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学术界对于这段话一直存在着较大误解,认为这里的“有个性的个人”是对“偶然的个人”的超越,从而把“有个性的个人”指认为未来社会的个人形态。然而,笔者认为,实际上相反,作为一种个人形态,“偶然的个人”才是对“有个性的个人”的超越;扬弃“偶然的个人”的未来社会的个人形态不是“有个性的个人”,而是“自由个性的个人”。本文试图从厘清马克思的“偶然的个人”的内在规定性入手,澄清“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的个人”的关系。

一、“偶然的个人”与“独立的个人”

1.“偶然的个人”是处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外在化与偶然化状态中的个人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即自主活动,而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其本质就在于自主活动与对象化活动的一致:其一,“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同上,第38页)其二,“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同上,第37页)其中,自主活动是目的,而“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同上,第96页)。

但是,以往人们并没有把生产力“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同上,第127页),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游离于人之外的、与人相对的物的力量。相反,马克思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力量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是“个人本身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的外化,和社会关系一样,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而生产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也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过程:“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物的依赖关系”社会里,一方面,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普遍交往的建立的基础上,打破、粉碎了个人对狭隘共同体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个人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的分离达到了极端以致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人的自主活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发挥已经不再是出于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不再是使人成为“人”的肯定因素而是使人成为“非人”的异己力量。

个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这种异化形式,使物获得了外在于人的独立性,成为控制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己力量和关系,从而使“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0页)———这些关系作为人本身的活动的产物,对人说来却“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这就是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不仅没有成为个人自主活动的形式,反而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异己的力量与个人自主活动处于相对立的状态,成为人的自主活动与个性发展的否定性力量,它控制着人的意志和行为,使个人成为偶然性的存在:一方面是“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同上,第128页)

尽管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在“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中也是分开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这种分离只是表现在由不同的人承担这两类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在那里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供人们直接享用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这就使得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从而使物质生活的生产表现为“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同上),劳动毕竟还有一定的自主活动的外观。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不过是生产财富的手段,这就使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完全分离开来,物质生产过程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则表现为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8页)。

劳动过程中作为人的内在本质的自主活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从而使人的劳动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而失去了自主活动的任何积极的外观:“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页)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固然有着其与过去生产方式不同的“肯定的一面”,但同时它又有着“否定的一面,或者说,对立的性质: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展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98页)

2.“偶然的个人”是处于受抽象的和一般的资本、货币的统治而失去了独立性和个性状态中的个人形态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个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使资本、货币等物的力量获得了社会关系的形式,从而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的外观,而活动着的个人却受着表现为抽象、一般的资本、货币的统治,并由此而丧失了自主活动的个人特性和个性,这就使资本、货币等物成为对于个人来说纯粹是外在的、偶然的存在,成为统治社会交往的力量并支配着人的意识和行动,个人屈从于物的力量,只有借助于对外在物的力量或关系的占有来确证自己的现实力量,从而使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一方面,一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46页)。而在货币关系上,“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3页)。作为财富的“特殊个性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页),·23·论马克思的“偶然的个人”货币获得了无“个性的财产”的规定,“金钱没有主人”这一俗语就是“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5页)的真实写照。这就使“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1页),即“同它的所有者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因此,他所运用的这种权力也表现为某种完全偶然的,对他说来是外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31页)因为货币“是颠倒的世界”,“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它完全不使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1页)。另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财富”或“财富一般”,其所导致的一切人赖以生存的现实的同时又是虚幻的共同体,并没有成为个人自主活动的形式,这就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7页)

3.“偶然的个人”是处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等虚幻共同体与个人自主活动极度分离状态中的个人形态　　一定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特定个人之间社会关系及个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在私有制和自发分工的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与活动于其中的共同体形式完全分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同上,第85-86页)这样,在社会自身分裂的情况下,“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同上,第85页)这就存在着单个人的特殊利益和阶级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阶级的共同利益往往采取了“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同上,第84页),这使得人们不是作为“有个性的个人”而是作为“偶然的个人”存在。因为一方面,共同体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同上,第121-122页)就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个人来说,社会分裂所造成的共同体的虚幻性对他们的异己作用更为突出:“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同上,第119页)

 

二、“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

 

“有个性的个人”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那种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直接相联系的,因而是“依附的个人”的基本属性。然而,这并不是说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中,每个人都成为失去了个性的个人从而成为“偶然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的和肯定的方面,其自主活动有着与其所属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等共同体(尽管是虚幻的共同体)的一致性,或者说这些共同体就是保证他们个性的自主活动得以实现的适当形式。虽然资产者和无产者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较无产者而言,资产者毕竟获得了一定的表现自己个性的条件,仍然具有保留着自己的个性的条件,作为资产阶级成员的资产者个人可以看作是这个社会中某种程度和条件下的“有个性的个人”。

之所以说“资产者个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有个性的个人”的属性,是因为:一方面,对资产者个人来说,他们的个性“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保守的或肯定的方面,或者说,资产者不是因为他们是“有个性的个人”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只有当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时候才是“有个性的个人”。另一方面,单个资产者之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斗争,而资产者作为个人在竞争中却又是相互敌对的,这就使那种为了反对无产阶级而组成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等共同体对他们来说是独立的、外在的和异己的,因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这就使资产者个人的个性依然受对他们来说是外在的、不受他们控制的阶级关系的制约,从而造成了个人自主活动与共同体形式的极度分离。

这就是说,由于资产阶级在不参与反对与之敌对的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的时候仍然处于彼此竞争状态而进行着斗争,所以一旦他们由于在竞争中破产而丧失了作为这一阶级成员的资格而沦为无产者的时候,也就和无产者一样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而成为“偶然的个人”了,正如马克思指明的那样:“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同上,第119页)因此,就其实质来说,这个意义上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归根到底不过是“阶级的个人”或“偶然的个人”,因为资产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不过是资本的奴隶,终究也和无产者一样都是失去了个性的“偶然的个人”,而不是“有个性的个人”,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同上,第287页)

 

三、“偶然的个人”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无产阶级“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既然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它“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同上,第15页),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摆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实现自己的个性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以至全人类的解放,就要“愤怒地反对这种违法人性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就应当“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同上,第287页),就要“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同上,第283页),取得社会生产力,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从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的保守的和肯定的意义上说,作为“偶然的个人”的资产者个人可以看作是一种“有个性的个人”,而从对这个社会的破坏的和否定的意义上说,作为“偶然的个人”的无产阶级个人则是纯粹的“偶然的个人”。这样,“偶然的个人”就必然转向自己的对立面,这里蕴涵着消灭使人完全丧失的社会条件以求得“偶然的个人”的解放以至全人类的解放的行动和价值祈向:“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的个人”就是与“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的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暂时性的过渡性相联系的历史性范畴。根据马克思的预见,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展,随着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的一致、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受制约的交往转化为个人本身的交往,那种表现为偶然的外在于个人的特殊生活条件状态将彻底终结,那时,只有“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综上所述,“偶然的个人”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具有多重规定性的范畴。作为“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的个人形态,“偶然的个人”与“独立的个人”同义,是对与“依附的个人”同义的“有个性的个人”的超越;扬弃“偶然的个人”的未来社会的个人形态不是“有个性的个人”,而是“自由个性的个人”。作为一种特定个人形态中的个人属性,“偶然的个人”既表征“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中“独立的个人”的基本属性,又表征“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中作为社会否定方面的特定的“依附的个人”即“逃亡农奴”的一种特殊属性。特殊的“偶然的个人”即“资产者个人”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具有“有个性的个人”的属性。作为价值批判范畴,“偶然的个人”概念中蕴含着马克思所追求的个人发展的价值指向,即一种不仅要解放无产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人道主义情怀。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依附的个人→独立的个人→自由个性的个人”三种个人形态的划分,与“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自由个性的个人”这种对个人形态的划分,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其中有程度不同的交叉:“依附的个人”阶段上的个人固然是“有个性的个人”,但“独立的个人”阶段上的个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个性的个人”(食利者和资本家等);同样,“独立的个人”阶段上的个人固然是“偶然的个人”,而“依附的个人”阶段上也有“偶然的个人”(逃亡农奴)。鉴于“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自由个性的个人”这种表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有个性的个人”与“自由个性的个人”的歧解,笔者认为采用“依附的个人→独立的个人→自由个性的个人”这种表述,更具有普遍适用性,也更清楚明了。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7年、1979年、1980年、198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年,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鉴传今）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