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结束，当人们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哲学情形时，不免深深感到人们并未摆脱“物自体”，“本体”的困惑和萦绕。
不错，人们以为早已告别了“物自体”，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似乎早将康德的“物自体”“消化”掉了：“本质”通过“现象”“显现”出来，于是有“现象学”——“显现学”、“现象学”到了现在，胡塞尔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的”“过程”，把“本质”与“现象”统一，看作是“直接的”，无需任何外在的“符号”的介入，“本质”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才是“理念”。“消解”辩证的、历史的“过程”，也就是“消解”“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理念”不是，一个“思辨”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生命）”的“体验”；当胡塞尔把一切经验的、科学的“知识”都“括出去”时，留下的才是最纯粹的、最严格意义上的“事物”——“回事物本身”竟然是现代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口号，意味着现代现象学要“显现”的，和黑格尔一样，仍是那个“本质”、“本体”、“物自体”。“现象学”——“显现学”并不止于“表象”，恰恰相反，它是对“表象”的一种扬弃，从“本质”的“显现”来说，现象学正是“本质论”、“本体论”。
于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存在）论”的过渡就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胡塞尔本也不是停留在“现象”——“表象”上，恰恰相反，他考虑的是把“表象”“括出去”以后留下的“事物本身”的事。
当然，海德格尔不同于胡塞尔，他所理解的“事物本身”不是“理念”，而是“存在”。从“理念”的眼光看，“表象”世界——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总有点那么“不对头”，它本“不该”是这样，而“该”是那样……，所以“理念”的世界，是一个“应该”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一思路，是由康德开始，或更早从柏拉图开始到胡塞尔是一致的；“存在论（本体论）”的思路则不同，它看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存在、本体的世界，即在万千“表象”、“经验”世界的后面——或上面……，有一个更深层、更纯粹的世界“在”那里。这就是“诸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始了的思路。“理念论”和“存在论”都对“表象”——“经验”世界取否定态度，但“理念论”的“本质”在“思想”——“理想”里，是为“思想体”，我们通常所谓“本体”（noumena），就是这个意思；但对“存在论”来说，“本质”不在“思想”里，它是比“表象”更真实的实在，是“实体”（οὐσία, substance）。从这个意义来看，“理念论”强调“主体性”，常对“世界”说“不”；“存在论”则强调“客体性”（不一定是“对象性”），常对“世界”说“是”。
所以“现象学”不光讲“现象”，而恰恰是要讲“本质”；并不是要抛弃“本体”，而恰恰是要“抓住”“本体”，这样，它的口号才能是“回到事物本身”。
人为什么会不满足于“表象”——“经验”世界？也就是问人为什么不满足于单纯的衣、食、住、行，而总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人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出“物自身”、“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理路（由）”，有“根据”的。
康德说，我们的科学——经验知识，一方面来自“感觉”，由感官接受来的外来信息后被称作“感觉材料”（sense-data），另一方面有先于感觉的逻辑结构形式，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对“现象”界，就能“把握”住它们的规律。不过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只是“逆来顺受”，并谈不到有“物自体”的问题。好在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认知者），而且还是一个“实践家”（行动者）。人为什么会行动？人之所以要“做事”，说明了原有的“事”并不合我的“意”，人的“实践”，蕴含了一个对原有“现实”的“否定”意思在内。“实践”根据的是“应该”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事”本不该“这样”，于是我要“改造”它，使之成为“那样”。“应该”的原则，意味着有不同于“这样”的“那样”（另一个）“事”“在（思想里）。这“另一个”（那样）的“事”，就成了“应该”的“事”，“本该”的“事”，于是“本来”“该”的“事”就和已经“这样”了的“事”相区别开来，在“应该”、“本该”的“理想”、“命令”中，“本体”、“本来该的事”、“物自体”的问题就已蕴含在内，聪明人、有哲学头脑的人就会“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有哲学训练的人就会由此提出一种学说和理论来研讨这个问题。康德就是这样的哲学家。
当然，康德讲的是一个“原则”，而无关乎具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事物，但“这样”不能“限定”“那样”在“实践”、“行动”和“应该”的领域里是非常明显的。就“原则”来讲，现存世界的一切的“这样”，都“限制”不了“应该”，因而，事实上，“应该”、“理想”上的那个“那样”，同样也是“不受限制”的，因而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的“理想蓝图”是十全十美的，因而人类永远有权（有理由）“行动”、“实践”，人永远有“改造”“这个”“世界”的权利。
“理念论”同时显示这样一个道理：事物本不像我们“感受”的那样，所以，恰恰是“物自身”保证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如果世界只是像“表象”“显示”的那样，则人的一切行动都只有“必然”环节的意义，而无“自由”、“道德”的意义。“物自身”、“本体”、“本质”问题的提出，是人的“自由”觉悟的表现，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问题）的提出，叫做一件“大事”（Ereignis）。
很多人并不意识到“本质”、“本体”问题的存在，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提这个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人总会或深或浅地“感受”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无论愤世嫉俗、揭竿而起，或是消极遁世、浮生如云，或是沧海桑田、世态炎凉，或是金榜题名、衣锦荣归…….所有一切人生之荣辱穷通，无不揭示出一个大于、强于“表象一经验”世界的“本体”世界之存在。这是“表象一经验”世界的“另一面”，是古代希腊人说的“反宇宙”，是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不能为“我”所“用”。“他者”大于、强于“我”。
“我”是“有时限”的。古代希腊人坚信，“人”是“会死者”。“人”有许多的特性，譬如会说话，会思想……，但最要紧的特性是“人”是“会死者”。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一旦人有了这个“死”的觉悟，“人”就成了“Dasein”而“Dasein”使“Sein”“明”起来，也就是说，使“Sein”这个问题明白地提了出来。并不是说，从此人就能够把握“Sein”，构成一套学问，形成一套“科学体系”，来“教导”别人“Sein是个什么”。Sein、本体、本质、物自身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早已为康德所揭示，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乃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另一个理路（理由、根据）：Dasein使Sein“明”。“人”只有把自己看作Dasein，有了Dasein的觉悟（发现），就会确认：“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或者说，有一个“本体”（Sein）“在”那里，“本体”即是“在”，即是“物”（Ding）本身。Dasein是受限制的，而Sein则“不受限制”，但又并非抽象的，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理）”（Wahrheit）。
对于“抽象”（abstract）的理论、公式、公理，人们只要“学习”就行，但对于实实在在的“真（理）”，人们只能服从。Sein支配着“Dasein”。Sein是Dasein的“命运”，Dasein的“命运”掌握在作为“他者”的Sein手里。
于是，列维纳说，“他者”不是“日月山川”，而首先是“他”“人”、“他人”大于、强于“我”，掌握“我”的“命运”的不是“天地”，而是“他人”，所以他从海德格尔的思路出发，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伦理学”早于“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因而“伦理”正是“原物理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其实，东方的思想，中因的传统思想，也并不限于“伦理学”。它的思路，要比柏拉图、康德的“理念论”更为宽阔些，或许也没有“存在论”和“理念论”那样尖锐的对立，但中国的哲学思路，同样是“形而上”的。
我们汉语用“形而上”来译希腊的“metaphysics”是非常确切的。希腊文“meta”或为“后”，或为“元（原）”或如海德格尔所释，为“超越”，是指一种与“physis”的关系。希腊文这个字或译“自然”，或译“生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大概就是“世上（间）”的“万事万物”，而所谓“世上（问）”，也就是“地上”，是“属”“地”的。就中国古代传统来说，凡“属地”的都为“形”，是“完成”了的，“完形”了的，“成形”了的；而“不成形”的东西，或“未成形的”东西则只是“象”——“象”是在“天” 上的，“天蔷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古代，“象”和“形”是有区别的。“象”是“气象”，如“风声鹤唳”、“行云流水”，“云”在“天”上，而“水”也是“天”上下来的，“象”是“不受限制”的，犹如希腊古代的ἄπειρον。
“象”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因为它“不成形”或“未成形”；但“象”却为人提供“消息”（message），“预示”着“地上”事物如何“变化”，它是“解释学”（Hermeneutic）研究的课题。在古人看来，“天”、“支配”着“地”、“天垂象”，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象征”，“气象”为“气侯”、“征候”，有所“预示”，但不是“确定”的，不可“命名”的。“象”“无名”，因为它“无形”。“无形”不等于“空无”，不是绝对的无，而只是说，“不成形”、“未成形”，实是未“成”、“形”是“成”了的，确定的，可以“命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一种“征候”，所以“象”并不能光靠“视觉”。“形”是“视觉”性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然也可以摸到、感到，“象”不仅要靠“视觉”，而且要靠“心”（思），所以“象”不仅仅是“感觉”，而且要“心思”、去“领会”它。光是“看”“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象”不能光是被动地（passive）“接受”（accepting, reception），而且要主动地（active）去“领会”、“会”是“会合”、“迎接”（meet），是一种“应”，所以对“象”，不能是“感受”，而是“感应”，这或许就是汉朝人讲“天人感应”的原因。“感应”得来的不是“科学知识”，把它当成了“科学”，就成了“伪科学”。
但是关于“象”的“感应”，是“形而上”的，亦即在“形”之“上”的，是对“天”的一种“领会”、“理解”。“形而上学”乃是一种“象学”，而不是“形学”；“象”是“气象”、“征候”、“消息”，所以也是“气象学”、“征候学”、“消息学”（解释学），而不是“物理学”、“自然学”。
在这种“学”的指导下，即有此种哲学意识的人，不仅“看”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而且还要“看”到在这形形色色“后面”或“上面”的“气候”、“消息”，从“显”的东西，“看”出“隐”的东西，从“现象”“看”到“本质”、“本体”、“物自体”。一切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来说，都是通过“形”来“显示”（指示，zeigen, show discover……）那个“本体”性的“象”，会欣赏的人要从焚高的鞋、齐白石的“蟹”中“看”出它的“意目”“看”出另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看”出它的“意思”“看”出那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说的“气韵生动”。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视而不见”，“视”只是感官的“见”则是有“心思”“心智”的所以我们说“见识”“见”与“识”不可分的“形”是“视”而“象”才是“见”才是“识”。
“视”、“见”如此“听”“闻”也是如此“听”是感觉式的、感官式的，“闻”是心智式，的所以我们把“见”和“闻”连用，“见闻”就不仅是感觉的，也是心智。的所以才有与“视而不见”相应的“听而不闻”之说。
中国古代哲人告诉我们“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象”与“音”相应“形”与“声”相对。“声”是感觉式的，“音”则是心智式的。在古代“音”与“言”不分，“言”是“语言”。这样“音”果然可以“高于”“声”“音”“显示”一种“意义”、“消息”和“语言”一样，在古人看来，一切大声、小声的，甚至无声的（silence）都在“说”些“什么”，都在向人们“倾诉”“请求”“命令”些“什么”，在向人们提供“消息”用“解释学”的话说都在“传达”些“什么”，这些“什么”，在古人思想中，就是“天命”、“天道”。所以“道”是“言说”。
然而“道”也是“迹”（轨迹痕迹）在“闻”是“说”在“见”是“迹”故而有“迹象”之说“闻”之“说”不是般经验科学的“学说”不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是“本体”、“物自体”向我们“说些”“什么”；“迹象”则既非“图（绘）画”（painting）又非一般的“文字”；“图四”是“形”，“文字”则可以是经验科学的而“迹象”则在科学上、概念上是“朦胧”的“本体”“物自体”原本是“暗”、是“玄”是个“问题”康德说的“问题性概念”“河图”“洛书”被认为是古代传授“本体”性知识的“（天）书”，它的“图”不是“图画”，它的“书”也不是般的“文字”，而正是此无形之像“无声之音（言）”。这里的“图画”不是“形”之“模仿”，这里的“文字”，亦非记录“有声之言”，而是记录了“无声之言”，是“无字书”，是“天书”这此“轨迹”发出“无声之音”在向我们“诉说”、“评判”、“请求”、“命令”着些“什么”在向我们传授着“道”——“无形之音像”“无声之音（言）”。这样“象学”“音学”合而为“道口学”。
“道”在“天”上“天”可以是“明”的（白天）也可以是“暗”的（黑夜）；但“天”上的“象”因其无“形”而不是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说海德格尔由Dasein“明”出来的Sein是个“暗”的、“玄”的东西是一个大“问题”像“黑夜”样这点是列维纳所着重揭示的，海德格尔本人在后来也特别说到“天”、“地”“人”、“神”的“合一”关系。就中国传统来看，在“天”之“道”如果真的那样“明”，则不必为“非常道”会“无以名之”，而要“强名之曰‘道’”。老子特别看出了一点，强调“道”之“玄”“妙”（不可言）性，似乎在“天”之“道”被“埋”在了“地”“下”样。
“天”（日）烛照“地上”一切，使它“明”起来，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但“天”自己只“显现”为“象”“天”还有“烛照”不到的“地方”（处所）这个“处所”在“地”（之）“下”。所以在古人看来，“道”亦“深”，亦“远”。“远”在“天上”，而“深”入“地下”。然而既“深”且“远”之“道”，却支配着“人”之“命运”。
“人”“生”“天”“地”之“间”。“人”或是从“天”上来的（上帝创造人），“人”或是从“地”下来的（地为母胎），或是“天”、“地”之“交”（会）产生的，不论怎样，“人”都在“天”、“地”的“中间”，头顶“青天”，足踏“大地”，为人在天地之间，耕耘劳作，立功、立言、立德，都是上承着“天”，下禀着“地”，但“天”、“地”对“人”保持着它们的“神圣性”、“神秘性”，“天”、“地”这种“不可测性”，正是那原始的“本体”之“思”的“激发剂”。古人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大地，不禁升起“敬”意，亚里士多德如此，孔子、老子亦复如是，中外古贤哲人概莫能外，所以康德，叔本华才说“人”自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倾向。
“本体”、“物自身”，合“音”（言）“象”之“道”或“哪”或“暗”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明”也好，“暗”也好，它都是“不可限定”、“不可测”的，即不是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象”和“音（言）”最终不能完全转化为“形”和“声”。无“形”之“象”不确定，无“声”之“言”又何能“确定”？“天何言哉？”雨露滋润着草木，“地”何言哉？沃土生长着禾苗。“凡可言说的，都能说清楚”，故“不（可）言说的”（沉默的，silent）则“不（可）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之“情结”。
“地”上的、“天”、“地”之“间”的“形形色色”，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一时不清楚的，慢慢可以让它清楚起来，一时“无以名之”的，可以按情形给它起个“名”字，但“天”上、“地”下所“隐藏”的那个“本体”、“物自体”、“道”，却是“原则上”不会“清楚明白”的。不错，“人”得“天”、“地”之菁华，得“天”（地）独厚——“上帝之宠儿”、“天之骄子”，有“神而明之”的能力，但“人”不能“避免”（躲避）“黑暗”。“人”用不着等到真的“死”了才能“体验”“黑暗”，那时“人”已无感、无知、无识，“体验”不出来了；然而日夜之交替，四时之轮转，无不“提示”着“黑暗”之“存在”及“不可避免”。“黑夜”之中，如无半点星光，四周“寂静”，则如同进入“坟墓”，大自然不给你“提供”任何“信息”，此时如果你是个“失眠者”，则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境界”，这是一种“混沌”（chaos）的“境界”，列维纳以此来提示人们对Sein（il y a）的体验，这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及至第二天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则“形”、“声”一切如“常”；有哲学智慧者，不必患有失眠症，尽可安睡于夜晚，而可以在阳光普照下，“见”到“天象”，“闻”到“天籁”，“见”到“无形之象”，“闻”到“无声之言（音）”，这在古人看来，即是“得”“道”。
无论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都是富有哲思的民族，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开发出这种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的哲思，从体会的深刻程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祖先要胜于西方的古人；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且不说“哲学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一个“超越”形态在近现代所受到的批评及其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就学科体系之完善及思维之缜密来说，是中国哲学家理应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在学习的同时，切莫要把我们传统中那深入之处丢弃了。
西方人在从“经验”“上升”为“超越”、“本体”、“本质”时，善于用“验科学”的方法，有“分析”，有“综合”，有“感觉材料”，也有“抽象概念”；而中国传统则往往是“艺术”式的，从“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经验之“全”），从这个意义说，的确更具“审美”、“艺术”的意味。不过中国的传统往往更多地直接进人“本体”、“本质”、“物自身”、“超越”的“形而上”层次，在这方面，就不是“审美”、“艺术”式的，既不是所谓“具象”的，当然也非“抽象”的。
中国传统对“本体”、“本质”、“物自身”，这类“问题”的思考方式，就像它思考的“对象”（问题）本身一样，不是经验的概念和范畴所能“限定”的，因而“无以名之”，或“强名之”也可以，但不免以偏概全，需要用许多的话来阐释。
其实西方的哲学也遇到这个问题。哲学对“本体”、“本质”、“物自身”之“思考”，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学科、科学）？它和“（经验）科学”、“宗教”还有“艺术”有何种关系？可能水不会有最后的答案。
学科的困惑，来自其思考“对象”（问题、题目、课题）之困惑。“本体”、“本质”、“物自体”……的困惑，是西方哲学的“世纪”的“困惑”，而扩大开来看，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