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社会历史哲学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沉思、观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与现状,考察社会系统、人类世界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内在建构及其相互关系,确认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资源、生态诸方面。我们必须从整体性视野出发,系统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各种要素协调发展并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人是发展的活动主体和价值主体,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类将在整体性的、以人为价值指归的,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发展实践中步入美好的天地。
【关键词】社会发展 审视 价值 共性与个性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谋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严峻课题。作为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观念回应,发展理论已蔚成风气,且有日渐深化之走向。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无疑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而对社会发展作哲学的沉思与观照,亦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和有意义的研究视角。本文仅就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归以及社会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略陈拙见。
一、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
在发展问题上,有两种迥然有异的观点。一种是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一种则是追求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而全面发展的整体发展观。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片面的发展观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观念反映。这种发展观将发展简单地归之为经济的增长,将经济的增长片面归之为物质财富的累积,而在寻求物质财富增长的途径时,又将人视为单纯被动的受体。以这种片面的发展观为指导的实践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如造成经济活动中盛行的短期行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调,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交替发生;把人视为经济增长的手段与工具,将效率与公平、速度与效益对立起来,造成社会关系的全面紧张;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滥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在价值选择上拒斥崇高,将经济效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导致了人性的沉沦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滋蔓。片面发展观的产生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根源。商品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和激发短期行为的负作用,是这种发展观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是这种发展观得以产生的阶级根源。而社会发展实践的未充分展开,使人们一时不能全面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不能清楚地认识到片面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紧张关系,以致以部分代整体,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唯一内涵,这是片面发展观得以形成和持续影响发展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和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
鉴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对传统的片面发展观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了系统的、整体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如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世界系统有机增长”的理论,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主张“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综合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由传统的片面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同时也是发展问题上单质点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到系统的、全面的辩证思维的深刻变革。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各个要素或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这些事物、现象和过程又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和过程相互联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观点在现代系统科学观中得到了证明和深化。在科学的系统观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和演进的,其内部的各种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组成了一个有层次性结构、有整体功能的稳定的统一体。这个系统又与其他同层级的系统相互作用,组成更大的系统,并与周围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一个系统内部,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而起作用,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系统整体的功能;系统整体中的要素的力量在动态中保持相对平衡和协调发展,任何一种要素的单独奇变都会影响系统结构的优化和系统的稳定,甚至会导致系统的解体。现代系统科学揭示了系统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等特征。这些认识对于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建立新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人类社会是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即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交往的产物。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包括生产技术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等活动。人们为了调节自己的各种交往活动,制定了生产技术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作为精神交往的价值取向与尺度的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由人口、技术、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要素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整体。在这个系统整体中,每一种因素的消长涨落都应有利于这一系统整体结构的优化、稳定与发展,都有自己运作的尺度与规范,而每一因素都要在系统整体的背景中活动,作为系统的一个构成要件而发挥作用,都服务于系统整体功能的实现,都与系统中的其他因素相依并存。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不但要求各种要素和各种关系的变化涨落有章可循,而且将各种交往制度与规范整合为一个协调的制度体系,以之对整个社会有机系统实施调节,从而保证自身的稳定、优化和发展。由于人类社会不仅表现为各种社会形态相继演进的历时状态,而且表现为不同区域、民族、国家或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共时状态,因此,社会制度不同的各个国家或民族又相互作用而构成世界性的大系统,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以及人类世界的进步。由于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人类社会又与自然构成更大的系统,即生态系统,并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将人类社会、人类世界以及生态世界视为一种系统整体存在,是人类认识的质的跃迁,这种认识有助于人们检讨以往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制定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战略。
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的系统整体性是社会发展多方面、全方位的整体性特征的内在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社会循着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进路发展的根本性基础。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必须使生产力与经济实力达到并维持于一定的水平与数量,若低于一定的水平和数量,社会就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人民改善生产水平的普遍希求就得不到实现,社会系统的原有结构就会失稳,并退回低级有序甚至无序状态。而在各社会系统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一个社会系统要保持生存、稳定和发展,就不仅要保持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一定阈值,还必须实现生产力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不仅是社会系统维持稳定的根本因素,同时也是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物质基础。然而,尽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不能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不能自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基于人们自觉的物质生产活动,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调整与更新也是由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来实现的。因此,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经济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并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必须改革、完善社会的政治制度,努力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必须变革思想关系,更新思想观念,确立与社会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了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而协调发展的持续性,还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由此看来,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发展。
发展是社会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持续演进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其生存于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自然环境一起发展起来。人类社会作为非平衡态的环境子系统与环境整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社会系统是环境整体中的组成要素,环境则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背景条件,没有一定的系统,就构不成一定的环境,而没有一定的环境,也不会有系统的演进过程。环境作为具有内部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过程的一定的有组织的整体,会对其中相应的子系统发生禁锢与开放、阻碍与促进作用。系统作为环境中一定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的自调节、自反馈过程,也会对相应环境整体的演进形成竞争与合作、协调与干扰的作用和影响,系统能否通过自反馈以及结构与功能的自我调节保持其自适应和自稳定并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决定于其内部诸因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程度等因素,即决定于其自组织能力以及其能否与环境整体的演化趋势相一致,能否与环境整体密切协作、共促共进。当系统的演进与其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时,环境会维持该系统的原有稳定性,并为其发展提供外部条件,供给它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反之,当系统的演进与它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协调并且差异与冲突不断变大增强时,环境不仅不会提供该系统演进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反而通过与该系统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影响其原来方向上的演进过程,破坏系统原有的稳定性。人类社会是以自觉能动的方式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也就是说,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环境,从而参与自然过程,使自然发生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变化。然而,在过去的年代,人类在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1]人与自然之间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紧张关系,其原因是复杂的。从认识根源来看,是由于科技发展不充分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使人们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及其长远影响缺乏科学的认识和预测;从社会根源来看,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在于取得劳动力的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和利润,忽视了经过逐渐重复和积累才发生影响的进一步的结果,即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而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则恶化了人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的质量,严重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维系生态平衡,就必须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面认识自然规律系统,既要关注人对自然的改造和人化的现实效用,又要科学预测人的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长远影响,从而合理支配这种行为的影响;要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反对和避免只管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影响的短期行为;从活动主体方面来看,则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使人自身及其活动多向度展开,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单向度的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参与自然生态秩序的同时,又不致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使社会在与自然界的相参互契中获得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归
社会由人组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不过是人的历史活动而已。而人的活动既受一定的客观条件与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在既定的、由前辈所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下进行历史活动的;同时,人又具有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本性,能够在认识外部必然性和由自己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运动规律性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进行创造性活动,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由此看来,人的活动是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一致。与此相适应,衡量人的历史活动之成败,判断社会发展之得失,也就有两个重要的尺度,即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社会之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关系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演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跃迁以及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的改善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程度,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繁荣程度,就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尺度。然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凭思虑或激情进行活动的人,这与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盲目的、自发的和无意识的力量是根本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按照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原则,改造、协调、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和优化人的各种需求的结构,不断追求自己的完整形态。人不仅作为生产力中首要的、活的要素而在生产方式中存在,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而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超越社会整体建构的层面上作为价值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人不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主体。社会的发展依靠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只能是为了人。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虽然为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奠定了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其本身并未解决社会的公正平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为了使人在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应有权利,还必须在坚持历史尺度的前提下,标举出确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正当性和不可剥夺性的价值尺度。旧的发展观将经济的发展视为在非人的、客观必然性的控御下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将人视为没有自觉能动性的纯粹受体,否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旧的发展观将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累积,将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全部内涵,而人的价值则在其理论视野之外。这种发展观因其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在实践中的弊端丛生,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批评。作为旧的发展观之超越形态的新的发展观,将生产力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既定前提,系统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主张经济、社会、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这种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中,又仍极为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认为发展的活动主体是人,而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因为只有将人作为发展的动因和发展的目标追求,才能使发展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点。
在确认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利益、谋求人的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还应当对人的需要的层面和价值主体作进一步的分析与界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在其生命活动中,时时体验到生理的与心理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匮乏状态,因而感到紧张和焦虑,产生渴望、愿欲和要求,这就是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有层级的结构。由于人有生理的、自然的属性和心理的社会的属性,因而人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社会的与精神的需要。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为物质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越是低级的需要,越是关乎生命机体的生存,其表现就愈强烈。而越是高级的需要越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更能产生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因而对于人生也更有价值。低级的需要主要关涉个人,而高级需要则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越是高级的需要,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便越模糊,自私的成分便越稀薄,在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别人的需要,产生了有利于他人的社会的效果。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可以使人的心灵更为博大丰富,使人更加全面发展,并有利于造就真实、坚强、全面和完整的个性。由于人的需要是一个有层级的结构,因而在以人为价值取向的整体性发展过程中,就应当为人的生存和安全提供可靠的保证;应当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应当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体力与智力;应当尊重、保护人的自由自主性和能动创造性,为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展现、为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构建提供广阔的空间。而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改革,扬弃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使生产不但只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且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为了满足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的发展不仅符合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普遍的合目的性,使其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真实而充分的条件。同时人也必须改革自身,将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协调起来,造就总体性的人。
人是发展的价值主体,但作为主体的人又分为人类总体性存在、民族性存在、群体性存在和个体性存在,因而也就有全人类的、民族的、群体的和个体的需要、利益与价值。发展具有人类总体的性质,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来看,应当把谋求所有国家和民族人民的公平发展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持续发展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尽管民族、国家、群体、个体之间有其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但不同的需求和特殊利益也是大量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在区分价值主体的基础上协调、处理好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根本与非根本以及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共同利益而否认特殊利益,或者片面强调特殊利益而否认人类共同利益,都是不可取的。在一般情况下,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既有一致性,亦有差别、矛盾和冲突。当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应选择占人口大多数、创造社会财富、代表社会进步方向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的群体作为发展的价值主体,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同时,也要致力于消除利益与价值主体分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根源,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整体性的生成为指归,而这种价值目标是通过人的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主体选择来实现的。选择是作为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特定需要,自觉能动地对某一事物或现象进行认知、判断、取舍、作用和创造的过程,选择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选择体现了客观必然性与主体需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们在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认知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目的,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观念地建构主体与客体的理想关系,并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将这种理想关系实现出来使之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人的主体能力是逐步提高的,人对于客观规律的全面认识,对于主体需要的正确表达,对于主客体关系的全面建构,以及对于发展目标的合理确定,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在社会分化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当代社会,选择的差异、不一致甚至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主体选择应最大限度地追求主体目的性与客观规律性的一致,作为社会普遍利益之代表的国家在作出社会整体性的选择时,也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而长远的利益为价值坐标。在此前提下,兼顾社会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随着人的主体能力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类的自由程度将逐渐增大,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将越来越多,我们按照共同的意志进行认识和创造的主体选择能力也就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改进与重构也就在更大程度上与造就完整的个人相契合。
三、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社会发展既有共性、统一性,又有其与共性和统一性相联结的个性和特殊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是共性或统一性。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外部力量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社会发展的共性、统一性正是通过个性和多样性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明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3]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生产力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决定性力量,人类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深刻根源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主体自由自觉的能动创造性与自然的历史的客观限定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运动总的趋势是发展、进步并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间大体经历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共产主义的几种社会形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统一性、常规性。承认社会发展的共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五种社会形态依次交替的几个历史阶段,而没有任何变异性、个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五种社会形态说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过的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逻辑的再现。而这种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统一性和常规性正是寄寓于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发展的多样性之中,并通过这些多样性发展得以成立和实现。从历史上来看,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或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历史演进的常规性,依次经过了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或者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特性,越过一些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较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即使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力水平、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环境、外部条件、偶然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有较大的差异。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冲突与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朗和强劲。这种一体化趋势既给落后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只有当落后国家“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5]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现时代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现代化努力和社会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当今世界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目标追求和共性是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谋求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和自由。但这一目标追求和共性是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尝试和不同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的。近代以来,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有的起步较早,有的则起步较晚;有的国家的发展是本身的现代化不断成熟的结果,有的则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动、社会文化的开放以及外部现代化要素的渗透与刺激,使本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由于发展时间的先后和发展动因与发展方式的差别,使社会发展形成了先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和后发内生型诸种模式。先发内生型国家是以思想启蒙、产业革命、科技进步、政治变革、经济增长的渐进而协调的发展为特征的。而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开放的世界中面临着不同文化体系的剧烈冲突,随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压力,因而大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出现人口、区域、政治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后发的消极效应。但后发也有积极的效应,它们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借鉴其社会运作与管理的方法,吸收其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最大限度地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和发生的失误,从而迅速、高效、顺利地实现自身的发展。作为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映,社会发展研究者总结各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式。其一是“现代化”模式。这种理论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将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范型的。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就是朝着欧美型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进的过程,也就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一模式强调发展的共性,忽视了发展的个性。由于其本身的非辩证性,已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二是依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谋求自身的发展时,总是遭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原因在于其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诸方面的依附。因此,落后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垄断,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其三是整体发展模式。这种理论认为发展是国际社会联合行动的统一过程,发展是全球的整个人类的事业。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总趋势,而近代以来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一个现代化的必然过程。这个现代化过程的要素也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互渗与一致。肇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科技和社会化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传入非西方国家,并被非西方国家所吸纳和运用,就是这种共性之普适性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只是当今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内涵,而不是发展与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更不是西方国家的全部规定性。因而不能以其普适性推出西方国家的一切对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适应的,不能推出非西方国家必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加选择地吸收西方国家的所有构成要素。实际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靠原始积累和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聚集方式,对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就不适合。由于历史过程不可逆,过去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发展和现代化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对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内蕴的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应当作辩证的理解和把握。若只强调共性而否认个性,把共性绝对化,认为发展与现代化就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搞全盘西化,是错误的;若只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否认发展与现代化的共性与统一性,拒斥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拒绝吸收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闭关锁国,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谋求孤立的发展,也是行不通的。
总之,发展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资源、生态各个方面。我们必须从整体性视野出发,系统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各种要素协调发展并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人是发展的活动主体和价值主体,衡量发展的根本性标准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每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遵循发展的共同原则,都内蕴着具有普适性的因素,同时又因国情的差异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将在整体性的、以人为价值指归的、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发展中步入美好的天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8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3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页。
原载《石油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哲学原理》1997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