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全面把握价值论的理论内涵，确立正确的哲学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生成和建构，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作为关于价值的本质、构成、评价、选择、创造等问题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本质与运动发展规律，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指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崇高使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要使客观事物发生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变化，以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人们对于认识对象的选择，对于客观规律的把握，对于目的追求的确立，对于实践手段的采用，都是在一定的目的需要、价值取向的驱动、引导下进行的。既来自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将价值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价值论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内涵。
价值论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组成部分之中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仅讲二者派生与本原的本体论关系，而且讲反映和被反映、评价与被评价的真理性关系和价值性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如果离开了人的主体需要，离开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就失去了其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讲实践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认识客观规律和主体的需要，按照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建构一定的实践观念，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价值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性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们进行价值认知、评价、选择、创造和享有活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蕴，谋求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和福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内蕴着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先导。社会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不断追求、创造和享有价值的历史。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理想改造世界、社会和人生，但现实世界总是不完善、不完美、不尽如人意的。于是，人们便以内在的尺度、理想的标准审视、批判现实，并在对于现实的精神批判和物质批判、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中开辟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畅想不仅是一种精神性超越性追求，也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自身的辩证本性和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发挥着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作为社会变革先导的哲学，其内在的灵魂是其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无疑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它又是一种道德的、价值的批判，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非人道、非正义的私有制度、雇佣劳动的批判。正是这种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高度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鲜明的实践性、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影响力的学说。
价值观的革命，发挥着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历史作用。在重大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1978年兴起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教条主义的一切从原则、本本出发的思维定势，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语录标准，恢复了实践的权威；破除了个人崇拜，恢复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和主体性精神，运用实践标准、效用标准、利益标准，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审视、评判我们过去的理论、体制与做法，纠正了“左”的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和剧烈动荡，我国思想界发生了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步履维艰。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关键是姓社和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对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生产力水平、脱离人民利益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反对把一些僵化的、不合时宜的、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具体制度体制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的僵化保守思想和落后观念，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内在尺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的国家最高利益的尺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判定我们的一切思想观念、方针政策、措施办法的成败得失，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
价值观是发展实践观念的核心，确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区域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资源高速耗竭，环境质量退化，生态系统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协调，国际竞争力薄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缺乏。此外，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不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一是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限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实现所有美好的愿望，所有的好事不可能一齐来，要分清轻重缓急，先集中力量解决好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事业发展；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生态建设；重视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习惯人治，忽视法治；一些人热衷于搞GDP崇拜，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把握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的内涵、目标与价值，有助于正确评价我们关于发展的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有助于制定和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由于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历久成弊的体制机制以及既得利益关涉而造成的思想局限，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内涵丰富，主要有价值本质、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问题。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构建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前提。
（一）关于价值本质
在现实生活中，有价值的事物无穷无尽，与价值有关的词汇俯拾即是，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群体价值以及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等等。那么，什么是价值呢？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 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的外界物是价值客体，有需要以及需要意识，对于外界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进行认知、评价、选择、创造、享有的人，则是价值主体。
价值不是实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有利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有益与无益的效用关系。我们要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从能动创造的实践中，来认识价值的生成和价值的本质问题。首先，价值来源于价值客体。有价值的外界物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能够用来满足其各种需要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次，价值取决于价值主体。外界物的属性是客观的，但这些属性还不是价值，只有为主体所需要，被主体所改造和利用，才能形成价值关系，客体事物才体现其价值属性，才能产生价值。再次，价值产生于社会实践。人类与动物不同，不是依靠自己的本能被动地依赖自然，不是单纯地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而是要通过自觉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改造外界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外界物具有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多种属性，但要将这些属性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属性，要靠实践的改造。而人在改造外物、实现物的价值、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使客体主体化，改造了主体自身，提高了主体素质，也形成了新的需要，并在这些新的需要的驱动下，从事创造价值的新的实践。价值既以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为前提，同时又是对于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超越性追求。
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除了具有客观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还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个体性。客体的价值是以主体的需要、利益为尺度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主体的人是各种各样的，其既可以是某一个体，也可以是某一群体。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作为主体与一定的客体结成特定的价值关系。主体的个性、需要、利益、能力不同，对于特定客体的认知、评价、体验各异，因而使价值显现出个性化的特点。要判断某一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之大小，必须联系具体的主体来进行，若离开具体的、特定的主体，就无法对于事物之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之大小作出判断。价值的主体性，要求我们对于好与坏、利与害、得与失作具体分析。在当前，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事物和现象，对于同一种制度和体制，对于同一项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都因利益关涉而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有的人会在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中获益，有的人则感到利益受损。因此，尽管对于同一个价值客体作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但也可能都是真实的。其次，价值的主体性表现为多维性。价值多维性是由人的需要与能力的多样性以及外界物属性的多样性决定的。由于客体具有多种属性，主体具有多样性的需要，因而主客体能够形成多元价值关系。在多元价值关系中，各种价值均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价值的多维性既表明客体属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表明主体的需要、兴趣、追求、利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由于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各种价值之间经常会出现互相排斥、遮蔽、否定的情况。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人们往往基于最迫切的需要去追求某些价值，而放弃甚至毁灭另一些价值；或由于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限制，只是认识到和实现了事物的某些价值而忽视、放弃事物的另一些价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各种文明难以同步推进，人们为了追求直接的现实利益、解决人生的迫切问题，往往优先实现一些最主要的目标，而暂时搁置一些别的目标。在当前，由于受不完善的制度体制、不正确的政绩观以及不完备的政绩评价体系的影响，一些官员或大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只图一时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或片面追求GDP，追求显绩，而不愿投资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事业；同时还由于受认识能力、素质修养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只看到客体的经济价值，而看不到其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甚至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不顾其他价值，使无数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遭受灭顶之灾，其中包括人类的善良品质、社会的良好风气、悠久的文化传统、生气氤氲的生态环境。但无论如何，随着人类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个性与心灵的丰富，人的需要将日益多样化，人的生活将日益丰富多彩，价值的多维性将日益凸显。再次，价值具有时效性。价值的时效性是由人的需要与能力的变化引起的。人的需要不断增长、更新、扩展、提升，人满足需要的能力不断增强，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发现和利用事物满足人的新的需要的属性、从事新的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的活动的历史。
（二）关于价值评价
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的效用、意义，需要主体去认知、体察和评价。价值评价是主体对于自身需要的自我意识、对于客体价值属性的理性认知以及对于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总体评判。当我们评价一个事物时，总是要认识这个事物的特性，明确主体的需要，并将二者加以对照，看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否能够在与这个事物形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得到满足和实现，从而判定这个事物对于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之大小。
首先，价值评价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评价是主体从自身需要和利益出发对于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作出的判定，具有主观性；但主体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需要的活动都以一定的客观条件为依据，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正确的价值评价应当反映客体的客观属性、主体的合理需要以及主客体之现实的效用关系，因而价值评价又具有客观性。
其次，价值评价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现实的评价主体是具体的个体，他总是以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为内在尺度进行评价活动。但由于人具有社会性，其认知和实践活动，其价值创造和享有，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在社会、集体中得以实现。因此，其价值评价是否正确，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还要考虑他人、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与实现。要将个体对于价值的追求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因而进行价值评价，还必须以特定的群体如阶级、阶层、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需要和利益为标准尺度。在评价活动中，主体必须正确认知、理解和把握各种利益及其关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5]
再次，价值评价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由于评价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各个主体又有自身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需要与利益，因而使价值评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在多样性中蕴涵着统一性，个别性中蕴涵着一般性，特殊性中蕴涵着普遍性。统一、一般、普遍的价值通过多样、个别、具体的价值来体现，多样、个别、特殊的价值又以统一、一般、普遍的价值来统领。因此，我们既要承认价值评价的多样性，又要承认价值评价的统一性，并善于用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价值尺度统领特殊的、个别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如果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否定另一个方面，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是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使整个社会价值失范、混乱无序；二是使价值评价流于浮泛空洞，甚至使价值规范成为敌视人、戕害人的东西，成为占据统治地位、拥有既得利益的少数人借以扼杀多数人的正当需求、剥夺多数人的合理权利、危害多数人的生存发展的“道德棍棒”，使社会沦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三是使一些人假借国家利益之名，行利己之实，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权私用，部门立法，使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百姓利益，谋取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是在追求普遍价值、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农民土地，强拆老百姓的房屋，然后高价转让土地，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甚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侵吞国家财富，损害老百姓利益，也是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幌子下进行的。
复次，价值评价是变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价值评价具有稳定性。人的基本需要、人类在世世代代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业已认知和利用的事物的价值属性以及主客体结成的价值关系具有稳定性，因而在科学认知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正确价值评价也是稳定的。随着人类主体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要会更加丰富多样，而新的实践又能够不断满足人的这些新的需要，并产生和形成了新的价值追求和新的评价标准。这又体现了价值评价的变动性。
（三）关于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是观念性价值构想选择与现实性价值创造的统一，包括价值目标选择、创价手段选择以及创价结果的选择。
首先，确立价值目标。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盲目的；人的活动则是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作为实践的观念建构和存在于人们的主体意识之中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6]价值目标的确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指明方向，并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和进取精神。价值目标具有客观性，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和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如果没有客观根据，价值选择就是盲目的、虚幻的和不现实的。价值目标具有主观性，它反映了主体的需要、利益、愿望和要求，如果没有主体需要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形成价值目标，更不可能产生创价实践。价值目标具有超前性，它作为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应然状态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中，是对于现实的、此在状态的批判和超越。其次，选择创价手段。在确立了价值目标之后，还要选择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方法、手段、路径。手段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人们的现实需要、素质能力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再次，选择创价结果。当人们确定了价值目标，进行创价实践，就将观念性的价值理想、价值目标转化为实际的结果。当主体在创价活动中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并通过分配、交换、消费这一结果而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将各种价值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就完成了一个价值选择过程。
价值选择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价值选择既要符合客观规律，又要符合主体需要。如果不遵循客体的尺度，违背客观规律，无视客观条件，创价活动就不能成功，甚至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如果不遵循内在尺度，无视人的正当需要与合理利益，创价活动便既没有动力，也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人类在利用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自然规律；既要看到当前的直接结果，又要预见经过不断重复和积累而产生的进一步的结果，权衡利害得失，作出慎重选择。如果无视自然规律而盲目蛮干，或者图一时之利而不顾长远，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恩格斯认为，到资本主义时代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自然、环境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当人类的活动背逆了自然规律，破坏了自然有机系统的有序循环，与自然界的进化方向背道而驰，在遭到了自然界的一次次无情的报复之后，便逐渐学会了估计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界、对周围环境的长远影响，并试图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调节这种影响。我们应当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并自觉地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然而，这种调节不仅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更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的制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关注的是劳动的最近的和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人在生产和交换行为中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资本主义利益对立、阶级分裂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利是图的本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片面地、短视地、冷酷地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由于人类对于自然与环境系统诸要素的联系及其规律体系认识的历史性局限，由于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调节自身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限制，由于迄今为止人们对全人类共同利益认识的缺失，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环境动态优化和自然界有机进化处于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状态，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耗竭、能源危机日益加剧。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发展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的承受能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和加剧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同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中求得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二是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相统一的原则。要按照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相统一的原则进行选择。人作为社会的人，是生活于一定的集体之中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9]一方面，社会的需要与价值涵纳着个人需要与价值，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个人需要和个人价值统一于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并在社会需要和价值的满足和实现中得以满足和实现。个人的价值选择要服从、服务于社会整体的价值选择，社会又要为个人的价值选择、才能发挥、需要满足和价值实现创造良好条件。既不能片面强调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而忽视甚至否定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也不能片面强调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而否定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否认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三是重点选择与全面选择相统一的原则。价值选择应当是有重点的，同时又是全面的。要把重点和非重点、急需和兼顾结合起来。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题，追求根本价值，满足基本需要；同时，又要关注非主要矛盾，解决其他问题，满足其他需要。四是择优与代价相统一的原则。任何价值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和成本，任何价值选择都要择优。要确立成本和效益观念，成本要力求低，效益要力求高。要目光远大、深谋远虑，要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顾眼前之利益，计较一时之得失，而忽视长远、全局之利益。
（四）关于价值创造
实践创造价值。价值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是以主客体的生成为前提的，而实践则是形成主体与客体及其多方面关系的根据。劳动使人成为人，与自然界形成一种认识和被认识、改造和被改造的主客体关系。劳动使人社会化，改造了人的感觉器官与思维器官，使人的感觉与思维具有了社会性意义，从而使价值客体对于人的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可能。实践是人之自我肯定、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是人之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存在物，它不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界，而是以自觉主动的实践改造自然，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0]从主体活动的角度来看，价值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中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所作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从客体的方面看，价值创造则是客体在主体的作用下所发生的形式的变化，主体赋予客体以意义和价值。
人类实践遵循客体的尺度和主体的尺度创造价值。人们创造价值的实践既要遵循“物种的尺度”即外在的尺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又要遵循内在的尺度，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又形成了新的尺度和规律，即“目的的尺度”、“目的的规律”。目的既是“内在尺度”的表现，是主体的自身需要的自我意识；又是“外在尺度”的表现，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目的不仅体现必然性，而且体现应然性。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来说，目的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力量，它作为一种“目的因”，驱动人们进行实践活动，并力图达到某种合乎需要的结果。目的贯穿于实践的全过程，是实践创造价值的内在动因，是衔接实践的各个环节、协同实践的各种要素的中心。有人可能要说，不需要经过我们亲身实践，自然界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也有价值。毫无疑问，有些自然物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如空气、阳光、山川、大地、水源等。但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已经不是原生的自然界，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 人类现在的生活条件比饮血茹毛、穴居野处的时代，不知要好多少倍。
（五）关于价值类型
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度价值、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基本存在形态。
1、物质价值是自然界（自在自然）和经过人加工改造了的自然物（人化自然）同人的物质需要之间的效用关系。物质价值的客体是自然界或来源于自然界。物质客体有自在自然和人工自然之分，物质价值有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之分。所谓自然价值，亦即自然界的物质价值。人的需要的满足，主要靠人自己的创造。但这并不是说大自然对人没有任何直接的恩赐。实际上，自然价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所谓经济价值，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价值。
2、精神价值是指客体（自然、社会、精神产品）同人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效用关系。它大体包括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知识价值即真的价值。知识作为人类对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既能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渴望，又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当今世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大，知识生产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道德价值即善的价值。正确的道德规范、良好的道德风尚、清醒的道德自觉、崇高的道德理想，能够增进社会和谐，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优秀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模范的道德行为，能够给人以心灵震撼，并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影响力。从古到今，那些为群忘己、为国忘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一直为广大人民所称颂、敬仰，成为一座座道德丰碑和一个个人生的楷模。审美价值即美的价值。审美属性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属性，是从自然和人、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相互作用中而产生的效果，我们既不能将其视为纯粹客观的属性，也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主观的感觉。任何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它本身不能构成审美价值，只有当它对于社会的人或人类社会具有某种意义，使人产生某种愉悦时，才构成审美价值。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或各种功利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当我们称赞一个事物或一个活动是美好的，就是把“美”与“好”结合起来评价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联系密切。高尚的道德情操，便被称为美德；对审美价值的创造和享用，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陶冶人的道德情操。
3、制度价值是作为客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与人的各种需要之间的效用关系。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离群索居，不能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进行生产和生活。他必须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联合为一个集体，从而以整体的力量，与自然界真正形成主客体关系，改造外部世界，并在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但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并非天然合理和规范有序。为了避免矛盾冲突和混乱无序，就必须使各种交往关系定型化、常态化，并以相对稳定的方式确定下来，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和正常运转，维护各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利益，于是形成了各种制度。当然，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制度的创设，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利益、愿望、要求而进行的。尽管统治阶级宣称这种制度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性质，不能改变其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私有制、阶级对抗、雇佣劳动的消灭，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各种社会财富，并由按照全体人民的意志组织起来的公共机构来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和其他活动，各项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才真正具有符合人的本性从而符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性质。先进的制度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的正当权利和合理利益的实现与维护而建构起来的，其向人们所展现出的价值，应当是效率、公平、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而在这一切价值中，公平正义是制度的核心价值。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12]
4、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在物与人构成的价值关系中，物始终是价值客体，其有无价值取决于人的需要及其能动的创造活动。人的价值则是人对人的意义，人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人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目的与手段、价值创造者与价值享有者的统一。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创造价值又享有价值。人既有自我价值，又有社会价值。就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说，他作为价值主体，从社会与他人那里获得需要的满足；作为价值客体，又要以自己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从客观方面来说，社会应当满足个体正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从主观方面来说，个体应强化价值意识，树立高远理想，调适价值观念，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发创价潜能，为他人、自身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要通过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既创造对社会与自身有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又使自身在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人生理想有高低，或为温饱，或为名利；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肉体情欲，或为心灵享受；或为天下公利，或为一己之私。人生理想的不同，决定了人生境界的高下，影响着人生价值的大小。鸿图大志，能够激励人们创造最有价值的人生，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汲汲于名，斤斤于利，只能一生平庸。青年马克思曾经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3]
三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总的观点和看法。它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机制，为人们的思想、行动提供价值坐标，指明目标方向，以增进社会认同，规约行为方式，激发创价活力。若没有系统、清醒、明确的价值观，人们就无法作出自觉、理智、正确的思考与选择，无法保持实践活动的深入、持久、一贯、坚定。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而在每个场合盲目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发生恶劣的动摇和丧失原则性。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我们心明眼亮。心明，就是要必须有一种清醒的价值自觉。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安排制度、构想战略、制定政策；眼亮，就是要认清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从人民利益出发，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方法路径，来实现我们的价值理想。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来指导、规约改革与发展，以正确的价值标准尺度来判定各项改革与发展举措的成败。不能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是发展，采取一个新举措就是创新。我们进行改革和创新，制定政策，安排制度，是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前提并将之贯穿其中的。我们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制定政策，这种政策应当使什么人受益，满足什么人的需要。要防止和惩治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所谓政治精英与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形成利益集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寻租活动。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控制国家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我国的经济社会是不是发展了，思想文化是不是进步了，要由人民来检验，由实践来检验，由历史来检验。
在当代中国，实现价值观念的转换与重建，首先，要破除重物轻人的价值观，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存在物，其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也应享有价值。人是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核心动力，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中国的一切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也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谋发展、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我们不仅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当下的合理需要和利益诉求；同时还要深谋远虑、未雨绸缪，思考、筹划人民群众之间接的、长远的、一般人尚未意识到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问题。忽视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的解决，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眼前的关口过不去；忽视长远、根本、全局问题的深谋远虑和战略预想，就会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未来生存和发展留下严重的后患。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改革开放增强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使社会矛盾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突出和复杂。而社会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矛盾。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兼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但共享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使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利益都能够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进展而增加；共享也不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少数人垄断大量社会资源、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大多数人占有少量资源和财富，而是全体人民公平占有和享用，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和办法。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要一诺千金，抓好落实，不能失信于民，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要把人作为发展的动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家底不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人与自然矛盾突出。我国资源不足，技术落后，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劳动力优势进行原始积累，从人口年轻化、劳动人口供给充足、抚养人口比例小，获得了大量人口红利。而未来资源日渐短缺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靠拼资源、拼劳动力发展经济已变得不可能。要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就必须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通过提高全体人民的整体素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的思想观念，坚决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损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害人的生命的恶劣行径，有效克服重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倾向。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而不是把GDP增长作为目的；企业并非只是为了赚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公共卫生的职责是为了人民健康，而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增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不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或某些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我们要始终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坚定性、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以及改革利益的普惠性，特别是要做到通过改革，使最大多数人受益。而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否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
其次，要破除片面发展的价值观，确立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观。第一，确立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存在物，其活动的目的追求和价值取向是多维的。人生的意义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物欲，而是要发展其多方面的能力，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作为主体，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客体对于人的价值，不仅有物质的、经济的价值，还有制度的、精神的价值。在各种价值中，物质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是其他一切价值得以创造和实现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物质价值的创造，政治、文化以及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前提。而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所创造的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既促进了物质价值的创造，又满足了人的劳动、自主、安全、健康、求知、践行、审美的需要，造就了人的全面而丰富的个性。没有物质价值的创造和享用，人们普遍贫穷，不但物质需要无法满足，也难以创造丰富的精神价值和制度价值。没有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们受专制政治的压迫、粗鄙物欲的支配、迷信盲从的左右、社会动荡的磨难，不能自我主宰，没有理性精神，没有善恶观念，没有道德廉耻，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见利忘义，尔虞我诈，追名逐利，腐化堕落，也就没有人的尊严，更没有人的自我实现。第二，确立全面、协调的发展价值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需要。建设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人类自古至今的不懈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是一种乌托邦，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地方，但它又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实质上是一种超越性、批判性的价值理想。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违背理性和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但它并未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扬弃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证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并指明了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是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在修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时，认同纲领中这样的话：“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4]理想永远是人类生存发展、进取创造的不竭的精神动力。现实的不合理想并非否定价值理想的理由，如果没有健全的理想，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便会纷乱如麻无法解决，个人就会丧失清明反省的心灵和创造建设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显示了人类超越私有制的现存秩序、创造人类新文明、建构理想社会制度的不懈努力。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仍然是我们所奉行和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还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全社会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经济繁荣、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以及人民福利、平民教育、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稳定、个性发展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人性的价值理想，指引着我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第三，确立全面、协调的发展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一矛盾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为私人物品供给不足，那么，现在则突出表现为如教育、医疗、科技、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经济的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贫穷，就没有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但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带来整体社会状况的改善。在我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形成多样性的价值追求。是片面发展还是全面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当前我国的一些问题，虽然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但根源则是在政治领域，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于制度供给的不足。权力层的大规模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和厚颜无耻的恶行，使国民对于政府、对于所谓的政治精英失去信任，蔑视道德、投机钻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活动，社会资源使用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导致了日甚一日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从而导致社会撕裂和积怨日深；官商勾结、官黑结合，形成了对于人民的剥夺性控制；一些见利忘义的个人与企业为了一己私利大肆破坏、污染环境，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为了狭隘的利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人民健康，挑战人类良知和环境正义。这诸多问题的发生，均与制度体制有关。我们不仅要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切实改善民生，还必须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再次，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生养、承载、庇护人类的家园。人类不是超越于自然界之外，而是繁衍生息于自然界之中。“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5]人们能够认识规律，改造自然环境，参与自然过程，使自然发生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变化。然而，在过去的年代里，人类在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中攫取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人与自然休戚相关、荣衰与共，自然界繁荣兴旺是人类之福，自然界枯萎衰落是人类之祸。自然之死，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由于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能够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界不可分割的联系，认识到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责任。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就必须全面认识自然规律系统，既要关注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的现实效用，又要科学预测人的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长远影响，从而合理支配这种行为的影响；要避免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的应用，反对只追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影响的短期行为；要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相适应，使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同开发利用可替代资源的能力和速度相适应，使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同其再生产能力相适应。我们不仅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公平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要追求和实现环境公平正义，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生态修复。要克服市场机制外部性失灵问题，决不能容忍个别人和个别企业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破坏环境，而让公众品尝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苦果。
最后，要破除零和博弈的价值观，确立双赢共赢的价值观。零和博弈的游戏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博弈中的每一方或者输或者赢，或者死或者活，因而每一方都试图战胜对手。但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国际交往，不能奉行非赢即输、非生即死的极性思维，而是应当合作共事，学会适当妥协，以期收到双赢共赢的效果。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尊重社会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关切，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和睦相处。而在全球化、多极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是作为价值主体参与国家交往与合作的。每一个国家既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又要尊重其他国家作为主体的存在；既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其他人的利益；既要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又要谋求和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注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9页。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哲学原理》2008年第3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