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还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从哲学层面审视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生态支持能力的关系，反思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构想合理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三个阶段

    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和实践方式的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对自然的独立性以及人对自然的自由性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反思也大致有天人合德、与道为一的天人观，主客对立、宰制自然的天人观，以及超越抽象依赖性和独立性的自由自觉的天人观三种理论形态。

天人合德、与道为一的天人观是对人类片面依赖自然的生存样式和生存状况的反映。动物直接以其天赋器官本能地进行活动，由于其活动的无中介性，它与环境是直接同一的。人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具有能动创造能力的存在物，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通过工具系统的中介作用于自然界，改造、调控环境，重建属人的现实世界，使之适合自己生　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存在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改造和被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演进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类活动的自觉目的性的增长，即表现为人类系统而自觉地利用自然事物的能力的增长，表现为人类利用工具系统的中介改造自然、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力的提高。生产工具作为人类劳动的骨骼系统，既凝聚着人类以往劳动的经验，又承载着人类对于活动对象的性质和活动规律的认识。由于工具的客观性，其不仅作为人类劳动的中介而使主体的活动客观化，达到改造对象、建构人化的现实世界的目的，而且使人类活动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得以保存，从而使知识的积累、传承以及人类主体能力的发展成为可能，因而也就使人的实践能力、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现实性统一及其阶段性发展成为可能。

在人类诞生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有机体，虽然力图　通过自身的主体活动实现与自然界的现实统一，但尚未在实践中形成丰富的能力，尚未形成使自己独立于自然界并有效地从事和调控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存在的。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非常弱小，而使用简陋的手工工具从事渔猎和农耕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使人时时感到自己的生存对自然界的须臾不可离之的依赖性。因此，崇拜自然，依赖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将人的活动融入自然之中，就成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一种最古老的观点。这种古老的天人观以一种直接体悟的方式参透了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环境支持的内在统一性，开启了天人之辨的历史进程，并以超越历史的穿透力和卓越的生态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类的环境与生态意识。而古代东方的生态哲学，特别是天人合德、参赞化育的儒家学说以及知天循道、自然无为的道家环境智慧，则是这一发展环节中的典范之作。

在人类的主体能力尚不足以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的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然界的惠赠、受制于自然界所能给予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只能以人事天，以对自然的有限的认识能力和影响力寻求人与自然的一致。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将人权从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科学的探索　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重新发现和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征服自然、改善生存条件的强烈愿望。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的著名论断，推崇知识以及人类因获得了知识而拥有的改造、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力量。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工艺技术上的应用，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实践能力迅速增长，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对于自然界进行征服和统治，获得了人性的独立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对自然界的这种征服性胜利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虚妄观念，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两个没有本质性关联的相互对立的世界，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这种观念将人与自然截然二分，没有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处于动态平衡中的有机系统，人类社会是自然界这个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作为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新质，即社会性规定及其特点。但社会系统作为从自然中提升出来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要通过生产劳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变换，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自然界，服从并受制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而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观念却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理　解为征服与被征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这就为掠夺性地开发自然的急功近利行为作了理论铺垫。人天绝对对立的观念把人作为单纯的价值主体，把自然界作为随意支配、利用和索取的对象。支配、改造、征服、主宰、索取成为近代以来人们对待自然的行为态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无视自然界维系动态平衡的客观需要和条件，无视自然界的铁的必然性的制约，任意妄为，只是用人的活动的盲目性代替了自然界的盲目性，并不能使人类从自然界中真正解放出来，只能在戕害自然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主客体绝对对立的观念在实践中造成的结果是双重的：人在自然面前既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独立性，又施加了违背自然的本性和破坏自然界生态完整性的统治；人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既攫取了巨量财富，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工业上的应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然界由统治人类的异己力量成为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人对自然的干预能力空前提高。但人们在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严重紧张状况，并遭受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面对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人类生存困境，人们不能不深刻反思过去几百年对自然的掠夺行为，不能不批判地检视主客体绝对对立的天人观。

人对自然界单纯的依赖性和单纯的独立性，都是一种抽象的和片面的生存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人都是不自由的。人类活动的诸多负面影响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天人观、发展观和实践方式进行反思。人来自自然并且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的实践中不断形成着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我们既要从自然界出发来看待人的主体性、人的本性、人的生活、人的价值和人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命运，又要从人的本性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去认识人所依赖并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既然人类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在片面发展观指导下的不恰当的实践方式造成的，因而就有必要对实践观念和实践方式加以审视和调适，合理而有节制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天人观既扬弃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抽象的依赖性，又扬弃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抽象的独立性；既肯定了自然界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客观要求，又肯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以及合理的主体性实践的必要性，因而是一种自在与自为、依赖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天人观。这一天人观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基，而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得以深化和体现。

二、环境承载能力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之后，就作为由一定数量的人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物质力量，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存在于周围环境之中，与周围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是一种抽象的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基础性关系是通过实践建立起来并通过实践来说明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实践，通过实践来实现与环境的物质变换。但从其现实性来看，在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只能与太空环境和地球环境中的一部分自然物质进行物质变换。这种被人类的实践所改造的自然物质已经蕴涵着人类的某种目的论设定，打上了人类的目的和意志的烙印，我们将其称之为“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作为人类劳动实践对象的现实的环境和现实的自然界，是“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不断人化的过程，使自在的自然不断向人化的自然转化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以人的社会化了的生物性需求为基础、以人的生产实践为中介的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同环境与资源的关系问题。在人与自然、社会与其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之间，我们应当首先确认社会只有依赖于自然界、依赖周围的环境才能存在和发展。这是由于作为社会历史前提的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是活的生命有机体。人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生物学存在，然后才能作为社会学的存在而从事其他社会活动。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在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之依赖于自然界，依赖于其环境和资源，表现为自然界作为人的认知、审美以及生活和活动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表现为与之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然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象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4]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亦不能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改变自然物的形态、结构、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运动形式，使之适合人的各种需要。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这种关系使自然界给社会发展设定了不可超越的界限；人类社会需要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种关系意味着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在与自然界不断加强的联系中得到发展。随着人类主体能力的提高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强化，人类将不断拓展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类来说，其生活与实践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和一定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的安全利用标准以及铁的自然规律，就成为设定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的重要依据。

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而社会与自然环境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环境系统的生产力即环境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效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增值的基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作为由地理位置、地形构造、气候、土壤、水系、矿藏、动植物等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和再生产自身的能力。自然环境在其长期的发展进化过程中，不断打破自身的平衡，改变其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形成新的平衡。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进化是自发进行的，环境系统很少因无法承载某一生物种群而导致自身的崩溃。而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随着人类主体能力的增长，对于自然界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由于人的实践的干预，打破自然界自身进化的行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界生态进化的方向。如果人类的活动与环境进化的方向相一致，人类从自然界中的获取不超过和损害环境再生产自身的能力，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即与环境的再生产能力以及自组织、自修复、自净化的能力相适应，环境系统就会为社会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能量，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之，如果靠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粗暴攫取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因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崩溃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为了避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调和环境支持系统的崩溃，就必须对环境的承载能力有一个科学的判断，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资源是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是资源的四种主要形式。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都是物质的转移过程，而不是创造和消灭的过程。自然界的许多有用物质通过生产过程形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其中一部分又通过消费过程转化成了无价值和负价值的废弃物。科学合理的生产过程可以用最小的资源投入，把有用物质转化成有价值的形式，以最大的产出满足人类的需求。高效率的生产过程就是快速优质的物质转换过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现实的物质运动，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过程，其受资源的制约，尤其是受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人类亦具有追求发展的无限性的本性，但地球的自然资源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其中的可再生资源有一个再生速率的限制，可耗竭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耗尽，就不复存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两方面的压力。人们既不能只致力于保存资源而放弃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而无限制地开发自然，将不可再生资源在一代或几代人手中消耗殆尽，超越可再生资源的增长速率，破坏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导致地球生态系统有序循环机制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为了解决发展与资源的矛盾，使自然资源、尤其是使生物资源得到合理、高效与永续利用，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探求和确认资源利用的最低安全标准和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是完全必要的。自然资源利用的最低安全标准主要有三条：即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可持续利用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建立自然资源保护标准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确立　最低安全标准来要求当代人承担某种道德责任，其二是通过费用—效益原则权衡利弊得　失。

自然界及其规律系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规定了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即通过劳动来改造、支配自然，使自然界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人的活动、人的需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受自然条件与自然规律制约的。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和孤立存在的东西，所有事物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规律亦作为系统而存在和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人类来说，有积极与消极的作用，有正价值与负价值，有即时性效应和延迟性效应。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就必须全面而充分地认识作为系统而存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正价值和负价值的自然规律；就必须既要看到当前的直接结果，又要预测经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并在当前的结果与以后的结果之间作出权衡，在正价值与负价值之间作出选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活动具有有利于当代和后世的性质。否则，我们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劳动行为，人类对于自然进化过程的干涉和介入，其所引起的结果决不是只关乎某一要素、某一事物本身，决不仅仅限于一时一地的影响，而是对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发生着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影响。自然系统、生态环境的整体相关性、动态平衡性、自生长自调节自净化自组织能力、在共时态和继时态上起作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律，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而看不到间接结果，只看到了其近期的影响而看不到长远的影响。当人类的活动背逆了自然规律，破坏了自然有机系统的有序循环，与自然界的进化方向背道而驰，因而在遭到了自然界的一次次无情的报复之后，便逐渐学会了估计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界、对周围环境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并试图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调节这种影响。然而，这种调节不仅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受人类的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制约。

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是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制约因素。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系统，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产生就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并将永远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存在于其中。当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协调一致、人口及其需求同自然界与生态支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时，人与外部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就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当人口及其需求增长所形成的压力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人类基于生存的压力又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这就使生态环境变得日益脆弱甚至崩溃，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危机。在人类的童年，其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被动的部分，与其他动物一样，也是不自由的。其采集与渔猎的生存方式尽管对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但这种干预所造成的损伤可以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再生与净化能力而得以修复。农业文明的兴起使人类社会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奠定了人类社会全新的基础和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前提。农业文明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使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人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土地，过分利用土地的生产能力，从而导致了气候失调，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由于生态支持系统的崩溃，一些古老的文明亦随之毁灭。巴比伦文明和玛雅文明之所以从地球上消失，都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崩溃而导致的灾难。然而，农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局部的，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则具有世界性，其对环境之影响的深刻性更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危机所不可比拟的。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资源的浪费和枯竭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作为一项重要的可再生资源的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生物物种及其遗传物质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维系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正常功能是必需的。生物物种亦具有巨大而利害攸关的经济价值，人们可以利用野生生物　物种的遗传基因改良农作物品种，利用野生生物物种制造药品，从野生生物物种中提取工业原料，利用野生生物物种对环境条件的特殊适应能力恢复退化的土地。野生生物是一个巨大的遗传基因库，一个物种的灭绝意味着这个物种所带有的遗传基因的消失。生物物种作为一种可再生性的资源，对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目前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由于人类对于森林、草地、湿地等生物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掠夺式开发，使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这对于生物链的进化，对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对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将是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威胁。

能源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热能、动力等最基本的服务。而提供这些服务的有不可再生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常规核动力等，也有木材、水力、地热、太阳能、动物体能等可再生能源。如果说工业发展造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由于人口增长与贫穷则造成了由森林、植被等生物资源所提供的能源的危机。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以现有的能源结构为基础的能源利用技术的改造，亦只能改变能量转换的形式、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延迟能源危机的到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在能源问题上的重要表现，就是使其能源的使用低于过去发展中的使用水平。因此，要根本解决能源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是必要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开发和广泛利用环境上合理、经济上可行的可再生的新能源，如太阳能、地热、水力能源和生物能源，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而重建新的能源体系，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长久的能量基础　。

总地来说，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其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又规定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活动的界限。由于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发展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支持系统的承受能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和加剧无疑将严重威胁人类的持续发展。

                      三、发展观念的重建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是由多重原因交互作用而造成的。其中人类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发展观念和社会交往，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作为自然界的一员而在自己所属的生态系统中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但人类又不同于一般的生物物种，它是自然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最高存在物。从人类的本性来说，它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创造性劳动中，不仅可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身的尺度来创造，而且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创造。随着人类主体性的提高，人类越来越具有这种能力。人类既有从自己种的存在和发展出发而利用其他物种和自然界的其他物质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和有机进化的责任。然而，人类对于自然界、对于自己的生态支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作为一个系统而起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对于自己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所产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对自然界的责任的认识，则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人们往往只看到一个方面的规律而忽略了其他规律；只看到了规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正效应，而看不到自然规律的负效应；只看到自己的主体活动的近期效果，而看不到经过长期和逐步的积累才发生的消极的效果；只看到自己近期的、暂时的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和根本的利益；只注重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与完整性，忽视了生态环境中诸要素对于维系与人类命运攸关的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性。这样，在片面、狭隘、短视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就有可能不合理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和竭泽而渔地利用可再生资源，从而造成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关系的全面紧张。

人类是以自身所具有的身心能力以及作为其身心之延伸的工具系统改造自然的。人的主体能力与中介系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现时代则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的进步。环境与生态问题，是与当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同时出现的。但这并不能说明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恰恰相反，实质上是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主体能力尚未达到全面认识自然规律、按照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对自然界实行全面人化的水平，尚未将整个自然界纳入人类现实的改造活动和物质变换过程。正是由于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全面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不能充分利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资源，因而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低，将一些本来珍贵的资源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废渣、废液、废气排入环境，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人类社会为了保持自身的有序从环境中引进负熵而向环境输出正熵。但由于人类主体能力的限制，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还不够发达，利用自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不高，社会的发展、社会系统的有序和熵减，是以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巨大熵增和无序为代价的。

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发展观作为发展实践的灵魂，规定着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式。在工业文明的初期阶段，人类谋求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克服自然界对于人的异己性，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创造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因而这时的发展观表现为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谋求经济增长成为当时的主流发展观和主导价值取向。在看待经济增长时，主要是注意劳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效益，却严重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片面应用，在造成社会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对立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高速耗竭和环境状况的恶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是人类的交往活动、社会关系的不合理。这既表现在制度方面，也表现在体制方面；既表现在一国之内，亦表现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上。从根本制度来说，由于一些根本利益的不一致和共同利益的缺失，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资源时，往往是为了谋求一己一时一地的利益，而不顾及他人、长远和全局的利益，以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而谋求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诸多外部不经济的不正常现象。根本制度与体制的不合理也阻碍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造成了产业、科技的垄断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整个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然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在许多方面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建构的，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严重制约，受国际上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为尺度的经济体系的遏制，而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巨大的人口压力逼迫其过分开发土地、森林、草场、矿藏，使自己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能源、初级产品产地和生产、生活垃圾投放场。可以说，根本制度和体制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合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的深刻根源，而发达国家则是环境和生态系统问题的主要责任者。

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协调发展，需要观念的转变、制度的重新安排和实践方式的调适。

    首先，在发展问题上应当实行一系列的观念转变。其一，要实现由机械的环境观向系统的生态环境观的转变。环境并非由一些要素简单叠加而成，而是由地质圈、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人类的实践活动当然会引起环境的变化，但我们不能用机械的观点看待自然，亦不能把自然作为一个机械体加以宰割和利用。实际上，人、社会与自然界，人类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已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因此，我们要科学、全面和综合地认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并且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给予环境以补偿，使人类的开发活动不破坏环境总体和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不危害更不能打破生态环境的自然进化，从而保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长久的支持能力。其二，要实现由片面的发展观向全面的综合的发展观的转变。不能将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发展是全面的、综合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主体素质的提高，环境的优化，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都是发展的重要内涵。其三，实现由资源无价的旧观念向资源价值观的转变。在传统的观念中，资源的价值受到忽视甚至得不到肯定，许多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是无偿的，企业掠夺性开发、使用甚至破坏、浪费资源的行为不能通过价格机制加以约束，从而使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耗竭。为了使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在环境上合理和经济上高效，必须加强国家对于环境、资源问题的干预，树立环境价值和资源价值观念，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的适应性变化，降低生产与生活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其次，建立合理的交往方式，实行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产生的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根源于经济动力系统的失灵，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不对称性：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活动都可以通过私人所有权交换媒介而比较有效地完成；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残余物又几乎全部进入公共财产资源，重新返回大气圈和生物圈。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刺激了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但对于残余物的排放和管理却无能为力。结果是导致了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迅速耗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负相关问题，就要从根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入手，增进人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明确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加强国家对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保证决策具有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长远与根本利益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高效而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同环境优化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统一，与生态潜力的增长速度相适应。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还必须提高对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认识，改造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建立国际性的组织和协调机构，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

再次，提高主体实践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是以按照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占有和人化自然为表征的。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一方面，要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科学，并进而形成有利于优化环境、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实现物质、能量的自然循环与社会循环的协调一致。另一方面，要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益。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要实现由资源型向效益型的转化，由外延式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转化，由污染生产向清洁生产的转化，由注重物质资本向重视人力资本的转化，由经济的片面增长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适度增长的转化，以及由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生态型经济的转化。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和对于生态系统的压力，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新思路中，第一条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顺应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符合我国的国情实际，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1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1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9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169页。

原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哲学原理》2003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