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其独特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系统整体，具有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能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是由于其内在的驱动力和整合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从社会自身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社会外部的自在自然或神秘世界中去寻找。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综合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平面的。探究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破译社会发展之谜的发展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从单一动力论到综合动力论

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是受社会本身的发展程度、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律体系的展开程度以及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制约的。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单一动力论是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动源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客观唯心主义用形而上的精神实体或神秘力量解释社会发展，主观唯心主义则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根源，将人的理性、情感、意志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也试图用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原因解释社会发展，将地理环境、经济因素或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用单一因果观审视历史，不能如实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单一动力论不能从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线性的社会发展图景。

与单一动力论相对立的是多元动力论即“因素论”。这种观点认为，构成系统的诸要素或一个大系统中的诸多子系统没有主次轻重之分，社会系统内的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技、心理、情感，亦无原生与次生、主要与次要的区别，而是以无所谓本原与派生、主要与次要的方式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作用。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较之单一动力论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但否认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因素是一个有层次的动力结构，则会误导人们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面前抓不住根本线索和主要方面，在社会发展的实践层面抓不住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扬弃了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以及多元因素论概念平衡的折衷主义历史观，从系统整体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既从发生学和逻辑的意义上确认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终极动因的性质，同时又确认构成社会系统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互为因果关系，从而建构了一种以经济因素为始因的综合的系统动力论。为了反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1]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物质生产这一人类实践的基本方式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起点和新世界观建构的逻辑起点，把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内部的、感性物质的和持久起作用的动态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作为根本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系统建构中的基础地位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的意义，与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理性、意志、情感、观念的一切唯心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但强调经济因素、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论的一个方面，它不仅确认经济因素对于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诸因素对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以及物质生产、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交互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发展，是以经济因素为最终动因的社会系统的各种构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年恩格斯在他的一些著作和通信中反复强调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相依互动的综合动力论思想。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4]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政治的前提和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也起着一定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5]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传统的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这些动力因素中，又区分了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精神动力和精神动力的动因以及交互作用和更有力、最原始、最有决定性的作用等等，始终把经济因素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作为理解社会发展进程的主线，作为坚持综合动力论的前提。这就既为社会发展动力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指出了求解社会发展动力之谜的基本路径。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有可能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利益、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结构与功能

    社会是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它的根本发展动力机制不在其外部而在其内部，社会整体建构的各种因素、各个子系统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动因。人类社会实质上是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也是以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为内容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是多层面的，其中有根源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生产活动和经济交往、政治活动和政治交往、思想文化活动和精神交往。与此相适应，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可以分为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三个层面，社会发展就表现为这三个动力子系统的内部矛盾及其相互作用。

   经济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其本身也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结构、有层次的动力体系，其中的需要、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是经济力的重要因素。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生活的需要和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从事的物质生产，就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初的、也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共始终的矛盾。人的各种需要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根据社会与人的矛盾关系而产生并通过一定的劳动方式和产品分配方式而得到满足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的不可分割性，驱使需要主体从事物质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人类的需要是广泛的和无限的。需要的广泛性表明人类不仅有受生命有机体的生理过程所决定的生存与安全需要，还有尊重、归属、情感和自我实现等社会的、精神的、享受的、发展的需要。需要的无限性表明，人的需要的满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历史的和发展的。这不仅表现在同一层级的需要不断产生和不断满足，而且表现在需要的不断更新和提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得到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6]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不可分割性、多层面性、广泛性以及不断更新上升的无限性，成为人类行为的本原性动因。

    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本原性动因，只是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但尚未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因为单纯的需要既不能引起对象世界的改变，也不能引起人本身的变化。需要追求实现和满足，但需要不能自我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归根到底存在于自然界中，人的需要必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而得到满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客体化，使自然人化，不断创造着属人的现实世界。同时，也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将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化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内化为主体素质，从而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不断实现主体的改造和重塑。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属人世界的建构、变革和对自身的改造和重塑，表明人类从盲目的自然力量、异己的社会力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这正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本质表现。物质生产是人的需要与自在自然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形成、展现和提升的基本途径，是人自身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人们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生产力，这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能力，它标志着解决人的需要与自然界的矛盾的程度以及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化，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成和人的主体性的改造与重塑，构成了人和自然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作为以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实践能力的结果和每一代人的历史活动的既定前提，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用既表现在使人类的物质生产成为可能，又表现在它的不断发展即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社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还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本身作为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也有自己发展的动力机制，这就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矛盾运动。人类需要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不断满足而又不断更新、提升的过程，新的需要促使劳动者改进原有的生产工具；而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又呼唤和造就素质更高的掌握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并创造出更高的人类需要。基于人类需要的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生产力的发展由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矛盾所推动，是其中诸要素的协同与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其特殊的生长点和主导性要素。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7]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以精神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生长点和主导性因素，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使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而从事产品开发、发明创造、信息服务、生产管理等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日渐增多；当代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高度复杂化已使传统的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生产——技术——科学”转换模式退居次要地位，“科学——技术——生产”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转换模式，即科学研究先行，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换为生产技术，进而应用于生产过程；生产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知识的学习、运用和创新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物质生产是以生产力为内容，以生产关系为形式的。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过程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们为了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的体力、智力、资本、技术参与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则将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产品的获取方式以社会经济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实现出来。生产关系作为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制度化形态，既能够使利益一致的人们协同行动，也可以引起利益不同的人们的对抗和斗争；既可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激励作用，也可能使社会丧失发展的动源和活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与生产力水平、与劳动者的主体素质相适应，能否恰当地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能否恰当地确定劳动力、资本、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参与分配的比重。如果一个社会所采取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所采取的分配方式能够全面考虑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使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对生产的贡献率与社会在分配方面对于他的回报率相适应，就会使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有序流动和高效利用，就会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充满活力。

   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主要有国家权力、政治法律制度和实施机构等。国家权力是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核心因素。制度因素是指政治组织和总体社会为整合、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实现社会目标所采取的形式和机制；实施结构则是为了完成政治组织的目标而制定、执行政策和法律，并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政治，特别是作为政治核心的国家权力、制度与结构设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应当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维护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为总体目标。为了达成这样的总体目标，不仅要对社会实施控制、管理、整合，还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政治资源和政治动力。具体说来，政治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提供权威力、法制力、加速力和道德力。

   经济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动力，但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并不是自发完成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与合理流动，关系到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正常的经济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旧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都需要合法的政治权力、良好的政治体制、强大的领导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的支持，需要政府所拥有的充足的可分配资源和公共政策权威性的支撑。

    建立健全政治法律制度，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制意味着权威性、合法性、公正性、规范性和有序性。法制的产生和运行基于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经济的健康、公正、有序和持续发展只能依靠法制来保证和推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良性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保障力量和推动力量。政府要通过有效、公正的社会资源再分配，防止利益调整和重组时期可能发生的贫富两极分化，保证各社会主体的基本利益，建设一个既具有高效率又体现公正公平精神的社会。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分配，不仅需要道德的力量，而且需要内蕴着公正、公平、正义等道德含量的政治权力的权威、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政策法规的力量。合理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必须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文化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而文化作为社会整体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得以实现的。

    观念文化中的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的反映，是人的精神创造的产物，同时又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崇高理想信仰和共同价值取向在全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格塑造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理性精神的促动。市场经济确认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利益和自决自主权利，追求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活动的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孕育出越来越完善的经济理论以及自主自决、契约自由、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务实高效、能力本位、规范有序等理性精神。而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理性精神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其次，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在现时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确立劳动者在经济利益上的主体地位，需要国家权力和法律的人民性、公正性、合法性、权威性，也需要民主与法治的教育，使人民认同、信任、尊重、遵守法律，理性地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合作，履行社会义务，同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益。再次，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是社会理性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而坚定的信仰。社会理性是对于社会的内在本性、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的深刻洞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它通过文化的传导作用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心理和人格系统之中，形成一种理想和信仰，并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和超越性追求，激发人民的劳动热情、协作意识、奉献精神和创造才能。

    科学理性和社会发展也是一种互动关系。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科学的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繁荣。科学之所以成为一种崇高而宏大的事业，之所以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规律性的系统知识，更在于它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蓬勃生机和永不枯竭的活力。科学不仅关心真理，更关心人与社会，以人与社会的发展为起点和归宿，以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根本的意义和最高价值。

    在观念文化中，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关乎人类总体和个体生存发展的意义、目标和取向。它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心理，激发社会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内在潜能，并将其集聚于实现社会总体价值目标和个体价值目标的现实活动之中，是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最深刻、最持久的精神动力源泉。价值观念既设定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又激励人们为实现这些目标从事积极能动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活动。人们的价值取向是以价值规范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价值规范又是一个有层级、有结构和不断发展的体系。由生存到发展，由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到环境价值，由个体价值到社会价值，由局部价值到整体价值，由某一群体、某一社会的价值到人类价值，以及由人的价值到环境价值的拓展和提升，是价值体系建构和价值境界上升的基本路向。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变迁，表征着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和设定的演变，同时也表征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表征着人类主体能力、价值追求的变化以及人的个性完整性的逐步达成。

三、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运行过程

    由经济力、政治力和文化力的交互作用构成的动力机制给予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应当是适度的。“适度”包括向度、量度与协和度三个指标。向度即动力方向。从社会发展的动力方向来看，判断其是否适度，即视其是否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这一深刻根源的经济力、政治力和文化力，应有利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有利于提高人类的需要层次及其满足程度，有利于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共生。量度即动力的大小和强度。人的需要以及作为需要之社会表现的利益追求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需要层级的提升以及对需要满足程度的期望值必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水平与程度相适应。动力不足的社会是呆滞的、缺乏活力的；而需要与利益追求的无限制扩张和剧烈膨胀，则会引起社会的无序和震荡。适度动力将人们需要的满足和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结合起来，既能激活人们追求合理利益的动力，又能将各种社会动力和活动控制在规则和秩序的范围内。适度动力还包括各种需要与利益追求之间的协调和优化配置。人们追求利益的动机是全面的，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也只有相互配合、协调动作，才有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最有效的促动作用。对于社会个体来说，若片面追求某种需要的满足而忽视生活的其他意义，这样的动力是畸形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若只注重一种动力的作用，不能建立各种动力的协调机制，这样的发展也是不完善的。在社会发展动力机制问题上，要有一种系统思维，对诸种动力作优化配置，使之协调互动，以发挥其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佳功能。

以适度为目标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运行过程大致有动力源开发、动力转化、动力培育、动力分配、动力反馈五个主要环节。一是动力源开发。人的合理需要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深刻动源。强烈而广泛的需要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开发动力源，就是要激发人们的各种需要，并将这些需要引导、塑造为合理需要。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合理需要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社会需要相统一的，通过诚实劳动来满足的，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实现的代内和代际发展机会均等的需要。将人们的需要引导、规范为合理需要，是通过激励手段、利益手段和文化手段来实现的。激励手段是凭借社会运行的激励机制，把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目标内化为人们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使人们的内在需要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发展目标相一致，从而保证社会动力在方向上的合理性和在程度上的适当性。动力源开发应当是全面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开发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各层面的动力，激发并兼顾个体、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表现为引导、培养各个层面的需要，在保证满足经济层面需要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形成政治的、精神的高层次的需要。二是动力转化。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源，是潜在状态的动力。动力转化环节的功能就是将潜在的动力转换为现实的动力，变成人们为满足需要而从事的社会活动。由作为社会发展之潜在动力的需要到追求利益和满足需要的活动，便构成了需要——行动的转换过程。三是动力培育。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动力不仅需要开发和转换，而且需要培育和维持。动力培育在不同的层面上是有所差别的。在宏观层面上，主要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教育训练，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合理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改革经济体制，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同时，健全民主与法治，建立和培育权力运行秩序。从中观层面来看，主要是增强集团、组织的凝聚力，使集团成员的行动目标与集团整体的社会目标达成一致，同时也使集团为满足其成员的利益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从微观的层面来看，社会发展动力的培育主要是使社会个体的素质得到提高，能力得到增强。四是动力分配。社会作为一个系统，不仅要产生、培育和导引出适度的动力，还要将适度的动力配置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和部门，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五是动力反馈。动源开发、动力转换、动力培育和动力分配是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适度的动力，这些动力是否推进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动力主体将通过反馈环节获得这些信息，进而为动力运作过程输入新的信息，或者调整动力方向，或者调整动力强度，或者调整诸种动力的结合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2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08页。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哲学原理》2002年第1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