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面把握,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显示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深刻洞见。因此,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意蕴,而且具有世界文明价值。鉴于此,我们应当站在当代生活历史坐标变换的高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而从哲学的层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何以“科学”、“以人为本”的实质何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价值是什么等问题加以阐明,旨在深刻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一、科学发展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丘　进:在思想理论界和社会上,存在着对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一种“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的疑问。这是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首要的重大问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仅仅是一种“观点”,还不宜从理论上进行界定与理解。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外在于、甚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思想观点。有论者认为,只有把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外,它才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发展理论,仿佛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降低了它的创造性和理论份量;言下之意,马克思主义成了理论创新的桎梏,而不是理论创新的指南。

杨　楹:这些观点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象的、片面的认识。看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一种理论,就是要看它是否真正地反映、提出和科学解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是否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是衡量科学发展观是否是一种理论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理论,因为它从根本上反映和揭示了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这一时代课题的内在本质,科学解答了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所需的主客观条件。

王福民:从内容上看,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此,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和开放的逻辑体系。进一步说,科学发展观不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不是外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来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结晶;从发展性上讲,它们各自提出、回答的时代问题又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提出和回答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提出和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尽管它对社会主义建设也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因此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就在于它从时代条件、问题意识、基本理念、理论内容等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地、整体地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准确的理论定位,也是坚持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

杨　楹: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还在于它立足于时代和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和科学解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人的发展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全新的、系统的、开放的科学发展观。

张禹东: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成果。发展是人类社会各个世代致力解决的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又阻碍了发展,从而形成了发展的悖论,使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例如,掠夺性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无止境地滥用现存资源,使后代发展的资源存量大为减少,导致发展陷入了不可持续等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应该说是总结人类发展经验、反思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现代发展观,是关于人类发展问题的新成果。而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性,就是对这一现代发展观的吸收和借鉴。由此,彰显了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开放性与时代性特质。

杨　楹:科学发展观揭示、批判了当代中国社会片面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它不仅从合规律性上凸显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从合目的性上彰显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指归。科学发展观不是理论乌托邦,而是深刻揭示了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相互支撑、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独立和自由,人的权利、地位、价值和尊严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任何发展都是复杂的,而不是单维的,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的社会发展更是如此。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的过程之中,由于对市场负面效应的估计不足,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冲击和扩张下,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中、不同层面上,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财富拜物教纷纷登场,并且向社会多个领域渗透与蔓延。人在其主体性、独立性彰显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人作为手段的维度遮蔽了人作为目的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核心地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都要依靠人、为了人,强调社会成员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重点、落脚点和实践归宿在于大幅度地、全面和持续地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生存价值、人格尊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是立足于实际地批判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人的物化”等问题,由此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现实性、民本性和人文精神。

 

二、科学发展观何以“科学”?

 

张禹东:科学发展观何以“科学”的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与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这是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对于科技理性或科学主义的批判,人们对“科学”一词敬而远之甚至讳莫如深,“科学”似乎成了一个含有贬义的术语。于是,有论者对科学发展观之“科学”一词心存介蒂,认为在科学发展观前面冠于“科学”一词,具有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主义的独断性和霸权性,并且质疑:只有你的发展观是科学的,而别的发展观就不科学了?还有论者质疑,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的本质所在。

杨　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根本不同于科学主义和科技理性中的“科学”。科技理性和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科技理性和科学主义总体上来说是属于理论层面的,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强调和突出的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它不仅强调了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人应该依循科学规律,而且强调了要依循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逻辑。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强调的是对发展规律的尊重和遵循。在这一点上,科学主义的“科学”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之根本不同就在于,前者对科学采取了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消解了科学的内在的精神特质,而后者恰恰是在社会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思路上坚持和贯彻了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就其价值指向来看,是以某种观念、态度为归宿,而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旨趣则是社会实践,它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全面、不协调、非人性、反规律等一系列实践问题而提出来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理论表现。因此,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与科学主义、科技理性的“科学”混为一谈是没有根据的。

王福民: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也不同于具体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具体科学揭示的是生活世界、自然界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规律,它所涉及的只是自然、社会和思维某一领域的实际条件和关系。而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则是一个有机复杂的开放系统,它的发展既有关涉自然、社会和思维各自领域的具体条件和具体关系的问题,又有关涉存在于所有具体领域中的一般本质的问题,既有自然、社会本身的问题,也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由此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必然要超出具体科学之“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其问题既有具体科学问题,也有哲学问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既有经济社会问题,也有政治、文化问题;既有现实实际问题,也有一系列精神超越性问题。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指的规律是一个具有结构性、开放性的规律系统,这是任何具体科学形态和具体科学研究所无法容纳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包含的内容与具体科学相比更为复杂、更为广泛,在向实践转化或贯彻落实时也更为困难,具有更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进行深刻的和全面的把握,因为任何似是而非的理解都将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实践后果。

蒋海怒:更为重要的是,从科学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来看,具体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研究的目的和重点在于揭示其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及其演变逻辑,因此,它的对象是 “物”,而科学发展观虽然也揭示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规律,但这些并非重点和目的;它们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科学发展观要求科学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其核心和终极价值是人——— “以人为本”的深刻道理就在于此。

杨　楹: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理论结构、同实践的内在互动关系以及开放性与发展性的角度来认识与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的具体规定和深刻意义,是植根于其基本内容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它体现了发展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片面发展是不科学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的;不协调发展是不科学的,协调发展是科学的;掠夺性的、粗放性的、低效益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是不科学的,节约型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的;只见“物”不见“人”,以各种形式的“物”消解“人”的发展是不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科学的。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所在和基本规定。科学发展观之“科学”只有以此为根基才是有意义的;离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结构来谈“科学”,乃是言不及义和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话语游戏。实际上,在理解和阐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问题上,有论者仅仅立足“科学”二字的语义分析和话语阐释,把“科学”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结构割裂开来、孤立起来,任意发挥,大做文章。这种解读模式从表面上看到了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这一语词,但却只见具有符号意义的“语词”,不见支撑和决定语词的实践语境和现实历史规定及其问题支撑,结果流于满足纯思辨的阐释性的精神快感;这种所谓的研究与阐释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甚至可能引发人们陷入某种思维陷阱、认识误区。

王福民: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不是所谓“中立的”、“纯粹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以及社会生活变迁的客观规律,就此而言它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是劳动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进而推进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逐渐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价值性与它自身的科学性是互为条件、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我们在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和淡化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内在联系,乃是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的题中之义。离开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及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性,是无法理解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李志强:从逻辑、历史、现实和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及辩证关系层面上,弄清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特质,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意义具体体现为,弄清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实质,可以避免在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上陷入种种思维误区和主观偏见。弄清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实质,在实践上可以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正确的认识导向和理论支撑。人们在理解和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上,如果单纯从科学上进行思维,容易陷入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具体科学意义上的思维误区,从而遮蔽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特别容易遮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及它所凸显的人的价值和“以人为本”的理论与实践旨趣。正确和全面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立足于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则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凸显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此,问题的核心是真正全面、深入地揭示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的特有理论语境和特殊内涵。这不仅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共识,而且是全面贯彻

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前提和必要条件。

 

三、“以人为本”的实质何在?

 

杨　楹:“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枢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各不相同的见解,包括哲学本体论层面的、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论层面的以及实践经验层面上的诸多分歧。对此问题,学界近年来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至今在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理论疑惑和认识误区。“以人为本”的实质究竟何在?这是深入领会、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以人为本”与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之间的本质差异何在? (2)“以人为本”的“人”的实际意涵和科学规定是什么? (3)“以人为本”的“本”究竟应当作何理解? (4)在理解“以人为本”上存在哪些思维误区?

王福民:“以人为本”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之根本差别究竟何在?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人为本”,而不是资产阶级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从诠释学意义上看,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旗帜和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以人为本”。然而,这种“以人为本”同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无论在历史语境、时代问题、社会形态、实践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等方面,都是根本不同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人为“本”的人其本质是什么?是抽象的人性还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利益?是资本增殖的利益还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中,资本关系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普照光”。人是什么、人的地位如何无不受到资本关系的规定:资本家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工人是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人格化商品。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以人为本”本质上是以资本为本。在此,谁拥有资本谁就是人,谁没有资本谁就是为资本所奴役的“有血有肉”的物。可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标榜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本”的“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其首要目的是消除统治人、支配人、奴役人的资本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异化关系,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制度设计则是要竭力维护这种关系。坚持什么样的“以人为本”,能否把“以人为本”由理念转变为社会的普遍现实,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所在。

杨　楹:“以人为本”的“人”之实际意涵和科学规定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从现实性和辩证法的维度看,对“以人为本的“人”不能孤立地、抽象地去理解,而是应当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内在逻辑,从“人”与“本”的内在联系上揭示其深刻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人”具有三个基本规定:一是指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人,二是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成果和社会财富享受者的人,三是指作为生命存在、需要人格、尊严得到认同和基本人权得到保证的人。其中前两者是基本的、主导性的,后者是衍生性的、凸显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维度,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人为本”的“人”的基本内涵是当代中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全体社会成员。

李志强:这种把创造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主体人民群众和全社会成员融为一体的历史主体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它从根本上突破与超越了以往单纯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从而有意无意地设定出“官民”对立的二值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种理论创造。

杨楹:提出在本体论上“以物为本”、在认识论上“以实践为本”、在价值论上“以人为本”这种解读模式,从思维方式上看,也是一种糊涂的认识。诚然,分别地看,在本体论上坚持“以物为本”,在认识论上坚持“以实践为本”,在价值论上坚持“以人为本”,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观点把三个本来不同语境、不同框架的问题混同为一个问题,从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滋生出悖论性的思想疑惑。在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加以研究,但科学发展观所针对和所要解决的并不是哲学本体论中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不是认识论中实践和认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科学观点都已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不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根本针对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究竟谁是主体,究竟谁是社会生活、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和享用主体。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以人为本”的“本”的立论框架和话语背景是执政实践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和认识论等理论基地。

王福民:在澄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的“本”的基本意指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一维度上看,这个“本”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和全体社会成员。人是社会生活的剧作者,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以人为本”的“本”体现和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这一价值论原则。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极其艰巨,这决定了建设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坚持把依靠人民群众、同时动员全社会成员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以人为本”的重要维度,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价值论旨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个维度上看,“以人为本”的“本”标识着全体社会成员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社会财富的享用者和消费者。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彻底解放这一终极价值旨趣。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放人,实现人的自由,由人对物的依赖的独立性转变到人的自由联合体的全面的个人,奠定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劳动果实。所以“以人为本”内在地贯穿着唯物史观、辩证法和价值论逻辑的一致性。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词、一句话,而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矛盾的基础上,在科学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概括出来的。

罗建平:“以人为本”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体现在“民生问题”上,需要通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全社会成员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解放与发展生活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落脚点。换句话说,只有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性物质文化需要,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物质文化动力。“以人为本”的“本”,必须实际地落实在动员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断地解决“民生问题”上。只有把以人为本的“本”的重点落实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我们才能既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又在此基础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既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又不断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较为全面的条件和基础,这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的落脚点和归宿。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为塑造、完善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格,提升其综合素质和道德精神境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提供真实的基础和新的空间。

 

四、科学发展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丘　进:科学发展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个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它是我们必须从理论、现实、实践发展、未来走向等方面对之加以科学阐释的重大问题,这种阐释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前提。杨　楹: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说明了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理论和文化思潮,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等有关国计民生和历史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当今人类生活正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和平和发展现在依然并将长期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主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谋求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民族复兴的社会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无疑,当代中国的发展还会不断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多种可能性,这就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价值导向。在此背景下,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儒学救国论”、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比较大的文化思潮。就这些不同文化思潮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旨趣的碰撞与论争的实质而言,从根本上说乃是关于运用何种社会发展理论来作为引领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意识形态。近年来,“儒学救国论”和“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声浪日渐升高,在文化界和社会思想领域形成了影响颇大的价值诉求,导致了社会文化心理上的认识误区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在此,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现实相统一的层面,深刻揭示并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王福民: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一种价值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文化质疑,这就是中国能不能走一条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在改革开放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尽管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基本弄清了计划和市场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本质的东西,但由于长期形成的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依然纠缠着某些人的头脑,他们把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依然当作资本主义,而把应属于社会主义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东西视为异质的东西;把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而形式上具有社会主义词语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此背景下,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成了某些文化名人或学界权威“拯救”中国的新教条。同时,基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我们党又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是,以挖掘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中庸”、“和谐”等思想为主流,儒学文化救国论在大众心理中呈现出某种文化强势。

杨　楹:历史地看,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格局和中国历史进程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同时,儒学学说就其历史语境和文化渊源而言,是中国传统农耕时代的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它也根本不可能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复兴。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引领中国走向新的复兴,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整体性推进,以及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从指导思想上和价值导向上看,依靠的不是各种形式的儒家理论,包括儒学现代化等,也不是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王福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中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而和谐的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规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和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规律在社会发展理论层面上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所以,我们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决不能采用“儒学文化救国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潮。

陈鸿儒: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贯穿着发展是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论轴线和根本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引领和指导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转型与总体性发展。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坚持和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实际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基础上,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新的时代课题。这就从时代问题、理论内容和理念创新等层面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未来、着眼科学发展,制订推进“以人为本”的当代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正确的理论导向。

杨　楹: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体现,就其存在形式来讲,它是理论形态的。但科学发展观决不是为了理论而建构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更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就其理论旨归而言,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将科学发展观内含的科学精神、价值理念、基本原则、根本方法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从而实际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而全面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性原则的根本要求。

王福民:社会有机体的实际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跳跃性的,也不是绝对渐进性的,而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所以,我们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连续性,也要分阶段、有重点地解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民生和社会和谐等的关键问题。这是科学发展观之历史性原则的根本要求。

杨　楹: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值论支撑和目的性导向。“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和价值论取向。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价值论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不仅为解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实现社会正义问题,消解资本话语霸权问题,超越各种形式的不尊重人、贬低人、束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提供了锐利武器,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核心价值理念,指明了历史方向。

(责任编辑 :鉴传今)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