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诞生已70多年，至今仍因其高超的实践智慧、缜密的思维逻辑、独创的理论观点、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们所反刍回味、学习运用。重温《实践论》，回顾其写作历史背景，理解其深刻理论内涵，认识其重要地位作用，对于增强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论》的历史背景
哲学不是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不是脱离时代和人民的纯粹思想体系，而是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实践论》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写的。它反映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精神与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阐释与论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的趋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因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各个国家也是有所不同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艰巨性和独特性。要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不能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不能照搬别国革命的经验，只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而要探索一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是相当艰难的。它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十几年间，在党内相继发生了右倾错误、盲动错误、冒险错误和教条主义错误，中国革命也经历了两起两落，即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党之所以屡犯错误，中国革命之所以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对于国情的认识不十分清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好。如果说经验不足、知识不够，也会犯错误，但发生大的错误、全局性错误、根本性错误，肯定是思想路线出了毛病。思想路线错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乃至组织路线就一定会出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对于大的政治错误，必须把它提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决。不然的话，就会纠正了一种错误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因此，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解决好哲学路线、思想路线问题。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对于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此，他主张要使党员的思想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3]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照搬照转的形式主义以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大力倡导“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为毛泽东最早的专门讲思想方法的著作，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使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并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但教条主义并未得到清算，就全党来说，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35年12月和1936年1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批判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批判“左”的错误的同时，还深刻揭露了其脱离实际、死板僵化的教条主义这一思想方法论根源。
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思想路线上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担当起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发愤读书，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入了毛泽东读10部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其中读西洛可夫与爱森堡等著、李达与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以及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写于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哲学，一方面，将中国革命经验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总结；另一方面，运用哲学思维来探索中国革命的战略道路；同时，又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吸收借鉴这些哲学著作和教科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他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总根源，从哲学路线、思想路线上说，就是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5]“左”的和右的错误是相通的，因为二者都是脱离客观实际，不具体分析事物发展的过程、阶段、条件、可能，用抽象、空洞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为了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必须从根本上即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否则，就会反右而出“左”，反“左”而出右。毛泽东精心研读哲学的心得与所做笔记，为他系统创立和建构新哲学，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从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并为此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纲共三章：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是其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第三章的第一节。“两论”深刻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对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哲学批判。1937年底或1938年初，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每周召开一次哲学座谈会。1938年9月，倡导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41年8月和9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组织研究组，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哲学，重点“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为了彻底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错误，使全党同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明辨是非，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和演说，在全党发起和开展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重点；破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在此基础上实现党在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的高度统一，是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延安整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教育和训练了干部，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二、《实践论》的理论内涵
党的思想路线主要是为了解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总结中国革命宝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重实行的思想传统，阐述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
《实践论》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自认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列宁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将他的认识论著作称之为《实践论》，对于实践的形式作了全面论述，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和领域来看，实践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以及科学文化实践。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6]“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7]他还将社会实践过程诠释为“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以及“科学实验过程”。[8]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存。而为了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而要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因此，物质生产就成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物质生产实践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没有物质生产实践，人与社会就不能生存发展。社会政治实践改造社会关系和制度体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保障物质生产顺利进行。科学文化实践探索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创立科学理论，生产文化产品，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与精神动力，并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另外，从功能来看，可以把实践划分为常规实践和创新实践；从状态来看，可以把实践划分为现实实践和虚拟实践。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根据，科学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与科学文化实践，逐渐了解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若离开实践，人的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人类认识的总体而言，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由于人生有涯、宇宙无疆，由于知识可以传播、继承，因而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事都要直接经验，而是需要大量吸收间接经验，从书本中、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但吸收间接经验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和前提的。而对于自己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最初取得这些经验的人来说，仍然是直接经验。（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社会实践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推动人们去探索规律、追求新知。人的实践作为一种自觉能动的活动，是以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为指导的。社会实践也为人们积累了日益丰富的经验材料，创造出了新的工具手段。人类实践的纵向推进和横向拓展，也使人们逐渐能够用宏大深远的时空视野观察社会历史，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社会实践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3）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9]如果说认识的根本任务是认识本质、把握规律；那么，认识的最终目的则是指导实践、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0]（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11]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性决定的。真理是人们的思想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能够将一种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付诸行动，并产生一个结果，因而能够使人们把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证明了人的认识的正确性。如果经过反复实践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是对于一种认识的证伪。实践还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实践本身也具有普遍性，只要具备了同样的条件，就可以随时随产生合乎规律的运动，并且获得同样的结果，从而证明规律与必然性的存在，证明一种思想、理论与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相符合。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一切思想观念、体制做法，都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应当肯定和坚持；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当否定的和抛弃。
《实践论》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不但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立场，而且将实践引入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发展过程。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2]毛泽东深化了列宁这一思想，把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
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现象、各个部分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其形式有感觉、知觉、表象；理性认识则是对于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其形式有概念、判断、推理。要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第一，必须通过实践获得丰富的而不是零碎的、合于实际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感觉材料；第二，必须对于感觉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从而获得对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唯理论否认感性认识而重视理性认识，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经验论忽视理性认识而重视感性认识，只承认经验的实在性，否认理性的实在性。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教条主义不懂得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拒绝研究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可以机械套用的教条。经验主义则是轻视理论，拒绝正确理论指导，满足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也只能导致革命失败。
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是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仍须再回到实践中去。只有经过这次飞跃，才能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要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把理论理性转化为实践理性，把思想、理论转化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办法，并抓好贯彻落实。
实现两个飞跃，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往往要不断地试错，经历许多挫折失败，才能最终取得成功。毛泽东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要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13]
《实践论》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4]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其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认识，就是客观真理。宇宙发展过程是总体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人类实践是历史性与绵延性的统一，人类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由各个具体过程构成的，人类总体性实践是由具体实践构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15]人类对于总体宇宙发展过程的认识是通过对于各个具体过程的认识实现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广度和深度，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定范围和层次，所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是有条件的、具体的、相对的。但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人类在世代相续的总体性实践中也有能力正确反映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获得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就像水滴，绝对真理犹如长河。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矛盾、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人们就必须更新思想观念，反映新的实际，形成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6]我们既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反对真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与相对主义；又承认真理的历史性与相对性，反对真理问题上的形而上学与绝对主义。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对于事物的歪曲的反映，二者有原则的区别。但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对于特定对象的反映，都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如果把真理同它所适用的具体对象割裂开来，超越真理适用的范围到处套用，就会把真理变成谬误。反之，当我们克服了把真理绝对化的错误，严格划定它所适用的范围，谬误就能够向真理转化。另外，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如果我们不是对错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认真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会引出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就是在总结多次胜利和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逐步获得的。只有善于总结经验，我们才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实践论》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概括地阐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7]这一概括表明：其一，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贯串于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其二，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无限上升的过程。客观事物不断发展，社会实践不断推进，人的认识不断深化。当一个客观过程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转变，我们的思想认识、中心任务、方针政策，也必须随之转变。这就是与世推移、与时偕行。其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认识世界以改造世界为基础，改造世界以认识世界为指导；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作为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更应重视对于世界的改造和重建。而改造世界的任务是多重的，即“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18]这里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阻碍和反对改造的人们。我们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改造自然，使之发生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变化，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我们通过社会政治实践改造社会，破除阻碍社会进步、束缚个性发展、漠视人的权利的制度体制，创新、构建促进社会进步和个性发展、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制度体制。而改造自然，需要克服自然界的抵抗力；改造社会，需要克服依附于旧的制度体制的压迫者、专制者的抵抗力。而认识与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人。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认识了客观规律，创造了物质财富，创新了社会制度，满足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锻炼、增强、提升了主体能力。而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又要自觉主动地改造主观世界，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主客两界的关系也得到了改造。
三、《实践论》的重要地位
《实践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实践论》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它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不能从原则和主观愿望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从“实事”中求“是”，而不能自以为是；求真务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而不能弄虚作假，务虚名而招实祸；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而不能把主观愿望、原则本本、地位权力作为判断真理的尺度。《实践论》精辟论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关系，精辟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深刻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根本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从哲学高度回答了为什么坚持和怎样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既为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理根据，又为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哲学世界观是思想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论则是哲学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实践论》为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哲学论证，党的思想路线则使以《实践论》等为经典之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实，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相联、并进互动。
《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不是简单复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需要，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的原理，指导我们党在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完整的认识论系统；把科学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概括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和真理发展规律，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实践论》作为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在思想资源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运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在表达形式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尤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而是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是一种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在理论形态和功能作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实践论》与其姊妹篇《矛盾论》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其自我创生与发展的新阶段。
《实践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推向了新阶段。以现实人生、道德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哲学，把知行关系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对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知行轻重（本末）、知行分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论辩。但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传统哲学只是将行理解为人伦日用和道德践履，没有将行理解为社会性的实践，因而未能彻底解决知行统一问题。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总结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紧紧围绕认识和实践这一基本矛盾，科学解决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学说的创造性转换。
《实践论》从问世以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科书。思想路线在党的路线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是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保证。以《实践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毛泽东一贯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本人从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终极真理，总是不断进行艰辛理论探索，一直希望适应新的需要，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以指导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所昭示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实践论》与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理论，又要用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新的实践；坚持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既要重视实践经验，又要重视理论武装，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既要把握客观事物规律，又要反映人民根本利益，按照实际情况和民心民意来考虑问题、制定政策；坚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既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措施办法，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使理论真正走向现实，发挥其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促进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制度、体制、机制、做法，又要与时偕行，创造新的理论、制度、体制、做法，不能无视现实、回避矛盾、思想僵化、态度怠惰、墨守陈规、裹足不前；坚持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认识，努力实践，反对消极无为和随波逐流，又要敬畏规律，敬畏民心，反对违逆规律、漠视民意的任意妄为；坚持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既要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又要承认真理的具体性、历史性和过程性，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实践论》和党的思想路线所昭示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断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应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自觉、历史与时代选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
[2][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432页。
[3][4][6][7][8][9][10][11][13][14][16][17][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16、282、283、284、284、292、284、294、295、295—296、296—297、296页。
[1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