，以呵护、保佑芸芸苍生。春秋以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更，神权统治动摇，人的思想得以解放，地位有所上升。为了给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价值寻求理论根据，儒家学派基于天人一体同构这一历史文化遗传和思想信念, 仰观俯察，探赜索隐，穷究天地宇宙的本质, 并从天地宇宙的本质特性演绎导引出人的本质和特性，为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体系提供形上学的基础和依据。

    在儒家学派看来，宇宙的本体是浑沦未分的一元之气——太极。太极内部阴阳两种对立的实体力量相摩相荡，相承相应，往来屈伸，动变不居，生成五行男女和天地万物。宇宙动变不息的鹊的，字宙的本性和特质，就在于流衍化育万物，在于创造和延续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生命, 整个宇宙就是一条行健不不息、动变不已的生命湍流。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易传》亦云：“生生之谓易”（《系辞传》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同上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系辞传》上）。宇宙动变不穷，生物成物。阴阳二气相推相荡，五行男女大化流衍，生万物之形，赋万物以性，表明宇宙天地有深沉宏富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就是天地宇宙之善的本性和灵魂。人与天地万物同禀一元之气而生，并在有生之初就承受了天地宇宙之善良美好的品质。但在赋形成性之后，便了各自的属性而相互区别。由于本质相同而形性各异，且因人的修养和识见不一，于是便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在探究宇宙生成及其本质的同时，儒家学派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之区别于物的本质 特点，人体察天地之道而完善现实人生的可能性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思考和解说。人作为类的整体，也是阴阳二气交感化生的产物。其与水火草木禽兽的不同之处，在于受精轻清秀之气而生，因而是天地间之最高的、与天地并立的存在者。《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宋儒周敦颐亦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人不仅拥有万物所具有的一切品性，而且具有自己特有的属性。惟其如此，人才成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特有属性就是徵知思虑的灵明之心和仁义忠信等道德之性。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而是否具灵明之知和道德之性，关键在于气禀的偏正浊清。草木禽兽气禀偏浊，故不能以灵明之心体察天地万物之性和人伦日用之理；人禀受清虚空灵之气以生，故能以心官的思虑徵知作用，综合日常生活经验，省察理解天地人生的本质之性，并将之施行于日用人伦之中。总之，天地宇宙具有生成化育万物的好生之德，人作为集五行秀气而生的最高存在者，能够以灵明之心体合天地万物的本根之性。

儒家学派认为，天地宇宙与社会人生是一个统一完整的生命流程，人的本性与生命源于宇宙的本性与生命，人类之性与天地之性、人类之心与天地之心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天地将其德性赋予人类，人类则以知觉灵明之心觉解天地之德性，并将之加以培养、发展、弘扬和扩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二章）。张载认为“人受于天则成性”（《张子语录》中）。二程认为性与天道一致。朱熹也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孟子集注·告子》上）。天地宇宙的德性和本质就是在动静变化中生育万物，这是一种仁心善性。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则以天地之心为心，天心、天性、天理、天道即人心、人性、人理、人道，人的本质和职责就是发展、延续宇宙生命，立己立人、仁民爱物。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虽然没有明确讲人之性善，但在其思想中确有性善论的意蕴。孟子质言人生而具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倪。他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内而臻至与天为一的精神境域，外而博施广济，推行王道政治。荀子虽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但只是以情言性，从放纵情欲而生恶推论性之恶，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人的善性。他主张明分使群，崇礼隆教，化性起伪，以期使人心向善，实际上是以人之性善可教为前提的。孔孟主张人之性善，强调成就善的人格的先天内在根据；荀子主张性恶，则是强后天修养教化对于造就善的人格的重要作用。两种观点实际上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天地人物一体同构，天地之心即人类之心，天地人物的本性就在于生成、化育、发展和完善生命，这是宇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本根与源泉。作为具有灵明之知和仁心善性的人类的鸽的、使命、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体合天地宇宙的好生之德，并将这种德性彰显弘扬于人生实践之中，参赞化育，曲成万物，达于天人合一、大德敦化的境界。儒家学派正是这样，                        基于天人合一的信念，将人生哲学植根于天地人物一体同构、天地之心即人类之心这一形上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以发挥人的知觉灵明之心的功能作为体合天地之德的契机，从本体论、宇宙论问题进到了人生论问题。

二、天人合德一一理想人格的畅想构建

在儒家学派的人生哲学中，天人合德的思想义蕴并非仅仅在于天人一体同构，还在于将天命之性内化为人之本性，并通过人之心性得以体现、彰显和发扬。认识天性与天道，使之内而成为人之真知明德，外而化为人之笃实践履，把得之于天而藏之于心的天地之性彰显实现出来，成为人生的鸽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天地之德是一种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仁的本性，天人合德就是体仁行仁，天人合德的极致在于获得对于天心、天性的明确认识，并将之施行于道德实践和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对此，《中庸》谓之“诚”，《大学》谓之“明明德”。《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 二十章）。“诚”与“明”是一种超越物质欲望和肉体小我的束缚，养护和扩充精神之我、以仁爱之心视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天地相通相参、博施广济、仁民爱物的精神境界。而克制物欲、依礼而行、择善而执、知过则改，是达到诚明之境的内在契机。孔子提倡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曾子主张三省己身；孟子主张扩充善端、“存夜气”、养“浩然之气”；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克尽物欲，天理流行；陆王心学则倡言廓清心体、以见真心。能够超越肉体之我和闻见之狭、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周流六虚、参赞化育，达到了诚明之境的人就是君子、大人乃至圣人。《乾卦·文言传》曰：“夫‘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达到天人合德之极致的圣人，已消除了私心情欲的阻碍、拂扰，上升并稳定于纯然至善的境界。他无须勉力为善，遇事即使从心所欲，共所思所行,亦无不天理流行。只有至圣之人，才能聪明睿智、宽裕温厚、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才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至圣之人，才能至诚无妄地体合天地之德，无丝毫私欲杂揉其间，其思虑动静皆从之至德               之性中流出，亦即将天地之性尽实现于人伦日用之中，契合天地，化育万物。

    儒家人生哲学从天人一体同构的基本观念出发,指出人皆具有源于天地、成于人心的弥足珍贵的品格，这是一种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若尽心知性，将这种内在品格和价值发展起来和显现出来，这是人生之目的和理想的实现。性作为人生之理，本于天地之性，为人人所具有。王夫之说：“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性”（《张子正蒙注·诚明篇》）。由于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人人便具有了成为君子、圣人的可能性，故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言涂之人可以为禹。尽管性为一切人所具有，然而人们对于性的觉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人不知性，或以声色臭味安佚为性，君子则以仁义礼智为性。君子超越了对声色无欲的追求，而上升到对于仁义礼智等道德精神的向往。天地宇宙赋予人以善的本性，但这只是一种善的端倪，只是一种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而不是现实的理想人格。要把这种隐微不明的天性昭著彰显出来，还须修养身心、明觉笃行，使内在灵修和外在行事皆臻极致。由此，儒家人生哲学便从理想人格论过渡到了修身之道论。 

三、内外交修——达于圆满人生的必由之路

儒家学派认为，人性作为人之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诸善的品性的种子或端倪，这只是希圣希贤、成就完满人格的可能性或潜在基质，而不是现实的善的人格，要显扬和发挥这种潜在的仁心善性，须下一番修持涵养和躬行践履的工夫。对于这个内外交修、明诚尽性、参赞化育的过程，孔子谓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谓天下国家之根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上》）；荀子谓备道全美，以至强、至辨、至明的心性品格和能任、能分、能和的卓越才干而王天下；《中庸》则标举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合内外之道”。《大学》对以圣人为祈向的内外交修过程作了经典性的阐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后家齐，家齐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君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第一章）。“明明德”、“亲（当作新）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言学者应发明得之于天、虚灵不眛、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作为天命之性的明德，在自明其明德的前提下有推己及人，制礼作乐，立道施教，革除众人之因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导致的旧染积习，使之达到事理当然之极,止于至善之地而固执不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的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具体化。“三纲领”、“八条目”只是内外交修的基本路向，由于儒家内部有不同观点、不同哲学世界观的纷争，因而对这一基本路向的理解也不尽一致。程朱理学从理本体论出发，认为性即天理，心包性情，格致诚正就是即物穷理，以外向性的格致与践履启迪、发明内心得之于天的明德、天理、善性，而齐治平则是则是推行此天理、明德、善性，施教于民，使其克尽私欲，将纯然至善的天理贯彻于人伦日用之中。陆王心学从心本体论出发，以性对心，认为心外无理，万理具于一心，并进而断言心即理，主张反身而诚，直指心之本体。这样，格物便不是向外探求，亦无须“即物”这个中间环节，而是发扬激励奋迅的主观战斗精神，举除荡涤物欲，廓清心之本体，昭明天理良知。明德新民便是发明内心的天理良知，并将此良知推及天地人物，贯彻于社会道德政治实践之中。儒家学派认为，格致诚正是要解决认识和修养问题，齐治平是要解决敦行教化、使世道人心向善而最终跻入大同之域的道德政治践履问题。格致诚正和修齐治平意在体察天地好生之德及其生成化育规律，臻于天地合德的精神境界，并且以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把天理人性实现于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伦日用之中。以仁爱之心处理父子兄弟的关系，便有孝悌之道；以仁爱之心处理君臣朋友的关系，则有忠信之道；将仁爱之心施行、推及政治生活，则有不同于霸道和苛政的仁政与王道。从《大学》规定的修持方法路径中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向往一种内外交修互养、知行相兼合一、集立德立功立言为一身的理想人格，而这种理想人格又是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相联系的。理想的高尚人格不仅在于对天道人性的觉解深刻明晰，还在于对天人之道的实行真切笃实；不仅要体仁，还要行仁。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下》）。

四、偏家学派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准则

儒家学派在长期发展流变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人生态度、思想倾向和行为准则。

1、切近现实、推重躬行的致思倾向。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天地人生之道寓于人伦日用之中，远离人伦日用、同人的生命活动不相关涉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士人君子希圣希贤，以体认和把握道为鹄的，将天地人生之道内化为自己的心性品格，又发显为关乎人伦日用的躬行践履。儒家学派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依据人之性情，衍为理论以明道，制为方式以践行，切近现实，不涉玄虚。道与德是对关乎天人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的称谓，仁与义是全德之名，下辖恭、宽、信、敏、惠等具体德目。士人君子以此为操存涵养的鹄的与标准，既要具有天人一体、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又要建立法相天地、制礼作乐、广施仁政、利用厚生的功德事业。儒家的人生修养之道，不惟坐而论道、高论谠言，更在于精研六艺，增益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的才具，以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儒家既不像道家那样清静淡薄、漠视人生、阴柔无为，亦不像释家那样堪破红尘、苦心修行、断灭生机、寄心来世，而是积极用世，在体道行仁和人伦日用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创造人生的价值，获得现世的欢愉。儒家宗师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天命鬼神和身后之事持回避和存疑态度，致力于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一生博学笃行、授徒传道，并周游列国、颠沛流离，试图寻求张扬天人之道、施行德行教化的机遇，实现内外交修、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并为此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2、高扬道德精神、崇尚主体人格的价值取向。人既有肉体生命，亦有精神生命，两种生命均应爱护和珍视。孟子言不立危墙之下，王夫之有珍生务义之说。然而，在两种生命中，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是人的精神生命，是主体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肉体生命是小我，精神生命是大我，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和价值。孔子强调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价值，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孟子主张养护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精神大体，倡言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儒家并不轻视肉体生命，亦不否定和反对物欲，只是在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之间，更强调精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主体在履仁行义的过程中，若遇到强大的外力逼迫，以至超出自身的肉体生命承受能力时，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牺牲肉体生命为代价，伸张志气，保全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养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造就大丈夫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宋儒周敦颐认为天地间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故“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通书》）。儒家学派崇尚道德仁义，鄙薄世俗禄利，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表现了高尚的人格与坚定的操守。在儒家学派这一思想的影响下，重道义、尚气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不渝的价值取向和历久弥新的生活主题。

3、进德行业、自强不息的超越意识。儒家学派从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流中获得教益和启迪，生发出了刚健雄毅、自强不息、超越有限自我、追求永恒精神生命的人生态度。《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文言传》曰：“君子进德修业，……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天道行健不息，亘古如斯，君子应效法天道，坚韧耐久，积极进取，超越有限，追求永恒。人生之道既现实切近，又崇高悠远，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一个不断进取创化的过程。人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超越有限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德日充而业日成，把自己的德行、思想、事业融入永恒的宇宙之流，在宇宙、社会、人生的生命洪流中获得升华和永生。

4、执两用中、与时偕行的方法论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天地万物在其变化流转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井然有序。这种和谐与秩序在人的心性品格和生命活动中的表现便是‘中庸”。中者，言得其中；庸者，言得其时。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正确处理对立两极的关系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不以中庸的原则行事，就会出现偏执一端、或急于冒进、或拘谨退缩的过失。用中是与因时制宜、通权达变结合的，惟其如此，才能与时偕行，进退得当。故《易传》的作者主张相机而动，与时变通。“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传》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传》）。《中庸》发挥了孔子的“中行”思想，明确将中庸称之为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并作为君子之修养践行的方法论原则和制礼作乐、规范社会、调谐情感以及生养、维治万民的内在根据。仁义、中和与礼乐典章，一体一用，共同构成了人生的内在根据和外在规范。有道之君子以天地仁义中和之德充实内心的道德精神世界，以礼乐典章规范社会与自身，调谐自己的情感和言行，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便具有圣贤之德行气象了。

五、儒家人生哲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以伦常道德为本位、以仁为核心、以内外交修为特征的人生哲学。其社会历史价值，首先在于高扬了人的主地位及价值，表征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能力的提高以及人对自身的类价值的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关系。任何人类个体都禀受了天地之德和天命之性，具有希圣希贤的内在潜能。修身是齐治平之本，个体内在道德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世道人心向善和实现大同社会、跻于至善之域的前提，而个体的内外交养和主体潜能的发挥又必须在社会中进行，在仁民爱物、大德敦化的道德政治实践中体现。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在这一观念的熏陶、驱策之下，以天下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职志，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献身于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崇高事业。然而，儒家人生哲学又把社会个体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限定在封建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之中，又贬抑了社会个体之作为主体的独立地位，阻碍了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以及个体价值的全面实现。

    儒家人生哲学提倡天人合德、智仁勇一体的人格理想和内外交修的人生路向，孔子言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朱熹言“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王夫之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儒家人生哲学力倡体仁行仁、内圣外王、明道稽政、志在天下，反对空言浮教，激励历代许多饱学之士怀经论天下之才，赍忧民济世之志，深切关注国事民瘼，积极参与现时政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儒家人生哲学要求效法天地之行健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性，熏陶造就了中华民族之自强不息、发强刚毅、宽容敦厚、忍辱负重、坚忍耐久的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在巨大创痛和苦难面前不丧失热爱生活的信念和独立不倚、威武不屈的品格，以其强大的生命活力和                内聚力，历尽劫波，从悠远的历史中走向现代社会，并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背弃传统、割断历史。儒家人生哲学中智仁勇一体的人格追求，内外交修的人生路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经世致用的致思倾向，关心国事民瘼的忧患意识，自强进取的超越精神，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应正确对待儒家人生哲学，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坚持个人与社会、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辩证统一，以创造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促进自由发展、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与成长。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