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对抗是一种限制（limit），同时也是一种展现（ revelation），限制的是客观性，展现的是偶然性。对抗之所以是限制，恰恰是因为“它显示了所有客观性的最终的偶然性质”。[[1]]  对抗的展现功能是通过“差异与等同”的双重逻辑作用而实现的。对抗不同于矛盾，对抗的基本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于矛盾的基本关系。所谓“差异与等同”实际上就是对矛盾基本属性——“对立与同一”的后现代置换。之所以用“差异”替代“对立”，是因为，一方面，对立总是意味着获得了完全的对象规定的两方之间的对峙与冲突，而对抗中的关系项则处于“半身份”状态——没有完全“定形”的对象之间无所谓僵硬的对立；另一方面，对抗关系并不像矛盾关系那样处于理性的内在性之中并表现为“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开放的差异体系中的“多元决定”。之所以用“等同”替换“同一”，是因为在拉莫看来，“同一”仅仅具有隐喻性质，实质上的同一乃是一种不可能性，所谓等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姑且当作同样的事物来看待——在另一种视域之下，这些事物完全有可能不被当作同样的事物；换言之，等同只是一种象征秩序的建构，而丝毫没有实在论的意涵。拉莫以“差异与等同”置换“对立与同一”的做法多少有点类似于克罗齐的“差异辩证法”，因为，克罗齐也同样认为，矛盾的辩证法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差异并不必然发展为矛盾；对立与差异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在试图把差异从对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并重新确立差异本身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方面，克罗齐可以视为拉莫的理论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宣称克罗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2]]  不过，应该看到，克罗齐虽然主张取消矛盾原则而代之以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断言“两个相异概念甚至在它们的相异中自行联合起来”，[[3]]  但是，由于他仍然坚持在精神活动内部理解差异之间的互动，并且，他也没有对差异之间如何进行“自行联合”以及达成怎样的联合做出相应的理论说明，所以他与拉莫之间的思想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克罗齐是修正辩证法，而拉莫是完全抛弃辩证法；克罗齐是以“差异的同一”简单地代替“对立的同一”，而拉莫则是把重新定义“差异”和“同一”归属在一个全新的对抗概念之下。

依拉莫之见，没有差异，对抗就是不可构想的；而如果只有稳定的差异，对抗就会“沦落”为矛盾。如果“每一个差异性位置被固定为特殊的、不可取代的环节”，[[4]] 那么，获得完全规定的差异就构成了一个本质主义的闭合空间。对抗的限制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差异性位置之“特殊性”的颠覆上——这种颠覆是通过等同链条（chain of equivalence）实现的。所谓等同链条，就是不诉诸特定差异的“内在法则”的同质扩张而在彼此并无必然关联的差异性原素之间构建一种等同关系。当一系列差异是相对于某一个共同的外在指涉而言的差异的时候，这个共同的指涉也就“悬置”了这些差异的实证性。 “如果一个对象所有的差异性特征都变成等同的了，它就不可表述任何关于那个对象的实证性东西。这仅仅意味着：通过等同，此一对象所不是的某种东西得到了表达”。[[5]]  差异体系的共同的指涉，由于不是在体系内部实证地必然地确立的，所以，由它所提供的“同一性”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并不是内在于对象之中的，而是在对象之外的话语建构。

正是因为纯粹否定的同一性表现了对象“所不是的东西”，所以它不能从差异内部直接显露出来，而必须通过不同环节之间的等同关系得到间接展现。“等同只能通过对差异性原素的差异性质的颠覆作用才能存在”。[[6]]  这就是说，等同不是差异的实证性表现，而是这一实证性的破坏，就像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实证性表现而是此一实证性破坏一样。在等同关系中，由于诸差异的实证性的瓦解，所有差异最终的非固定性和根本的不稳定性完全浮现出来，“这正是对抗的形式，通过这一形式，对抗把自身确立为对社会的限制”。[[7]]  对抗的形式显然不同矛盾的形式：在完全受到矛盾原则宰制的逻辑领域，“不是（not being）某物，就因为它是（being）与某物不同的另外之物，是（being）的实证性主宰了整个话语”；而在对抗渗透的空间里，“通过等同，某种话语形式消除了对象的完全实证性并赋予否定性本身以真正的存在”。[[8]]

等同作为差异的瓦解力量而存在，但它只瓦解“绝对的差异（total difference）”而不根本消除差异，如果等同彻底消除差异，那么就会产生“绝对的等同（total equivalence）”。而绝对的等同和绝对的差异一样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像差异逻辑无法构建完全缝合的空间一样，等同逻辑也达不到这一步。通过等同的缩合（equivalential condensation）对主体位置的差异性的消解从来都没有完成”。[[9]] 这就是说，不只是等同颠覆差异，差异也反过来限制等同。在政治空间的构建中，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发挥着迥然不同的功效。为了戏剧性地展示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莫特意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千禧年运动，一个是迪斯雷利（Disraeli）的政治学。在前一种情形中，话语空间被严格划分为两大阵营，即“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达成了：在等同体系中除了跟其他体系中的原素相互对立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原素进入到等同关系中……在那里，并不存在能够在等同链条之内建立差异的话语”。[[10]]  而在后一情形中，各种差异闭合为系统内部的客观差异——即这些差异被当作具有完全“实证性”的纯粹差异而从等同链条上分离出来。由此，拉莫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

“等同逻辑是把政治空间加以简化的逻辑，而差异逻辑则是扩展此一空间并增加其复杂性的一种逻辑，借用语言学的例子，可以说，差异逻辑倾向于扩展语言的横向组合端（syntagmatic pole），也就是说，它增加差异性位置的数量——使这些位置到进入到组合关系之中并由此形成彼此相连的连续序列；而等同逻辑则扩展语言的聚合一端（paradigmatic pole）——即延入用以替代某些原素的另外一些原素——如此一来，就减少了可能被连续组合进来的差异性位置的数量”。[[11]] 

等同逻辑作为一种“简化逻辑”，其本身潜伏着取消“中介”而直接表现自身的倾向，它的极端膨胀必然导致无中介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 ，[[12]] 这种普遍性可以直接诱发极权主义的狂想。差异逻辑作为一种“分散逻辑”，其本身隐含着抵制同化的潜势，它的过度泛滥势必酿成完全排他主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能够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幻觉把任何政治认同的希望彻底剿灭。拉莫既不要等同逻辑的完全专制，也不求差异逻辑的绝对主宰，他们寻求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有效的制衡。在拉莫眼中，等同与差异各有短长，不可偏废。等同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空间易于清晰划界，但民主斗争的多样性会减少；差异占据绝对优势，政治斗争具有多样性，但分散的主体立场却不易形成统一的认同。如何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把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巧妙地接合起来，成为拉莫的主要关切与核心目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条件下，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的发挥作用机缘与空间是大不相同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莫一再强调，在面对着政治专制的高压和外敌的严重威胁的情景之下，人民这一主体容易建构成形，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空间一开始就被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原因所在。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市民社会结构颇为稳固、公共空间比较开放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体立场的分散、民主诉求的多样化使得构造统一的“大众斗争”主体的力量大大减弱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条件正日益越离19世纪清晰划分的‘边界政治（politics of frontiers）’模式”。[[13]]  对拉莫而言，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局：如果当代民主斗争没有把政治空间界划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其结果就是民主的对抗在与其他原素的关系体系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从而一个实证的关系体系在它们内部就建立起来了，如此一来，对抗的否定性负荷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可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只是次要的斗争，而只有经典意义上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才是唯一真正激进的斗争。这正是拉莫的忧虑所在，也是他们力图加以扭转的东西。赋予民主斗争以更加激进的政治色彩，使民主立场与大众的政治诉求贯通起来，这是拉莫全部理论工作的着眼点。而困难在于：民主斗争要求差异链条的扩展，而差异链条越是扩展，等同链条越是难以建立。其中缘由不言而喻：差异越繁多，立场越分散，共识便愈不易达成。

在差异占主导的社会里，等同逻辑的运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拉莫坚信机遇也同样存在：一方面，由于差异的急剧增生，对抗点会越来越多，“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一的点上，在差异体系中的任何位置，只要它被否定，都有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14]]  另一方面，由于差异体系的不圆满、不稳定，“等同链条将会因为此一链条所包含的对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影响并渗透到主体本身的认同之中”。[[15]]  这两个方面包含了拉莫对抗理论的关键因素：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在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有基于此，拉莫提出，既存在着没有对抗的矛盾，也存在着没有矛盾的对抗）。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它既不可能是某一内在性的同质扩张，也不可能是所有内在性的均匀的集结。必须从限制之外（即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16]]

 

九

 

在多元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等同链条的构造，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如何在不全面瓦解特殊性的条件下建构普遍性的问题。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关于等同链条与差异链条的论述开启了一条在后现代视域中重审认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新路径。等同离不开差异并通过差异而存在，但是，等同并不是先在的完满同一性，它仅仅在颠覆差异的活动中存在。这表明，对抗关系中普遍性并不是从特殊性“内部生长”出来的，而是特殊性“外在建构”的产物。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完全弥合的裂痕，它们相互需要又相互拒斥。特殊性只有与自己的实证性发生某种脱离，才能“容纳”普遍性——普遍性就是特殊性“脱离”特定所指的印证。“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一个等同的所指的长链”，[[17]] 这就是说，普遍性本身是空的——它是一个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在《解放》（1996）与《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2000）中的一系列文章中，拉克劳致力于从等同链条这一重要概念发展出他独特的普遍性理论。[[18]] 齐泽克认为，拉克劳提供了普遍性概念的第三个版本：第一版本是笛卡尔式的中立的普遍性——即作为实体的普遍性（它像特殊性一样具有客观的、自然的内容）；第二个版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即作为特选的某种特殊性之同质扩张的普遍性；第三版本是拉克劳式的空的普遍性——“普遍性是空的，然而它总是已经被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所填充，即被它们暂时主导了：这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充当了普遍性的替身……普遍性所有的积极内容都是霸权斗争的偶然结果——就其自身而言，普遍性是绝对的空无”。[[19]]  齐泽克精彩道出了拉克劳式的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的普遍性概念的悖论性存在：它只有悲壮地牺牲自己的实在性躯体才能赢得普遍性的光荣；它只有一无所有才能拥有一切；它只有在特殊性的伪装下才能确证自己的非特殊性；它只有与特殊性保持着一定的紧张才能与之达成某种妥协与和解。

普遍性没有自己的躯体；就像一位大元帅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他借别人的军队来施展自己的革命抱负。拉克劳式的普遍性与此类似：普遍性只能借众多“特殊性”的躯壳而现身。当普遍性只“附体”于某一特殊性之中（即某一特殊性独占了普遍性）的时候，普遍性也不成其为普遍性了。在拉莫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固有的缺陷：它一边断定：在市民社会内部没有合适的躯体来承载普遍性的功能，一边却同时宣称：在市民社会结构中完全可以构想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特殊躯体。在描绘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的局限性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贺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窄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20]] 一句话，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普遍性的躯体。可是，马克思很快就在对某一“特殊等级”的形塑中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21]]

拉克劳认为，马克思构想如此唯一的普遍化的特殊阶级，乃是依赖于一个社会学的目的论假设：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将导致中间阶级和小农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以至于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体将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在最后与资产阶级摊牌。基于如此的社会图式而进行的人类解放将是会产生“一种未经中介的完满性，一种本质的恢复——这种本质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就可以成为它之所是的东西”。[[22]]  然而，资本的逻辑并没有沿着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演进。社会结构不是被简化为二元对立，而是被特殊主义极大地丰富化、多样化了。在此情状之下，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复杂性质疑了任何狭隘的、基于阶级主义的视角，没有哪一种代理人是无限的社会行动者，“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23]]  在一定的意义上，拉莫倒退到了马克思所抛弃的“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的图景之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就是某一社会集团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从事普遍的解放——这一特殊代理人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其他代理人而是联合他们、代表他们，质之言，一定的特殊性“被看作是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代表，但它毕竟不是普遍性本身。

如果普遍性本身是一个空位，而抢占这一空位的只能是某一具体的特殊性，那么，在众多的特殊性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正缘乎此，齐泽克才说，“每一种普遍性都是一个战场”[[24]]——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hegemony）”概念。霸权是一个转喻（metonymical）：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份”而你争我夺。空的能指表明内在普遍性的缺失，这意味外在性（exteriority）对于霸权构成的极端重要性。“霸权主体，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主体，必然部分地外在于它所接合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接合。”[[25]] 霸权总是意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这正是俄国社民党理论家最初引入霸权概念的真正缘由：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使无产阶级介入进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任务的阶级性质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断裂”[[26]]——换言之，无产阶级所承担的是异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常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的介入，就无法确切地言及“霸权”。

没有外在性就根本不会有霸权，但是，这种外在性却“不能构想为两种不同本体论层面之间的外在性”，[[27]]  即是说，这种外在性并不一种完全外在于、绝缘于任何霸权接合实践的“纯粹外在性”。纯粹的外在性与纯粹的内在性一样不可建立霸权关系。对拉莫来说，所谓纯粹外在性实质上就是话语之外的非话语；既然拉莫否认了非话语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容忍纯粹外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说明霸权的外在性特征时再一次引入了话语与话语性的区分——外在性只是相对于不同的话语构形（different discursive formations）而不是相对于话语性（discursivity）来说的：某一原素虽然相对于某一具体话语体系是“外在的”，但它可能隶属于另外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依然处在话语性的场域（field of discursivity）之内。外在性不可能脱离话语性的“矩阵”，这只能表明外在性本身不可能完全固定为两个成功的差异体系之间的确定边界——外在性所以是外在性恰恰是因为它是话语性“矩阵”中话语剩余：因为它是话语，所以排除了外在的先验决定；因为它是剩余，所以化解了外在性完全转化为内在性的危险。

在“霸权构形（hegemonic formation）”中，外在性的作用明显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由“原素（elements）”向“环节（moment）”的转换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果完全实现了，外在性就消失了，差异体系将完全焊接在一起，霸权接合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霸权”一节，拉莫给予“霸权”开门见山的描述便是：“霸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接合实践的领域——即‘原素’尚未凝结为‘环节’的领域”。[[28]]   其二是诸多差异性环节通过偶然的外在性悬置其特殊性而建立一种等同关系——由于对抗力量的存在，特殊性的客观性受到限制（limit），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性之间不能确立任何边界（frontier）。如果边界完全固定了，当然不会有霸权；但是，如果没有边界，就更不会有霸权。“霸权构形意味着边界现象”[[29]]——不稳定的边界是霸权构形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外在性关系将特殊性的内在性加以颠覆从而建构普遍性的这种“霸权构形”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图示直观地呈现出来：

                     

O

   F(frontier)                       

                     Es(M1)        

        Elements                  Elements

                                     

                     θ=θ=θ=θ

                  M1  M2  M3  M4

（说明：该图参照了拉克劳的图例与台湾学者林淑芬的图例并略作变化 [[30]] ）

 

用拉克劳最偏爱的例子 [[31]]——罗莎·卢森堡对俄国1905年群众大罢工的分析——来说明就是：在俄国沙皇政权的高度压迫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抗诉求（Elements）——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学生要求学科的宽松性、自由主义政治家要求新闻自由，如此等等。这些诉求中的每一种就其各自特有的内容来说与其他诉求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些分散的、局部性的诉求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moment）”统一起来，而那些被“收编”进某一体系中的“原素（Elements）”也就变了某种政治话语的“环节（Moments，即M1，M2，M3 ，M4……）”。在此，一个极为重要关捩点是：这些不同诉求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体，“并不是因为具体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而是因为在它们在对抗压迫性政权中被看作是等同的（equivalent）。因此，并不是这些不同诉求所共有的肯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positive）构造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某种否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negative）——它们反对共同的敌人——构造了它们的一致性”。[[32]]  差异性“原素”所以能转化为“环节”乃是由于等同逻辑的作用（θ），等同链条建立的标志是这些不同的反抗诉求对应于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O），就此例而论，沙皇政权不再仅仅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压迫者，它俨然成为纯粹的邪恶、成为对所有不同的反抗诉求具有同样的否定意义的公认祸首，换言之，等同作用把压迫性体制从社会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从而在被等同的诸环节与沙皇政权之间划出了一个不稳定的边界（上图中F所标示的间断线）。之所以说这个边界是不稳定的，是因为它不断受到差异逻辑的干扰与动摇，比如说，沙皇政权会变革性地吸收一些对立的要求，从而使这些要求严格地局限于特殊性之内。如果特殊性的这个 “界限”不被打破，如果众多反抗诉求的具体目标不表现为一个“同一体”，那么等同链条就建立不起来，这就是拉莫所说的霸权构形取决于“将界限转化成边界（transforming the limits into frontiers”[[33]] 的含义。

显然，等同与不稳定的边界的建立，其根本契机乃在于特定差异性原素对自身“特异性”的某种疏离。质言之，建立等同链条的关键条件是差异性原素必须部分地超越其所是而表现为自己所不是，一如拉克劳所言，“不存在纯粹特殊性的政治。即使是最特殊的要求也会按照超越于它的一些东西来实现”。[[34]] 并且，所要建立的等同链条越长，差异性原素所要持存的具体内容就会越少，少之又少，以至于空无。 “达至极限，等同链条就变成了与所有具体宣称无涉的纯粹共同存在”。[[35]]  反过来说，只有差异性认同彻底崩溃了或被完全颠覆了，这种“纯粹的等同功能”才呈现出来，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特殊性的剩余总是根深蒂固”、[[36]] 总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但是，这种空的能指（上图中的ES）却又必须获得某种程度的呈现，因为只有透过这种空的能指，特殊性本身才能反过来被看成是“不同于它自身、与其自身无法匹配的某物之象征——即看成是阻止社会同它自身吻合、阻止社会达到它的完满性的障碍”。[[37]] 正是基于此，拉克劳才断言，空的能指既是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又是一个必要的对象。

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absent fullness），空的能指没有具体的指意与之相连，它不可能具有自己的再现形式，所以，必须借由等同空间中一个具体环节（上图中的M1）获得自己的再现。由一个特定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这就是霸权关系。由于系统内部这个发挥再现功能的能指原本并不是一个纯粹空的能指，而是一个与特定所指相连的能指，因此，由一个具有特殊内容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永远都是一个不充分的、不恰当的体现。这既彰显了霸权的结构性错位——由于普遍性的“缺位”，才导致了特殊性的“越位”，从而最终铸成了霸权的“错位”；同时也突出了霸权的建构性特征——由于特殊的能指对普遍性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体现，普遍性本身才被视为“一种特别的历史构造”。[[38]] 用拉克劳的话来说，霸权的普遍性总是一种“建构中的普遍性（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十

 

确立霸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的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这正是拉莫竭力彰显霸权构形的外在性的原因所在——既然不可能从内在的本质中寻求体现历史力量的必然普遍性，那就只有从外部“通过具体要求的不确定的、开放领域的多元决定”来展现“非确定的‘相对普遍性’”。[[39]] 应该说，这种霸权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治认同的一个特征：在面临着共同的外在威胁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甚至是对立的）主体立场比较容易达成某种团结；一旦共同的外敌消失了，一度被悬置的特殊利益会立即暴露出来，统一性再度瓦解甚至陷入更大的纷争。一般来说，内讧常起于外患平定之时，在胜利之后，对外敌的仇忾消失了，而对“自己人”的敌意可能随之而生——敌人的存在是政治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个地方，齐泽克与拉莫的分歧出现了。齐泽克认为，过分强调共同的外敌在霸权构形中的作用，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识：如果没有外部的威胁，自我原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完满的存在，整体原本完全可以是一个完满的整体。由此则可能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当与我形成对抗的敌人最终消灭之时，对抗本身将化为乌有。而问题的根本却在于：“并不是外在的敌人使我们不能达到与自身的认同，而是每一认同本身已经被一种不可能性所阻碍。外在的敌人不足挂齿，这个外部借托只不过是“展现”或“外化”我们内在固有不可能性的方式而已”。[[40]] 在外部的阻碍与压抑被化解之后，一种更危险的对抗会不期而至——这种对抗由于顿然失去了外部的借托，转而直指自身并可能把自身推入崩溃或者错乱的深渊。基于此一考量，齐泽克提出必须把“作为实在的对抗（antagonism as real）”与“现实的对抗（antagonism in reality）”区分开来。所谓“作为实在的对抗”（即纯粹的对抗），就是内在于所有主体认同之核心的不可根除的原初匮乏；所谓“现实的对抗”则表现为主体位置之间的关系。

应当看到，齐泽克的这一区分并不在于否认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轴心作用，而是在根本上激进化对抗的本体论地位——由于真正的对抗并不是源于外部而是源于自我认同的内部，所以对抗永远不可能被根除。正是由于齐泽克以维护对抗、深化对抗的理论姿态现出，所以尽管齐泽克对于对抗的“外在构成”提出了非议，拉克劳还是乐意接受这一批评。[[41]] 作为对齐泽克批评的回应，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把论述的重心从对抗转向了错位。就像拉克劳自己承认的，他对错位的强调在于表明在社会对抗发生之前主体已内在地具有了对抗的面向，即是说，“外在的对抗”只是“内在的对抗”的话语表现形式——此一内在的对抗就是错位。与其说，拉克劳此时对错位与对抗进行了某种区分，倒不说拉克劳着力张显了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内在纠缠。实际上，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有时仍然用对抗来说明错位：“我们所指的错位并不是因某个零件失调而坏掉的机器，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错位：一种源于对抗力量之存在的错位”。[[42]]  由此看来，施泰埃利（Urs stäheli）关于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存在着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循环论证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43]] 

错位不能通过更换一个零件而轻松得到调适，它永远是一架调整不过来的坏机器。基于错位对主体认同的始源性作用，拉克劳得出了“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的结论。应当说，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确实表现出了欲把此一结论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的观点兼容起来的意图。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1990年代末，拉克劳却改换了口径。在回答保罗·鲍曼（Paul Bauman）1998年提出的“对抗与困局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拉克劳声称他正在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对抗的力量不能变成对立的他者（不成为它的对立者的构成因素）？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它以此种方式对立的辩证复归而达到某种内在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从对抗概念本身而论，没有什么能保证它将一直与作为偶然性和错位的场所的特定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对抗’与‘错位’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对立正是我在最近的作品中试图加以探索的”。[[44]] 而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更是把他晚近关于对抗与错位的明确区分的源头回溯到1990年：

“我与莫菲在写《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时坚决主张：社会关系错位的契机——即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之界限的契机是由对抗导给予的，但后来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充分的，因为，一种社会错位（即对抗）的形成，其本身已经是一种话语反应。你认为是他者导致了你身份的错位从而将其建构为敌人。但总还是有替代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坚持把错位置于比对抗更优先地位的原因”。[[45]] 

可能由于拉克劳本人这种回溯，致使有些学者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已经在有意淡化对抗的作用。比如，诺弗尔（Aletta J.Norval）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错位概念发挥了‘社会的界限’的指示器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先前是对抗概念承担的。作为结果，对抗不再简单地与认同的个体化环节相一致，而是变成了诸多可能表述中的一种”。[[46]] 但这种评价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拉克劳在1995年发表的《政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政治》一文中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抗与排斥是所有认同的本质” [[47]]  因此，中肯的结论应该是：只是到了1990年代末，拉克劳才“一反过,去的坚持”并对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反省与修正”。[[48]] 在2004年的一个文本中，拉克劳把自己观点的调适明确地表达为“并不是所有的错位都要以对抗的方式被建构”。[[49]]

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与“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后者并不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而是表现了后者对前者的限制，那么这无疑意味着对抗作用范围的缩小，由此便带来了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既然对抗是阐述霸权的核心概念，如今，对抗覆盖面的收缩是否会影响到霸权概念的有效性？换言之，拉克劳对霸权的阐释是否相应地要做出根本性的修正？从拉莫晚近的著述来看，他们虽然承认主体内在的不可能性并不必然通过敌对化他者而展现——即是说，它也可能以非对抗的形式面对错位关系，但是，他们依然坚守一个基本立场：以非对抗形式出现的话语构造不足以成就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接合。我们看到，在《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这部新著中，拉克劳通过对抗性边界的划分重申了霸权构形是对抗造成的总体效果这一根本观点从而再次彰显了政治的对抗维度，他说：“并非社会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总会有一些沉积的社会形式模糊了原初的政治建构的踪迹”，但是，只要有政治，就会有对抗，就会有斗争，“严格地说，‘政治斗争’乃是同义反复”。[[50]]  这表明，虽然拉克劳承认并非所有的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但是，他却不认为政治认同可能缺失其对抗的维度。

颇有兴味的是，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不遗余力地强调对抗对于霸权构形的基础地位，却再也不提错位概念，好像错位概念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理论架构之中，好像他在1990年代对错位的阐发只是一段可以忽略的往事。[[51]] 这可能与拉克劳同齐泽克的关系变化有关。由于拉克劳当初对齐泽克的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接受，促使拉克劳由对抗转向错位；同样，由于拉克劳最近对齐泽克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拒斥，遂又导致拉克劳以一种新的替代方式来深化对霸权概念的阐释。这集中体现在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对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探讨上。

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源之于他关于对抗作用机制的重新检视。拉克劳坦承，他一度把对抗与排斥（exclusion）并置相称并认为对抗就意味着根本的排斥（radical exclusion）。而问题在于：对抗仅仅是将社会空间二元化的一种机制，在对抗关系中，不仅与我形成对抗的另一方的存在是再现空间存在的必要保证，而且，对抗也只是暂时“悬置”差异而不是根本消除差异。因此，如果说对抗是一种排斥的话，它只能称作是吸纳式的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而不是根本的排斥。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拉克劳进而指出，在等同链条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些差异性原素根本没有进入对抗所形构的再现空间之内。在由吸纳式排斥所形成的边界之外的被排斥者之外，相伴而生的还有另一种被排斥者：它不仅游离于等同链条之外而且游离于整个再现过程之外，因此，它是不可表征的剩余之物、是表征原则本身固有的困局。拉克劳声称，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peoples without history）”、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就是这样的被排斥者。这样的被排斥者的存在表明：虽然所有的对抗都包含排斥，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排斥都是对抗性排斥。存在着非对抗性的排斥：它是被对抗性排斥所排斥的一种排斥。拉克劳认为，这种非对抗性排斥所标示的就是一种异质性关系。异质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差异，“两者之间所以谈得上差异，是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空间——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空间内，它们的差异才得以表现”，而“异质性以共有空间的缺失为条件”。[[52]] 

应该看到，拉克劳指证非对抗性排斥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否定对抗性排斥从而从根本上撼动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依拉克劳之见，非对抗性排斥虽然没有构成性地进入再现空间，但它却是对抗性排斥得以存在的条件。首先，对抗以差异性环节对于自身“特异性”的坚持为必要前提，而异质性所标示的正是差异性环节的极限。异质性是差异不能被彻底消除的象征——如果差异总是同化中的差异，那么，差异中不可公度的内核就会被遮蔽或者被忽略，从而差异就可能沦落为等同的附属物；同时，异质性也是差异逃避同化的最后避难所——被暂时被悬置的差异可能在某一历史时刻与等同链条发生抵触甚至脱离其中。其次，某一等同链条之外存在着不可收编的异质性因素，这本身就表明此一等同链条的局限性与非完满性，从而预示着以他方式建构另一种等同链条的可能性，因为，被此一等同链条所排斥的异质性并非不可能被另一个等同链条所吸纳从而化为一个再现空间的差异性环节，就此而论，异质性彰显了对抗本身的建构性以及此一建构的未完成性。最后，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是以差异性“原素”向认同体系内的“环节”的不断转化为条件的，正是这个“不断地转化”才使得对抗的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所有的社会实体都被单一的再现空间所吸纳，那么对抗的边界就会完全固定，而对抗边界的完全固定则意味着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构形的彻底终结。在此意义上，异质性是颠覆对抗边界之僵化和稳定性的必要力量。总之，如果没有异质性，没有认同空间的根本断裂，对抗就会被内在性逻辑所捕获，从而化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拉克劳才一再强调，“没有异质性，也就没有对抗”、[[53]] “对抗是建立在根本的异质性之上的”。[[54]]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拉克劳新近对于异质性的探讨并不象托马森（Lasse Thomassen）所说的那样表明了拉克劳理论立场的重大转折，更不存在着所谓拉莫霸权理论的核心由对抗向异质性的转移。[[55]] 实际上，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不过是对早就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做过阐发的外在性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深化无非是从另一路径来理论化“霸权逻辑运作的排除性、偶然性、开放性以及不可能完满的特性”、[[56]]  无非是从另一视角来揭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的霸权构造，它终归是一个“不成功的总体”、是一个“完满性无以恢复的场所”。[[57]]  当然，在拉克劳与齐泽克因民粹主义之争而失和的背景下，拉克劳借由异质性对霸权构形的外在性的（或对抗的外在构成）极力彰显，无疑也包含着对齐泽克过度强调对抗的内在性的抵制与批评。

 

十一

 

拉莫挪用后现代主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一如阿迪蒂（Benjamin Arditi）所言，霸权俨然就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codeword）”。[[58]] 从多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层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霸权概念。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概念工具”的锻造，拉莫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视野，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就像亨特（Allen Hunter）指出的那样,拉莫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这使得他们与以往的霸权阐释者大为不同：在以往的阐释者们那里，‘民主逻辑’与‘霸权构造’的关系被减缩了”。[[59]] 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释中，拉莫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由于“否认了民主逻辑形成的明显社会分化”[[60]]而将权力中心绝对化，而新自由主义则诉诸保守哲学的话语来限制民主斗争的领域并反对“那些建立在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上的民主因素”。[[61]]  基于此，诺弗尔断言，拉莫的所说的霸权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导权（democratic form of hegemony）”。[[62]]  拉斯廷（Michael Rustin）似乎没有弄清这一点，以至于他竟为霸权的“反动”运作而忧心忡忡: “为什么偶然性的论点和对抗中的集体决断不像符合共和主义或激进民主那样符合非民主的社会同一性呢？如果所有的社会认同都这样来确认、都这样在实践中被建构，那么，谁能够合理地说明一种集体意志形式比另外一种更加优越？他们所勾画的那种观点看起来至多是相对主义的。在最差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哲学合法化，这种形式比拉莫开始思考的可能更加可怕。”[[63]] 诚然，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它“依赖于某一集团把自己的特殊目标表达为与共同体的实际功能相一致的能力”，[[64]]  换言之，霸权就是把特殊话语“合法化”为普遍话语的政治建构形式。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合法性“变为”合法性的政治魔术，似乎一些仇视民主的、极权的、独裁的政治动员，只要它能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成功地把大多数召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就可以称为霸权操作（the hegemonic operation）。然而，这并不符合拉莫对霸权概念的基本规定。在拉莫的理论阐述中，霸权作为一种差异不能完全固定、异质性不能最终消除的认同建构体，已基本上把同质扩展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治逻辑排除在外了。

民主形式的霸权操作，似乎是一个不通的表述，就像说“方的圆”一样。毕竟，在汉语语境中，霸权在极大程度上是与武力征服、强制屈从联系在一起的：霸权就是废“王道”而行“霸道”。这个刚性的“所指”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拉莫的霸权概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阻抗并降解这个干扰的有效方法是要牢记：hegemony这个源于古希腊语的“外来词”原本就有一项较为温和的古义——即通过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的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葛兰西正是借此一古义将hegemony阐释为与专制、暴力相对的“智识霸权（intellectual hegemony）”[[65]]：它不是在政治国家层面上直接运作而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中间接生效的统治形式。霸权即使不可能祛除对从属集团的支配与控制，也必须把这种支配、控制加以温和化或者巧妙地掩饰起来，以致于它使被统治者、被领导者感到自己不是由于被压制而屈从，而是基于赞同和共识而心悦诚服。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霸权观念对拉莫的影响至为深远、经久不息。虽然拉莫对葛兰西进行了后现主义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没有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所内蕴的以非强制方式构造政治认同的核心观念超越“掉”。拉莫宣称，他们在两个关键方面远离了葛兰西：其一，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只有基本阶级才能成为霸权主体的观念；其二，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每一社会构形仅仅围绕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的思想。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抛弃，就是把葛兰西霸权概念所潜含的根本制约民主建构的决定论因素和本质主义成分彻底剔除，从而使“集体意志”的锻造朝着更加平等、更加自主、更加民主的方向延伸。在对霸权的重构中，拉莫对多元性、差异性、外在性、异质性的突显，无不是对霸权的“存异构同”的民主机理的浓墨重染。

拉莫的霸权观念充斥着强烈的民主的精神，但是，霸权概念内蕴的民主想像并不等于一般的民主逻辑，否则，通过霸权这一路径来达成政治认同的“拉莫方式”的独特之处就无法真切地被领悟到。拉莫之所以特别偏爱hegemony一词并将之加以重新概念化，不仅是因为hegemony有一种“去暴力化”、“去强制化”的葛兰西主义阐释，更是因为这种“去强力化”所留下的“力性残余”。霸权可以被“缴械”，但不可能丧失“张力”。霸权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霸权更具有“力感”、更具“能动性”。在拉莫的理论架构中，无论是霸权的倾斜性（它来源于权力的不平衡）还是霸权的谮越性（它源于权力的扩张）抑或是霸权的颠覆性（它来源于权力的置换）都没有真正地“去功能化”，它们只是通过解构的效力获得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转换。在论权威问题，恩格斯曾说，一些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常常会把“权威”巧妙地改称为“委托”，但是“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在开我们的玩笑”。[[66]] 实际上，那些以为在拉莫的理论架构中hegemony已被彻底“去权威化”的人们也是在开玩笑，因为，拉莫并没有使主导性权力“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67]] 而仅仅是只是改变“霸权构形”的方式而已。霸权永远是一个不平衡的力场（the field of force），在这个力场中，离散与规则、差异与等同、特殊性与普遍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能指与所指、漂移与固定、排斥与包容、我群与他群、中心与边缘、缝合与断裂皆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之中。就像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正确指出的那样，霸权具有明显的动力学特征，霸权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捍卫和修正”。[[68]]  霸权是权力的建构，而这一建构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虽不能理解为阶级斗争，但它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此，如果说拉莫的霸权概念承载着深厚的民主寄托的话，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以平息争议、减缓冲突、化解对抗为取向的民主，而是洋溢着反抗精神和斗争情怀的民主。在此意义上，齐泽克的如下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把民主和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排除了两个极端：一方面，颂扬的英雄式的对决会终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则（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另一个方面，在民主空间里排除真正的斗争，结果只会剩下贫血的、规则操作下的竞争（哈贝马斯）”。[[69]]

民主是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斗争中发展。而民主又具有高度的歧义性，它在不同的语境中萌生并可能沿着不同的方向“成长”，就像拉莫在论述“民主革命”所说的那样，“民主革命完全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平等主义的想像所支撑的置换逻辑发挥着作用，但是，它并不能预先决定这种想像产生作用的方向”。[[70]] 就像在一定历史契机下，非民主的行为能够为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样，民主的想像也可能朝着危害民主、践踏民主的方向“漫游”。新自由主义宣称民主是保护内部和平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手段，但最终却走向了以颂扬等级制和不平等为主题的反民主道路。极权主义引导人们把民主理解为在社会层面上构造一个等同的结构并将此一层面转化为一种统一的原则，其结果，它借人民的名义或民族的名义“自己抬升到社会秩序之真理的唯一拥有者的地位并试图控制所有的社会网络”。[[71]] 在拉莫看来,走出“民主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的途径并不在于给民主规定一个确定的方向,也不在于给民主设置一种先验的图式,而在于回到民主的根本(the radical)上,所谓民主的根本,就是把人民(demos)与权力(kratia)连接在一起,使人民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源。但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并不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处于原初性分裂（original division）甚至对立状态，因此，根本的民主应该承认多样性的斗争、冲突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在国家仍然衍生宰制与压迫关系的情势下，人民反抗国家的不正当干预与制度性特权的权力也必须被许可。民主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受制于固定的宪政框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体制性的政治代议形式，它必须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敞开并积极吸纳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形式。一切使民主教义化、规程化和操作化的企图只能使民主丧失活力并最终葬送民主。民主就像社会空间一样，永远不会完全“缝合”，它只能被构想为通过不断的斗争而表达政治认同的持续努力。民主要真正具有“人民性”，就只能“激进化（彻底化）”，正是在此意义上,根本的民主也就是一种“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