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源于古代欧洲，但它的智慧的来源，或许来自东方；古代希腊人对于“哲学”所做的创造性的贡献，在这门学问的初始阶段，已经显露出来。

一，“哲学”作为一种“智慧”。

古代希腊的贤哲，为“哲学”作了什么工作，使其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

中文译成“哲学”的这种学问（或许来自日本的译法），按中文的理解，乃是“聪明之学问”，“聪明”也就是“智慧”，于是“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这个用法与希腊字根sophie原意相去不远。

“智慧”有多种含义，有思想的智慧，有实际的智慧，二者也是不容易分开的。应付变故的能力，需要思想的协助；而思想又可以促进实际事务的进展。“智慧”包含了“认识”与“技巧”两个方面。

任何民族在远古时代，为了生存，总要有某种技能技巧，因为人作为一个生物族类，其自然的生存能力是很脆弱的，我们可以从古代希腊关于“人”和“神”的区别中看出这种遗留的观念。

然而，希腊的先哲向人们显示的不仅仅限于求生存的技能技巧性“知识”，他们表现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在“自然”上比较弱势的族类所具有的其他族类所不具备的“能力”，一种“超越”的能力，即“超越”当下眼前“实用功利”的“能力”。

为当下功利所作脑力和体力劳动乃是生活必须－anangche，Notwendigkeit，necessity；

“超越”这种“必需”，就人类作为一个族类来说，乃是这些“生活必需”“满足”之后的事，这就是说，当“闲暇”已经不仅仅是“恢复”体力，即不仅仅是“劳动”的一个“必须”条件，因而是附属于“劳动”，是“劳动”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闲暇”成为“闲暇”本身显示出“自身”的意义而为人们所注意的时候，人们才有“能力”把包括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内的“事物”，当作一个“对象”来“欣赏”，来“观察”，来“研究”。

人类这个由“闲暇”带来的“能力”，使人这个族类，“摆脱－暂时摆脱”“生活必需”，而对世界采取“自由”的态度。“自由”首先是一种“摆脱”，一种“解放”，一种“超越”。古代希腊的先哲，是这种“自由”的“先知先觉”，他们最能集中自己的精力，来“观察－思考－研究”世界的“事物”。

世上万事万物成为与我们相对应的“对象”，而不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人们看到的日月山川，并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生活的便利，因而“保佑”我们生活的原始“神恩”，也不是与我们作对的“妖魔鬼怪”。它们原本与我们可以没有“利害关系”，而是一种“共处”关系，我与“他者”“同在”一片蓝天下。

有了这种“态度”，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将自己“提高”到一个“自由”的境界，也就是“人类”“自己”的境界。“自由”地“对待”“事物”，“让”“事物”“自由”，“人”“自己”也得到“自由”。“人”与“世界”，为“自由”的关系，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万物静观皆自得”（程灏诗）。“静观”的境界，乃是“自由”的境界，是“让”“它”“自由”，“我”也“自由”，“自得”就是“自由”。“四时佳兴与人同”，“万物”都有“佳兴”，“人”与“万物”“同”“在”。

此种“自由”得自“静观”，“静观”包括了“欣赏、观察、研究”。“静观”态度，是“客观”的态度，“让”“事物”“客观地”“在”“我－主观”的“面前”，即使是“解剖”它，也是“让”它“在”，而不是转化为“我”（包括我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消灭、消耗、消费它。

这种“静观”在古代希腊也还不仅仅是“消极的”“让”，而是为“积极的”“理解”开辟道路，是以“退”为“进”。当然这种“积极性”还限于“理智－心智”的层面，“积极的”“静观”乃是“科学”的态度，也是“科学”的境界。古代希腊是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少数几个民族中的佼佼者。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积极静观”是将“自由”不仅仅理解为“摆脱”，而且理解为“创造”的起始。在“自由”的精神推动下，希腊为人类开创了“科学知识”的康庄大道，开创了通向“真理”之路。

“理解”按中文的意思是把原本是“混乱”的东西，“理”“顺”了；原本是“纠葛”在一起的东西“解”“开”来。“理解”就是使原本是“混沌”的东西“有序”，原来“看不清”的，使之“看清楚”，原来没有规则的，使之有规则。在古代希腊，人们认为这是“心智－nous”的作用，阿克萨哥拉说，“nous”为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本源，即通过“nous”万物分门别类地、有序地向“人”“开显”出来。

这样，在古代希腊，“哲学”是“知识”型的学问，是一门“科学”，讲一个“理”字，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中文翻译都有一个“理”字，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是“理论性”的，讲的是“规则”，因有“规则”而“看得见”。希腊原文“理论”有“看”的意思，是视觉性的。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第一哲学”乃是“真理”的学问，其意义可以理解为：“第一哲学”－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乃是关于“真实－实际”的“理论性”“知识”，关于“实际”的“理”的学问。“实际”是很复杂，很混乱的，“哲学”要对它“观察－研究”出一个“理路”来，“哲学”追求的是关于“实际（事物）”“真实事物”的“知识”，是（关于）“真（实）”的“知识”。这就是说，“哲学”是关于“混沌”的“知识”，要在“混沌”中“见出”“理路”来。

“哲学”并不“脱离”“混沌”，相反，“哲学”“贴近”着“混沌”，也就是“贴近”着“真实”，而并非纯粹的“抽象”“形式”。“抽象形式”乃是人们按照“利害关系”设计出来的“工具”；“哲学”并非“工具”，“哲学”乃是“本质”，“哲学”的“超越”，恰恰是“贴近”“本质”的“生活”，“贴近”“实际”的“真实”。

“不入于此，则入于彼”，“哲学”的“自由”，从“当下利害关系”“摆脱”出来，便“进入”一个更为“真实”，更为“复杂”、更为“本质”的世界。“哲学”不“回避”“复杂－混乱－混沌”，因而，“哲学”的“理路”是“自由”的“理路”。

二，“哲学”作为“自由”的“科学”。

“哲学”走在“科学”的大道上，“哲学”也走在“自由”的大道上；“哲学”是“自由的科学”。把这层境界开发的最为壮观的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

“哲学”不是宗教式的“信仰”，也不是艺术式的“欣赏”，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某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密切关系；“哲学”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以“知识－科学体系”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而“知识体系”，乃是“概念体系”，而一般说来，“概念”又是从具体的“感觉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概念”来自“经验”，“知识”也来自“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作为“知识－科学”，当不能例外。

然而，“哲学”的“知识”，又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知识”，于是，从一般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哲学”似乎是在“经验科学”“基础”上做出的“第二次－再一次”的“概括”，因而它似乎是“最概括－最抽象”的“学问”。“哲学”似乎将“世间事物”“概括”到“无限”，使它的“对象”“无所不包”，“至大”“无（出其）外”。

然而，这种理解，一方面使“哲学”容易成为一门“空洞”的学问，将一切具体内容都“抽”出去，“哲学”成为“最形式－最抽象”的学问；另一方面，我们从“经验”“上升”至这种“至大无外”的“无上抽象”，乃是一种思想之跳跃，因为我们并没有客观的尺度确定“抽象”到何种“程度－度”，就能作出这种“最最”的“抽象”。在这个意义上的“无限－这个最最的抽象”乃是“想象”的产物；而仅靠“想象力”，作为“知识－科学”，还是不足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哲学家们发现，我们并不能说，一般的经验科学乃是哲学的“基础”，相反的，我们倒是应该说“哲学”才是“经验科学”的“基础”，如同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文科学”乃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类似。

“哲学”是“最远古－最原始”的“科学”，因而也是“最基础”的“知识”。“哲学”之所以对比“经验科学”有一种“超越性”，并不是它“最抽象”，“最形式”，而是因为它“最具体”，“最具内容”。

人们从事哲学的思考，“放下（摆脱）”当下眼前的“事务－功利”，实行“超越”，人们忽然发现，这种“超越－超然”的境界，恰恰是“最原始－最基础”因而是“最根本－最本质”的境界。

人们之所以能够－有能力实行这种“超越”，对事物采取“超然”的态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修养”或“锻炼”，而是因为这种态度，原本就是“人”的“最基础”的“本质”。

“人”是有“理性”的，“人”生而“自由”。

“哲学”坚持住“理性”，也就坚持住自己的“基础－本质”，也就把握住自己的“根基”。

这样，“哲学”的思想路线，就和一般经验科学有所不同；哲学以“理性”为“出发点”。

在这个思路中，“理性”的出现，不依赖“经验”的“积累”，人们不能给出一个“度”，说“经验”“积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数量”，就必定或可以“产生”“理性”。“理性”与生俱来。当然，“理性”作为大脑的“功能”，并非没有“生理”的“物质”条件，一个人的“理性”，当和他的生理状况有关，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出现，也和人的生理－大脑成熟程度有关，就生理方面来说，“理性－思维”可以说是人类大脑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是物种亿万年发展进化的结果；但是，“理性”的出现，与“对象性”“知识”的“积累”，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理性”并非从关于“对象”的“知识”“积累”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不是“终点”，而是“出发－始点”。因此，我们并不能说，“理性”和“经验”既是两个“领域”，就不发生“关系”，而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抽象”的，哲学意义的“理性”并不是“经验”的“抽象”。

哲学的理性，亦即自由的理性，不来自“经验”，不来自“他者”。“理性”不来自“非理性”，而是来自“自己”。“自己”“产生－来自”“自己”，即是“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性”就不仅仅是“静观”的。单纯“静观”的“理性－理智”“让”“他者”“自在”，这样“理性”与“他者”的关系，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镜像”关系。不仅经验主义说“心灵”如同一个“白版”，就是像莱布尼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也认为“单子”没有“窗户”，而相互成“映像”，在“自身”中“反射”“他者”。

“理性”从“自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哲学”就开现出另一种境界，有了另一番气象。

“理性”为“自由”，已经不是“静观”的意义，或许说，“静观”的“理性”只是“理性”的“初级阶段”。古代希腊的“静观”式“自由理性”，某种意义上，还是“消极”的，其思考重点，是从“功利”的世界中“退让”出来，如今，“理性”还要更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积极”的“自由理性”，乃是黑格尔开显出来的哲学境界，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知识体系。

“理性”既为“自由”，则它本该是“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这在理路上不发生问题，因为“自由”即意味着“创造”；问题在于：“理性”在知识范围内，通过“概念”表现自己，而“概念”又如何“积极”、“能动”、“自由”起来？“概念”在“逻辑”的环节之中，如何又能“自由”起来？于是，“自由”的“概念”系统，要求“改造”传统的“逻辑”，使之适应哲学理性之“自由”性，这样，从康德开始的在哲学意义上“改造”形式逻辑－传统逻辑的工作，到黑格尔，得到长足的发展。

“哲学”的“概念”是“自由的概念”，哲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需要“自由的逻辑”。

在日常经验里，“自由”好像与“逻辑”不相容，“自由”为“非必然”，“非逻辑”；但是在哲学里，“自由”必定是“逻辑”，“逻辑”也必定是“自由”，因而是“自由”的“必然”，“必然”的“自由”；相比起日常经验来说，是更高的“必然”，就跟相对于“静观”的“自由”来说，是更高的“自由”一样。

“自由”意味着“开创”，而“开创”意味着“道路”，“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因而，“自由”就意味着最基本的“道”，最基本的“理”，是最基本的“逻辑”，不是形式上精致化了以后的“形式逻辑”，而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道（路）。

然则，实实在在的现实道路，就不是那样笔直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充满了曲折坎坷，充满了“矛盾”“斗争”的。日常经验将事物“有序”化，而真实的现实则往往是“混乱”的，不可能完全“有序”化。哲学从事物的“本质”出发，“提示”着“矛盾”和“混乱”，提示着一个本质“混沌”的世界。

单纯的概念只是静观的，缺乏“创造性”；“概念”而要又“动”起来，则非“矛盾”之“概念”莫属；而这种“矛盾的概念”，已为康德的“二律背反”所揭示，而黑格尔说，如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则“矛盾”“无所不在”。

“逻辑”作为“工具”，用来“推衍”“概念”，从一个命题“推导”另一个命题；而“逻辑”作为“基础”，则如实地保存着“矛盾”，从这个包含矛盾的“全面”的“基础”上“推导”出对于真实世界的“知识”来，即“推导”出“真理”来。

哲学意义的“真理”，不是几个命题之间的“正确”的形式关系；哲学的“真理”，是关于“真实世界”之“理”，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理论－逻辑”的把握。

哲学探求“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规定了的方向；但是“真理”并非仅是“无矛盾”的“命题组合体系”，“真理”乃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是“真实”的“道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真实”的“道理”，它不仅不回避“矛盾”，而且“揭示”被日常经验现象掩盖着的“矛盾”。哲学这种“揭示”“真理”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欧洲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而黑格尔为总其大成者。

“概念”有了“矛盾”，就不再是“单面”的、“单纯”的“一”，而是“一”中之“多”，“多”中之“一”，才能“一”分为“二”。“矛盾”的“概念”“动”了起来。“概念”并非“受制”于“外在”的“条件”、在外力推动下才“动”起来的；“概念”因“矛盾”而“自己”“动”起来，这种概念，乃是“自由”的“概念”，“自己”“推动”“自己”。“概念”具有了“创造性”。

“概念”“创造”了“什么”？

“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当不是一个东西，“概念”“创造”了“非概念”，“自由”“创造”了“非自由”。于是，“概念”“创造”了“实际对象－现象”，“自由”“创造”了“必然”。

我们看到，在这个思路下，“哲学”的“逻辑”，哲学的“道路”，其行走的方向与日常经验－日常现象给我们提示的正相反。

“反者道之动”。“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返回”到事物的“源头－基础”，我们就有了“哲学”的立足点－立场，在这个立场“看世界”，看到一个“哲学”的境界，即如何从“自由”的基地“生长－开显”出来的“世界”；如何从“本质”“开显”出“现象”。

这个由“自由”“开创”出来的“世界”，既然是一个“世界”，它就是“现实”的，“可经验”的，而且是“自由理性”“经验（经历）过了”的，于是，这个“世界”就不是“形式”的，而是有“内容”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哲学”的“视角”，“哲学”的“境界”，乃是从“抽象”到“具体”、从“形式”到“内容”、亦即从“理性”到“（经验）现实”的路线。这条路线，看起来不符合日常经验的观念，似乎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思想、从一个“原理－原则”出发，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条哲学路线，自己承认不同于日常经验，也自称为“唯心主义”。

然则，这条路线虽然不同于日常经验，但也并不“违反”日常经验，它只是试图找出日常经验之所以为日常经验的“根基”和“原理”。

日常经验中我们应用许多的“概念”，同样的“概念”“内容－内涵”可深可浅，黑格尔比之为“老人格言”。同样一 句道德格言，小学生也会懂得其基本含义，但是如果出自老人之口，则包容了其一生的经历在内，同一句话的“内涵”则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一个“概念”，内容可以是比较贫乏的，只具有这个概念“躯壳”，徒俱“形式”，也可以是比较丰富的，有了“充实”的“内涵”，这时候，这个“概念”才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空洞的。这里，走的正是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路线。

从哲学的层面做科学研究工作，同样也存在这个历程。马克思《资本论》开始研究“商品”这个“概念”一般含义，逐步深入研究，通过种种环节，使得“商品”这个“概念”逐步“丰富”，逐步“清晰”，逐步“具体化”，通过《资本论》这部科学著作，“商品”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充满”了“现实”的“内容”。这是列宁的见解，他还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的“逻辑学”。

“逻辑”“概念”的“推演”与“历史”的现实发展相一致，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自由理性”的开显，同样也是“历史现实”的发展，“逻辑”的“必然性”，也是“现实”的“必然性”，而不仅仅是“理论”的“必然性”。“历史的进程”并不是“理论理性”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推论”出来的，“历史”的“现实进程”植根于一个“自由”的行动，“人”“创造”着“历史”。“自由”“开创”有其自身“非形式”的“逻辑”。“内容”的“逻辑”，才是“哲学”的“逻辑”，这个“逻辑”在黑格尔为“辩证法”，为“概念”自身的“矛盾”“发展”，而不仅仅是“形式”的“推论”。

“退回－回溯”到“原始”的“自由理性”，只是“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的“始基”，“始基”之声，未“尽善尽美”，只有达到“终结”，“概念”的“历程”才“完善”。“出发点”和“终点”，虽为“同一”概念，但“意义”则大不相同。从“终点”来看，“自由”“经历”“艰难困苦”，终于“回到”“自身”，回到自己的“家园”，“自由”的“历程”，同样也是“必然”的“历程”，这个历程不同于－高于“理论推理”的“过程”，高于经验理论因果的“必然性”。“哲学”的视野，在“因果”的“必然”中“见出”“自由”的“历程”，见出“自由”的“回归”，亦即“理性”“回归”“自身”。站在此种境地，纵观“历史”，见出－开显“自由理性”之“历程”，见出“自由概念”之“历程”，见出“创造”之“历程”。此时，“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不同于“历史学－作为经验科学”提供的“事件－事实”因果环节的“图式”，而是另一幅画面，另一种境界。

“哲学”为“自由－理性”提供了“知识－科学”，“哲学”拥有“自由的概念”、“自由的范畴”、“自由的逻辑”，哲学“拥有”“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工具”。“哲学”“利用”这个“工具”，“认识－认知－把握”这个“世界”。

三，“哲学”作为一种“存在－生活方式”

黑格尔哲学已经超越了康德的“理论理性”，“激活”了“理论理性”中诸种“范畴”，亦即注入康德理论理性以“自由创造”的活力。黑格尔的“哲学”已经“进入”了“生活实际”；然而，他的“哲学”仍是一个“理论体系”，他把这个“自由”的活力努力适应一个“理论知识”的“框架”，以完成他的“科学知识体系”。

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知识，要进入“现实”，“自由的理性”要成为有内容、可经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形式，需要“理性－概念”自身的“辩证法”，通过“矛盾”、“斗争”的艰苦“劳作”，“开显”出那个世界来；然则开显出来的仍是一个“理念”的世界。这样，尽管黑格尔努力“超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对立，但为追求“绝对的知识”和“哲学的科学体系”，其结果只是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理性”，把“哲学”置于“科学之科学”的“顶峰”。

此时，我们想起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使“理性”“进入”“经验现实”，这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康德的实践理性，不像黑格尔“绝对理念”那样只是“思想”地“进入”“现实”，而是“实践－行动”地“进入”“现实”，是实实在在地进入现实，跟“现实”打交道－康德所谓“实践理性”“能够－有能力”影响“理论理性－现象界”；而“伦理道德”问题在黑格尔哲学历程中，处于较低地位置。

“实践理性－意志”直接进入“行动”，它本身就有“现实性”，而且这种“行动”乃是一种“创造”，它根据的是一个“自由”的原理，而不是被动的“必然”的原理。“自由”作为“理性”的“概念”，因其自身就具有“能动性”，而并不需要“概念”的“辩证法”，就可由“意志”直接进入“现实”。“意志”的“行为”不是“逻辑”“概念”的“运行－推衍”，而是直接的行动。“自由”通过“意志”直接进入“现实”。

“现实”由于“自由”的进入，一切“现象”的“必然”都“活动”了起来，于是“现实世界”“开显”出一个不同于“现象世界”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哲学眼光来看，原来是最为“基础－根本”的世界。

这个“境界”，首先是康德《判断力批判》通过“审美”和“目的－完善”所探讨过了的，也是胡塞尔的“理智直观－直观理智”的“理念世界”所思考过的；同时，更是海德格尔的“Dasein”、“Sein”所着重讨论的。

“哲学”是一种“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自由”是一种“活动”，用“自由”的眼光来看世界，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动”。就是那表面最为“固定”的“是－存在－Sein－einai”，也“在”“动”。“Sein”原是一个“动词”，由“动（态）”来理解“存在－是（什么）”，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关键之一。

当然，黑格尔的“理念－概念”也是“动”的。从“抽象”到“具体”是一个“历史过程”，“真理”是一个“过程”，“真实的”“事物”不是“固定”的，它是一个“过程”。“概念”从“抽象”发展为“具体”，“回到”“自身”。

“概念”“回到”“自身”，乃是“概念”之“完善－完成”；“完成－完善”是为“达到”“目的”。“目的因”乃是“完成因”。“事物”“自己”“完成”“自己”，“完成－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一个“外在”的“目的”，而是“事物”“自身”的“目的”。事物“达到”“自身”的“目的”，就是事物“自身”的“开显”。原本在《纯粹理性批判》里“不开显－不能呈现出来成为‘现象’”的“事物自身”，在《判断力批判》里“呈现”出来了。如果通过“艺术”的“呈现”，尚属“理念－理论－静观世界”，那么通过“目的”“呈现”出来，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理念”。

“存在”也是一个“过程”。“事物”有“始”有“终”。“哲学”成为“终始之学”。

“终始之学”不同于古代希腊的“apeiron－无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很反对“apeiron”，原因是他强调的是形而上学－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伦之所以比较“抽象”，乃在于“时间”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是一个“谜”。

“存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概念”，它有始有终，有“边缘”，有“界限”。“界限”不是“外在”的，而是“自己”的，说的是“该事物”“成为”“该事物”，“是其所是”。“该事物”“出现”了，“完成”了“自已”。“自己”“成为”“自己”，乃是“自由”。

“自由”乃是“无限”，黑格尔思考重点在于“无限”，即“自由”不可“限制”，因而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消亡”；但他也说“无限”就在“有限”之中，“抽象”之“无限”乃是“恶的无限”。“有限”中之“无限”，乃是“具体”之“自由”，“自由”之“存在”。“该事物”“完成”了，成为“Dasein”。“Dsaein”为“该存在”。“Dasein”是“Sein”的“存在方式”，而不是现象界“诸存在者”之“属性”的“存在方式”。

按照海德格尔，“Dasein”是“有限”的，它的“时空”也是有限的；然而自然科学教导我们，“物质”是“无限”的，作为它的存在方式“时空”也是“无限”的，那么，“时空”的“有限性”从何说起？“时空”“有限性”来自“Dasein”的“有限性”。“无限时空”奠基在“有限时空”的基础上，因为现象界“诸存在者”奠基在事物作为“Dasein”之基础上。

“Dasein－该（亲、此）在”与“诸存在者”之区别，来源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并非说，“人为万物之灵”，万物中唯有“人”具有“理智”这样一种“属性”。

“哲学”所关心的是：“人”与“万物”在“存在－不存在”问题上有区别，亦即，在“本体论”上有区别。如何理解“人”与“万物－诸存在者”在“本体论－存在伦”方面的区别？

“人”与“万物”这种“存在论”上的区别，自从“哲学”诞生之日，就为古代希腊人所注意到了。“人”作为一个“存在伦”的“族类”，它是“有死”的；而“神族”是“不死”的。剔除古代人的“迷信”成分，它的哲学意义被海德格尔相当充分的揭示了出来。

海德格尔说，世间万物中，只有“人”“会死”，他强调所谓“会死”，乃是“有能力死”，“有死的能力”，此话怎讲？

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万物作为“物质”，是“不死”的，它们只有相互的“物质”“形态”的“转化”，它们“变”而“不死”，如同孙悟空那样；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死”，乃是“存在”与“不（非）存在”的“转变”。

我们看到，世间万物之“完成”，皆为“存在”，唯有“人”之“完成”，反倒“不（非）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世间万物只有“人”“有死”。“完了－成了－结了（了结了）”等等语词，对于“人”和对于“万物”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万物来说，“完成”乃是该物的完整的“存在”，但对于“人”来说，“完了”就是“死了”，乃是“该（此）人”的“不存在”。

“人”这样一种“有死的”“Dasein”，其趋向于“完善”即意味着趋向于“不存在”，它与“世界万物”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物”与“物”的关系。如同萨特说的，“人”为“世界”“增加”一个“无－不存在”；“人”这个“有死”的族类，带给世界一个“无－不存在”的观念。

自从“无”进入“世界”，世界就开显出“另一种”“境界”。“绵延”不可分割的“时间”，似乎出现了“裂缝－断裂”。“死”“楔入－嵌入”这个“铁板一块”的“必然”“大箍”里。“混沌”裂口，“时间”“空间”化，“内在”“外在”化了。

于是，不仅“人”有了“始终”，万物莫不有始有终。原本在“物质”形态持续转换中－因而并无“自己”的“万物”，有了“自己”。有了“自己”，“存在”与“不存在”才有了实际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作为“Dasein”的“人”，使世间万物以“自己”的面貌开显出来，于是我们有了“宫室车马”，自然的质料，成了人文的事物——成了“文物－文化之物－人文之物”。

“时间”“空间”化，由康德所谓的“内形式”“外化”为“外形式”，则“时空”为“存在－Sein”的“形式”；“人”作为“Dasein”有了“居”所。

这样，“空间”的意义有了新的内容。“空间”不仅仅是“诸存在者”的形式，而且是“存在”形式，这就是说，“空间”是“时间”的形式，亦即，“空间”里“存放”着“时间”。

“居”所里“住”着“人”。“住”为“停（放）”、“止（息）”。“人”“停”“息”于“居所”。于是“时间”“有限－固然有‘长’有‘短’”，“空间”也“有限－固然有‘大’有‘小’”。“邦几千里，维民所止”，“止于至善”，“歌于斯，哭于斯”，“生死存亡”皆“处（居）”于“此－Da”。

“空间”存放着“时间”，“时间”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维度，也依据于“Dasein”之“有限性”。“Dasein”之“在－Sein”，意味着它仍“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流程”中，“Da”仍属于“Sein”，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指示“（某－诸）存在者（物）”的状态。

“流程”原不可分割，“现在”固然包涵着“过去－未来”，“过去”也孕育着“现在”“未来”。然则，作为“Dasein”的“人”的“立足点”，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立足“未来”，“Dasein”“看”到的是一个“流程”，而不仅是“被分割”了的“原因－结果”的“逻辑”进程。立足“未来”，“看”到的是“自由”，而非机械“必然”。

立足“未来”，“现在”也为“过去”，“看”到的正是“历史”，于是，“人”作为“Dasein”的“思想”，乃是对于“过去－历史”的“思念”，对于“自由”的“思念”。

包括“现时”的“过去”，乃是“非（不）存在”，乃是“无”，而“未来”尚未存在，则“人”作为“Dasein”的“思念”，乃是“无”对于自身的“历史”的“思念”；或者说，是对于“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有－无”交错的“流程”的“思考”。

立足于“未来”，“看”到历史的“轨迹”，但这个“轨迹”，是“自由”的“轨迹”，这种“轨迹”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机械的“必然性”。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来源于这种“历史”“可能性”的觉悟，这种“可能性”保护着人们的“自由”。

“居室”“住”着“人”，存放着“生”，“坟墓”存放着“死”。中国人将“居室”和“坟墓”分别叫做“阳宅”和“阴宅”，都“存放”着“有限”的“时间”。

“坟墓”存放着“死”，但同时也存放着“该－此人”的“（一）生”，“盖棺论定”；“居室”存放着“生”，但恰恰“生者”立足于“未来－无”，亦即“提前进入‘死’的状态”。作为“Dasein”的“人”，“思前想后”，而“前－过去”、“后－未来”，皆为“无－非存在”。“于无声处听惊雷”。

“历史”的“可能性”，“时间”的“流程”，乃是“自由”的“消（信）息”，只有那能够“思前想后”的“人”，只有那自身“自由”的人，才能－才有能力“听到”“历史”的“脚步”，得到“时间”“流程”的“消息”，“掌握”“历史”的“命运”。

 

（节选自《叶秀山文集》。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