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社会的不可能性》是拉莫进行后现代“实验”的第一个驿站。虽然它一举把“社会地形”夷平、把主体概念的硬核碾碎，从而表现出强劲锐利的解构锋芒，但它同时也迸发着创造的兴奋与活跃、涌动着建构的期待与渴望。一如贝斯特和科尔纳所言，后现代转向“已经在挑战和根除已确立的各种规范、实践、理论和观看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它“既产生碎片化、不稳定性、不确定和不定性，也产生发展出新的思考与行为方式的新兴奋与可能性”。[[1]]  毕竟，拉莫解构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和主体概念并不是为解构而解构，其本身是为了建构一种新型话语理论和激进政治模式；可以说，在进行后现代转向之初，他们就确立了“双向援用”的理论策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仅迎合并支持了拉莫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不满，亦使拉莫意外找到了力挽残局、重整河山的起死回生之策：不仅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解毒之药，也把它拿来作为酵素、作为添加剂、作为配料、甚至作为“补品”加以运用。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构的维度上，拉莫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莫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此，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而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那么，就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之意，以此一“后（post）”置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东西。在拉莫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质言之，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后化（Posting）”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莫新的理论视界终于获得命名——这一奇妙无比的命名不仅抚慰了拉莫浓重的怀旧情结，而且也满足了他们重铸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又表征了“空的能指（signifier of emptiness）”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所以，我们终于看到，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言中，拉莫郑重地宣布他们已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内。从表面上看，拉莫的这一宣称似乎拖延了几年，因为，早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1981）的末尾拉莫决意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立场已十分鲜明。然而，就拉莫的实质性意图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迟到的、追补式的告白，而勿宁是正当其时的充满创意的新宣言。因为，拉莫清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初，“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在西方理论界已颇为流通，不仅很多学者和理论家早就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在多数情况，“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被用来确认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之意的不良称谓。如果拉莫仅仅在“走出”的意义上使用“后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最终不过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长长队列中姗姗来迟的两位平庸新人而已。

拉莫显然不想停留在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水平上。他们想要给“后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术语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后马克思义不仅仅是断裂的喧响和临别的寄语，它还应该是一种激进的召唤和解放的宣言！虽然“已经不现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2]] 但是，由于看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过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而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之路，在拉莫看来，这也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比沿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所规定的线路矢志前行的道路更不值得选取的一条道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式以及它的革命策略、斗争方式和变革途经可能已经不再适合当代激进政治斗争的现实，不过，拉莫仍然主张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宰制、不平等、压迫、剥削、非正义、非人道的现象作斗争，也仍然追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精神不能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更应坚守。更何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还有一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所以，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废其法而承其意，以不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子来张显内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情怀和斗争气质。正如西姆指出的，这种做法，对拉莫而言，也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3]] 就此而论，拉莫是在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构型方式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这一塑像与原先的“偶象”不求形似而只求神合。即是说，拉莫不是“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重新规划”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拉莫的这种理论构想既包含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富有热情的放弃”（齐泽克语），同时又蕴寓着对马克思主义激进精神的创生性延续。为了表达这种表面上充满悖论性的理论立场，拉莫别出心裁地“造出”斜体与正体交错搭配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4]] 这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发展史上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创制，它的意义不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制作了别有兴味的书写体式，而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出了全新的理论路向、赋予了积极的思想内涵。如果说拉莫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什么理论贡献的话，那么，这一贡献就在于他们努力把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朝着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向转化和推进了——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消极的、否定的、解构的，它也可以是积极的、肯定的、建构的。而对于拉莫而言，post-Marxism(post 为斜体，Marxism为正体)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起点，而post-Marxism(post为正体， Marxism为斜体)才是整个理论的重心。

当然，也有人对拉莫这种正斜体交互搭配的差异书写不以为然。比如，丹尼尔·麦吉（Daniel T.McGee）在《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中麦吉写这样道：

“对于暗示着表面的同义反复中实则蕴涵着重要的意义差异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乃是拉莫的如下说法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他们宣称他们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而不相信另外一些部分。……拉莫不是墨守他们不再相信的传统，而只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把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诸如本质主义的阶级利益、社会的经济决论）筛掉，而把他们还相信的部分——霸权概念——筛选出来。……拉莫宣称他们既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同时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这种明显的悖论和特殊兴趣只不过是如下观点在修辞表达上的模糊化：后马克思主义保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即‘它最好的碎片’）而拒斥了与后马克思主义逻辑不相容的其它范畴。拒斥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偶然性，对抗性斗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5]]

不难看出，麦吉并不否认拉莫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而是质疑拉莫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身份。麦吉之所以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吃惊地发现拉莫自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霸权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它的阐释很不相同：与其说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还不如说他们“变革”了霸权概念。既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特意留下的霸权概念也已经“走了样”，那么，还如何能说后马克思主义中留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所以，麦吉断言，拉莫玩弄这个“古怪的斜体字游戏”完全是欺世盗名：他们想迷惑别人，以使人相信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藕断丝连”、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过程、他们那里有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激进政治理论；而实际上，拉莫那里“既没有政治，也没有理论，既没有一套真理主张，也没有具体的规范性‘战略’”，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宣称“无非是一种认同或者‘鼓动’性的表述行为，无非是企图让别人把自己称之为某种后马克思主义者”。[[6]]  也就是说，拉莫弄出两种怪模怪样的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纯粹是掩盖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和掩饰他们无所建树的空虚心理的一种巧妙花招而已。麦吉是想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被拉莫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所迷惑，误以为拉莫真的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因而是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千万要认清拉莫的嘴脸：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是假的，或者说徒有虚名，而拉莫仅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这才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麦吉并没有真正把握拉莫赋予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特定含义。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并不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某些概念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变成了斜体，就是表明要借用“后学”的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重构、某种改写。难道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抛弃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吗？难道就不能“像解读弗洛伊德、黑格尔或柏拉图的文本那样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7]] 吗？难道就不能“从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视域以及我们时代的情势出发去探析马克思的文本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疑问”[[8]] 吗？ 拉莫既不赞同非解构的拒绝，也不认可非建构的接受。他们的立场是：只有通过重塑马克思主义才能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而经过重塑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外观上也辨识不出原来的影子，但它依然“壮怀激烈”、依然抱有厚重的弥赛亚主义救世情结、依然构想着人类解放的光辉远景。“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一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9]] 不走先辈之路，不行先辈之法，只弘其道、现其韵、扬其神；在拉莫看来，在后现代境遇之下，这是唯一可行之策。

 

六

 

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解构与建构同时兼备的“双重”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特质把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极端后现代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拉莫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方面“反应过激”，而对它的建构方面却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象麦吉这样完全否认拉莫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建构性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雷诺兹（Paul Reynolds）公然宣称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挑战、重新阐释或拒斥的大总汇，要么就是“皇帝的新装”罢了 [[10]]——皇帝自以穿上了最美丽的衣服，而实际上是一丝不挂！杰拉斯（Norman Geras）则径直认定拉莫那里存在一个“学术真空（intellectual vacuum）”[[11]] 。实事上，拉莫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份，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拉莫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是他们对话语概念的新阐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中，拉莫就已经使用了“话语（discourse）”一词，但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这一有限的范围之内使用它，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话语”总是附在意识形态一词的后面——即“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这表明意识形态话语外部还存在着“非意识形态话语”。《社会的不可能性》（1983）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宣告了话语摆脱了狭义的意识形态内涵而进入到与社会概念的界域等同化的境地。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一书以及随后对杰拉斯的回应文章《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1988）中，拉莫深入阐述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拉莫话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莫的措辞来表达就是：意义乃是“接合（articulate）”的产物——之所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elements）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质言之，在对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所谓话语（discourse），就是“如此的接合实践所达成的被结构化的总体（the structured tot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articulatory practice ）”。[[12]]

这一界定的关键点在于一个扩展了的彻底去本质主义（de-essentialism）的接合概念。此一接合概念已远远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的对接合的规定——那时，接合的范围狭窄、效力有限，意识形态的核心原素在被接合之前已经具有外在于接合的“身份”，而且在接合中，这些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被篡改的仅仅是中立意识形态原素的“身份”，严格说来，这种篡改不过是既定的主导身份的扩张而已！如果意义的认同不是由接合活动本身也造成的，就谈不上完整意义的接合；而没有完整意义的接合实践，也就不会有拉莫的话语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之前，预置了“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一节，对阿尔都塞主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an essentialism of the totality）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本质主义（an essentialism of the elements）。

拉莫认为阿尔都塞通过引入多元决定这一概念展开的对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的批判虽然“看起来开辟了从社会关系的多元决定的属性为起点阐发一种新的接合概念的可能性”，[[13]] 但由于阿尔都塞不放弃“经济的最终决定”，从而大大限制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逻辑具的解构功效，其自身反而陷入自己所批判的理性主义典范中去了，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只是以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置换了另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尖锐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经济的最终决定”以及“结构因果性”，主张把社会关系看成是由种种制度设施、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诸多实践以及不同的动因组成的聚合体（aggregates）——聚合体的这些构成原素是相互分立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由于真正祛除了“单一决定”阴影和必然性的专制，这种“肢解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拉莫的理论界域。但是，此一方法所秉持的“非相关性原则（non-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却阻断了赫斯特、辛德斯等人与拉莫的汇通之途。在此，其根本症结当然不在于断言原素之间非本质性、非必然性关系，而是在于将这种“破碎”关系本质主义化了：如果每一原素无须“他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自足性、就可以在其自身之内可以获得自我认同，那么，这些分立的原素无疑就成了一个个封闭的逻辑原子。相反，在拉莫看来，“任何认同的意义都是多元决定的，因为，所有的本义（literality）都会建构中被颠覆、被超越；在多元决定的逻辑空间，既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总体化，也没有对象之间的本质主义分割，处于他者地位的某些对象的存在阻止了任何认同的固定。在接合中呈现的对象并不象钟表装置中的零件一样，某些他者的在场妨碍了任何对象之认同的完全缝合”。[[14]] 赫斯特、辛德斯等人疯狂地分割总体，其结局竟然是本质主义的幽灵不知不觉地潜入了一个个分立的原素之中！无论如何，附着在原素之中本质主义依然是一种本质主义，而只要本质主义的阴魂不散，接合概念就无法真正确立。所谓接合，既要使一切皆可“接”，又要使一切被接者皆能“合”——如有不可“接”之物，如有不能“合”之状，则皆无完备之接合实践可言。

拉莫以如此的接合概念来界定话语，其用意在于突显话语的生成机制。如果说，话语有什么关键特征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建构性维度。当巴赫金断言语义既不来自言语者又不源于语词本身，而是在具体的对话语境中生成的时候；当阿尔都塞声称意识形态召询个体的时候；当福柯说临床医学话语在其内部的不同构成原素之间建立一种并非真正给定的、并非先验地建构出来的关系体系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话语的当下构成性。只不过，拉莫把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状态而已。话语的建构性之目标乃是话语整体统一性的形成，而这种统一性原则只能在话语本身中去寻找，它既不能诉诸于话语之外的先验强制，也不能得之于话语原素固有的逻辑一致性的铺展。在这一点上，拉莫与福柯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正缘乎此，拉莫申言他们所归之于话语统一性的类型接近于福柯用以说明“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所谓“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

话语建立于话语场之内，这是拉莫与福柯共享的准则，但是，他们对“内部”的理解迥然有别。对于福柯来说，话语的内部意味着话语之外存在着非话语实践（non-discursive practices）；对于拉莫而言，话语内部仅仅表示多样性的话语场之间具有界线，而这些界线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事实，因此，话语内部仅仅是就具体的各别的话语样态而言的。这正是拉莫与福柯的不同之处：在福柯那里，非话语实践作为影响话语建构的一个层面被谨慎地保留下来，而拉莫则彻底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这种分歧点的存在源于不同的话语担忧：福柯担心话语统一性的“单调”与“重复”，所以才强调非话语实践对话语构型的影响，而拉莫的主要焦虑是话语统一性的外部宰制问题，因而才断然否弃非话语实体的存在。在拉莫看来，福柯的担忧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极有可能损害话语的建构性原则：如果特定的话语事实被非话语实践所包围，并且，这种非话语实践又能够刺入话语场的内部并塑造着话语形态，这无疑给“外来干涉”留下了口子，如此一来，不仅建构性的自治性质无法确保，“先验决定”亦可能“随机潜入”。再者，福柯只是简单地把某一话语场之外的东西称为非话语实体，却没有在理论上说明这种做的理由：为什么在话语之外的东西就一定是非话语？当你断言某某是非话语的时候，你如何保证你的这种言说本身不是一种话语？

这类似于黑格尔对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批评：当康德说物自体没有任何的思维规定性的时候，他恰恰是在用思维把握这个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个“剩余的渣滓和僵尸”，[[15]] 同样，当福柯说有一种非话语实践存在的时候，他其实正在特定话语的视界之言说着话语的对象。与话语的建构性的激进化相伴的必然是话语空间的最大化。为了表明取消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区分的正当性，拉莫提出两条理由：其一、“就对象不能在导致其呈现的话语条件之外被给予而言，一切对象皆作为话语对象而被建构出来”。其二，“社会实践的所谓语言学层面与其行为层面之间的任何区分，要么是一种不正确的区分，要么这种区分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它在话语总体的形式下被建构出来）的范围之内获得理解”。[[16]]

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准先验的”解释。[[17]] 它是康德关于现象的观念性的“移置”与“转化”。康德认为，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只能是现象，而物自体是什么我们无以获知，拉莫则断言，人们所遭遇的对象只能是话语对象，而不是脱离话语场域的纯粹存在。

“迄今，在我们与世界的交换的过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我们呈现为纯粹的实体，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我们呈现它的存在。树林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制造品的部件，或者是森林沉思的对象，或者是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物；大山能够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或者作为旅游胜地，或者矿物开采的源地，等等。要是我不在那里，大山原本不会是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山不存在。正因为它存在，它才可能成为上述这些东西，然而，上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种必然来自于大山的纯粹存在。作为某一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决不会遇到一个处于纯粹存在状态的对象——如此的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确切地说，我们遇到的存在总是表现为在话语总体之内被接合的某种事物”。[[18]]

第二点是一个后分析哲学的解释。它是言语行为理论特别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学说在话语领域的转换性应用。在后期维特根斯哲学中，语言与语言进入其中的具体行为构成了一个语义整体，这意味着语言原素与非语言原素的二元对立被彻底打破了：不仅是从言语的视角认定“语义”本身具有“以语行事”和“以语取效”的功能，而且，行为过程也必须从“语用”构成的领域加以理解。只有在特定的语用情景之中，语义才能真正确定，因而语言成分与非语言成分的区分并不等于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语言与非语言共同构成了话语这一意义总体。在此一视域之下，把话语仅仅归结为“说”与“写”难免流于片面，而坚持话语只具有精神性特征的观点乃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早在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主义学派那里就提了出来并且在一种“社会地形学”的困境中获得了艰难而出色的诠证。拉莫关于话语的总体描述是：话语作为一个意义总体先于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由此，它根本超越了语言与实在、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

如果对象之呈现不能脱离其呈现的可能性条件，如果这个可能性条件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结果，那么就必须从理论上直面这个话语生产的“源头”。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可能的？或者说，为什么意义的建构总能不断延续下去？拉莫的回答是：每当一种意义向我们呈现的时候，这种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失败——是一种完美呈现的失败，也就是说，每一种意义认同都是一个失败的总体。人们追求的那个本真性、人们意欲捕获的那个“本义”乃是一个隐喻罢了。总有某些东西从意义的固定中悄然滑脱。这种以拒绝象征秩序的方式成就象征秩序的永恒滑动之物便是“意义的剩余（surplus of meaning）”，拉莫把这种意义的剩余称之为话语性（discursivity）“我们称‘话语’为一个异质体的系统（即诸多环节所构成差异性体系），而如此的系统仅仅作为颠覆体系本身的‘意义剩余’的局部限制才能存在。这种内在于每一话语情景之中‘剩余’是一切社会实践之建构的必要领域。我们将这一领域称之为话语性场域（the field of discursivity）。这个术语表明了它（即话语性）与每一具体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方式：它既决定了任何对象必然的话语特性（discursive character），同时，又决定了任何既有话语实现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性”。[[19]]

话语性是标识对象的构成性以及此一构成性的未完成性和非稳定性的哲学范畴，因此，它本身并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界线和限制——它赋予一个话语对象一个必要的边界从而使意义的局部的固定成为可能；同时，它又不断限制边界的完全划定，使意义的充分固定成为不可能。话语性就是使对象“是其所是”的理论视域（theoretical horizon）——或者说，它是使对象成为如此之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对象的话语性在逻辑上（不是在时间上）优先于话语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追问话语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进一步追问话语性的可能性条件，就像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可以追问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再追问先验自我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话语性宛如一条地平线，没有它，我们便无法获得一种视域。但是，我们的目光又永远无法穿越这条线，当我们力图靠近它的时候，它便立即向更远处退去。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不断“剩余”下去的“剩余”。

 

七

 

拉莫对话语（discourse）概念以及话语性（discursivity）范畴的阐发并不是单单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话语认识论，而是为了介入对政治的重新解析。这种介入的第一步，就是从理论上重塑一种全新的“对抗（antagonism）”概念。从这个意义说，拉莫的“新话语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抗的概念化所必需的理论铺垫。当然，在话语论述中明确地引入“对抗（antagonism）”范畴，并不是拉莫的首创，阿尔都塞的高足米歇尔·佩舍（Michel Pechêux）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一书中分析个体的主体化运作的两种话语模式（two discursive modalities ）时就论及到了“对抗”概念。佩舍认为，个体被“召询（interpellate）”实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个体应答了召询从而实现了肯定性的认同；第二种是个体听到了召询却不应答，召询虽然尴尬但毕竟起了作用，个体在这种“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过程中被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了。在佩舍看来，只有在主体化的第二种模式即主体的“反-认同”运作之中才会产生才“对抗”作用。[[20]]

认同中的“反-认同”标识了主体化过程中“对抗”关系，这也正是拉莫的立场。然而，拉莫对“反-认同”的理解不同于佩舍。在佩舍那里，“反-认同”只存在于某种特别的话语模式中，并且，他似乎只把“反-认同”仅仅作为主体化的一个消极结果而呈现。而拉莫认为，在所有话语模式中都存在“反-认同”。“反-认同”并不是主体化的“结果”，而是主体化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由于“对抗”与主体生成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对抗之阐明也就是一种“主体解释学”。正因如此，拉莫在着手阐释自己的对抗观念之前，首先展开了对本质主义主体范畴的批判。齐泽克深谙拉莫此意——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引论”中，他大谈四种主体观，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引”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对抗大唱对台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观念而已。[[21]] 齐泽克的这一做法无非是对拉莫的煽情性模仿——在这种模仿中，齐泽克以一种张扬的方式再现了拉莫的基本观点：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对抗观念乃是植基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主体观。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莫提出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来置换传统的主体：“在这个文本中，不管我们什么时候使用‘主体’这个范畴，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内部的‘主体位置’这一意义上使用的。”[[22]]  “主体位置”这个用语来自于福柯，福柯用它来表示主体的弥散状态从而说明统一的主体模式的不可能性，但是，由于福柯本人没有真正贯彻在“话语结构内部”构建“主体位置”的原则，他所谓的“主体位置”实质上从“分散（dispersion）”转化为“分割（separation）”。而问题在于：“从分散到分割的转化显然造成了我们先前已指出过的那些分析上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原素的本质主义置换总体的本质主义里面所固有的那些问题”。[[23]]   这也正是齐泽克指责福柯的地方：从表面上主体似乎抛开了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然而，每一个分散的主体却在自制模型内恢复了自我形象。问题不在于由宏大主体蜕变为微观主体，而在于自足的自我形象的完全瓦解；问题不在于承认差异性立场，而在于这种差异性立场的去本质主义化。

拉莫对“主体位置”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福柯。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拉莫在福柯的概念框架中延融入了德里达与拉康的思想酵素。[[24]] 一方面，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主体性是延异的一个结果”，主体的当下在场是一个神话，“主体惟有在与自身的分离中、在生成空间中、在拖延中以及在推迟中才被构成”。[[25]]  另一方面，主体位置的话语特征也“脱化”了拉康的作为“缺失”的主体的观念：主体的呈现永远是一个假相，它或者是借助于他者的虚构，或者是某种“匮乏”的象征。“‘我’作为主体是以不存在的存在而到来的。这个主体与一个双重疑难相协调：一个真正的存在却会因自知而破灭；一个话语却是由死亡来维持”。[[26]] 在此，拉康俨然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可持续的“缝合（suture）”现场：在某一个“节点（nodal point）”上，创伤的裂口似乎要被缝合，然而就在缝线“打结”的一刹那，一种“内爆”又使缝口崩裂。缝合在缝口的不断崩裂中延续。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曾说，拉莫提供了一个“策略性人体（a body politic）——其皮肤永久性地裂开着，以使外科手术室中持续的值班成为必要”，[[27]] 其实，这个“策略性人体”的原始提供并不是拉莫而是拉康。拉莫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这个“策略性人体”从精神分析治疗室“搬到”了政治分析领域而已。

拉莫对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的主体理论进行了成功地“接合”。主体在经历其“主体位置”时的丰富性（福柯主义）被最大程度地削减了，主体的内在丰富性被指认为主体化对根本性“残缺”的掩饰（拉康主义），并且，借助于德里达，“主体位置”被构想为对书写进程的“撒播”的驯服。主体不可能由既定的单一“位置”所捕获，相反，主体在话语结构中有诸多不同的位置（positions）“闪现”，并且，这些差异性位置并无实证性——“位置”本身不过是某种深度匮乏的“征兆”而已。正因为“位置”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像”，所以主体才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总是“站错”地方——他站在这个点上说出话似乎总是与此一位置不大吻合。主体位置就是不断延异中的一个个“闪动点”，就是持续缝合中的一个个“节点”。主体在寻找合适位置时总是“站错”位置，因为主体没有“本来的”位置，他此时此地所“占位”很快就证明并不一个恰当的举动。用拉克劳的话来说，“主体的位置就是错位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the subject is that of dislocation）”。[[28]] 

主体是话语结构内的差异性位置，而位置就是错位——错位所表征的实际就是主体认同的困境（即认同的不稳定性和未完成性）——所有的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这种错位式认同的话语表现形式就是对抗：“有没有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显现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延宕，而是一延宕的空洞无用以及任何稳定的差异和客观性的最终的不可能性？答案是：有。这种关于一切客观性的限制‘经验’，确实具有一个明确的话语表现形式，它就是对抗（antagonism）”。[[29]] 由于某种“阻滞力”的作用，主体无法表现为一种完整的存在，主体的位置永远不是“本来”的位置：“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的限制（antagonism constitutes the limits of every objectivity），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局部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30]] 只要不把主体当作一个透明的完全主体，只要不把主体位置当作是一个实证性的空间，主体认同的对抗性维度就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拉克劳再次申言：“关键的一点是，对抗是所有客观性的限制。在其最本来的意义上，这应该被理解为：对抗并不具有客观的意义，而是阻止客观性本身之构成的某种东西”。[[31]]

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32]] 在通常情况下，对抗往往被等同于矛盾或者理解为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拉克劳一度也不例外，为此，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一个注脚中特意做了自我批评。[[33]] 颇有意味的是，拉克劳的自我批评以及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对矛盾与对抗的区分所做的理论努力并没有引起齐泽克最起码的关注——他在自己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破天荒地把黑格尔称作“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已提供了一个与后马克思主义最为一致的“对抗”模式。[[34]]  惯于煽情的齐泽克往往在大力张扬拉莫的观点时有意无意地窜出了拉莫的界线。在把对抗的解释诉之于黑格尔这一点上，齐泽克可谓是“反拉莫之意而用之”。因为，拉莫对“对抗”的阐释本身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背离。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莫的反黑格尔手法是无比高明的：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也说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到的是完全的同一性”。[[35]]  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形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这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36]] 

在拉莫眼中，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展现了理念不断异化的动态过程并彰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裂隙，但是，这种辩证法最终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理性主义极限：一切差异性原素均得之于概念的演绎，所有的关系规定都是逻辑的规定，那些不确定性、模糊性、变动性不过是理性的狡计，一切的一切最终必然被理性系统所吸收。质言之，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通过这种“内在的超越”，“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37]]  在理性完全控制的世界里，矛盾关系中的差异、对立及转化无不被理念的深邃性所吞噬，对立面作为“他物”也仅仅是在彼此相互规定的限度内对“此物”的超出。从这里不可能通达拉莫的对抗观念，因为拉莫一再申明，“既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狡计’，也不存在任何类型的使对抗顺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38]] 

对抗就是对抗，它不能被还原为矛盾。对抗不是从某种运动规律中衍生出来的，也不是因果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它不听从绝对理念的召唤，也不服从泛逻辑主义的规约。如果矛盾是内在的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那么，对抗就是“外在的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39]]  如果矛盾是深层的理性表象，那么，对抗就是“对被理解的可能性的逃避（escape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pprehended）”；[[40]] 如果矛盾是一种遵循规则的游戏，那么，对抗就是意外的搅局，“就对抗而言，所有的规则与一致性都被亵渎：对抗者不是游戏者，而是一个骗子”。[[41]]  如此的对抗观念是对黑格尔矛盾概念的“反动”——这种“反动”的根本之处在于：被矛盾所吞食的偶然性被重新释放出来，从而构成主体化完全实现的障碍。主体的主体化遭到不可收编与归化的“偶然性逻辑”的搅扰，它的完备的对象性（即客观性）存在被永久地延迟了。

偶然性的介入使完满的认同空间现出了“漏洞”，一度严整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对抗就是破碎的、失败的经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如果主体只是通过语言部分地、隐喻性地被整合进象征秩序从而建构自身，那么，对此一象征秩序的任何质疑必定构成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这种失败的经验并不意味着走进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秩序、走进某种超越诸种差异的什么东西，这仅仅是因为……（在对抗关系中）并不存在超越。”[[42]]  现代认同的危机既不能诉诸旧的形而上学来解释，也不能通过构造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获得解决。构造完整存在的失败已经从根本上远离了任何“在场”形而上学的吁求。但是，如果对抗关系中不存在内在超越，那么，总体的完整存在又是怎样被瓦解的呢？换言之，作为一种“失败的经验”，对抗是如何呈现自身的呢？ 这需要对对抗的实际运作“形式”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注释】